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前总干事拉米：中美欧三方应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
2024年12月17日
2024年11月6日，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全球气候变局下的可持续贸易”分论坛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和全球化智库（CCG）共同承办，邀请来自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尖专家学者和行业领袖参会。会上, 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雅克?德洛尔研究所（巴黎、柏林、布鲁塞尔）协调员、巴黎和平论坛副主席帕斯卡·拉米（Pascal Lamy）发表以下演讲：
下午好，女士们、先生们！
感谢组织者，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和全球化智库能够去组织这次论坛，也要感谢你们能够邀请我过来跟各位进行分享。
贸易与环境需要进行很好的协调
贸易已经有200年全球交流的历史，环境的议题在30年前突然出现。贸易是希望能够提高经济效益，而环境保护在于让我们的星球继续存活下去，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多或少的问题，而第二个问题是生或死的问题，这就是两者共存非常复杂的原因，需要进行很好的协调。此外，还有很多原因能够说明为何全球对于开放贸易和保护环境的态度是如此困难。
理论上来说，市场应该会去进行贸易，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全球的分工。贸易开放会构建这样一种分工，它会带来更高的效率，可以进行专业化，可以更好去分配资源，比如说自然资源。比如说像沙特阿拉伯，他们没有很多的水，所以他们必须在更大的市场上去采购小麦。但是印尼就比较擅长于风电轮机，所以他们就可以更多去采用风能发展新能源。
第二个原因，对于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对于碳排放的定价，就像其他的生产一样，生产和贸易也必须要针对成本进行调整。然而现实中并不是像这样的机制去运行的，比如说没有一个全球的碳定价。我们对于石油是有统一定价的，石油其实也排很多的二氧化碳，但是对于二氧化碳却没有一个统一定价。主要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国际上对于贸易的治理和监管非常不同。在贸易方面，我们有一个流程，希望能够带来更多的贸易开放。比如说WTO成员会去讨论你做多少，我做多少，在其中找到平衡，这是多边主义决定的平衡，也就是说大家都要达成一致，大家要一起去做什么。有的时候比较简单，有的时候比较复杂，但这是一个原则。
环境治理则非常不同，各国达成一致都要做到零碳排放。但是我们是以国家的贡献值去计算，在环境方面有一些没有经过协调的理论，按照每一个国家的情况制定的脱碳轨迹，有不同的时机、曲线和口径。有些国家认为要做碳定价，有些国家认为必须得通过税收去协调，有些国家认为要通过监管来把控。这样一些不同会导致贸易开放和环境治理的矛盾，进而带来一定的摩擦。
有时环保的一些手段会带来生产成本的影响以及贸易的影响。其中一部分是世贸组织的协议进行了比较好的管理，1994年签署的一个协议上规定了贸易必须要贡献到环保。WTO里也有一些法案和协议，包括一些技术的门槛，这样就能够以环保为目的制定一些关于贸易的屏障。我们需要考虑环境风险和贸易障碍的比例。
此外，一个新的碳方面法案，包括欧洲一些新法案的出现，也需要WTO进行协调。这就带来了一些分歧，比如说欧盟会觉得必须要脱碳，必须要对生产者施加标准、手段和价格，引导他们去调整生产体系以满足脱碳的要求。而因此带来的标准的调整则会让一些国家感觉是单边的手段，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进而有一些指责，比如绿色帝国主义的说法。这样的分歧还在继续。
对于改善贸易和环境关系的建议
以务实主义的精神来提几点建议。
第一，贸易者也必须要承担环境的一些角色。贸易规则制定者或参与者往往不理解环境保护的人和政策制定者，相反也是一样，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第二，环境保护必须要在世贸组织的讨论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而贸易也需要在环保的讨论中得到更重要的位置。因为在WTO有一些成员是比较抗拒讨论环境问题的，有人认为这是绿色贸易保护主义。而在COPS又没有人愿意聊贸易，因为贸易也没有很好地得到环境方面的人的认可。我们必须要让对话在两方都发生。
第三，WTO需要去建立一个兼容性的论坛。也就是说一些和环境相关的手段也必须得到采用，在影响到贸易的情况下，也需要得到贸易方的讨论。这样的讨论是第一阶段，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需要进入第二阶段的讨论，从兼容性变成一个融合的讨论。因为最终我们还是需要给经济进行脱碳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为什么要那样去做，有没有可能我们以一种平等的方式折中，达成一定的协议。我们要寻找这种平等，也必须要在WTO中进行这方面的讨论。
第四，WTO绿色补贴的方式也必须重新考虑。最初WTO的协议中是有绿色补贴的，但是在1999年就取消了。考虑到现在的情况，有必要性去鼓励生产系统进行脱碳，所以我们需要去进行一个回溯。它可能会带来比较复杂的讨论，但不管怎么样，毕竟我们已经有一些这种类型的补贴了，目前可能更多是针对贸易，我们也可以更多针对环境做这方面的工作。
最后，国际系统都需要去考虑贸易和环境的联系，这里所说的国际系统不只是WTO和COPS会议，还包括国际的金融系统等等。
20多年前我们达成了国际性的贸易机制，有各种各样的协调原则。比如说开放贸易以及提高产能，所有这一切都组织得井井有条，都和我们整个系统不谋而合。我们需要在这方面继续发力，在未来投资时更多考虑环境以及气候因素。
两个关键领域需要中美欧联合行动
关于中美如何协作，我认为关键在于认清现实，即我们目前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尽管中国、欧盟和美国（尽管美国的政策有时没有总统主导）各自都制定了坚实的绿色政策，但总体行动仍显不足、这些努力仍不足以应对挑战。目前，全球温升正朝着2.5°C的方向发展，远超《巴黎协定》设定的1.5°C上限，这种升温将带来灾难性后果——不仅对某些脆弱地区造成尤为严重的影响，还将给全球环境带来深远变化。因此，我们的首要的出发点必须是做得更多，以加速绿色转型。
我认为有两个关键领域需要中、美、欧进行联合行动。
首先，我们需要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四大支柱方面加强协调，即继续减少排放；优先推动适应气候变化磋商；开始考虑碳移除措施；最后，我们可能需要探索地球工程选项，如太阳辐射修改——虽然该措施存在一定风险，但它将在必要时作为最后的应急方案。这四大领域都至关重要，但目前缺乏统一的战略规划。目前，世界各国在减少排放、适应气候变化、碳移除和地球工程方面各自为战，在这些选项之间的权衡和协同效应方面讨论尚属不足。这的确是一个现实问题。
因此，在这些领域，关键是我们必须制定协调一致的策略，并以减排为优先目标。特别是作为全球最大的几个工业化经济体，中国、美国和欧盟有责任率先垂范。我们应当比其他国家更快地退出化石燃料，以为尚未完全工业化的国家提供更多时间适应经济转型。
第二个领域是，我们必须共同支持贫困国家实现脱碳，尽管它们的排放量相对较低。当我们看人均排放时——美国大约为15-16吨，中国为11-12吨，欧盟约为7吨；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水平远远低于这些数字。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它们突显了像中国、美国和欧盟等工业化国家的责任，即为仍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支持。因为全球变暖的主要受害者将是特定气候带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并非主要的排放源。
因此，作为工业化国家，我们有责任提供帮助。工业化国家应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用于支持适应与减缓措施，这包括兑现在气候融资方面的承诺，特别是适应性融资，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气候脆弱性带来的紧迫挑战。尽管关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变化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显然中国是一个工业化经济体，并有能力发挥主导作用。中美欧的合作应优先考虑融资，支持脆弱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最后，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建立碳市场并为生态服务定价。尽管公共资金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不可或缺，但私营资本的参与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私人资金不会凭空到来，除非存在一个市场，能够让自然解决方案得到销售并获得激励。这就需要一个具有必要深度、规模和信任度的碳市场，并辅以可靠的治理结构与信任机制。
尽管美国的政治领导可能会因特朗普或哈里斯副总统等人物的变化而受到影响，但美国企业正逐步朝绿色转型方向前进。即使这一转型进程可能会受政治生态影响而变得缓慢，但它正在发生。如果进展有所停滞，欧洲和中国必须做好准备，承担起引领全球行动的责任，确保绿色转型的势头不被削弱。
感谢大家的聆听。
本文依据嘉宾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和全球化智库（CCG）共同承办的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全球气候变局下的可持续贸易”分论坛的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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