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实录 | 大学教育未来向何处去：柯伟林、王辉耀直面地缘政治挑战
2024年11月12日▲CCG名家对话 | “高等教育与中美人文交流”（英文）
2024年10月21日，《顶尖大学的条件》一书作者、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哈佛大学T.M.Chang中国研究讲座教授、哈佛中国基金会主席柯伟林教授（William C. Kirby）到访全球化智库（CCG）。柯伟林教授长期关注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对中美高等院校的合作与交流有着深入的研究与见解。此次访问，柯伟林教授与CCG理事长王辉耀博士时隔一年围绕“高等教育与中美人文交流”的主题再度展开对话，双方就现代大学的发展与变迁、高等院校目前面临的挑战、如何加强中美及全球高等教育交流等话题深入探讨并发表见解。对话全文如下：
CCG秘书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苗绿：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柯伟林教授，下午好，早上好。欢迎参加CCG全球名家对话之“现代大学与中美教育交流”活动。自2021年CCG启动“CCG全球名家对话”系列项目以来，王辉耀理事长与数十位国际意见领袖进行了理性、客观、深入的对话。
这些对话所分享的观点对于理解全球发展中不断变化的趋势非常重要。对话嘉宾包括格雷厄姆·艾利森、约瑟夫·奈、马凯硕、安格斯·迪顿、约翰·桑顿、帕斯卡尔·拉米等。相信通过理解这些对话的见解、比较和建构这些观点，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全球化、全球治理、中美关系和多边主义、世界经济以及人类面临的跨国威胁等重要议题，当然也包括今天的主题——高等教育。
众所周知，现代大学诞生于19世纪的德国。20世纪，美国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领跑者。21 世纪高等教育的格局是什么样的？中国在其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深入研究《顶尖大学的条件》一书，探索重点大学的兴衰以及成为世界一流教育机构所需的条件。我们还将探讨当前面临的挑战和威胁，以及如何加强全球交流，特别是中美两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交流。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顶尖大学的条件》的作者柯伟林教授来到CCG总部。欢迎！
柯伟林教授是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哈佛大学杰出贡献教授，现任哈佛大学T. M. Chang中国研究讲席教授和哈佛商学院史宾格勒家族工商管理学教授。同时还是哈佛大学的中国学术风险投资基金会——哈佛中国基金会（Harvard China Fund）主席和哈佛大学在美国以外设立的第一个全校性中心——哈佛上海中心（Harvard Center Shanghai）主席。
柯伟林教授是中国现代史学家，他的著作研究了当代中国国际背景下的商业、经济和政治发展。他的文章著作和教学内容包括中国现代公司的发展、中国公司法和公司结构、大中华区的商业关系以及中国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柯伟林教授发表演讲，并与王辉耀博士对话。现在请柯伟林教授发言。
■ 开场演讲：现代大学兴衰背后，中国能否引领21世纪高等教育？
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柯伟林：非常感谢苗绿秘书长和王辉耀理事长邀请我来到这里，继续我们在哈佛进行的关于现代大学及其体系如何兴衰的对话。
《顶尖大学的条件》一书的核心问题是：如果德国在19世纪确实定义了现代大学的概念——为大学设立了一种全新的定义，而美国在20世纪，尤其是下半世纪表现得非常出色，那么，中国在21世纪成为全球领先的高等教育体系或设立全球标准的前景如何？在过去的20年到25年里，全球没有哪个高等教育体系在质量和数量上提升得比中国更快。
我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胜负之争。如果现在你看报纸，会发现许多美国人担心美国失去霸主地位，而一些中国人可能会称之为“美国的霸权”。但实际上，大学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必须由单一主导者掌控的世界。事实上，现代大学的历史正是我们彼此学习、相互借鉴的过程。
众所周知，大学历史悠久，被称作大学的机构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是，现代大学起源于柏林大学的创建，至今只有214年历史。柏林大学成立于拿破仑击败普鲁士之后。在丧失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普鲁士决定通过提升思想力量来弥补这一损失。
柏林大学定义了大学的本质：第一，大学应该像今天中国的一些顶尖大学一样，不仅致力于知识的传授，更致力于知识的创造，教师和学生在研讨会和实验室中共同合作，创造新知识；第二，学生应该拥有“Lernfreiheit”——即学习自由，可以在不同学科中自由学习，教师也应享有“Lehrfreiheit”，即教学自由——这有时被我们简单地概括为学术自由或学术自治；第三，大学应具备机构自主权，能够自行决定研究内容、研究方向，选择雇佣哪些人，甚至像柏林大学这种首个完全由国家资助的大学，也能拥有此类权力；第四，大学的核心——这一点对我来说尤为重要，作为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这是我一直非常看重的——在任何一所优秀大学中，可能有卓越的职业学院，但其核心仍是德国所称的“哲学学院”。在哈佛，我们称其为文理学院，这是本科生学习的地方，在这里他们不仅学习技能，还学会如何思考、如何提出问题、如何在理解他们的第一份工作可能并非其最佳选择的情况下具有批判性思维；这里强调的是如何培养人，而不仅仅是培训人。
所有这些在1810年的原则中就已存在。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够完美地实现所有这些目标。几乎每个社会都或多或少地对所谓“学术自由”有所限制。正如你们在报纸上所看到的，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就大学校园内公开讨论或课堂上允许言论的范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因此，伟大的柏林大学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长达 100 年之久。柏林大学提出了一种设想：有这样一所大学，可以自由地进行研究、教学和学习，不受政府的约束。柏林大学声誉卓著，以至于斯坦福大学在成立时选择了这样一句德语校训：“Die Luft der Freiheit weht”，意为“自由之风永远吹拂”。
但即便在 100 年后，杰出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被问及柏林大学的学术自由时，他说：“是的，在政治和教会（即教会的正统观念）的范围内，我们有学术自由；在此范围之外，我们没有学术自由。”因此，即使是在现代研究型大学崛起的最伟大时刻，一个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有很大的限制。当然，纳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摧毁了大学正常运转的能力。
今天，如果你观察高等教育体系和大学的兴衰，如果我们会像今天这样给全球大学排名，那么最迟到1913年，或者可能到20世纪20年代，大约世界排名前10位的大学中有8所是德国的，另外两所是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没有一所是美国大学。但是今天，我在此向我的德国朋友们表示歉意，即使有一所德国大学进入世界前 50 名，也是非常罕见的。时代变了。杰出的柏林大学，也就是现在的洪堡大学，不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也不再是德国最好的大学，甚至不是柏林最好的了。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这也是我试图提醒哈佛大学同事们的一点。我们认为我们现在做得很好，但除非你重新定义自己，除非你不断思考如何改进，否则你就会退步。
美国大学在20世纪下半叶以及中国大学在今天显著提升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和思想保持开放。中美学术合作的历史是双方互惠互利的历史。
我们现在在北京，离清华大学的校园并不远。清华大学是为向美国输送中国青年而创办的一所预科学校，它初建立时的校园是一座仿照美国中西部的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建造的美丽校园。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成为中国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校长是一位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科学家，名叫梅贻琦，今天仍被称为“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他曾以庚款留美学生的身份来到美国，就读于离我们哈佛波士顿校区不远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在20世纪30年代和抗战时期，在中华民族面临最大危机的时期，他捍卫了学术诚信、学习和质疑的价值观。正因如此，今天，无论是在北京的清华大学，还是1949年后在台湾新竹创办的国立清华大学，他都受到了清华校友的敬仰。
当然，清华也是通过向他人学习、与他人合作而成为顶尖大学的，从20世纪50年代起，清华就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合作。今天，这所建立之初是一座为将中国年轻人送往美国的预科学校的顶尖大学，仍然在乐此不疲地向他人学习、与他人合作。我们哈佛仍然有优秀的研究生来自清华。但今天，清华大学已经开始将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中国、吸引到北京。
正如王辉耀理事长所知，我曾是苏世民和清华大学杰出的陈吉宁校长在建立苏世民书院事务上的首席顾问之一。苏世民书院过去十年来从世界各地为中国引进人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立志成为 21 世纪的罗德奖学金。想到这一点，你就会明白这所大学令人难以置信的雄心壮志，它为将中国的年轻人送到国外而生，现在已经开始将世界上最优秀的一批年轻人吸引到中国了。
在座的年轻朋友们，今天你们不应将罗德奖学金作为目标，也不应把牛津大学作为首选。我了解牛津大学，但我认为你们不应选择那里。相反，你们，或者你们的孩子，应该选择前往苏世民书院学习。既然你们有机会成为中国在全球教育崛起中的一员，为什么还要去那个寒冷、多雨、多雾、与世隔绝的欧洲小岛呢？确实，我对苏世民书院这个项目有些过于推崇，在此向大家表示歉意。
当我思考中美之间人才流动的方式时，我不禁回忆起自己的教育经历。我的导师是杰出的学者费正清教授（John Fairbank），我也是他最后一位学生。当他遇到我时，心中可能在想：“哦，我得退休了，该告别了。”但我很幸运，费教授在他教学生涯的最后几年担任了我的导师。他曾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学习中国历史，并师从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蒋廷黻教授。蒋教授曾是庚款留美学者，先后就读于奥柏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后来成为中国最顶尖的历史系——清华大学历史系的主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在20世纪30年代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顶尖的历史系之一。费正清教授与蒋廷黻教授在他们此后的人生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今天，如果说美国的大学仍然强大的话，其强大在能够向世界各地的人才敞开大门。20世纪初，在庚款留美项目以及其他时期，许多中国人才前往美国留学，这为美国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些学生中，有些选择留在美国，但更多的人最终返回中国。值得庆幸的是，时至今日，仍约有30万中国学生正在美国的大学学习。
坦率地说，任何一所研究型大学，如果不向国际人才开放，尤其是不向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来攻读博士学位的优秀人才开放，那么这所大学就不会有竞争力。事实就是如此。研究生教育必须向最优秀的人才开放。本科教育往往是为本国学生服务的，研究生教育要想成为世界领先的教育，则必须向世界各地的人才开放。任何政治压力若导致研究生教育与国际人才脱钩，拒绝来自美国或中国的优秀人才，这不仅对我们双方不利，而且有悖于学术和教育的本质。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我个人都坚决反对这种做法。
我本周来到北京，最近还去了香港和台湾，是为了向大家表明：我所在的哈佛大学并没有在与中国的交往中退缩，而是希望加深与中国的交往。在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大学校长们的交谈中，我得知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有时，我们必须与政治风向作斗争，才能将大学间的交流坚持下去。
这本书和大学历史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必须长期坚持下去。要做的不是未来5年的工作，而是未来50年或100年的工作。大学的寿命超越了政府，要知道，哈佛大学创建于明朝末年，当然，哈佛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哈佛大学在美国的历史悠久，跨越了早期的马萨诸塞殖民地时期、英国的殖民统治、美国革命等多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杰出的中国大学大多创建于19 世纪90年代或20世纪初，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动荡、革命、镇压以及像现在这样的大投资时期，仍然经久不衰。我认为，它们坚忍不拔、矢志不渝地履行使命的历史应该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楷模。我的发言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期待与你的交流，辉耀。
■ 教育交流：跨越历史与现实挑战
CCG理事长王辉耀：很高兴在北京CCG总部再次见到你，柯伟林教授。事实上，正如你刚才所提到的，我们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进行了一次对话，非常令人难忘。你对《顶尖大学的条件》进行了非常全面的阐述，你在书中提到，最好的大学可以超越政府，延续数个世纪。
很高兴你再次来到中国。我们将继续两年前的对话，还可以把它放入我们在过去四年中与不同学校的近 100 位全球意见领袖开展的一系列对话中。再次欢迎你的到来。
你提到了教育在国家建设、沟通以及知识传播方面的重要性。我认为，在当今时代，我们的地缘政治关系越来越紧张，来自外部和世界各地的误解可能越来越多。我们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因此，增进交流对现在来说非常重要。
你提到了很多历史故事，比如清华大学的起源、庚款留美学者，以及你作为苏世民书院顾问的身份。你和我还是昆山杜克大学的董事会成员，同时中美之间还建立了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上海纽约大学。这些合作表明，中美教育交流依然十分活跃。在当前形势下，你认为应该如何加强美中教育交流？在缩小两国教育差距方面，你是倡导者、先行者，也是最顶级的学者之一。除了这本书之外，你一定还有很多想法。
教育交流、学生交流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如今是如此重要。你还提到了人才方面，比如我们如何促进人才流动，这些都是当今人们，尤其是中国人所关心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继续保持这种交流？也许你可以进一步谈谈你的看法。
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柯伟林：非常感谢，辉耀理事长。这是一个很好同时也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费正清教授曾跟我说，他在中国研究工作中最失望的一件事，就是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他与中国的学术联系被切断了，他和中国的朋友、导师和老师们都没有联系。结果证明，这对中美两国都很不利。
我们合作建立的一些院校都比较新，比如昆山杜克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和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但这些院校都可以追溯到一些早期的院校上，比如燕京大学——现在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校园。还有金陵大学，南京大学北大楼（我的书封面上的那栋楼）就是为中美合资的金陵大学建造的。北大楼的建筑师其实是一位美国人，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的先辈。我们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
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哈佛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块北京大学胡适博士1936年赠送的石碑，是哈佛最著名的教育纪念碑之一。在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之际，胡适博士被授予荣誉学位。胡适在文章中曾经提到，教育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国家的强盛至关重要。他曾经说过：“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认为当时赞同他的观点的人并不多。
当然，不同国家的大学也有不同之处，包括不同的教学文化、不同的预期、不同的就业市场。但与此同时，无论是在欧洲、北美还是中国，现代研究型大学的相似之处远远多于其不同之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的领导们能在2013年就现代研究型大学应符合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中国一流大学领导的价值观与美国一流大学领导的价值观其实是相似多于不同的。
这些大学今天共同面临的挑战是，在美国，人们面临着减少与中国往来的政治压力。幸运的是，在哈佛，情况并非如此。但我们的确看到美国各州强令关闭孔子学院，我个人认为这很遗憾；特朗普政府还取消了与中国合作的富布赖特项目，即使这个项目几十年来让双方都受益匪浅。
但好消息是，许多大学也在对此采取反制措施。哈佛大学的中国学生人数仍然可观。去年夏天，我们与复旦大学合作，在上海开设了一所新的哈佛暑期学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起初规模不大，但我希望这是更大规模的合作的开始。我们还在台北开设了一个新的语言项目。去年夏天，大约有两三百名哈佛本科生来到中国，其中约有150人跟随学生组织到中国高中任教，还有130名哈佛商学院的学生来到中国参观。我还通过哈佛中国基金会设立了一系列“（再）与中国接触资助项目”，以帮助我们的教职员工重新与他们在中国的学术合作伙伴建立联系。
我认为有必要指出，我在中国的多所大学拥有许多亲密的朋友，包括这张照片中南京大学的朋友们。然而，大多数在中国从事研究的美国教授，与中国同仁合作的，主要是科学家、工程师、公共卫生专家、医学人士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因为他们共享相同的热情，并共同致力于解决许多相似的问题。我们必须鼓励他们加强合作。
2019年，哈佛校长巴科会见了习近平主席。双方都认为，即使政府间合作存在困难，大学之间也需要开展合作。习主席明确表示他像巴科校长一样，也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我们现任校长加伯也坚定地持有同样的观点。
但细想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现在面临的并非地缘政治问题。新冠疫情这几年确实给中美大学的交流造成了极大的打击，清零政策使得外国学生无法在中国学习，外国学者也无法在这里进行学术研究。当然，这一政策的终止受到极大欢迎，但这之后需要从三年的交流缺失中恢复过来，重新建立交流项目。我相信我们能做到，但我认为这需要时间和决心。我们仍然需要长远的眼光，因为中美政治关系可能不会明天就好转，但大学需要并希望进行合作。
CCG理事长王辉耀：太好了。谢谢你，感谢你概述了所有这些重要事项。我知道你是哈佛中国基金会的主席，听到你资助了两三百名哈佛学生在夏天来中国，并且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下去，这真是个好消息。中国也真诚地希望迎接更多的美国学生来华，尽管与峰值时的37万相比，当前的数字略有下降，但仍有约29万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中国依然是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我们也希望这一趋势能够持续下去。
我知道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之前也是哈佛大学的教师，他热衷于推动更多的学术交流，这也是我所希望的。正如你所说，这三年的疫情极大地减少了来华美国学生数量。此外，美国家长之间可能存在一些紧张情绪或不信任感，也许他们认为现在不是让孩子来中国的合适时机。
在CCG，我们也在促进相互理解。例如，不久前我们发布了一份报告，探讨如何在5年内推动5万名美国年轻人来中国，我们可以通过校友网络、学者交流、各种协会以及大学之间的联系来实现这一目标。我认为现在来中国的美国学生数量可能已经大幅增加，也许已经超过1000人，甚至2000人。但我们希望这个数字能够更多。
■ 别让“怕麻烦”阻碍两国大学交流与发展
CCG理事长王辉耀：那么，关于如何吸引更多美国学生来华，你有哪些想法和建议呢？当然，取消旅行禁令可能是其中之一，但中国也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我的一个建议是，中国已经对18个欧洲国家实行了免签政策，我想我们也可以对所有美国公民实行免签，以便美国学生的父母可以首先来中国考察安全情况，他们的孩子也能随之而来。同时，美国的教职员工也能更加便捷地来华。
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柯伟林：这一举动将受到极大的欢迎。其实我们与纽约的中国领事馆有合作，他们为我们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提供了极大的支持，让他们能够相对较快地办理签证，而且往往比我们的中国同行来中国还要快，即使在拜登政府的管理下，我们驻北京的使馆也加班加点，确保想来美国的学生能够前来。
因此，双方需要克服的不仅是那些对中美大学交流持担忧态度的人的政治阻力。有时美国人会担心中国有什么不怀好意的计划，有些人甚至坚信TikTok对美国公众构成了致命威胁。坦白说，我觉得这相当可笑，但这些人的确是这么认为的。当世界上的两个主要大国因为一个青少年视频软件而发生争执时，这绝不是什么好事。仔细想想，这确实有点疯狂。这让人们变得更加谨慎。
一些杰出的项目，例如像费正清教授这样的学者在美国开展的中国研究项目，之所以能够进行下去，是因为这些学者，特别是费正清本人，是一位杰出的学术企业家。这些项目如同他的人生使命，尽管在冷战期间他无法直接与中国接触，但却在美国大学培养并安置了好几代学者，这些学者向年轻人传授有关中国的知识，让我们至今仍从中受益。
我认为我们的教职员工非常愿意参与这些项目。不过，有时令人遗憾的是，在我所知的其它一些大学，管理人员会更加谨慎。有一个巧妙的中文短语，你肯定能理解，这个短语也适用于中国的管理人员，那就是“怕麻烦”。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别做那个，那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你永远不知道什么会给你带来麻烦”。这在中国和美国都是如此。但如果你不尝试，就绝对不会成功。如果你不尝试，那么两个国家都会变得更加狭隘，更加自我封闭。
在美国，你偶尔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人会担心：“哦，你要去中国？你不担心吗？”而我会很清楚地说明为什么我不担心，为什么我们的学生们也不担心。在中国，有时我也会看到有人表达担忧，担心过多接触所谓的“西方思想”。实际上，我并不知道什么是西方思想。大学是西方思想吗？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思想，而且是一种相当强大的西方思想。
CCG理事长王辉耀：是的，没错。我想你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首先，哈佛中国基金会为哈佛学生来华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此外，我还记得很多来过这里的哈佛教授，你是其中最活跃的一位。我还接待过格雷厄姆·艾利森、约瑟夫·奈、托尼·赛奇等很多人。许多哈佛教授为这种交流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真的非常重要。
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柯伟林：在我们大学，有300多名教职员工在疫情前经常与居住在中国各地的中国同事进行研究合作。而且他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理由告诉我或告诉学校。他们是教职员工，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开个玩笑，我总是有点希望我们能在他们脖子上放个GPS芯片，这样我们就能知道我们的交流在哪里取得了成功，以及我们如何能为校友们加深这些交流。
CCG理事长王辉耀：当然。我们非常乐意推广你的书籍。事实上，我们也为格雷厄姆·艾利森和约瑟夫·奈出过书，待会儿我会给你。他们是为这种交流树立良好榜样的杰出教授。今年夏天我们去哈佛拜访了你。此外，我们还在华盛顿一起参加了杜克大学的新型全球大学峰会。
■ 全球大学创新，是吸引人才就够了吗？
CCG理事长王辉耀：关于全球大学创新，您在《顶尖大学的条件》一书中已经就如何成为最优秀的大学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建议，但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指导。在最佳多样性方面，我们应当具备哪些特点？您提到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此外，我们还希望提出一个家长们关心的问题：如何成为一名能够进入优秀大学的优秀学生？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建设一所优秀的大学，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成为一名出色的申请人。
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柯伟林：没有一种成为优秀或杰出的大学的固定方式，而且有很多种方式可能导致失败。但我们在华盛顿举行的杜克大学新型全球大学峰会上了解到的一点是，高等教育领域是一个充满非凡实验和创新的世界，而且不仅仅局限于研究型大学，在大学本科和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
众所周知，杜克大学的彭诺亚（Noah Pickus）与他人合著了一本关于新型大学的书籍。我曾参与编辑了美国文理科学院期刊《代达罗斯（D?dalus）》一卷关于高等教育创新与实验的内容。因为全世界——包括亚洲，有时是中国、印度、东南亚，欧洲，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包括北美——但北美的程度不如其他地方高——都在尝试各种新的教育模式。其中一些更为虚拟化，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密涅瓦计划。但也有一些真正具有开创性，比如位于孟加拉国吉大港的亚洲女子大学，是最具雄心的项目之一，旨在以严格的方式为来自南亚各地的穆斯林女性提供艺术与科学方面的教育，但是这座城市的教育环境并不宽松。如果美国和中国继续朝着相互脱钩、甚至更加自我孤立的方向发展，那么两国都将遭受损失。中美两国的大学需要关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其他事情。
我可以告诉你，美国大学之所以变得强大，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从其它国家学习经验，比如从英国学习本科教育的经验，从德国学习研究生教育和以研究为重点的教育的经验，等等。但如今，美国大学很少再向国外寻求新思想了。在这方面，我们变得非常狭隘。中国大学仍然在这方面努力着，但随着它们变得更好、更有声望，在创新方面，它们也都倾向于更多地关注各自正在做的事情，而不是关注例如日本、东南亚或其它地方正在发生什么。我认为，我们两国都需要践行北京大学伟大的蔡元培校长曾经提倡的“世界观的教育”——专注于具有世界观的教育，并坚持对全球教育真正的全球视野。
■ 哈佛深造，招生官青睐这些品质的中国学生
CCG理事长王辉耀：确实，全球视野和世界观是非常重要的素质。我的第二个问题与学生有关。我们有很多中国学生希望在美国和其它国家继续深造。现在，如果你招生的话，你会看重学生的哪些优秀品质？你能就如何成为一名优秀学生给出一些建议吗？
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柯伟林：任何正在听这段对话并考虑申请哈佛本科的家长或学生，我要告诉你们，没有一条固定的路径。我们并没有一个绝对理想的对人才的设想。我们希望招收到一个高度多样化的学生群体，不仅在才能上多样化，而且在背景上也多样化，包括国际学生和国内学生。你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像中国的高考那样的统一考试。虽然我们也有其它一些测试，但它们并不像高考那样具有决定性。我们真正关注的是个体及其自身的能力，并且我们尽量通过在中国的校友亲自面试尽可能多的申请人，但是这在新冠疫情期间变得更加困难。经常有人问我如何才能进入哈佛，我的答案只有一个词，那就是“申请”。因为如果你不申请，你绝对不可能被录取。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研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有何不同？我们有一个委员会负责哈佛各学院的全部录取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庞大且努力的委员会。但在研究生教育中，并不是由文理研究生院的一个委员会来负责录取。每个系都会自己招录博士生，唯一的招录标准就是优秀。他们不会说我们需要多少美国人或多少中国人，而是选择世界上最好的学生。这正是哈佛和美国其他一些研究生院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学校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不论出身，只寻找有才华的人。不论背景和收入如何，这些学生都获得了同样数额的资助，也就是我们和我们在美国的竞争对手的全部资金。我认为，任何有害于这一点的因素，都会真正危及美国大学继续保持优秀的能力。
但申请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如果你申请数学系，需要的能力与申请历史系或其它系是不同的。但我希望，中国学生申请美国研究生的数量能够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尽管现在在中国可以获得良好的研究生教育，这是40年前甚至30年前都无法做到的，而且这也可能成为你学术生涯的良好起点，但对于最优秀的人来说，与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竞争、继续出国深造、学习他人的做法、建立持续一生的友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你未来是从事学术、商业还是其他任何领域的工作，这些友谊都将对你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如果我在本科期间没有去德国留学，毕业后也没有在德国继续学习，那么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与你交谈。我也永远不会鼓起勇气去学习中文，然后来到这里。
■ 管理模式——大学卓越的关键密码？
CCG理事长王辉耀：在我开放提问之前，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回到这本书上来。你已经监督了这本书在台湾的出版，而中国大陆的版本也即将面世。
关于这本繁体中文版的《顶尖大学的条件》，你可以告诉我们一到两个成为顶尖大学的关键因素吗？我非常喜欢大学的历史。我的一位祖先曾是湖南岳麓书院的任职最长的山长，达28年。在他任职期间，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他的学生。所以我们非常想了解，如何才能传承中国顶尖大学的优秀传统。
在这里，我将借鉴在我之前曾担任过文理学院院长一职的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教授的观点。他就大学如何实现并保持卓越提出了一些深刻见解。他撰写了一本极具价值的著作，名为《大学：一本所有者手册》（The University: An Owner’s Manual）。
他说，对于一所杰出的大学而言，其成功与否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管理。那么什么是管理呢？在许多美国大学中，这意味着私立大学的董事会或公立大学的校董会。在哈佛指的则是哈佛校董会（Harvard Corporation）。当一所大学管理良好，这种管理允许机构履行其职责、无障碍地进行研究、无限制地进行教学，并允许学生跨学科学习，且这种管理得到有效保护和加强时，就可以打造一所成功的大学。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只是在美国，这种管理就在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时期崩溃了。当时美国大学中的反共恐慌导致了对教师的清洗和对政治活跃学生的审问。这种情况在哈佛以及其他许多美国大学都发生过。同一时期，中国大学也出现了同样甚至更为严重的情况，这再次对我们双方都造成了损害。
良好的管理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当你不需要刻意去考虑它时，可能就意味着你已经拥有了良好的管理。20世纪60年代，哈佛和许多其它美国大学因越南战争而引发的冲突几乎分裂，当时对于如何最好地管理大学以使其专注于学术使命存在巨大的争议。去年在美国，由于以色列—加沙行动引发了诸多争议，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董事会和哈佛校董会自身在一周前采取了一种方式，而下一周又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坦率地说，这并不利于信心的建立。
可以看出管理大学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在美国，当大学校长非常困难，因为你要面对众多的利益相关者，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且如今美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比本科生的学制还要短。本科生的学制比你想象的要长一些，但也就五年多一点。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在中国，担任任何一所顶尖大学的校长也同样困难。大学通常需要合作得非常融洽，共同推动大学的发展，但有时也并非如此。沟通和组织结构方面的思维差异很大，中国有很多出色的大学校长和许多杰出的党委书记。但这自然就比美国或西欧的模式更复杂。因此，对良好管理的挑战也就更大。当这种模式运行良好时，例如近年来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的情况，那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CCG理事长王辉耀：是的，这种模式正努力运作着。西方大学，特别是美国的大学，有一个管理委员会，而在中国，大学都是由政府资助的，所以它们有一个政府代表来进行所有的监督和咨询工作。
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柯伟林：在我看来，政府的基本职责是支持大学发展和保护大学免受外部压力，让学生能够学习，教师能够教学，研究能够得以进行，而不是过多地干涉细节。近年来，我们在中国看到了很多关于学生应该学什么、教师应该教什么的例子。在美国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在佛罗里达州，州长禁止某些书籍或某些学科，比如社会学被从通识教育课程中移除。这离最严重的政府干涉形式并不遥远。
■ 大学排行榜背后的真相与局限
CCG理事长王辉耀：确实如此。提供资金是政府支持大学发展的重要方式。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也在组织事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在，有听众提出了一个问题。有请孙玉红女士，她是哈佛大学的校友。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原哈佛大学亚太校友会主任孙玉红：谢谢柯伟林教授。每次聆听您的讲座，我总能收获新的知识。请允许我提出一个问题：如今有许多被称为“大学排行榜”的榜单，试图评估哪些大学是最优秀的。对于这些排行榜，您有何看法？它们在评估大学的优劣、以及排名的准确性方面，是否具有可靠性？
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柯伟林：在哈佛，我们通常不会关注这些排名，除非我们未能位居第一。在上海排名中，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排名，主要评估特定类型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我们在该排名中表现相当优秀。美国的一些排名则关注其他因素。而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不知为何，牛津和剑桥的表现尤为突出。基本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的排名分组基本保持一致。
但是，时代在变化，排名也在发生变化。与今天相比，10年前排名前50的大学中美国大学更多。而10年前中国还没有大学进入前50名，现在则有了。也许在两年前的QS排名中，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排名超过了除了两所学校之外的所有美国常春藤盟校。令人高兴的是，哈佛和普林斯顿现在又稍微领先于它们。但这些排名告诉你事物发展的趋势，哪些大学在崛起或衰落，或者哪些高等教育体系在崛起或衰落。
但这些排名并不能告诉你学生是如何学习的，也不能告诉你教师是如何教学的，更不能告诉你哪些人因为接受了教育而受到启发去做了完全不同的事情。所以在很多基础教育层面，它们并不能告诉你你真正想知道的东西。这些大学是否培养出了杰出公民？是否培养出了行业或科学领域的创新者？虽然关注教师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但这只是大学的一部分。然而这些排名几乎只关注这一点。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对这些排名持保留态度，不必担心你的大学从第32名掉到第35名就意味着天塌下来了——实际上这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再次强调，只要我们还是第一名，我们就永远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注：以上文本根据音频记录翻译而来，发布仅供讨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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