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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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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强：中国的新创业时代
什么是中国的新创业时代？以王强、俞敏洪、徐小平 1996年回国创业的时间为界，到今天，两个时代之间发生了怎样的本质变化？在涌动的时代里，又有什么样本质的东西对创业者而言，是不会发生改变的？真格基金合伙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王强在昨天的WISE Talk上做了分享： 感谢大家，听完Rahul Sood站在世界的顶峰跟大家分享了现代新世界正在往哪走，我作为一个国内创业的过来人，现在又和小平一起做早期的投资，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年代到现在的年代，初创公司生态究竟发生什么样本质的变化？ 从柳传志到马云到俞敏洪，作为我们那一代的创始人，当时跟着俞敏洪创业只为一个东西——让自己的物质生活变得和昨天不同。那个时候你要问柳传志他是为了将来收购IBM？我想恐怕他做恶梦也不敢说，马云也不会想到要用阿里巴巴颠覆整个贸易文明。 96年我们从美国回来，做新东方做了10年，新东方以后，我和小平出来继续延续新东方另一半梦想——当时新东方提了两个口号，让新东方成为留学出国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后来我们觉得既然当年我们在新东方有后面这个梦想，为什么不能实现一下呢？所以2011年我和小平决定做一个资助初创的创业者们来一起做梦的东西，我们就进入早期的投资领域。 新创业时代关键词：选择、应变、动机、回报 这两年通过跟早期创业的年轻人接触，我发现创业正在发生本质的变化。我称之为“中国新创业时代”的本质正在越来越凸显。它围绕着几个词—— 第一，选择，你敢不敢于选择？Rahul Sood说你是选择找一个安适高薪的庞大公司，到那里管走廊，拿着高薪，还是选择一个现在看来就如同雾霾一样的前途，看不到晴空万里？选择是非常痛苦的东西，为什么呢？莎士比亚当年的名著说生存还是毁灭，是人类的大问题。正是由于这个问题，问出了人类内心最深邃的潜意识的困难，它的结果就是你生存还是没法生存。 我觉得大到人类的选择，小到生活刹那间的选择都非常重要，创业不仅要选择，选择完了以后还要面对残酷的市场搏杀，面对随时而来的挑战和回应。大家知道上个世纪英国大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研究结果涵盖了各种文明形态，总结出这些文明怎么出来了，怎么就繁荣了，最后怎么死掉的。上千类的文明，小到部落文明，大到国家文明，民族文明，分析来分析去就两个问题——挑战和回应的关系问题，所有死掉的文明都是在突如其来、没有准备好的各种挑战面前，它丧失了，在第一时间没有做出正确决定的回应，因此它就死掉了。 所以我觉得创业第二步你的体验肯定是这样，面对惨烈的、各种突如其来的、你想象不到的情况，包括水军，一刹那决定错了，就可能全军覆没。所以创业者心里要迅速成长，迅速成熟。 第三，我非常同意Rahul Sood的说法，如果为了钱千万别走进创业这行，抢银行更快。我始终认为金钱只是一种品德的延伸品。创业者究竟最后是靠什么赢得了市场、赢得了消费者？是靠优秀的品德。 儿子说，爹你写诗写的这么好，能不能教我？不要专注于那些咬文嚼字的表面，我告诉你，真正学好诗，工夫在诗外。创业也一样，无论你进入哪个行业，真正要靠优秀把你所谓企业的深度做出来，当你的灵魂和别的企业不同的时候，这就是你最大的竞争壁垒。 最后，创业者会有一个伟大的回报，这个回报是通过你的辛勤、你的专注、你的激情，通过带领团队一望无际的拼杀，通过30年、50年拼出了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常常思考永恒是什么，为什么有人30岁死了，大家永远怀念他？这就是生命永恒和不永恒的区别，有些人活着他们已经死了，有些人死了他们却活着。如果创业者坚韧不拔地走下去，让你们的梦想从改变自身的物质生命开始，到改变自己精神生命，到感染一群人跟你奋斗人的生命，最后直接改变局部世界甚至整个世界，你的生命的永恒性就出现了，你其他的回报才有了。 我觉得这是发生本质变化的东西。 新创业时代创业者：Follow your dream 现在我简单再回顾一下真格基金这两年投的四类创业者，他们代表了现在我成为新创业时代的年轻人的风貌——2010年3月之前，我们投了陈欧，陈欧是现在新一代偶像级的市场营销高手，他说：“我是陈欧，我为自己代言”，成为了前几年很红的陈欧体。陈欧从2010年3月开始走进垂直化妆品市场，我们没看好，说你连女朋友都没有怎么能熟悉化妆品呢？难道你们三个哥们互化吗？创业得有起码的真知，但陈欧说，“我对市场有敏锐的感觉”。 当年小平慧眼，陈欧刚创业的时候投了30万美金，整整四年今年能够顺利在美国上市，这个公司整整四年，到今年是销售100—120亿，原本这样一个突飞猛进进来的公司本来不大可能成，因为有阿里巴巴、有腾讯在，怎么会短短的四年杀出这样一个东西？但是陈欧的狼性就体现在，为什么找那些人代言？他们代言还不如我，我是陈欧，我为我自己代言，这么一说反而在整个年轻一代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呼应了这种营销的速度，所以聚美突飞猛进。陈欧代表的是一类初创公司——创业成为自己生命存在的一种宣言。你们看吧，四年后他印证了。 第二，我们投了一个叫季逸超的小孩，今年21岁，他是一个极客，19岁就做了手机上的浏览器猛犸，19岁的时候就是非常聪明的。他一辈子只是选择那些和直接现实没什么关系的事，他的口头禅就是找没用的事来做，这是我人生的乐趣。 我们发现这也是现在新一代创始人的品质——做创业公司成为探索人生生命乐趣的一个极高表现、最终极表现，其他东西没法体现我对生命中的乐趣那种至高无上的探索。他并不关注我能不能上最好的大学，他是北大附小出来的，高考的时候他却不在乎，没进入北大，没进入清华，但是他在19岁做出了猛犸浏览器。真格投他的时候，其实也不觉得他能够直接做出什么有市场意义的东西，但我们投的时候从来不会问这个东西能够赚多少钱，实践来看，老天给我们的回报非常好。 投资的工夫在投资之外，大家都在算数字的时候我就不算，你可能获得的就是大数字。你天天算小数字，加在一起也是非常有希望限的，人生和投资创业都是一样的道理。后阿里季逸超又发明了手机上的针对苹果的输入法，大家用了以后觉得很好，现在三星跟他在谈，能不能用他的产品。5月份他即将要推出让我们眼睛一亮的一个东西，真是智能搜索的新的产品，真正颠覆了我们对搜索的全部实践。我现在不便透露，5月份大家可以去他的发布会。 第三个就是我们最自豪能投到的一位创始人，赵勇。赵勇他原来是Google Glass的主设计师之一，当时我们两次在硅谷和赵勇喝酒，感觉到赵勇内心涌动着一种东西。小平就开始使用他最杀手级的东西——“忽悠”，我们花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来忽悠，最后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赵勇真的说我现在要回国了，离开Google，我要让我的计算机识别的科学家梦想在中国实现。 去年赵勇拎着皮箱告别Google，回到小平的住处。回来之前，很多基金都非常兴奋，都说肯定投他啊。但当天晚上小平告诉赵勇，你现在没有产品，也没有什么方向，大家可能就不投了。赵勇说，不投我也回来了，他们不投我也已经辞了，小平就说，真格答应，如果他们不投，我们把答应好的全投了，你敢扔掉Google的年薪，为什么我们不敢扔我们的钱？后来我们非常快乐地走到了今天，赵勇公司的产品雏形将是令世界眼前一亮的东西，赵勇给我们描述，他说让摄像头带上人的眼睛和人的脑子，他的公司名字叫格灵深瞳，一闪谁都跑不了。 所以赵勇代表着典型的工程师科学家改变世界的梦，就像Google Glass，像Google自动驾驶车这样的级别，他要做世界级的东西，这是他这类人创业的目标。 后来真格又投了一家做丧葬用品的公司，刚开始看到这个case的时候，真格内部有人说别投这个，有点不吉利。我和小平眼睛一亮，觉得这是改变人类的。这个创始人带着家庭的痛苦，经历了母亲的离开，感觉到中国的丧葬业太黑了，太不光明了，里面要颠覆的东西太多了，为什么不能用真正高科技的手段做O2O？我们感觉他有一种梦想，要用高科技的手段加上人文的关怀颠覆传统。让大家像对生一样来敬仰死亡，让大家像对生一样追求死亡的关怀、温情，把冰冷在每一个过程中融化，这就是改变世界的东西。 总结一下，真格两年投资了90个公司，我们天天接触到崭新一代的创业者，他们都阳光，非常阳光。而且现在这个时代更需要阳光，不阳光外面就是雾霾，你自己都看不见，市场在哪更看不见，得自己充满阳光，有坚信的东西。 我们投资的创业者，他们选择的行业都是他们在睡梦里也想实现的，他们早已经知道，我十年以后就是做这个，只不过提前到今天。并且他们都很有能力，非常专注。你想陈欧现在做了100亿，我们半夜两三点到他办公室，他还在那指挥，好像他们不需要睡觉，赵勇也天天领着他们公司日以继夜往前奔。 你们说什么是企业发展的速度？大家都谈到速度，互联网时代，大家认为速度最重要，我认为其实有相对速度和绝对速度——相对速度就是大家有的你也有，他们有钱、你也有钱，他有的你也有的话，只能是相对。绝对速度是什么？就是一个企业的灵魂，看你想的多么深，如果你不能想的深，你只拥有表层的东西，你跑出来的概率不大的。就像当年我们读过的《乌兔赛跑》，我们津津乐道说乌龟太牛了，专注、不自傲，兔子有什么？本来应该第一，结果倒数第一。当年钱钟书先生说，这个前提只例举了兔子睡觉的情况，但如果兔子不睡觉，乌龟永远追不上它，这就是绝对速度和相对速度的辩证关系，如果你聪明、专注、有先机，又像兔子一样不睡觉，乌龟后发起来怎么能追得到你？ 综合来说我，我想作为创业者都要在一个漫长的心态中，艰难地挺进。创业从疑虑开始，然后你不断地点燃你的激情，点燃别人的激情，只有这样化解成每天做的东西，才能一如既往地往前走。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我们能给出什么就给出什么，我们现在的疑虑正应该是我们的激情，我们现在的激情正应该是我们真正做的任务，这就是我理解的崭新的创业时代和精神。 王强现场演讲视频如下：文章选自36Kr
2015年5月15日 -
王强：成功创业者都有自己的信用体系
（王强，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联合创始人） 真正做一个成功的大企业，创始人身上最需要什么精神品质? 第一个，你必须想得非常清楚，你的生命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最后创业胜出的人，全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明确的回答。不是为了钱，他要获得人生另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一张人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用卡。 跟大家分享两个故事。 作为天使投资人，小平老师最近爆得大名。聚美优品他投了18万美金，小平老师这笔投资从2009年到2014年5月16号聚美优品在纽交所上市，已经翻了800多倍，接近三亿美元。 其实这笔钱不是投给陈欧做聚美的。2009年，陈欧从斯坦福回来，要创业的时候。他要做广告植入的一个什么东西，去找徐小平。陈欧一见到小平就讲植入，讲了两个小时，小平频频点头，最后说没太懂。 小平给陈欧投了18万，陈欧拿了18万在中关村租了一个小房子开始做，但是并不成功。后来陈欧转型做化妆品闪购。 小平一听他们转型非常兴奋，幸亏转型了。但是更担忧，说你们三个小伙子，都是20多岁，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怎么做化妆品。陈欧讲了对化妆品和闪购的感觉，小平又一次眼亮了。但是陈欧告诉他，徐老师，我这次来，一个是告诉你转型了，第二个，我通知你一下，不需要你再投钱了。因为上一个公司虽然失败了，但是当时你投了18万美金，这18万美金将成为新公司的股权。 小平老师说非常好，知情知义，必成大事。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陈欧建立了一个信用体系，虽然我暂时失败了，但是请你相信我这个人。他其实已经获得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信用卡。 更令人感动的一个事，是2007年我和小平第一次做天时投资的时候，投了世纪佳缘。世纪佳缘是小龙女做的一个婚恋网站。从投资角度来说，我们当时也不应该投，因为小龙女一直融不到钱，一到资本面前，她就无话可说，既陈述不清楚她怎么赚钱，也没有展现出一个领袖应该展示的势如破竹的魅力。当时国内有几家婚恋网站已经跑到他们前面了，因为他们至少先于小龙女半年融到了一千万到两千万美金不等的资金。小龙女跑出来的概率已经不大了。 我们和小龙女一起喝了三四个小时咖啡，没有听到任何赚钱的主意。但是我当时跟小平说，我说从她身上看到了俞敏洪的影子，女版的老俞，吃苦、耐劳、坚韧，像骆驼一样。 其中还有一个细节，让我和小平认为非投她不可。 小龙女告诉我们，2003年，她做家教，每个月攒下几百块钱。她要买服务器，要上万块钱。她跟一个叫渔夫的网民借钱，渔夫这个人在杭州开一个软件公司，每年赚几十万块钱，渔夫说你需要多少钱，小龙女说，如果可能想多借一点，连生活费带服务器，一共借八万块钱。2003年，八万也不算小数字，但是对渔夫来讲无所谓。渔夫说你告诉我银行卡。第二天，果真八万块钱汇到了小龙女的账户上。后来渔夫就把这个事儿忘了。 到2007年开始融资，小龙女一直跟我们讲一个原则，如果没有当年的八万块钱，我没有今天。所以你们要想投我，你们必须同意，把八万块钱折算成股份。 后来，我们当然被这种故事打动了，当然同意了。渔夫的八万块钱变成了世纪佳缘原始股。 2011年5月11号光棍节，世纪佳缘上市敲钟，小龙女在网上搜寻渔夫这个人，结果发现这个人仍然在网上，仍然每年赚几十万块钱，非常惬意地保持匀速地发展。 小龙女说，你记不记得2003年，你在网上借给一个网名小龙女的人八万块钱?渔夫说，没事儿，当时八万块钱就想送给你的。 小龙女说，我今天通知你，5月11号我经营的公司将在纳斯达克成为中国婚恋网第一股上市，我邀请你作为敲钟的嘉宾，顺便还给你当年借给我的八万块钱。如果按照IPO的价钱，你这八万块钱已经成长了一千倍。也就是说，八万块钱，到2011年5月11号，世纪佳缘的IPO价，就变成了八千万。 确实像阿甘正传一样的神话。当我们跟中影韩三平他们谈的时候，他们要拍成电影，觉得中国还有这样的愚蠢的事情发生。这种愚蠢真正是巨大的智慧。 真正得天下的人，创业精神一个最大的基因是什么?是骗钱吗，是哄资本吗，是哄市场吗，玩脑残粉吗?NO，首先是自己的良知。这两个人获得的不是一摞金钱，他们拿的是人生的信用卡。 哪怕陈欧和小龙女投资失败了，他们再想创业的时候，所有的投资人都会在第一时间，甚至在梦中都会答应给他们钱的。因为这种人生信用卡一旦获得，作为引领者的第一块基因就具备了。 第二，分享你的梦想，让大家一起跟你实现这个梦想。合伙人的精髓是什么，就是分享。 作为创业者基本上都是白手起家的，这个梦想有没有能力点燃你周围的人，这是尝试你能不能成功的第一步。如果连你最亲近的人都没有办法被你煽动起来，你梦想的含金量太低。你作为一个领袖，驾驭全局的能力还是比较缺的。 当年老俞从加拿大游说徐小平，当然小平一下就回来了，因为他待业，只要有一个工作就来了。 老俞当然非常清楚我的薪水，他作为资本家，他很知道怎么有效地控制成本，因为当年在北大我们读的都是马克思的著作，我和小平读的是《共产党宣言》，他读《资本论》，我们是撒热血的，老俞非常懂得控制营收。 他当时跟我说，王强，你现在答应回来，不要跟我谈什么条件，咱们就在新东方起家，咱们把自己的才智扔在这个平台上，看看能做出来什么。你回来，别期望我给你什么待遇，第一个，我给不起。你现在和我在新东方干了一年的收入一模一样，我不能把我的全给你。我说这个没有问题。在新东方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和老俞花过一分钟时间谈个人待遇。 做了三年时间，1999年，新东方大了，有几十万学生，就进行了股份制改造。 东方合伙人的精髓，最后怎么样真正变成生产力? 18页财务报表和3页审计报表是新东方的故事。 新东方在纽交所挂牌上市的时候，我们是中国第14家企业。前面全是国字头的，中石油、中海油、东方航空、中国移动，全是这类公司。 乔布斯说做好一个企业就两个东西，一个是STAY HUNGRY，一个是STAY FOOLISH。 新东方愚蠢的事是什么呢? 1999年开始股改，变成股份制，大家觉得既然我们都是股东了，我们要跟俞敏洪一样，拥有对这个公司全部的知情权、掌控权，当然这个掌控是按照股份有区别的，但是知情权要有一样的权利，为了这个打了三年。 从作账开始。2002年，新东方全部的利润大概也就是800万人民币，我们请世界五大的德勤来做账，德勤开出450万做新东方一笔账。老俞说，今年做这笔账，大家没钱分红了。大家说，宁可饿着，也要搞清楚公司究竟属于谁的。老俞非常郁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接受了集体的意志，同意花450万。几个月以后，德勤拿出了18页的财务报表，新东方的帐目非常简单。 德勤说没见过你们这样的企业，别说国营的了，私营的更不可能，你们收入这么少，做18页的账要干什么。 老俞非常郁闷，大家做完了以后也郁闷，今年没钱分了。但是幸亏当时大家对物质没什么期待，我回来骑了三年自行车，顶多再多骑一年，怕什么。后来董事会又说，德勤这笔账可不可信，要审计一下，我们最后心里这块石头才能放下来，大家才知道我们是不是作为一个战车往前奔。 第二年我们找到了普华永道，他说你们千万别花四五百万做这个审计，德勤你们应该相信了。我们不相信，我们说一定要花四五百万。最后，普华永道大概一个月出了三页审计报告，说德勤的账没有一个是错的。签了普华永道，盖了章，我们又交了将近450万。 把新东方将近一年的利润都花了，最后换来了21张纸。这21张纸大家非常珍贵，买了一个非常好的保险箱，让会计赶快锁了，人在保险箱在，这里面有大钱，里面存了800万人民币。 到了2004年，突然有一个咨询公司给我们咨询，说新东方会很值钱。我们说能值多少钱，他们扔出一个数字，怎么也值50个亿吧，当时新东方整个市值一个亿。 2004年底，美国老虎基金开始物色中国的教育市场，突然发现了新东方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公司。他们的投资人陈晓红找新东方，有兴趣考虑考虑将新东方作为投资中国教育界的第一个试点。 陈晓红看到德勤和普华给我们做的报表，大吃一惊，说我考察中国那么多企业，没有一个企业拿出这样一个东西来。小红当时说，好吧，我投两千万美金进来，你给个价吧，一个礼拜以后把钱打到你们账上。就因为这21页审计报告，大家知道我们为了一个原则做出来了，不是为了资本市场，不是为了吸引投资做出来的。恰恰，它节省了半年的时间。 当你的梦想点燃了周围人的时候，你要让他们和你一样相信自己的梦想，你真正的团队才会诞生。只有这样，大家才觉得，你虽然是大股东，我虽然只拥有一股，但是我仍然是主人。因此，我全部的才华、心血、努力愿意倾全力为这个平台贡献。做到这一点，才能一加一大于二。 第三，包容。作为创业的老大，最难戒掉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的自以为是。 因为这个梦想来自于你，你就觉得天底下只有你能够完成这个梦想，其实这是一种错觉，甚至是幻觉。因为这个梦想实现的层次非常复杂，它要涉及的层面太多了，任何一个简单的产品投到市场，要穿过全部人性的各个层面，你才能最后完成它的销售，哪一环都不能少。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思想的碰撞就成了日常的形态。你能不能有包容能力，能不能变得作为一个倾听者，就变成了你这个核心团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 要成大事者，必须有胸怀。这个胸怀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刚才谈到陈欧事件，小龙女事件，这个就是胸怀展示出来了，我们可以不担忧他们企业能不能做大。只要胸怀不磨灭，他们永远会找到愿意跟他们奋斗的极优秀的人才。 你作为一个引领者，要历练你的心胸。我想用一个诗句，非常形象地来说明这一点。这是我非常喜欢的葡萄牙诗人佩索拉的诗，我的心只比宇宙大一点点。这一点非常关键，如果你想征服一个人，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论就是，你的胸怀只比他的大一点点，你容得下他，心胸只需要大一点点。比方他就看到十块钱，你只要看到11块钱就可以了，我再给你一块钱，你就拿下他了。当然金钱还是太简单的描述，任何东西，只要你的胸怀稍微比他宽一点点。你要想拿到这个市场，你的视野和胸怀只比这个市场大一点点，你一定拿这个市场，你要拿下中国，你的心胸要比中国大一点点。你要拿下世界，你的心胸要比世界大一点点。文章选自创业邦
2015年5月15日 -
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不创业，毋宁死
(王强，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联合创始人。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学士，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曾任北京大学英语系讲师，美国"贝尔传讯研究所"软件工程师。王强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常务理事) 7月25日晚，2014北京朝阳海外学人创业大会（OTEC）第二次加速培训在盘古大观新华都商学院北京校区开讲。此次加速培训以“全能CEO为自己代言”为主题，由朝阳海外学人中心联合北京创业巢和新华都商学院共同举办。学人中心负责人肖振祥首先介绍了2014北京朝阳海外学人创业大会和朝阳区的创业环境、人才政策，并诚挚地邀请大家到朝阳区来创业。 新东方和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与新华都商学院理事长兼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志毅与到场的近百名创业者分享经验、交流心得。两位主讲人生动而富有哲理的演讲令到场观众收获颇丰，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王强先生首先回顾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从北大学士，到留校任教；从为了“见世面”毅然辞职赴美，到改行在美国读当时最火的计算机专业；从被俞敏洪说服放弃80万年薪回国共创新东方，再到现在与徐小平一起创办真格基金，帮助更多年轻人实现创业梦想，在他看来自己的职业生涯就是不断实现一个又一个梦想的过程。从创业的先行者，再到创业者的圆梦人，他对于创业和创业者所必备的素质，自然有极深的感悟。 王强先生极具感染力的演讲引起了现场阵阵掌声 什么是创业的最佳时机？王强表示，首先你要勇敢跳出目前的生活状态，创业者要像宗教徒一样忠于理想，为它而狂热，等达到“明天你不实现它就难受”的地步，那么就应该开始了。在组建创业团队时，最好要在知识水平、人生经历方面达到互补，这样最终才能形成“互相敬畏与热爱”的理想搭档。在股权分配方面，王强认为创业者，尤其是中国的创业者一定要对股权很慷慨，因为你的项目和公司在上市之前，几乎可以说是一文不值。但在创业刚开始时团队内部一定要制定一个游戏规则，王强举了新东方的例子：“新东方上市后，虽然董事会是一人一票，但俞敏洪有解散董事会的权力。这就是底线，也是给所有人的定心丸。”最后，王强鼓励在座的创业者：“人最重要的就是要try，不试一试，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功？” 何志毅理事长曾担任过十个组织的领导，现在致力于把创业理念落实到教育中 何志毅理事长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从传承中国优秀文化的角度给创业者以启发。从“诗”、“禅”、“数字”等新奇的角度出发告诉大家，创业有时需要放下理性、放下逻辑、放下思考，听从内心的直觉。要做一个全能CEO很难，但“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对于人的发展而言，意义非凡。 两位嘉宾演讲结束后与现场的创业者们进行了交流。在回答创业者如何选择创业方向，他现在又关注哪些领域时，他以自己对市场的判断和投资的经历告诉在场的创业者：“好的创业项目都是要把最简单的东西做到极致，从大的领域逐步缩小，聚焦到看似微小的一点上，等你做到极致之后发现它是一种刚需，那么就成功了。我现在更关注的极简的、人性本源的东西，因此我并不是很看好可穿戴设备，因为人是赤裸着来的，从人性上说就不希望越穿越多，但我也相信会有一两个可穿戴设备最终取得成功，那一定是会对人的生活产生极大影响的。” （文章选自北京朝阳海外学人创业大会官网）
2015年5月15日 -
陶景洲：中国或应考虑特赦贪官
理事简介陶景洲，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 习近平自2013年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领导的高调反腐运动，无疑取得了巨大成果。在这场打击面较广的净化公共生活的运动中，估计已有数万官员——既有位高权重的“老虎”，又包括更多低级别的“苍蝇”——受到了警告或惩处。 这种变化可能对奢侈品供应商和高端酒店业造成了沉重打击，它们曾为中国经济车轮更快地转动提供了各种“润滑剂”，并从中获利颇丰。但是，此次反腐运动受到了广大中国百姓的欢迎，他们将腐败视为中国许多问题——从环境破坏到灾难性的城市规划——的根源。如今，商业环境也变得更加干净、更可预测了。 因此，现在提出北京的领导层应不应该在反腐运动中考虑某种形式的特赦这个问题，听起来可能有些不合时宜。很少有人会认为，中国需要更多的“润滑剂”，但是，对已经通过非法手段涂抹到官员手上的“润肤剂”闭一只眼，是有体面的理由的。那些善于解读中共文件的人士，甚至察觉到了官员圈子对这种想法的一些热情。据报道，中国负责反腐的最高官员王岐山上月表示，现在还没到考虑特赦的时候——此言相当于默认将来有可能采纳这一想法。 中国不会是第一个在井喷式经济增长（推动这种增长的商业行为可能在法律上并非总是无懈可击）之后尝试这样做的国家。1977年，香港颁布了部分特赦令，免去对官员发生在特赦日之前的一般贪腐行为的惩罚（严重犯罪仍要追究）。与此同时，香港创建了一个特别权力机构，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追查新的贪腐案件。 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若没有特赦，检察官很容易陷入调查过往违法行为的泥潭，妨碍他们对当前腐败行为的查处。此外，警察系统和许多其他公共机构中有如此多的雇员都卷入了贪腐，如果没有特赦，一些关键的机构将会出现大出血式的损兵折将。 在中国，腐败已是如此猖獗，以至于绝少有哪位官员敢称自己没有污点。有些官员刚在台上参与了反腐败斗争，讲完话却发现自己也被调查和双规。在有些地方，反腐调查如此有震慑力，以至官员们担心那些基于正当理由做出的决策也会成为目标，尤其是如果后来有第三方被发现从中获益的话。在某些地区，政府几近陷入停滞。 国有企业是此次反腐运动中受打击最严重的部门。国企高管（事实上的国家公务员）一直试图藏匿于雷达侦测范围之外。一些国企高层领导被裁撤，已经阻碍到中国一些最大型企业的决策。私营企业家则突然发现，自己要回答在哪里挖到第一桶金的问题。许多企业家正把自己的财富转移到海外。严厉的反腐调查造成的摩擦势必带来经济成本，这类成本与杜绝腐败带来的收益间的利弊，需要得到权衡。 尽管看似不合情理，但对过往腐败的特赦可能是一种“必要之恶”。这样做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的一种担忧，即这场反腐运动只是掩盖政治清洗的一件便利工具。然而，正如香港那样，任何特赦都应配合其他措施，以提高透明度，如官员财产公开，以及媒体获得监督公务员生活方式的更大自由。热衷于将官员送上法庭，并非总是提高权力运行透明度的最佳方式。
2015年5月14日 -
CCG携手亚协、摩根大通举办“领先一步”研讨会
5月1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亚洲协会香港中心、摩根大通在京成功举办 “领先一步”研讨会。就“中国人力资源储备：缩小经济转型期的技能缺口”，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一致认同培养并提高人才技能对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讨会上，嘉宾们详细讨论了当前中国面临的就业形势，并探讨了行业领袖、学术界和政府如何发挥各自的角色以缩小人才技能缺口。此外，参与圆桌讨论的嘉宾们还指出随着中国经济从制造主导向消费主导模式的转变，经济发展将对人才技能提出新的要求。 经济快速发展、有待完善的教育体制机制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供给和市场需求之间的显著失衡。多项调查表明，由于可用人才短缺，世界各地的企业都面临着岗位空缺的难题。这一问题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显得尤为突出。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而人力资源储备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技术劳动力的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将给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此次研讨会的目的是讨论并建议中国如何提高劳动力技能、增加就业机会，以推动经济增长，这些议题也正是中国政府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王晓初在其主旨演讲中详细阐述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就业市场面临的特殊挑战。 “中国正逐步向价值链的上游转移，因此中国教育机构需要加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以适应实际工作岗位的需求。此外，公司自身也必须寻求留住人才的有效办法。教育界、商界和政府联合解决这一问题，将会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有力的保障。”CCG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亚洲协会联席主席、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主席陈启宗先生表示。 在中国，人才技能缺口这一问题在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行业尤为突出。信息技术行业的蓬勃发展为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很多中国科技公司急需大量高技能人才，以维持公司业务的高增长。在信息技术行业，企业需要采取创新策略来应对吸引并保留高技能人才方面的挑战，从而为企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保障。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先生在会上提出，应该从强调创业教育着手，创造更多高端或中端服务性工作的方式以缩小与西方的差距；此外，应该引进外国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的经验，并将原来是职业高等学院升为大学的恢复成职业高等学院，国家应该回到职业教育的层面去培养更多人才，培养人才应该转变观念，许多高等技工可以获得超过大学毕业生的待遇；而中国的社会保障方面也应予以加强，流动人口应该给予本地居民同等待遇，技能人员才能留下来并成为高效率的劳动力。 CCG 副主席、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徐小平提出，在新经济的情况下有很多的工作机会被创造了，需要很多新的工作技能，工作技能每天都在被创造出来。政府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政策来鼓励创新，鼓励创业，对于年轻一代来讲面临着巨大的机会 。 CCG副主席、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汪潮涌提出，中国在未来需要四种人才来满足新经济的需求或是经济升级的需求。需要新一代的企业家具有创业精神；需要新一代具有良好技能与培训，效率高超的服务业劳动力人才；需要具有全球化意识与良好外语沟通能力的人才，因为中国的企业家、国有企业、中国的资本、产品都需要不断向海外拓展；此外，还需要专业化的管理型的人才。 “领先一步”系列研讨会旨在集合商界、政界、学界领袖，共同讨论全球性问题以及亚洲地区所面临的关键挑战，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该系列活动由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主办、摩根大通集团赞助，一年举行两次。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作为国际领先的国际化智库致力于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研究，CCG作为合作伙伴联合举办了此次北京研讨会。下一场“领先一步”的系列研讨会将于今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相关活动链接： CCG携手亚协、摩根大通举办“领先一步”研讨会 亚洲协会“了解中国行”走入CCG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与亚洲协会会长举办交流午餐会 CCG协办亚洲协会“中国经济改革及其全球影响”研讨会 亚洲协会举办“香港对话”研讨会
2015年5月14日 -
【中国科学报】中国须在国际人才竞争时代抢占先机
本文刊于《中国科学报》2015年5月12日第4版 “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人才是全球化竞争的三次浪潮。在前两次浪潮中，我们都做得不错。但在第三个方面，我国目前尚属最大的人才输出国。如果在这次浪潮中不掌握先机，在全球化竞争中就会处于劣势。”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亟须变革国际人才战略，并给予适度的政策宽松，以享受国际人才的红利。 王辉耀认为，美国之所以在创新上走在世界前列，是因为其在争取国际人才红利方面做得最好。据统计，美国的专利创造约有1/3来自国外移民，1/3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自国外，同时国际移民构成美国1/4的高学历群体。 “随着中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未来，我们也需要国际移民，特别是国际人才。”王辉耀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的绿卡在过去十多年间总共发了不到一万张，相比美国一年的100万张，根本不在同一量级。 “从国际移民趋势来看，人才流动非常迅速。中国应在海外设立人才处、移民处，以广泛吸收人才来华。同时，允许海外人才拥有双重国籍，也是吸引国际人才来华的好办法。”王辉耀建议。 他同时表示，目前国家也开始意识到吸引国际人才的必要性。最近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也提出，要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建设‘一带一路’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都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开放人才战略。”
2015年5月13日 -
薛澜：为智库健康发展培育良好“生态环境”
专家简介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近年来，全国各部门各地发展智库的热情空前高涨，各类智库不断涌现。今年1月20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至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全社会智库热之际，中国智库领军人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对智库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冷思考。 近日，薛澜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对智库建设相关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并对官方智库、高校智库以及民间智库健康发展提出了建议。高校需与专业化智库进行有效配合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各类智库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请谈谈你对智库，尤其是高校智库的理解。在智库热背景下，高校智库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有着怎样的意义？存在哪些问题？ 薛澜：在全社会智库热之际，智库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也被大大拓展了。所以，首先要弄清楚一些基本概念，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智库。其实，《意见》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按照这个定义，虽然国内目前有很多组织和机构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的影响，但并不等于这些组织或机构都是智库，也不等于它们今后都应该办成智库。 同样，笼统地把高校作为智库来评估也是不严谨的。作为一种社会组织，高校的基本功能与智库不同，主要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及文化传承。当然，目前许多高校内也存在着不少符合条件的智库，但这与整个高校就是智库有着本质的区别。高校的很多研究是认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活动规律的基础性研究。这些基础性研究的知识贡献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意义重大，其中包括对高校自身的智库和其它智库的研究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高校的知识服务功能为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所起到的作用或许比高校内的智库所起到的作用更重要。 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看，复杂公共政策的决策往往可能需要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的有机结合。很多高校的研究机构虽然在基础研究上有明显优势，但应用性研究或对策性研究的优势也许就不明显了。而很多真正专业的智库在这两个方面恰恰是最有优势的。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只有跟专业化的智库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有效配合才可能更有利于推进公共政策研究的科学化和有效性。 因此，在智库热背景下，建设智库的高校必须明确，智库只是一种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一种手段。智库能够帮助政府制定使得公众利益最大化的各种政策，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高校本身所擅长的基础研究对优化决策也具有重要意义。完善旋转门机制有利于高校发挥人才优势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高校内部的智库建设面临哪些主要问题？ 薛澜：高校的智库发展既有功能定位问题也有运作管理的问题。高校中的智库除了政策研究的功能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为公共政策培养人才。高校培养的政策人才毕业后在政府部门或政策研究机构参与公共政策的研究或制定工作，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可惜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旋转门机制，所以，高校内的政策研究人才很难直接去政府决策部门参与政策制定。这是中国政策体系普遍存在的一个缺陷，一旦完善这种旋转门机制，高校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人才优势就可以真正地发挥出来了。 目前我国高校中的智库也存在各种运行机制的问题。如高校的教师既要承担教学任务，又要承担其他各种公共服务，同时还要在高校中的智库担任研究任务。如果高校智库需要针对复杂、重大问题做持续不断的研究时，这些教师很难兼顾这三方面的工作。高校中的智库需要有一些专职的研究人员，但目前高校人事制度的安排尚不清晰，需要改革现有体制和机制，确保这些专职研究人员的职称、薪酬、未来发展等问题得到保障。 从长远来看，高校智库若想在智库热背景下健康发展，必须明确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高校内部的智库要弄清楚自身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明确自身功能定位。一般来讲，由于高校在政府部门之外，了解到的信息有限，其所提供的研究与政府部门的需求之间有较大差距，因此对策性研究并不是高校的长处。而高校在学科基础、国际联系、基础性和应用性政策研究方面则更有优势。 第二，如何保障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对政策产生影响？这就需要明确高校内的智库的具体运行模式。这里涉及到人才、经费来源、研究成果的传播途径等。 关于人才，高校，尤其是著名大学，有很多著名学者，这是高校很重要的智力基础。高校是人才流动、思想交汇的场所。说到底思想库或智库，就是需要智力和思想不断碰撞交流，高校在这一点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关于经费，目前我国对政策研究尚未有完善的资助机制，在一些情况下，政府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持专业智库做较为重要的政策研究。而在高校的主业是培养人及做基础研究，所以高校已经承担了做政策研究所需要的很多基本投入（如图书资料，基本办公设施等等），也就是说学校已经把很多固定成本覆盖了。这样，相对于其它智库来说，高校在经费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 关于研究成果的传播模式，实际上许多政策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公开渠道去影响社会各个方面，最终影响决策。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许多政策研究涉及敏感课题和分析，这种情况下与决策部门的直接沟通渠道比公共渠道更有效。所以一个机构内部是否具备这种渠道以实现有效的政策沟通很重要。 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例，学院是清华大学很多重要智库的机构平台，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中国工程科技战略发展研究院等。这些智库有不少都是与相关的部委，如科技部和发改委等联合成立的。这种合作共建的模式可以保证其研究成果能够比较畅通地向决策者传递。 第三，涉及到治理结构。高校里的智库在组织架构安排上是否具有独立于智库运行之外的机构，例如理事会，来监督智库的运行，评估其绩效，保障其质量，并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为智库的战略发展提供咨询建议。在中国，相当一部分智库都有这样的理事会，但是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保证这样的机制对高校智库的治理发挥作用，很重要的一点在于高校内智库的领导者是否真正认为这个机制很重要，愿意推动其发挥作用。完善智库治理结构 建立公开透明机制 中国经济时报：你对官方智库、高校内的智库以及民间智库建设有哪些建议？ 薛澜：根据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可以对挂靠在政府部门下的事业单位性质的政策研究机构加以改革。这些机构隶属于政府部门，相对来说难以独立于这些部门利益进行选题和研究，或者当其研究的观点与所属部门领导的意见相左时容易受到压制。此外，这些事业单位大都由于政府拨款有限，日常运行面临经费短缺的困难。于是它们一方面在行政体制之内运行，另一方面不得不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来承接一些咨询项目等，这种做法实际上削弱了这些机构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研究能力。对这些机构的改革可以通过分流的方式进行，其中一部分可以纳入政府部门，加强政府内部政策研究能力。若干有条件有品牌的政策研究机构可以在运作上与政府脱钩，但政府保持对这类机构在一定的年限内提供部分财政支持，使其逐渐孵化成为相对独立的智库。 其次，可以对有条件的高校内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进行改造，鼓励它们借鉴国内外成功模式（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国际发展研究所），重新梳理与大学的关系，提高研究机构的自主性，争取社会各方资金捐助，形成依托大学的一流智库。 此外，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的民间智库经历了风雨，也经历了成长。这些年的经验也使得一些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民间智库具备了高速发展的潜力和希望。可以通过对社会上的智库进行筛选和招标的方式，让这些优秀的民间智库涌现出来，对其给予免税和其它优惠条件的支持，鼓励它们形成特色，成为中国智库发展的生力军。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保证官方智库、高校智库以及民间智库的研究成果尽可能的客观公正？ 薛澜：政府可以通过各种规定对智库进行监督规制。但更加重要的是完善智库的治理结构，建立公开透明的机制，推进智库财务信息公开。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建立一个公平的思想竞争环境。智库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政策研究环境，也很难施展其“十八般武艺”，更无法进一步提高。要保证真正拿出政策建议的是对老百姓有益的，应当让各智库不同的政策方案进行交锋，通过学术交流甚至是辩论的方式让这些方案进行碰撞，在这个过程中大浪淘沙，真正筛选出少数优秀的方案供决策者进行挑选，这样失误的可能性将大大减少。恰恰通过这种竞争，智库会不断调整自己的定位，形成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品牌，进而提高其研究质量。 当然，不同类型的智库之间既要有竞争，也要有合作。官方智库有更加畅通的研究成果的传递渠道，因此高校与之合作能够有效传递研究成果。而官方智库的一些研究如果涉及基础性研究，可以与高校的专业人才进行合作，形成优势互补。此外，民间智库有其灵活性和独到的视角，与政府和高校智库的智慧凝聚起来，其潜力也是无可限量。 中国的改革发展为一流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有利机遇。可以相信，随着我国政策研究体系和生态环境的不断完善，中国的智库一定能够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劈风斩浪，承担起促进中国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重任。同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出中国声音，体现中国软实力，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智库。专家简介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近年来，全国各部门各地发展智库的热情空前高涨，各类智库不断涌现。今年1月20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至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全社会智库热之际，中国智库领军人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对智库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冷思考。 近日，薛澜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对智库建设相关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并对官方智库、高校智库以及民间智库健康发展提出了建议。高校需与专业化智库进行有效配合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各类智库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请谈谈你对智库，尤其是高校智库的理解。在智库热背景下，高校智库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有着怎样的意义？存在哪些问题？ 薛澜：在全社会智库热之际，智库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也被大大拓展了。所以，首先要弄清楚一些基本概念，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智库。其实，《意见》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按照这个定义，虽然国内目前有很多组织和机构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的影响，但并不等于这些组织或机构都是智库，也不等于它们今后都应该办成智库。 同样，笼统地把高校作为智库来评估也是不严谨的。作为一种社会组织，高校的基本功能与智库不同，主要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及文化传承。当然，目前许多高校内也存在着不少符合条件的智库，但这与整个高校就是智库有着本质的区别。高校的很多研究是认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活动规律的基础性研究。这些基础性研究的知识贡献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意义重大，其中包括对高校自身的智库和其它智库的研究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高校的知识服务功能为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所起到的作用或许比高校内的智库所起到的作用更重要。 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看，复杂公共政策的决策往往可能需要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的有机结合。很多高校的研究机构虽然在基础研究上有明显优势，但应用性研究或对策性研究的优势也许就不明显了。而很多真正专业的智库在这两个方面恰恰是最有优势的。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只有跟专业化的智库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有效配合才可能更有利于推进公共政策研究的科学化和有效性。 因此，在智库热背景下，建设智库的高校必须明确，智库只是一种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一种手段。智库能够帮助政府制定使得公众利益最大化的各种政策，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高校本身所擅长的基础研究对优化决策也具有重要意义。完善旋转门机制有利于高校发挥人才优势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高校内部的智库建设面临哪些主要问题？ 薛澜：高校的智库发展既有功能定位问题也有运作管理的问题。高校中的智库除了政策研究的功能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为公共政策培养人才。高校培养的政策人才毕业后在政府部门或政策研究机构参与公共政策的研究或制定工作，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可惜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旋转门机制，所以，高校内的政策研究人才很难直接去政府决策部门参与政策制定。这是中国政策体系普遍存在的一个缺陷，一旦完善这种旋转门机制，高校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人才优势就可以真正地发挥出来了。 目前我国高校中的智库也存在各种运行机制的问题。如高校的教师既要承担教学任务，又要承担其他各种公共服务，同时还要在高校中的智库担任研究任务。如果高校智库需要针对复杂、重大问题做持续不断的研究时，这些教师很难兼顾这三方面的工作。高校中的智库需要有一些专职的研究人员，但目前高校人事制度的安排尚不清晰，需要改革现有体制和机制，确保这些专职研究人员的职称、薪酬、未来发展等问题得到保障。 从长远来看，高校智库若想在智库热背景下健康发展，必须明确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高校内部的智库要弄清楚自身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明确自身功能定位。一般来讲，由于高校在政府部门之外，了解到的信息有限，其所提供的研究与政府部门的需求之间有较大差距，因此对策性研究并不是高校的长处。而高校在学科基础、国际联系、基础性和应用性政策研究方面则更有优势。 第二，如何保障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对政策产生影响？这就需要明确高校内的智库的具体运行模式。这里涉及到人才、经费来源、研究成果的传播途径等。 关于人才，高校，尤其是著名大学，有很多著名学者，这是高校很重要的智力基础。高校是人才流动、思想交汇的场所。说到底思想库或智库，就是需要智力和思想不断碰撞交流，高校在这一点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关于经费，目前我国对政策研究尚未有完善的资助机制，在一些情况下，政府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持专业智库做较为重要的政策研究。而在高校的主业是培养人及做基础研究，所以高校已经承担了做政策研究所需要的很多基本投入（如图书资料，基本办公设施等等），也就是说学校已经把很多固定成本覆盖了。这样，相对于其它智库来说，高校在经费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 关于研究成果的传播模式，实际上许多政策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公开渠道去影响社会各个方面，最终影响决策。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许多政策研究涉及敏感课题和分析，这种情况下与决策部门的直接沟通渠道比公共渠道更有效。所以一个机构内部是否具备这种渠道以实现有效的政策沟通很重要。 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例，学院是清华大学很多重要智库的机构平台，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中国工程科技战略发展研究院等。这些智库有不少都是与相关的部委，如科技部和发改委等联合成立的。这种合作共建的模式可以保证其研究成果能够比较畅通地向决策者传递。 第三，涉及到治理结构。高校里的智库在组织架构安排上是否具有独立于智库运行之外的机构，例如理事会，来监督智库的运行，评估其绩效，保障其质量，并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为智库的战略发展提供咨询建议。在中国，相当一部分智库都有这样的理事会，但是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保证这样的机制对高校智库的治理发挥作用，很重要的一点在于高校内智库的领导者是否真正认为这个机制很重要，愿意推动其发挥作用。完善智库治理结构 建立公开透明机制 中国经济时报：你对官方智库、高校内的智库以及民间智库建设有哪些建议？ 薛澜：根据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可以对挂靠在政府部门下的事业单位性质的政策研究机构加以改革。这些机构隶属于政府部门，相对来说难以独立于这些部门利益进行选题和研究，或者当其研究的观点与所属部门领导的意见相左时容易受到压制。此外，这些事业单位大都由于政府拨款有限，日常运行面临经费短缺的困难。于是它们一方面在行政体制之内运行，另一方面不得不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来承接一些咨询项目等，这种做法实际上削弱了这些机构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研究能力。对这些机构的改革可以通过分流的方式进行，其中一部分可以纳入政府部门，加强政府内部政策研究能力。若干有条件有品牌的政策研究机构可以在运作上与政府脱钩，但政府保持对这类机构在一定的年限内提供部分财政支持，使其逐渐孵化成为相对独立的智库。 其次，可以对有条件的高校内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进行改造，鼓励它们借鉴国内外成功模式（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国际发展研究所），重新梳理与大学的关系，提高研究机构的自主性，争取社会各方资金捐助，形成依托大学的一流智库。 此外，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的民间智库经历了风雨，也经历了成长。这些年的经验也使得一些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民间智库具备了高速发展的潜力和希望。可以通过对社会上的智库进行筛选和招标的方式，让这些优秀的民间智库涌现出来，对其给予免税和其它优惠条件的支持，鼓励它们形成特色，成为中国智库发展的生力军。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保证官方智库、高校智库以及民间智库的研究成果尽可能的客观公正？ 薛澜：政府可以通过各种规定对智库进行监督规制。但更加重要的是完善智库的治理结构，建立公开透明的机制，推进智库财务信息公开。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建立一个公平的思想竞争环境。智库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政策研究环境，也很难施展其“十八般武艺”，更无法进一步提高。要保证真正拿出政策建议的是对老百姓有益的，应当让各智库不同的政策方案进行交锋，通过学术交流甚至是辩论的方式让这些方案进行碰撞，在这个过程中大浪淘沙，真正筛选出少数优秀的方案供决策者进行挑选，这样失误的可能性将大大减少。恰恰通过这种竞争，智库会不断调整自己的定位，形成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品牌，进而提高其研究质量。 当然，不同类型的智库之间既要有竞争，也要有合作。官方智库有更加畅通的研究成果的传递渠道，因此高校与之合作能够有效传递研究成果。而官方智库的一些研究如果涉及基础性研究，可以与高校的专业人才进行合作，形成优势互补。此外，民间智库有其灵活性和独到的视角，与政府和高校智库的智慧凝聚起来，其潜力也是无可限量。 中国的改革发展为一流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有利机遇。可以相信，随着我国政策研究体系和生态环境的不断完善，中国的智库一定能够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劈风斩浪，承担起促进中国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重任。同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出中国声音，体现中国软实力，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智库。
2015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