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 | 王辉耀:特朗普新政,中美如何应对?

2024年11月21日

中美可增进对话交流,包括继续巩固落实中美元首旧金山共识,保持并增进中美民间交流,形成新时期中美既竞争又合作的良性竞合方案。


文丨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


当前,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大获全胜,将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在选前的分析和判断中,全球化智库(CCG)认为特朗普的赢面更大。特朗普作为前总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丰富的竞选经验和政治运作能力,也善于利用媒体和社交平台来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吸引选民关注。最终,大选前民调显示美国有史以来最胶着的大选以特朗普压倒性胜利告终,特朗普不仅赢得了总统之位,还带领共和党一举拿下参众两院,实现了三权独揽,这一结果让许多人始料未及。事实证明,特朗普再次当选不仅是其个人影响力和选举策略的胜利,也标志着美国政治理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和调整。美国的这次历史性政治变局将给中美关系和全球治理带来深远的影响。

CCG认为,特朗普上任后,关税政策将是特朗普对华经贸政策的关键话题,就此而言存在双边贸易谈判及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可能性。此外,特朗普要兑现其“和平总统”承诺,存在中美博弈与合作空间,中国可助力美方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及朝鲜半岛等问题上开展和谈。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或会继续保持务实态度,中美双方有可能在保持现状的基础上继续维持动态平衡,以避免因台海问题导致关系进一步紧张。在特朗普上任之际,中美可增进对话交流,包括能否继续巩固落实中美元首旧金山共识,保持并增进中美民间交流,探讨新时期中美共存之道,形成新时期中美既竞争又合作的良性竞合方案,避免中美关系被美方好战派人士裹挟。对此,CCG结合相关交流与研究,对新阶段中美关系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中美可就俄乌冲突、巴以冲突、朝鲜半岛问题等开展对话,助力特朗普兑现其“和平总统”的承诺。在俄乌冲突及巴以冲突问题上中美可协调如何推进和平进程,中方在俄罗斯和中东方面都有影响力,中国和巴西还有许多金砖国家有许多和平共识,中方可以帮助特朗普履行其“和平总统”的承诺,从而建立中美在国际和平事务上的合作基础。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特朗普曾在2018年至2019年间与金正恩进行多次会晤,甚至亲赴板门店,表现出了推动美朝和解的想法。中国也曾积极斡旋,努力为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搭建对话平台。今年是板门店停战协定签署71周年,当年中美南北韩四方签署了停战协定,新形势下或可展开新的四方会谈,缓和朝鲜半岛剑拔弩张局势,甚至达成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新的朝鲜半岛和平协定。

(二)在特朗普上任之际,可考虑邀请特朗普适时来华访问,为两国关系的新发展规划蓝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着“反共斗士”之称的尼克松总统为让美国尽快摆脱越南战争的泥潭,并应对强势的苏联,上任总统后很快便着手推动两国关系的缓和。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或将再次实施“战略收缩”和“美国优先”政策,以交易导向维护并增强美国利益。对此,在美方新领导班子搭建起来后,中美高层可尽早接触,就双方诉求与底线开展协商,并适时邀请特朗普来华访问,发挥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引领作用,争取达成中美关系新共识。

(三)中美可在对话中就台湾问题达成新共识,如通过发布联合声明重申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台湾问题是中美间的核心议题,可考虑通过再次发布联合声明的方式,重申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避免误解和误判。如可在联合声明中重申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内容,强调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重要性,同时呼吁双方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分歧。由此,可一定程度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还可为中美之间未来互动奠定基础,例如在贸易、科技和安全领域“对表”,明确双方的分歧、共同利益和合作目标。

(四)可考虑与特朗普政府讨论如何推动中美经贸投资合作问题,发挥中国制造业优势降低双边经贸“脱钩”风险。如果特朗普进一步提出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可以建议在减少对华关税的前提下进行务实合作,通过投资、技术合作、补充美国供应链等方式,发挥中国优势带动美国制造业复苏发展,为美国创造更多就业,助其重振本土经济。在贸易问题上,可继续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特朗普秉持交易导向的实用主义立场,更倾向于直接具体的经济谈判,相对较少涉及意识形态。中美完全可以在商言商,在第一阶段协议的基础上推动第二阶段谈判,以务实的经济合作为基础改善中美贸易关系,通过减少部分关税、加强科技和中美投资合作等措施,达成新发展阶段中美贸易关系新共识,以维系双方经济的长期发展。

(五)中美可就增进基建合作开展协商,开展双边或第三方市场合作。美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巨大的需求,包括交通、能源、通信等领域的更新和升级等。特朗普第一任期曾提及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该计划并未像预期那样全面大规模地实施。2024年竞选活动中,特朗普将大规模基建计划作为重要的竞选承诺之一,因此有较大可能会重启基建计划。对此,中国在基建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施工能力,中国企业承接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重建项目等成功案例也说明中美基建合作互利共赢。中美可就增进基建合作开展协商对话,建立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促进机制,推动中美省州级基建项目合作落实。还可尝试提出并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B3W)、欧盟“全球门户”计划等基础设施建设倡议对接,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合作共建第三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

(六)发挥亚投行及世界银行等多边化金融合作优势,增进国际开发银行合作,为一些大型基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资金供给不足、供需匹配难度大是国际开发性金融领域多年存在的结构性难题。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动力,主要国家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一直不足,甚至一度达到历史最低水平。对此,可进一步增进国际多边项目贷款合作,发挥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和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等对相关基建项目的助推支持作用,联合世界银行、亚投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伊斯兰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等打造一个以国际多边开发银行为主的国际基建项目贷款共同体,形成国际多边开发银行共同贷款、共同发包、共同招标的国际化、规范化、公开透明运作体系,从而调动各国政府及跨国公司积极性,推动全球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绿色转型。

(七)中美可考虑放宽对中美双方关联的互联网企业、科技企业等的管控。中方可考虑放宽谷歌、推特(X)、脸书这样的美国互联网企业准入,美方可放松对我互联网企业和科技企业在美国市场的管控,包括TikTok和华为等中资企业在美国存续。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人工智能企业等亦可借此增加对美国市场投资的可能性。双方可以逐步取消一系列对企业和个人的制裁。由此可避免中美双边进一步“脱钩”,也有利于两国间的人文往来与交流,促进双方的相互信任。

(八)可加强数据安全立法,在国内立法和国际协定谈判里充分反映外交部《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相关条文及其精神。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两个国际协定中都有关于数据的章节,可尝试在协定谈判中纳入符合《倡议》的、禁止政府从企业索取境外数据的条款,并进行公开宣传。今后如我国与其他国家缔结数据跨境流动国际协定,也可积极推动在协定中写入类似内容。经国内立法程序批准的国际协定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加入这些内容意味着我国就不要求企业提供境外数据作出了有国际法效力的承诺,将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有力消解美国的不实指责。

(九)中美可加强就芬太尼问题及打击毒品犯罪增进沟通与合作。芬太尼滥用问题已成为导致美国人服药过量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危害,在美国政治中占据重要位置。2023年11月,中美双方同意重启合作以应对芬太尼及其他合成阿片类物质及其前体流入美国的问题。作为合作的一部分,双方重新成立了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并在2024年积极互动,合作实际进展和成果得到了美国多部门认可和积极评价。中国是世界上禁毒政策最严格、执行最彻底的国家之一,在禁毒工作上积累了诸多丰富且有效的经验。对此,中美或可保持并增进高层次交流,在打击芬太尼类物质非法流通及跨国毒品犯罪问题上加强合作。

(十)可考虑协商重新开放我驻休斯顿总领馆和美驻成都总领馆的可能性。休斯敦总领馆是中国在美国建立的第一个总领事馆,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是美方在中国西部唯一的总领事馆,覆盖中国广大西部经济最活跃的地区。鉴于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所在的得克萨斯州以及美国驻成都总领馆所覆盖的中国西南地区,都在两国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双方可重新审视领事馆在促进中美经济合作等方面的重要性。为更好服务本国企业、拓展市场、增进双边经贸投资合作,中美双方可考虑适时重开两领事馆,并将其作为双边关系改善的标志性事件。

(十一)大力推进入境旅游复苏发展,建议效仿我对欧盟国家免签政策开放对美国公民来华免签政策。2023年以来,我国进一步加大人员往来对外开放力度,特别是签证便利化举措取得明显进展,引起国内外广泛赞誉。免签入境的西方游客特别是青年人在YouTube等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自发掀起了“讲好中国故事”的热潮。目前,我国对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等 54 个国家实行72小时或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为助力完成“5年5万人”目标,加强中美民间交流,可考虑对美国公民或美国符合一定条件的人士,例如21岁以下青年人试行免签入境。

(十二)协商继续巩固落实旧金山元首共识,以落实“5年5万人”愿景为抓手和突破口增进中美民间友好往来。2023年11月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后,双方在政治外交、人文交流、全球治理、军事安全等领域达成了20多项共识。习近平主席在出席欢迎晚宴的讲话中宣布,为扩大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交流,中方未来5年愿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对此,特朗普执政后双方可就继续巩固落实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成果进行交流,同时可协商探索特朗普执政后中美之间新的人文交流方式。就继续落实“5年5万人”愿景来说,可加大宣传美国青少年来华学习交流情况,以更加丰富多样的活动形式,结合来华旅游等市场化运作,发动中央到地方相关社团组织、侨团组织及高校、国际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邀请或吸引更多美方在读青少年及青年学生、学者、企业家、记者、网红等来华学习交流甚至实习工作。习近平主席强调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未来即使中美关系再现波折,也要不断夯实中美民意基础。

(十三)可恢复富布莱特等项目,推动《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续签,助力中美人文交流。中美富布赖特项目是中美之间以本着“平等、互惠和互利的原则促进教育领域的合作和交流”为目的的官方交流计划。自1979年以来,超过3000名中美学者和学生参加了中美富布赖特项目,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成为非常有声望的学者和领导人。此外,1979年签署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是中美在农业、能源、航空、医疗、环境、地球科学与工程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的框架性协定,促成了双方的互利合作,也推动中美在教育与学术领域的广泛交流。2023年8月27日到期二次延期后直到2024年8月底,由于中美没能达成新共识,该协定已失效。特朗普再度上任后,中美或可再度开展协商,看能否一定程度恢复富布赖特等旗舰项目,推动《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续签,保持一定人员往来与学术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减少误解误判。

(十四)可考虑在中美互派记者方面加大合作。拜登上任后中美在记者互派问题上的紧张局势并未得到根本性缓解,目前取得的进展比较有限。记者作为信息的传递者,能在中美两国普通民众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也能为两国政府间的沟通和企业间的合作等增加有价值的信息渠道。此前,《澳大利亚人报》记者来到北京,该报在头版给予了突出报道,标志着澳大利亚媒体重回中国,引起正面关注。对此,建议考虑增加中美互派记者数量,为双方部分权威主流媒体记者提供媒体签证便利,便于中美增进相互了解,改善双方认知。

(十五)可组织邀请更多美方议员、智库专家等各界人士来华考察交流。2023年6月以来,随着中美官方积极互动及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中美人文交流趋于回暖,美国来华交流人士明显增多。CCG在与美方人士交流中,也听到很多声音认为中美竞争需要有所管控,双边需要展开交流,并表达了来华走访交流的意愿和期待。对此,即使特朗普上任后中美人文往来可能收紧,但中美民间保持并增进交流符合中美各界人士广泛期待。我国各部门各相关机构和民间团体可继续发挥积极主动性,与美方机构相关保持联系,组织邀请更多美方议员、智库专家、企业家、媒体人等来华考察交流,不断夯实中美民间友好的民意基础。尤其还可面向美国会议员、前议员、前政要等,邀请其来华参访交流。

(十六)可增进与美方政策界、理论界交流,尝试创建中美关系新叙事。特朗普核心团队认为美国利益至上,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可能会束缚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自由,因此其对外政策不拘泥于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这反过来也对中美理论界提出了新要求,即要与时俱进构建中美关系新叙事。此前,CCG在会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时,艾利森教授提出要创立新的中美关系叙事,避免将中美关系片面化和绝对化。2012年首次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叙事后,近年来艾利森又提出了“中美竞争-合作关系”、“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及中美“奥林匹克模式”。这些叙事大部分的出发点基于“管控竞争”“避免冲突”“保持接触”等原则,类似的叙事还有约瑟夫·奈提出的“中美关系周期论”(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以十年到二十年为周期,呈现下行和上升交替趋势)等。这些美方学者在理论上的探索一定程度上可助力双方精英界人士形成共识。特朗普上任后,面对中美关系新阶段新特点新常态,中美学者需要创建新的话语体系和叙事方式,既反映现状又引导中美关系向好发展。

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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