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东京发言-参加第20届日本圆桌会议
2025年3月18日
2025年3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访问日本前夕，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王辉耀应邀出席第20届日本圆桌会议，并在中日经贸专题研讨中围绕人文往来、区域合作等话题发表精彩讲话。相关发言和问答如下：
Smadja & Smadja战略咨询公司瑞士总裁Claude Smadja：我们的讨论围绕中日两国如何在安全和地缘政治认知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并尊重两国的经济关系。近期，两国外长及其他高级官员举行了多次正式会晤，表明中日政治和外交关系已有缓和迹象。然而，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双方仍然面临诸多严峻问题和分歧，这些问题依然突出。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将两国关系视为完全正常化仍为时尚早。
中日两国长期以来在经济和商业领域保持着紧密合作。去年，两国贸易额约为2880亿美元，且两国彼此均为对方三大经济伙伴之一。这一经济联系至关重要，若被忽视，将对两国均造成不利影响。由于各种因素，包括政治考量及全球供应链重塑的风险，日本对华投资已下降60%。
因此，当前亟需探讨一些关键问题，例如如何在地缘政治和安全领域存在分歧的情况下，确保经贸关系不受影响？特朗普政府政策所带来的冲击如何影响或可能影响未来的中日关系？此外，中日双方是否存在互补合作的潜力？如果有，应采取何种形式？最后，在全球供应链因环境、效率及新冠疫情等因素发生深刻调整的背景下，这一变革又将如何影响中日关系？
接下来，我想请教王辉耀博士。作为全球化智库（CCG）的创始人兼理事长，贵机构在国际上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希望能听听您的见解，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如何进一步维护并强化中日经济关系？
CCG理事长王辉耀：感谢主办方的邀请。很荣幸能够参加第20届日本圆桌会议。我认为今天的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上午的讨论亦令人深受启发。
当前，我们正面临深刻的全球变局，在中国我们说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和不确定性的影响。
我们应认识到，中日两国是毗邻而居的国家，彼此不可改变地理位置，这一事实决定了两国关系的长期性和重要性。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日始终是紧密相连的近邻。
尽管两国关系面临诸多挑战，经济合作依然保持重要地位。目前，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第二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国。中国则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对象国和最大进口来源国。
回顾历史，日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起，日本海外协力基金会在中国支持了很多项目。如今，日本在华也有5.6万家企业，累计对华投资超过1300亿美元，是中国主要投资来源国之一。同时，中国对日本的投资也在稳步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个人来到日本，这表明两国经贸往来的紧密联系。
在人文交流方面，中日两国人员往来日益密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赴日旅游，规模庞大，每年从数百万到千万不等。同时，中国已单方面向日本公民实行一个月免签入境政策，进一步促进了双边交流。我昨晚从上海飞抵日本，航程仅两个半小时，航班完全满员，可见两国间的人员流动十分活跃。
基于这一现实，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中日经济联系的紧密性及其带来的机遇。当前，全球供应链调整成为关注焦点，尽管各方都在探讨供应链多元化，但中日供应链体系具有高度便利性、高效性、低成本和强竞争力，在其他地区复制这一模式极具挑战。因此，维护现有供应链体系至关重要。
此外，中日还应确保供应链的完整性和安全性，这是保持其高效运作的关键。双方应继续深化相互投资，同时加强供应链安全建设，推动合作进一步升级。如果能够实现更紧密的协作，将有助于降低不必要的成本，提高整体竞争力。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世界十大港口排名中，中国占据了七席。此外，中国拥有全球70%的高速铁路网络，设有450万座5G基站，而欧洲不足40万座。这些基础设施优势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中国每年培养约1300万名大学毕业生，其中半数以上为理工科专业人才，同时中国还贡献了全球40%至50%的人工智能人才。可以看出，中国在技术和人才储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中日双方合作空间广阔。
我们应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中日同为RCEP成员国，该协定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在当前反自由贸易和贸易壁垒上升的背景下，中国始终坚持推进自由贸易进程，并希望加入由日本和澳大利亚主导的CPTPP。我们应加强区域合作，进一步扩大贸易往来。此外，东盟的成功经验亦值得借鉴。我们还可以推动CPTPP的深化，并借助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发起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为区域经济稳定发展提供支撑。
正如您所提到的，中日外长已经会晤，还将继续会晤，这一对话机制应当持续推进。同时，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亦应保持常态化，并应进一步推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协定的深化，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举措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日两国在诸多领域存在相似之处。例如，日本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中国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挑战，目前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突破3亿。因此，中国希望借鉴日本在应对老龄化方面的经验，加强相关领域的合作，以实现互利共赢。
每次来到日本，我都能感受到友好氛围。日本的城市景观、文化习俗都令人倍感熟悉。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是两国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些传统价值观深深植根于社会之中。同时，亚洲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受到关注，我们应当珍视并延续这一文化纽带。例如，中日两国都使用筷子，这一生活细节虽小，却充分体现了文化的深厚渊源。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积极探讨亚洲一体化进程，包括东盟与CPTPP等区域合作机制。关于“亚洲联盟”的构想，已被讨论多年。从全球趋势来看，其他地区也正在加快推进一体化进程。例如，特朗普总统的影响力已扩展至多个国家，甚至正探讨将加拿大、美国和格陵兰整合为一个经济体。上周，我会见了丹麦前外长，他提到，在蓬佩奥担任国务卿期间，美国就曾考虑将格陵兰纳入其版图。此外，墨西哥也是北美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未来不排除形成“美洲联盟”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亚洲国家也应积极推进区域合作，深化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强多边合作，推动亚洲整体繁荣。
我认为，中日两国在亚洲地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理应加强合作。当然，韩国及东盟国家同样在区域合作中具有重要影响力。我们应当共同努力，为地区乃至全球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未来20年，亚洲有望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因此，我对亚洲的未来持谨慎乐观态度。
从当前形势来看，美国政府的政策正逐步从意识形态导向向商业利益导向转变。因此，我们更应当将重点放在经济合作上，携手推动共同繁荣。这是我想要分享的观点。谢谢大家！
观众：我对资本主义与完全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是否可以完全等同持保留态度。事实上，去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提出，尽管资本保护至关重要，但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必须依赖健全的制度体系。这其中包括某种形式的国家集中管理、社会多元化以及法治，而法治本身也正是资本保护的重要保障。
那么，我们是否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可能建立这样一种更健全的制度体系，从而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呢？
王辉耀：中国有一种延续了数千年的制度——贤能政治。每年有1500万名高中生参加高考，其中1300万人成功考入大学，这便是中国选拔精英的方式。此外，每年还有300万人报名参加全国各级公务员考试，只有20万录取。这一选拔机制已延续了千年。这一体系早已确立并持续运作。对于政府官员而言，晋升主要基于工作绩效，从村、镇、县、市、省再到中央政府，每一级的晋升都需要先从基层做起，这一机制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正是中国不断发展的关键所在。
我认为，中国在保持一党制稳定性的同时，也融入了诸多民主要素，如贤能政治、协商民主以及大数据技术的运用。如今，政府有多种方式来实现制衡，既要迅速响应社会需求并高效执行决策，又要保持社会稳定。治理的重点不在于频繁更换领导人或依赖地方自治，而在于如何规避低效治理，实现高效治理，并推动国家持续进步。
Smadja & Smadja战略咨询公司瑞士总裁Claude Smadja：让我来谈一个我们尚未讨论的问题。您是否同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因素之一是所谓的“信任赤字”？如果我们承认这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么应当如何加以解决？我希望每位嘉宾都能发表自己的看法。辉耀，您愿意先分享你的观点吗？
王辉耀：谢谢。我认为这正是问题所在，我认为有几种方式可以解决它。首先，我们真的需要加强人文交流，因为我们从媒体上听到的或者从视频中看到的，往往与亲自访问中国或日本时的实际情况非常不同。我相信这将非常重要。因此，我认为中国政府决定对日本公民实行免签，允许其访问中国，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举措。
第二，我们需要增加年轻人之间的交流，因为他们是未来。我们可以鼓励更多年轻人来日本，也可以鼓励更多年轻的日本人访问中国。我记得在中日建交初期，我们曾邀请了3000名日本人来到中国，来到天安门广场，这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三，我认为，日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其他西方国家，不应过度受到美国单方面退出国际组织（如《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人权理事会等）的影响。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挽救这些国际机构。包括世界贸易组织，我们也应该合作。我曾在世界贸易组织公共论坛上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共同讨论，他提到“WTO minus one”的概念，表示我们不应等待美国，需要继续改革WTO。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也说过类似的话。总而言之，中日可以迅速携手合作。
最后，我们可以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真正专注于推动CPTPP。中国非常希望加入CPTPP，全球化智库多年来一直在倡导中国尽早加入。如果中国加入，它将处于一个拥有强大知识产权保护、数据流通法规以及许多其他共享标准的环境中。这将为中外合作提供类似的基础，这里有很多机会。
当然，文化也非常重要。当关系紧张时，我们可以考虑中日之间举行“文化年”或“旅游年”的想法，但许多事情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如此接近，彼此是邻居，在经济上也相互交织。如果我们携手合作，完全有可能形成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为什么不呢？我们应该放下意识形态分歧，因为这正是当前的叙事方式——专制与民主的对立。我不认为特朗普会继续推动这种叙事。真正重要的是实质内容和表现。让我们也回归文化与儒家价值观，这能将我们所有人真正凝聚在一起。
观众：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人际关系有着强大的商业基础。但与此同时，所有与商业情绪相关的事情现在都受到了国家安全法的影响。这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负担。现在很多人在做生意时无法携带笔记本电脑，因为他们担心信息安全以及自身的个人安全。因此，我真的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Smadja & Smadja战略咨询公司瑞士总裁Claude Smadja：坦率地说，这是我从其他国家的商业领袖那里听到的一个评论。
王辉耀：或许我还可以补充一点，这些行动确实在加强。过去，许多前往美国的中国人常常在小房间内遭到盘问，有时甚至被遣返。与此同时，他们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也会被检查，甚至被没收。对此，中国可能采取了类似的反制措施。这种情况显然不利。华尔街日报报道中美两国领导人可能会在六月份会面，希望在那之后，中美关系能够有所改善。
有人说：“中国海军曾一度接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是否存在问题？”然而，从历史来看，澳大利亚海军也曾更多次接近中国，并且和菲律宾和美国海军也常常在该地区活动。所以，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种不得不的反应。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与美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我相信可以通过加强交流，改善两国关系，并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仅仅是表象，根本原因在于中美之间，乃至中西方之间缺乏良好的关系。中日也是这种不良关系的受害者，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睦邻友好的关系。
（本文根据圆桌会议的发言录音翻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