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一明：中国书院的儒家人权思想——未来智库的思想源泉
贝一明，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亚洲研究所理事长
目前智库（think tank）在全世界范围成为政策讨论的核心空间，智库是专家、政府和民间部门代表以及市民讨论社会、经济问题的平台。位于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以及传统基金会一直以来以讨论政策的传统而引以为豪。华盛顿既是美国权力中心，又是智库林立的地方，更是国际情报中心，这里每天汇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智库机构的研究成果。权力怎么用，重大决策怎样做出，智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智库的作用在各个国家都不容小觑，但其建立却基于不同的国家智慧，中国智库在这一方面呈现出与美国智库完全不同的传统。言及智库建立的中国智慧，有两个来源不容忽视，民间和中国传统文化。《尹文子·大道上》曰：“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圣人有治世之才固然可贵，更可贵的是他能调动大众共同治理国家。许多中国学者似乎从开始就认为智库本质上是西方的东西，因此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智库之前，应当不遗余力地对CSIS等华府智库加以模仿。他们认为中国智库需要不加分辨地从模仿西方智库开始，随时间推移，中国智库日趋成熟、日渐完善，自然也就会拥有中国特色。
但这是建立新一代中国智库的最佳方法吗？毫无疑问，倘若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先进的智库只存在于西方，中国智库必须以西方智库为榜样，那么就会陷入一种等级观念：中国落后于西方，将自己看作必须效仿发达国家的人群。中国智库有自己的传统，它的发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由此形成的中国智库与西方智库的习惯与模式大相径庭，因此探索中国智库的发展模式，需要从传统文化中追根溯源，本文旨在从中国书院的儒家人权思想着手，从儒家人权思想中提取中国智慧，并以此指明未来智库的发展方向。
一、书院传统与儒家人权思想
（一）中国智库的书院传统
中国智库的模式与美国相异，因此狭隘地以美国模式定义中国智库，则容易得出没有传统这一草率的结论，但是事实上，中国智库历史悠久，只不过一直以“书院”的面目存在。中国书院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于政府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有别于其他东亚古代教育制度，与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政府、私营企业和其他部门合作，参与政策制定与实施。唐朝的集贤殿书院就是可供参考的范例：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员与学者，同时翰林学士还参与决策。其实始于唐、盛于宋、明、清的书院传统也极具研究价值。白鹿书院、徂徕书院等为当时的决策者和知识分子所青睐，他们聚于其中探讨国政、伦理、自我与下代学者培养问题，这一类综合性机构并非封建迷信，中国著名的四大书院是：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河南郑州的嵩阳书院。明代，无锡的“东林书院”曾培养了杨涟、左光斗这样一批不畏阉党权势、正直刚硬廉洁的进步人士，由此可知，中国书院融合私学与官学，容纳学术研究与教化众人为一体，以培养学术人才为己任，强调人格养成，注重“全人教育”，这恰恰与儒家人权思想相契合。
（二）儒家人权思想
儒家推崇的价值与人权思想的原则有重合之处，在人权思想发展的趋势中也体现了部分儒家思想的缩影。在《世界人权宣言》中提及人权价值的四个原则：自由言论、自由信仰；得免忧惧、得免贫困；人格尊严与价值；男女平等，其中中间两个原则是儒家思想所肯定和宣扬的价值。孔子认为“贫与贱，是人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对于贫困的规避是人之常情，但是追求财富的过程中需要考虑道义与仁义，儒家思想将财富与仁义相结合，既包含人权思想的结晶，又提出了财富观的进一步要求。
世界人权思想历经发展已经从第一代发展至第二代，其人权内涵与儒家的民本思想相契合，而儒家的关系本位又能对人权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起预示作用。“第一代人权”是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和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等人提出的自然权利、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等思想，可概括为公民和政治权利，儒家主要以“仁”的思想要求统治者，以民本思想保障人民的权利，第二代人权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明确了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权，中国儒家自古注重道德教化作用，对于这一方面更是体现出与人权发展的内在一致性，《论语·公冶长》中提及的社会理想是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礼记·礼运》中同样指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其蕴含的内核正是人权宣言中的社会保障。在人权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团结、共识对于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性，因此，儒家思想中内涵的关系性将成为人权发展的推动力。
传统书院承担传授知识和教化人格的重任，四书五经中既传达知识内涵，又包含道德伦理，其中蕴含的儒家人权思想与世界人权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这些都是美国智库所缺失的要素，当今的美国智库愈发与企业类似，忽视道德与思想方面，而通过仔细研究唐朝以来的中国智库传统，从前人实践中获得启迪，知识分子能够参与政策制订与教育方面的大小事务。这将使全球的决策者获益良多，惠及非洲、南美等世界各地的人民。
二、中国书院的核心智慧
美国智库系统的缺点与企业相关，对金钱与企业资助的依赖颇深，且决定某智库价值的并非其准确程度与社会意义，而是预算的多寡，这已经对其进行综合性客观调查的能力造成巨大损害。应出资方要求，许多课题已经成为禁区。保守的美国智库对我们当今最严重的危机——中国传统人权的理论讨论介绍置若罔闻，却对导弹防御议题颇为关注，因为军火制造商是它们的金主。这种做法足以让我们相信，传统基金会与CSIS根本不是什么智库，而是在扮演着公关公司的角色。
建立自己的智库评测与资助系统对中国至关重要。该系统应当更加客观，不是简单地以吸引资金的能力作为排名标准。但此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不该针对中国单独打造，而应当开放化、国际化，使之具有广泛的吸引力。我们要用新成果来提升宾夕法尼亚大学的（Go-to Think Tank）智库排名系统。其排名结果堪称权威，且可决定一个智库的存亡。但面对这种压力时，美国智库的反应并不是鼓励研究员走近群众、通过科学分析来建立更好的世界，而他们的论述其实对社会基本构不成影响。那么这种更客观、更有用的智库排名系统是什么样子？当然，不排名最好。然而从人性的角度考虑，这根本就不可能，因此我们最好不要有这种幼稚的想法。
中国可以开发出一种不着眼于吸金能力与运营规模的智库评测系统。这样的系统更具广泛吸引力，而且基于其评测结果，中国与外国的智库都能获得其理应获得的关注。“先进研究都是说英语的人做出来的”——也许应该首先摒弃这种思维模式。
中国书院的核心智慧是将对事物的调查，格物致知、还有对过去政策的理解跟解释，加上道德哲学与时事的关系一起考虑，一起
讨论。而且中国书院往往把这个政策跟道德的讨论影响到青年教育。没有青年的教育作用就没有智库的效果。由人文学科和政策领域的专家就伦理问题展开辩论，评估历史变迁、未来制度发展的潜力，以及对过去的观念和制度进行修改，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的要求。这种智库现在在西方找不到。模仿西方智库的中国智库也没有。
这种方法填补了当前西方式智库的巨大真空，在这种智库中，讨论的是政策，而且往往是由从政策中获益的公司资助的，但历史问题、人性问题、在困境中什么才是道德上正确的选择等问题却完全被排除在外。道德哲学专家被排除在外，讨论由技术和具体政策专家主导，甚至只是那些提供资金的专家。
此外，西方智库也没有致力于培养下一代青年具有深厚的道德基础，对政策具有历史眼光，并在自我了解和理解漫长历史进程的基础上预测未来需求。换句话说，西方智库不教育年轻人，不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不强调道德行为的重要性。如果中国智库引入这些理念，将会给世界智库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就人权研究而言，决策者和政府官员对伦理和人文学科的这种个人承诺将有助于改善智库的功能。
（一）发挥中国智库在全球治理中的独特作用
中国智库还能为真正的、可以引领我们前进的全球治理注入新见解，原因很简单。目前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所使用的“全球治理”观点，可追溯至康德与黑格尔建立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基础上的概念。该观点先后成为海牙和平会议、国际联盟与美国的逻辑。然而希腊传统虽然充满智慧，但只关注本民族理想政府的建立，与全球治理并无关系。西方对民族国家的痴迷便可溯源至这种早期的思想定位。中国早于欧洲首先建立共享普遍价值的跨地域文明，率先维护那些共享价值。继联合国的诞生后，在我们探寻建立地球村的下一步策略时，“天下”或“春秋”这样的政治话语不是比西方传统更实用、至少更值得考虑吗？我并不想否认晚期帝制中国曾存在推行单边主义等问题。我要说的是，在进行早期国际社会建设理论探讨与实践方面，中国拥有漫长而复杂的历史。
然而我看见中国媒体常常展示类似于晚清宫殿的建筑，它们更像是慈禧太后及其奴才们的住所，而非宋明时期文人士大夫的居室。我想知道人们是否会在中国传统的终极价值方面感到深深的疑惑。尽管中国的传统建筑与陈设十分精美，但将中国传统的物质方面当作其中心内容实在是一种大大的、可悲的误读。也许中国人正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某种物质文化来解读。在人们眼中，传统文化与广告牌上的名表、名包与豪宅大致等同。然而，尽管在帝制末期经历过短暂的堕落与沉溺，传统中国绝非如此肤浅。在中国伟大的儒道释传统中，人类体验最宝贵的方面超越视觉、无法触摸。中华传统重视对德孝仁等美德的追求，这种美德首先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情感与行为方式之中，而非存在于物件之中。这种价值甚至无法在书中找到——尽管收集书籍十分有趣。终极价值蕴含在无影无形之中。
如果要开拓中国智库的新传统，我们应当从寻回终极价值——这种并非由西方输入、流失于东方的东西开始。中国的民间智库从无到有，有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大国，与之相适应，中国智库需要更上层楼，把北京打造成世界的智库中心可以说迫在眉睫。中国需要的不是演绎已有的政策的能力，而是需要想象力，尤其是来自民间的想象力。民间智慧在互联网上已然有所体现，互联网所呈现的广度与汇集的大数据本身就意味着“众人之事”，这是需要去发掘的。民间智慧不可限量，民间智库可以发挥出的建设力量不可小觑，全民创造力不可能仅仅依靠外力而被充分激发出来，只有在人们主动去思考、表达其主张的前提下，他们的创造力才能获得释放。他们的思考与声音，可以说本身就是国情的体现。民间智库可望将全民创造力的激发出来。因为他们的思考是从自身的状况与需求出发的，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专家们的思考可以替代与覆盖的。这里，不妨借用一下市场经济的概念，市场经济观念中有一个核心的思想，那就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自由地主张并表达自己的权利，才能由此构成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专家们固然有知识与专业上的优势，但他们可能不切实际，离题万里，乃至背离常识与直觉。中国智慧当然指的是中国人的智慧，民间智慧的集中以及通过互联网汇集的声音，必将成为中国智库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中国传统融入未来智库
未来智库的运行模式必然是由西方现代架构与中国儒家人权思想深度结合的未来智库，在此基础上，我们有望见到中国智库传统和人权观念在未来智库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图景。
（一）儒家人权思想的现代化
儒家人权思想产生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其人本主义思想和伦理人学核心历经历史长河的涤荡，在现代化进程中保留了其价值内核。儒家人权思想自诞生之初就以以民为本的面貌呈现，强调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处理，此后经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现代化运动，当代中国人权主义思想主要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现，其核心中蕴含的家国一体理念与诞生之初的集体观念一以贯之，就其具体内涵而言，儒家人权观念不变的核心是维护民族、国家集体利益、“大我”高于“小我”的内涵特点，因此，在以不同文化为基础的人权思想的关系处理上，中国儒家人权观念具有伦理性、现实性和包容性三大特征。伦理性是中国传统道德中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视，传统美德中对于“忠”“孝”的赞扬，儒家思想中对于“仁义礼智信”的推崇，无不体现伦理性的重要性，直至今日，人们依旧就核心价值观作为儒家人权思想的延续保留民族根脉；现实性指儒家人权思想总是以具体问题为导向，较少以抽象的人权理论和逻辑为主要客体；包容性出自儒家人权思想的“中庸”方法论，辩证地看待问题，儒家人权在具体应用场景中得以避免走极端，“阴阳”观念使海纳百川成为可能。
（二）中国智库传统的现代化
中国传统智库自古注重谏议，以良政上议、君主采纳为主要互动模式，传统智库得以发挥其作用，其中，谏议制度的兼容并包和平等互动直至今日仍然是中国智库的精神内核。
中国历史传统已经证明，贤明的君主表现出对人才的重视和偏好。齐桓公称霸诸侯，管仲为其帐中谋士，刘邦击败项羽，张良决胜于千里，刘备于乱世中雄起，诸葛亮功不可没，历史已经证明，谏议制度的核心在于才能是否被重视并落实，当今智库历经现代化，合理采用西方组织架构的同时也保留了儒家人权的精神内核。中国智库依然以谏议的模式运行，研究人员将调研结果整理成文字，对国家治理和外交政策提出建议，政府部门根据事实情况对其采用，因此，在国家治理和全球交流这两方面，智库切实发挥实效。同时，促进平等互动要求机构内成员的平等和机构与政府之间的平等。政府对于智库建议的采纳程度反映政府对于社会建议的包容程度，正如古代“贤臣择主而侍”，谏议的核心是平等，只有平等才能真正推动治理进程，此外，智库内部成员也需要平等，年轻人的建议包含活力和创造力，如果讨论以年长者的意见作为标杆，忽略年轻人的需求，智库的模式始终是重复而难以革新。因此，智库的现代化需要维持并发扬中国传统智库的兼容并包和平等互动。
（三）未来智库中蕴含的中国元素
未来智库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建的智库，是采纳来自全世界建议的智库，因此，发挥中国儒家人权观念，将传统智库的谏议核心纳入至关重要。
中国智库的核心理念是包容、平等和现实，这三点对于将智库建设成为更有实效的智库至关重要。包容意味着对于不同国家的容纳，当下国际组织虽然成员众多，但真正决策权往往在大国手中，真正的包容意味着对于不同语种的接纳，对于不同意见的采纳，例如在涉及不同国家时使用不同的语言，在亚洲问题上使用日语、韩语，在俄罗斯问题上使用俄语，这是为了对于传统人权的理解讨论或“虚拟空间的未来”等非常综合性的问题，能够担负起调整世界各国的新政策，开展国际项目的重任。同时也需要增进小型、大型智库间的合作。大型智库预算较多，更易接触到世界级专家。小型智库灵活性好，更了解人们的需求。若能够开发出在这些智库间分享财力和知识的战略，将迎来创新智库群的诞生。
平等和现实是交流合作平等，也指平等地关注现实议题。对于不同议题，智库应当给予适当的重视，国际金融、安全问题是国家层面的重要议题，但是青年岗位、环境破坏、贫富悬殊等问题同样是关乎一般人群的重要议题；此外，平等是有效交流，如果只是搞形式主义那一套，像举行仪式一样向听众阐述陈旧的观点将导致智库的失败。因此，将谏议核心和儒家人权核心纳入传统智库有助于未来创新智库的建立。
新一代智库的建立不是在原有基础上的重复，而是采纳全新理念的创新，因此中国的儒家人权传统对于智库内部的人权建设是很好的理论引领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