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布莱尔：核战争警钟：拒绝对话让世界更加危险
2025年1月17日
2024年12月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CPAFFC）联合主办、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支持的第九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在北京隆重开幕。美国国防大学艾森豪威尔学院原经济系主任大卫·布莱尔（David Blair）在以“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去向何方”为主题的分论坛上发表以下演讲：
我在此声明，我并不代表美国政府，也不是现任美国政府的一员。当我还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时，我有几点希望，其中之一是俄罗斯人能够像我们一样珍爱自己的孩子，另一点则是德国人同样能拥有这种情感。这实际上关乎核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俄罗斯和德国都曾是战争的受害者。因此，我们有责任解决核战争的潜在威胁，或在某些情况下尽量避免其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我曾为里根总统效力，冷战时期对每一位总统来说都是极为危险的，不论是艾森豪威尔还是其他总统，只要身处那个位置，面对的风险都是巨大的。回顾那段历史，我们现在又回到了类似的局面。当时在克林顿任下的国防部长，当时在卡特总统下的一位领导人曾表示，历史上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核战争的边缘，而这种局面正是过去三十年中一系列错误政策的结果。坦率地说，我听过许多美国和欧洲领导人的言辞，我感到他们的态度更像是一群战略上的“孩子”，似乎对这些问题毫不在乎，仿佛他们只是在操场上嬉戏。他们一边宣称“不再发射子弹”，一边不断地说“别打了，别打了”，并且拒绝与对方进行对话。这种态度极为危险。
我们谈论预防性原则，意味着我们不愿承担不必要的风险，例如气候变化的风险。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思考，核战争的风险远远高于气候变化，但当前我们却在朝着这一方向前进。拜登政府的处理方式尤为不负责任，他升级了俄乌冲突局势，在特朗普总统任职之前，居然让俄罗斯和乌克兰爆发如此严重的冲突，这完全是缺乏责任感的表现，而美国公民对此也无法接受。我们所面临的危机众多，例如越南危机、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布什总统时期，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近期，情报官员也曝出了撒谎的情况，这完全是赤裸裸的谎言。
我们政府中可能有三个变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里根政府时期，虽然他的经济政策在当时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但也有一些亮点。至于奥巴马政府，我对其的评价较为积极，他成功结束了战争，并推动了银行体系改革。然而，后来他上任后并不是这样。我个人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在上任后真正兑现他所承诺的，即结束战争。我在此表述的只是我的希望。事实上，特朗普并不认同过去三四十年来美国所坚持的某些信条，尤其是美国领导层所提出的一些理念，例如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角色等。特朗普可能希望结束这一切，而我也希望如此。关于中国可能会有很多经济挑战，但从战略上来讲可能更容易一些。
特朗普每次提到习近平主席时，总是称其为“我的朋友习近平”。在疫情爆发之前，曾有一次他表示，他与习主席的关系非常良好，并且他认为两国关系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谈到中国，如果需要为中国政府提供建议，我认为我们应首先着眼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一定要消除所有可能引发冲突或战争的风险与潜在威胁，这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本文依据嘉宾在由全球化智库（CCG）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CPAFFC）联合主办、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支持的第九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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