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00年与全球化的开端：世界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
有史以来，人类曾经在太空中为地球拍摄过两张最具标志性的照片。第一张是“蓝色大理石”，这是第一张呈现地球整体球形的照片，向我们展示了我们赖以栖居的蓝绿色小岛漂浮在浩瀚的黑色太空中的惊人美景。第二张经典照片是“暗淡蓝点”，我们的星球在广袤无际的黑色太空中是一个几乎看不见的蓝色斑点。用天文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的话说，看着这颗“悬浮在阳光中的微尘”，想想历史上那些将领和皇帝发动的战争都不过是为了短暂地控制那个淡蓝色小点的一小部分，不禁令人汗颜，发人深省。
2021年，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与来自全球的顶尖学者和重要国家前政要进行了一系列对话，搁置分歧、采取更加全球化的视角来战胜我们面对的共同挑战，是本系列对话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对话嘉宾们用了许多形象的比喻来强调人类根本的相互依存关系，如“地球村”等形象的比喻。本期就让我们共读其中对话。
（以下内容摘自《对话世界：理解新时代的全球化》）
2021年5月27日，CCG（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与耶鲁大学史丹利·伍德沃德历史学教授韩森进行了一场对话。韩森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主要研究公元1600年前的中国和丝绸之路。她的《丝绸之路新史》（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2012）一书讲述了丝绸之路这条不起眼的商业动脉是如何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文化高速公路”的，这本书是关于此类主题的书籍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在《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开端》（In The Year 1000: The Beginning of Globalization，2020）一书中，韩森探究了全球化的早期历史，提出当时世界各地的人们因海路贸易和文化交流而联系在一起。
韩森的研究重点关注宋朝的经验、丝绸之路和1000多年前的其他案例，这为全球化相关的当代议题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历史视角。
本场对话从我国的宋朝开始谈起，韩森将宋朝描绘为当时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度，话题涵盖了贸易和税务、儒学和文化传播、经由丝绸之路的陆路贸易以及自公元1000年至今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
王辉耀：你不仅研究全球化的历史，而且非常熟悉中国。举例来说，你讲到过宋朝的港口城市福建泉州，当时这座城市吸引了全球不同地区的很多商人和形形色色的人。我参观过泉州的一家博物馆，里面有史料显示，当时人们从中东、印度和世界其他地区来到这座城市。这段历史特别引人入胜。你为什么会研究全球化的历史？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和你是如何得出关于维京人（别称“北欧海盗”）、中国泉州的商人的那些发现的，以及他们是如何在1000年前在世界各地流动的吗？
韩森：我是从丝绸之路研究进入全球化历史研究领域的。我的《丝绸之路新史》主要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中亚地区。人们往往认为丝绸之路的历史在公元1000年前后就结束了，那是敦煌的佛窟关闭的时候。北大历史学教授荣新江提出，当时的敦煌居民听说喀喇汗国军队入侵，和田沦陷，他们就关闭了存有历史档案的洞窟。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个理论，但是喀喇汗国确实在公元1006年之前占领了和田。公元1000年左右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是辽宋签订了澶渊之盟。
当我完成《丝绸之路新史》的时候，我了解到这两个事件，而维京人也是在大约公元1000年的时候抵达加拿大的。我很好奇这三个事件之间是否有所关联。我花了5年时间研究，得出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世界上很多地区都在经历同样的进程，人类活动的地域变得更大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发生了早期接触，例证是丝绸之路沿线的人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罗马帝国和印度产生了贸易往来。在公元1000年前后，世界上很多地方受到了这种新接触的影响，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结论。
王辉耀：在《丝绸之路新史》这本书中，你介绍了大量的考古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这条商道的惯常理解。你研究了丝绸之路上从西安到撒马尔罕和中东的8个聚居点，使节、朝圣者和旅行者云集在这些国际化的地区，解释了这条商业动脉是如何成为“文化高速公路”的。然而，即使全球化是在公元1000年前后开始的，但也许全球化的精神要追溯到丝绸之路的开端。你是否同意丝绸之路也影响了全球化？
韩森：在丝绸之路上发生在中国和中亚的故事与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比如欧洲，发生的故事有相似之处。对非洲和美洲的情况我们了解得比较少，因为当时这些地方缺乏文字记录。至于丝绸之路对全球化的影响，我要说，在公元1000年前，这种影响并没有波及很多人。但是当然，历史进程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开端。我们研究的现象总是会有早期迹象。
在丝绸之路上有一艘失事船只叫作“勿里洞沉船”（belitung shipwreck），是在爪哇海上印尼的勿里洞岛发现的，可能是一艘非洲或者印尼的船只。这艘船中装载着中国陶瓷，其中一件壶具上标有中文年份，显示出这艘船大约存在于公元826年到827年。该船装有6万件陶瓷，这在公元826年可谓大规模生产了，这是我在书中提到的一个非常早期的例子。这起沉船事件100年后，又发生了一起沉船事件，这次单单一艘船就装载了60万件中国壶具。所以，这些都是公元1000年前已有贸易往来的证据。
公元1000年前的丝绸之路主要是陆路贸易，而陆路贸易会受到限制，因为动物能驮运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当时也没有机器和机械化。我想每个人对丝绸之路的印象都是骆驼。事实上，中国的史料显示，大部分贸易运输使用的是马匹、驴子或者推车，只有在穿越沙漠的时候才用骆驼。我认为，公元1000年时贸易方式发生了真正的变化，人们从陆运转向海运。在此之前，人们很少使用海运，但是在公元1000年时，维京人、波利尼西亚人和中国人等许多不同地方的人，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海上长途旅行。
王辉耀：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你如何看待全球化的不同阶段？贸易是全球化的内容之一，全球化也涉及宗教和文化交流。例如，玄奘西行。唐朝的时候，日本派了留学生前来中国。那么，你怎么看待全球化的各个阶段呢？
韩森：真有趣，其实我也正想问你同样的问题。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回到过去。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当代全球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观察者们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时空压缩”。乘飞机一天时间即可从纽约到达北京，空间和时间就被压缩了。乘船要花几个月时间的旅程突然就缩短到了一天。这种“时空压缩”是我们所处的全球化阶段的标志。飞机、计算机，甚至我们现在能够实时看到对方并对话——这些都是过去不曾有过的新事物。这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当代全球化，你同意吗？
王辉耀：我想你是对的。正像我们讨论的那样，我认为在丝绸之路时期出现了全球化的早期迹象。到公元1000年，人们真正开始在全球流动，全球化势头增强。之后，哥伦布到达了美洲，中国航海家郑和曾经7次远航东南亚，最远到达了非洲。产品、种子甚至疾病，各种各样的东西开始在全球流动。但我要说，全球化在工业革命后才真正开始加速。技术发展加速了全球化，这才让我们今天可以实时视频连线。但回顾历史，我认为追溯这些趋势的源头是很有趣的。那么，让我们回到过去。1000多年前，当众多外国商人和旅行者云集泉州的时候，儒家思想已在中国盛行。你如何看待儒家思想和它对宋朝的影响？另外，从历史角度来看，全球化是如何影响中国的？
韩森：在书中，我写到宋朝时的中国是当时地球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地域。原因是当时中国很多人口居住在沿海地区，这在今天也是如此。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中国居民要比居住在内地的居民更容易受到国际趋势的影响。泉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受到全球化影响的沿海城市。如你所说，当地的博物馆中有关于外国居民的史料。泉州有许多阿拉伯人的墓碑，当时也有很多印度人来到泉州，你可以在现存的印度教寺庙的石刻中看到他们在泉州的痕迹，如今这些寺庙已不复存在。
中国在当时非常重要，因为那时中国已经是全球制造业中心，有制作陶瓷的巨大作坊和窑炉。前面提到的沉船中的陶瓷，就是考古发现的鲜活例证。但是我们了解到宋朝也出口金属，当时不仅有金属制作的壶具、刀具和武器，还有铁条、铅条和锡条。
中国的船只装载着大量的出口商品，并且配备有指南针，这样船只就有了导航。人们较少想到的是当时中国的进口情况和进口了多少东西。我在书中写到，在泉州，很多人想要“香”——这是一个广义名词，涵盖了檀香、沉香等香木。宋朝的时候，人们进口这些香木，从东南亚和阿拉伯半岛进口食品、香料和其他天然产品。中国对这些外国商品需求巨大，这推动了贸易发展。
至于儒学思想，儒家学者对这种贸易的记录并不多。美国历史学家蔡涵墨（Charles Hartman）出版了一本关于宋史的书。他的一个观点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中有两个官员集团，我们了解到其中一个有名的团体是由儒家思想家组成的，另一个是相对没那么有名的士大夫集团，其中很多人跟王安石这样的人相似。这些士大夫当时研究国家治理并找出对贸易征税的最佳方式，这是宋朝有趣的创新之一。大家都知道唐朝的朝贡体系，宋朝也有，但有点边缘化了，因为政府将更多精力花在了对入港船舶征税上。宋朝对入港船舶征收三种税，只有一些特定的港口有官员机构征税。
在书中我讲到了泉州在被认定为可以征税的城市之前是如何处理这些事务的。在指定港口，船靠港后，官员上船征收一定比例的货物，比例在宋朝不同年间有所不同。然后官员们检视一下剩下的货物，会说：“这些货物是应由官府专卖的。”关于什么货物应该是官府专卖的，标准非常复杂，官员们会充公一部分专卖货物。此外，还有一种货物是“粗货”，这种货物官员们不怎么关心，因此只是征税，而船只可以在港口售卖它们。宋朝的史料显示，官员们试图决定可以征多少税，如果征税太多，商人们就不会再来了，而如果征税太少，政府就无法获得所需的收入。这非常复杂，我没发现当时世界上其他地方有类似的事情。
王辉耀：宋朝为何能够制定先进的、平衡的税收制度，不会让商人离去而是激励他们开展更多的海外贸易？宋朝有什么经验是我们现在可以借鉴的？我们谈到了港口，现在世界十大港口中有七个在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像中国正在试图复兴宋朝贸易和全球化的光辉岁月。但是中国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就像全球化自身一样。现在的全球化和宋朝时的全球化有什么相同之处，又面临着什么新挑战？
韩森：这些问题很有趣。我的书将公元1000年作为全球化的开端，但我并不认为当时全球化已经发展完全。可能只有少数用阿拉伯语写作的地理学家有一个全球观念并知道哪些地方有人居住。他们不知道美洲，但他们知道地球有多大、有人居住的地方有多少。我想，公元1000—1500年的全球化和现在的全球化存在很大不同，在我书中所写的那个时代，全球化会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前面提到的公元930年的沉船里有60万件陶瓷，我们之所以知道这艘船是因为它沉没在了爪哇海。因此，从历史上看，一个出口国可以出口一定数量的产品，但是永远不足以碾压当地的生产。
考古学家在东南亚、印度、中东和东非的海岸都发现了中国陶瓷。你提到了郑和的航线。早在郑和之前，中国人在广州、泉州至东非蒙巴萨的航线上就很活跃。我们知道，中国商品一直沿着这条航线出售，但我们也知道当地制造商一直在生产，因为考古发现了中国器物的仿品。我的书中有一张中国器物的照片，是在伊朗城市苏萨（Shush，旧名 Susa）发现的。我们在当地也发现了仿制品，品质较差。中国产的器物非常漂亮，釉色洁白。而当地的器物釉是坏的，上面有裂缝。这显示出本土生产是一直持续的。我认为这是和今天的全球化非常不同的地方。得益于大型货机这样的运输技术，如今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足以完全占领另一个国家的市场。我认为这是我们在全球化发展中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还认为，新冠疫情表明，任何产品如果完全依赖另一个国家可能不是一个良好的长期战略。
《对话世界：理解新时代的全球化》
作者：王辉耀, 苗绿主编
译者：全球化智库（CCG）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了解更多全球化走向：
文章选自商学院，2024年10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