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接受韩国广播公司KBS采访，谈中美关系和中国经济发展
2025年1月16日
2024年12月26日，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接受韩国广播公司（KBS）记者采访，双方围绕多个重要议题展开了深入的问答与探讨，内容涵盖特朗普关税政策及其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在此背景下的发展态势、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及台海局势等关键问题。在特朗普即将正式宣誓就职的关键时刻，本次讨论恰逢其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特朗普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表态。您认为，特朗普在上台后会立即采取加征关税的措施，还是会先重新审视和定位中美关系，然后根据加征关税政策的有效性再评估其实施的可能性？
王辉耀：我个人认为，特朗普再度上台后将更加重视经贸关系。他曾表示计划对中国企业加征关税，甚至提到可能将关税提高至60%。此外，他还提到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将增加至25%，对欧盟国家则可能加征10%至20%的关税。所以，这些关税政策并非仅仅针对中国，而是面向全球多个国家。
从我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更多是特朗普在谈判策略的起点，意在通过谈判寻求妥协与共识。这种方式实际上反映了他一贯的谈判风格，即通过强硬的初始姿态来推动最终达成符合其利益的结果。
例如，特朗普已开始与加拿大展开谈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曾赴美与他会晤。我相信，特朗普就职后很可能会与包括加拿大、墨西哥以及中国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就经贸和税务领域的问题展开谈判。回顾他在上一任期内的表现，特朗普曾与中国达成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我认为他在第二任期可能会延续这种谈判模式，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时，他也多次表示，希望能有机构到美国来投资，尤其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持欢迎态度。比如，他近期与TikTok的首席执行官周受资会面。因此，我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虽然加征关税的可能性存在，但他也展现了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意愿。
因此，我认为，若中美双方将精力集中于经贸谈判与合作，完全有可能实现务实合作。特朗普的政策倾向可能不会过于意识形态化，并且可能不会过多聚焦于香港、新疆等问题，而是更加强调美国自身经济利益，以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此外，特朗普也曾表达希望成为“和平总统”的愿景，在这一背景下，中美之间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
记者：因此，上调关税的幅度可能会取决于中美谈判的结果，再做出相应的决定。这种可能性相对较大吧？
王辉耀：关税政策本身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进行调整，并且特朗普曾明确表示欢迎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如果有更多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他可能不会执意通过加征关税来加以限制，这表明双方在经济合作方面仍有广阔的谈判空间。此外，特朗普身边聚集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和顾问，如埃隆·马斯克和新任美国驻华大使等。因此，我认为，中美之间依然存在通过谈判推动合作的可能性。
记者：如果特朗普真的向中国征收60%关税，您认为这样的政策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多大的冲击呢？
王辉耀：我认为，该政策或将带来一定冲击，但其影响程度或许并不如表面所示般严重。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已对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但中美贸易总额仍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中国和美国的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消化了这一关税压力。
然而，此次情况或与上次有所不同。此次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不仅针对中国，还涉及加拿大、墨西哥以及美国的其他盟友，包括欧盟，几乎对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提出了加税的计划。此举实际上强化了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当美国对其他国家普遍加征关税时，可能会促使这些国家加强彼此之间的贸易往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中美贸易可能有所减少，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却有望显著增长。因此，此类全球性关税政策未必会对中国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反而可能推动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因为更多国家可能会选择从中国购买商品。相比之下，美国自身可能会因这一孤立主义政策承受更大的经济代价。
记者：从我的观察来看，中国似乎仍处于经济低迷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美国进一步加征关税，您认为中国是否依然有足够的底气来有效应对美国的经济施压？
王辉耀：我认为，中国经济依然具备强大的韧性。首先，中国拥有世界领先的基础设施体系，包括全球领先的5G网络和覆盖广泛的交通网络。全球十大的集装箱港口中，有七个在中国；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多的优秀大学毕业生；此外，中国高铁营业里程居世界首位，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的70%以上。此外，中国还拥有4亿中产阶级的大规模消费市场，尽管经济或正经历放缓，但是韧劲依然强劲。中央政府也已经推出了多项经济刺激政策，这些措施正逐步显现成效，近期的经济指数亦出现回升迹象。中国还拥有多项潜在政策储备。例如，城镇化进程尚未完全释放三亿农民工的潜力，尤其是其中一至两亿已在城市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其在农村的宅基地尚未获准出售。如果这部分农民工能将宅基地出售，将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整体经济注入巨大的活力。
因此，我认为中国政府仍掌握丰富的政策储备。当前出台的一系列刺激政策，正在逐步显现积极成效。我相信，中国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能力较强，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崩盘或显著的经济下滑。总体来看，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例如，近期强调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有政府方面所谓的以旧换新政策，我觉得这些都是为了提振内需而做出的决定。
记者：您认为这一系列政策是否能够有效提振内需，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并带来积极影响呢？
王辉耀：我认为，这些政策确实为中国经济带来了许多新的动力。例如，“以旧换新”政策显著推动了汽车等大宗消费品的销售。此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放宽贷款条件和降低利率等措施，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持。当然，我个人认为，仍有更多潜在政策可供实施，例如刚刚提到的释放农村宅基地的潜力。如果能允许宅基地出售，将为中国显著推动数亿农民工的城镇化进程，同时这将为农民工提供重要的第一桶金。对于已经在城市稳定就业的农民工，此举将便利其购置城镇房产，减少其“两边奔波”的不便，此类政策将有助于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因此，当前的政策已初见成效，且仍有许多潜在的政策工具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政府仍有充足的政策调整空间。
记者：为了提振内需，您觉得除了已经开始的政策以外，还需要什么样的政策呢？
王辉耀：正如我刚才所说，当前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涵盖了汽车和家庭用电器等大众消费品。其次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此外，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政策也是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一系列举措，政策旨在推动房地产市场的活跃与消化。
我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着一个全球独有的现象，那就是拥有约3亿的农民工群体。这些农民工大多在城市租房居住且有在城市购房定居意愿，而他们在农村的住宅则长期闲置。针对这一现象，是否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帮助他们在城市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具体而言，已经在城市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若能将农村的闲置房产转让或变现，便可为其在城市的安居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也为城镇化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我觉得政策还可以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到，允许农户将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但我觉得还不够，比如农民工如果能够拥有正式的房产证，就可以将房产抵押、出售，从而更好地激活这些闲置的农村宅基地。同时还可以让城里人去农村养老、投资、促进新农村建设，让城乡生产要素打通，充分流动起来，继续保持中国房地产的繁荣与稳定，是中国城镇化的大战略。此类政策能够避免双重维护的困境，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巨大的推动。更重要的是，它将大力促进城市化与城镇化进程，消化大量闲置的农村房产，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出台更多措施。
记者：最近，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了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我认为这是一种应对美国对华调整关税的措施。除了这些资源之外，中国应对美国的最有效的手段还有哪些呢？
王辉耀：中国的反应实际上相当克制。尽管美国对约1500家中国企业实施了制裁，但中国的反制措施仅针对十余家美国企业，规模明显不成比例。此外，当前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信心较为不足，不断加大对中国的制裁实际上并无必要。美国如今不断提高关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中国采取了与美国相反的做法。中国积极采取措施降低关税，对43个最不发达国家全部税目给予零关税优惠，体现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开放立场。
美国通过“小院高墙”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实施20%到60%的关税，以保护本国利益的同时，中国则采取与之相反的政策，主动放开关税，允许40多个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签证的限制较为严格，但中国则对38个国家放开签证政策，实施免签，包括对韩国和日本。而且，近期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进一步放宽并优化外国人过境免签政策，海南恢复对59国人员入境免签政策；原本仅限过境旅客在特定地点停留六天，现可延长至十天，且可在全国多个口岸入境，这一政策的适用范围显著扩大。
这些措施体现了中国在应对国际形势时的开放立场，即开放来应对封闭，通过合作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通过多边主义来应对单边主义。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开放力度和包容性无疑是巨大的。
记者：但是在应对美国的时候，最有效的武器不是自然资源吗？
王辉耀：自然资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但我认为中国并未将其作为应对的主要手段。面对美国对中国的多方面制裁，尤其是芯片领域，中国已采取了一些适当的反制措施。这些反应既克制又合理，表明中国不会对制裁坐视不理。同时，中国整体上依然保持开放态度，包括继续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合作共赢，相互尊重”，中国仍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目前的策略实际上展现了极大的克制与理性。
记者：让我们谈一谈的技术方面的问题吧。最近不少专家指出美国可能升级对华尖端技术的限制，你同意吗？
王辉耀：我认为，美国不断升级对华尖端技术的限制并非近期才开始，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在过去四年乃至八年间逐步加剧。早在特朗普上一任期内，美国就大规模推动针对中国的技术限制。然而，中国对此展现出了卓越的应对能力，这些制裁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速了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中国的“新三样”——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电池等关键领域，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显著进展。
由此可见，中国的发展并未停滞不前。最近《纽约时报》刊登了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一篇文章，他观察到中国在过去四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制裁力度，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却在持续提升。中国不仅展现出了强大的应对能力，而且在应对美国所谓“加大制裁力度”时，反而还进一步增强了自身的创新力、适应力和自强能力。因此，弗里德曼认为，这种制裁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美国的限制越严厉，中国在创新、自强和开放方面的步伐可能越快、越坚定。
因此，我建议中美双方应回到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正确轨道上。只有通过合作，才能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特别是在当下面临诸多全球性挑战的背景下，如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大流行病防控等。这些问题都需要中美两国携手应对，共同寻求解决方案。只要双方能够加强沟通与协作，实际上没有什么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记者：我觉得未来人类发展过程中，半导体跟人工智能技术应该是最重要的，美国一直升级遏制中国这方面发展的力度，还有中国也不断缩小与美国之间的差距，那对中国现有的成果，您有何评价？
王辉耀：我觉得中国这些年还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首先就是在很多方面都成为世界主要的经济支持。过去五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平均约30% ，保持了5%的经济增长速度。此外，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危机方面，中国的绿色能源转型堪称典范。例如，曾经饱受雾霾困扰的北京，如今已重现蓝天白云。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许多大城市，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成功突破50%。在清洁能源发电方面，中国也取得了显著成果。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占比超过50%。因此，无论是美国的制裁还是欧洲的限制，这些措施实际上并未阻碍中国前进的步伐。
我认为，更为明智的选择是携手合作，实现共赢的目标。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的挑战以及全球治理等重大议题，中美欧及全球南方国家必须加强协作。无论是俄乌还是巴以冲突，这些复杂的国际问题都需要通过合作来寻求解决方案。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战或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有限，但会加剧世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实际上，中美欧和金砖国家都应该合作起来。
记者：但是我有点担心的是特朗普政府的现任高官当中不少人对中国表示比较强硬的态度，那么未来中美关系将如何改变？
王辉耀：我觉得你说的对，这次新任命的一批官员中，确实有不少被认为是鹰派，但与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时期相比，这次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即这些鹰派官员普遍表现出对特朗普极高的忠诚度。例如，其新任国务卿马可?卢比奥虽然此前以鹰派立场著称，但近期也明确表示，他将尊重特朗普总统的意见，执行他的政策，我觉得这种表态很好。
此外，这次特朗普政府与其第一届政府相比，还体现出一项显著的不同之处，即任用大量的企业家。例如，任命埃隆·马斯克为内阁成员，同时选择一位世界500强企业的CEO大卫?珀杜担任驻华大使。他的新任财政部长以及许多内阁成员也都具有企业家背景。这些官员对中国有着深刻的了解，也清楚全球商业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以马斯克为例，他的上海工厂生产了特斯拉一半的电动汽车，这也帮助他成为世界首富。
全球最大的公司之一——苹果公司，其产品有80%至90%是在中国生产的。因此，这些企业家都会意识到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此外，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也曾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中担任咨询委员会主席。他不仅在中国创办了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还在中国进行了广泛的投资。类似这样的企业家可能为特朗普提供更多积极的建议。
因此，我并不担心鹰派的存在，因为其影响可能会被一定程度的平衡所调节。这种平衡类似于特朗普惯用的手法——黑脸与红脸的搭配，从而在对华政策中实现既施压又协商的策略。这种做法可以看作是特朗普的一种常用技巧。总体而言，我认为这次与他的第一个任期相比，情况已有明显改进。在他第一任期时，团队几乎全由强硬的鹰派组成，而这次却有了一定的多元性，团队中不仅包含了鹰派，也涵盖了鸽派、务实派和企业派，从而形成了相对平衡的结构。当然，最终政策走向仍取决于特朗普本人。他最近的一些言论和行动显示出较为开放的态度，称美中联手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他还亲自会见了TikTok的CEO，并邀请中方领导人参加他的就职典礼。他做了很多积极的举动，我觉得这些都值得肯定。
记者：那一起谈一谈两岸关系的展望吧。您觉得特朗普的上任是有利于中国大陆，还是有利于台湾？
王辉耀：我觉得他的胜选会为台海和平带来一些推动和促进。他曾公开表示，中国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生意，需要向美国交“保护费”。这些表态表明他不太看重意识形态。他也说中美应该携起手来维护世界和平，他也希望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到中国能够推动地区的和平，所以我觉得他说不定是个主和派。他多次强调，在其第一任期内，美国没有发动任何战争，而他此次上任后的重要承诺之一也是结束俄乌冲突。因此，在台海问题上，他未必会推动冲突，这可能为中美提供新的合作契机。例如，双方可以在此前三个中美联合公报的基础上探索达成第四份联合公报，进一步巩固并明确中国的双边政策。从这一意义上讲，特朗普的胜选或许有助于带来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台海局面。这为中美双方争取和平与合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展现了一种值得争取的积极前景。
记者：所以跟拜登总统相比，特朗普对台湾跟大陆关系的态度会改变对吗？
王辉耀：对，我觉得是因为他不太看重意识形态。他并不像拜登那样强调“民主与专制”的对立逻辑。在拜登的视角下，台湾被视为“民主”的象征，亚洲的民主需要得到保护，因此，美国需要通过保卫台湾来体现这一逻辑。而特朗普则并未受制于这种意识形态框架。
特朗普的表态更多强调台湾没有支付“保护费”，批评台湾“偷”了美国的芯片生意。这种观点显示，他更倾向于从现实利益出发，更多体现了务实的角度。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或许可以探索新的合作机会，例如在此前三个中美联合公报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达成第四份联合公报。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中国的政策，这也是中美建交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因此，与特朗普政府展开新的谈判，探索进一步巩固中美关系的框架，甚至促成新的联合公报，或许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向。
记者：但是如果台湾地区领导人接受特朗普的要求，分担更多的防卫费用，分担更多的正式责任的话，那特朗普会不会更支持台湾？
王辉耀：我认为台湾与大陆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两岸的经贸关系也非常密切。以苹果公司为例，当年其选择支持台湾的半导体行业，与台积电（TSMC）合作研发芯片，同时委托台湾在大陆的企业完成硬件制造。这充分体现了两岸合作的重要性。
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往来非常密切。过去几十年，海峡两岸已有50万对左右的情侣结为夫妻，福建省政府近期宣布台湾居民来大陆工作将不再需要办理就业证，同时可以享受社会保险、参与教育事业，并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近年来，已有数百万台湾同胞到大陆参访。
最近，我注意到两岸交流正在逐步恢复。例如，“双城论坛”在台北成功举行，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又一次带领台湾青年学子访问大陆。从长远来看，我认为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两岸共享相同的语言、文化和传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这些共同点为最终的统一创造了条件。所谓的“价值观”对立在实际经济和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逐渐被淡化，尤其是在务实派眼中，特朗普上台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可能会被进一步弱化。大陆和台湾会更好的，大家都是同文同种，血浓于水，肯定会统一。只要没有外来的挑拨干涉，只要不让台湾成为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用来对付大陆，我觉得台海问题迟早会得到解决，当然中国大陆坚持反对“台独”，在这一前提下，双方可以探索多种解决方案，包括“一国两制”或其他灵活的安排。特别是经济的融合，文化的融合和两岸人民往来的融合趋势是不可阻挡，而且这个趋势未来肯定会成就统一的中国。
记者：那您觉得的外部世界所说的武力统一，从明年开始的特朗普时代，中国推动这种武力统一的可能性有吗？
王辉耀：没有的，比如美国国防部一些官员说 2027 年武力统一中国台湾，我在国内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说法，也没看到任何文件，任何中国政府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到这些，这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甚至是他们一些军方的鹰派人物释放的不真实的、有挑衅性的一些说法，其目之一是阻碍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或者说阻碍那些想来投资的人。
实际上，美国在经济层面未必希望直接与中国发生冲突，但通过舆论战和认知战试图削弱中国，可能是目的之一。然而，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统一未必有个时间节点，我们当然是希望统一越快越好，但肯定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我相信，只要没有外部势力的干涉，特别是国际社会不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两岸的统一进程将更加顺畅。
同时，如果出现“台独”或外国军队、外部势力的干涉，中国大陆也保留采用其他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中国始终将推动和平统一作为首要目标，这是最佳途径，但是不排除极端情况下中国会有其他的举措。
因此，我认为域外势力不应挑衅或支持“台独”，同时台湾内部的“台独”倾向也需要在岛内得到进一步遏制。从今年台湾地区选举的结果来看，有60%以上的民意没有投票给民进党，这表明台湾民意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未来，这种趋势可能会进一步延续。或许在下一次选举中，主张和平统一的党派就会上台，从而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这是很有可能的事。
记者：还有最近中国海警在台湾周边开展了海上军事行动，比如说部署战斗机、舰艇等等。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命名为军事演习，一部分专家指出，这是不是中国政府为了防范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又一次出现紧张局势而作出的决定？
王辉耀：我认为并非如此。每当中国大陆在台海采取军事行动时，都是有明确因果关系的。例如，当美国高官南希·佩洛西窜访台湾，或者是赖清德访美之后又发表一些支持“台独”的言论时，中国往往会作出反应。这并非中国无缘无故的举动。而西方媒体在报道时常常忽略了这种挑衅行为，单纯聚焦于中国部署军事武器或举行军事演习等举措，但实际上，这些行动更多的是中国对外界不尊重中国主权行为的一种抗议和反制。为了实现台海的和平与稳定，首先需要各方摒弃持续挑衅的行为。例如，中美联合公报中明确规定双方不应有官方往来，然而如果一方坚持派遣议长或其他高级官员访问，这无疑是在挑战中国的底线。显然，这种挑衅行为是无法避免引发中国的反应的。希望以后各方从这种反应中明白，要有底线，底线不能破、不能踩，这样的话我觉得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会更快。
记者：但是这次的正式行动规模非常大，像是利剑2024这样的演习，但还没有命名为演习。
王辉耀：他并不一定非要以特定名义来进行反应。实质上，正如我刚才所说，这更多是针对某些行为，尤其是对那些破坏中美“上海公报”精神的行径进行的反应和反制。换句话说，越是采取这种挑衅和违背原则的做法，中国的反应可能会越加强烈。因此，最理想的方式是各方放弃任何违背中美三份联合公报的行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台海局势将会更加和平与稳定。
记者：那么特朗普时期的两岸关系会不会缓解？或者是升级变化？结合刚才的对话。
王辉耀：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特朗普并不太关注意识形态的问题。与拜登坚持保护台湾的立场不同，拜登认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地方，代表着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对立，特朗普不看重这方面，甚至认为台湾窃取美国的技术，却未支付“保护费”，因此可能对台湾采取不同的立场。虽然很难预测特朗普任期内会发生什么，但从他目前的表态来看，我认为如果中美能够重新商讨并明确中美联合公报的相关内容，重新界定双方的边界和底线，那么未来几年台海的和平与稳定是有可能实现的。
记者：特朗普的人格特质比较独特，你刚刚提到他比较重视利益，谈判也会有很大的变数，那么你觉得这给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中美贸易战带来影响会有哪些呢？
王辉耀：这会带来变数。特朗普商人出身，本质上仍然具有商人的思维方式，他会先声夺人，确定大目标，然后逐步地谈判，甚至虚张声势，他可能做了很多这些动作。了解他这种性格特点后，我们可以更好地进行应对：如果他愿意谈判，那就进行谈判；如果他决定摊牌，那也可以应对。然而，从他的商人角度来看，特朗普实际上是希望能够达成交易的。例如，他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背后实际上是想改善美国的经济状况。如果他欢迎中国投资，那中国也可以去，就像日本当年也受到美国很多企业反对，后来日本投资，美国反对的就越来越少了。
所以说中美作为全球两个大经济体是可以做交易的，作为第一、第二大的经济体。特朗普特别愿意交易，实际上还有什么伙伴有实力来做交易呢？除了美国以外，剩下就是中国。中美之间达成经济的和平，促进世界的繁荣，促进南方国家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和稳定，这对全世界都是好事。我觉得特朗普如果有想法那肯定是欢迎的。
记者：其实最近全世界的人都关注的问题就是中美关系将会如何改变？除了您今天跟我说的内容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展望吗？
王辉耀：我觉得有，因为特朗普号称和平总统，他说过在他的任期没有发动任何战争，另外他说他在第二个任期上来就要解决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最近看到泽连斯基和普京都说愿意谈判了，释放了一些积极信号，说明作用还是有的。我觉得如果他想成为和平总统就离不开中国的帮助，因为中国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乌克兰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重要国家，中国也是中东和海湾国家最大贸易伙伴。伊朗和沙特的和解就是中国促成的。应中方邀请，巴勒斯坦14个派别在北京举行和解对话并签署宣言。因此中国可以跟特朗普和美国政府合作，给这些地区带来和平和稳定。中国实际上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就支持了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也支持了联合国的制裁决议。我相信如果特朗普想解决不仅是俄乌问题、巴以问题，甚至包括朝核问题，中美都是可以合作的。特朗普需要中国，所以他在说中国和美国携起手来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解决的。基于特朗普目前的一些表态，可以拭目以待他是否会付诸实施。经过8年对中国的打压和制裁，他可能意识到中国具有非常强的韧性，远远不可能崩溃。因此，最终的选择可能是与中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挑战，无论是气候变化、人工智能，还是大流行病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现在有和中国合作的意识也比较可贵。我觉得应该鼓励他加大和中国的合作，造福世界，带来和平。
记者：那从您的角度来讲是欢迎特朗普当选的吗？
王辉耀：我个人觉得他不太重视意识形态竞争，希望带来和平，这对中美及世界来说是利好的。包括美国人民在内大多数国家人民都希望和平，如果特朗普说保证能带来和平，那很多人都愿意选他。关于中美关系，他也说不希望台海有什么冲突，在任命驻中国大使时他就说希望大使能够促进亚太和平，把和平看得比较重。我相信如果他确实看重和平的话，中美就可以为世界、为人类做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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