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淡蓝点”时刻？ | 《对话世界：理解新时代的全球化》引言
2024年7月30日
王辉耀, 苗绿主编
全球化智库（CCG）译
ISBN：978-7-5236-0511-0
出版时间：2024.5
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引言
“暗淡蓝点”时刻？
有史以来，人类曾经在太空中为地球拍摄过两张最具标志性的照片。第一张是“蓝色大理石”，摄于1972年12月7日，距离地表29000千米。这是第一张呈现地球整体球形的照片，向我们展示了我们赖以栖居的蓝绿色小岛漂浮在浩瀚的黑色太空中的惊人美景。在照片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地球的大陆地貌和海洋，从地中海到整个非洲大陆的绿色和棕色地带，以及被漩涡状白云笼罩的广阔的南极冰原。
今天，我们已经看惯了从太空中拍摄的地球照片，也许已经很难想起“蓝色大理石”当时产生的影响。这种行星视角让我们第一次认识到地球是全体人类共有的珍贵家园。人们希望这张照片可以改变我们与地球以及彼此的关系，提醒我们人类是个命运共同体，我们的共同点远远超越了国籍、语言、宗教和意识形态划分的不同群体之间的任何差异。
关于地球的第二张经典照片是“暗淡蓝点”，摄于“蓝色大理石”照片问世的18年之后，它给人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在“蓝色大理石”中，我们熟悉的海岸线和大陆色彩鲜明，但在摄于距离地球60亿千米之外的“暗淡蓝点”照片中，我们的星球在广袤无际的黑色太空中是一个几乎看不见的蓝色斑点。“暗淡蓝点”由64万个像素构成，而地球只占不到一个像素。用天文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的话说，看着这颗“悬浮在阳光中的微尘”，想想历史上那些将领和皇帝发动的战争都不过是为了短暂地控制那个淡蓝色小点的一小部分，不禁令人汗颜，发人深省。环绕地球的黑色浩瀚宇宙也提醒我们，地球是我们这个物种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至少在不久的将来仍然如此。
“蓝色大理石”和“暗淡蓝点”这样的照片迫使我们退后一步，用行星的视角来审视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如约翰·桑顿在本系列对话中提醒我们的那样，当我们从太空中看地球的时候，生活在中国、美国、非洲、欧洲和其他地方的人并没有真正的区别。
搁置分歧、采取更加全球化的视角来战胜我们面对的共同挑战，是本系列对话中反复出现的主题。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持续挑战、俄乌冲突的悲剧以及日渐严峻的气候危机，自本系列对话启动以来，这一主题变得愈加突出。对话嘉宾们用了许多形象的比喻来强调人类根本的相互依存关系，如“地球村”等形象的比喻。
在本书最后一篇对话中，马凯硕将地球比喻成一艘船。他讲到，过去当我们想到全球人口生活在197个不同的国家时，就感觉好像生活在197艘不同的船上，每艘船都有自己的船长和船员照料。然而，由于全球化和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世界已经缩小了，虽然全球80多亿人仍然生活在197个不同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不再认为他们是生活在197艘不同的船上，而是我们全体生活在同一艘船上的197个客舱里，因此我们必须一起照料这艘共同拥有的船。
2020年初，全球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本可以在许多方面引发“暗淡蓝点”时刻——人类可以有机会采取真正的行星视角，认识到我们具有共同利益、我们是在同一艘船上，从而抛弃争吵，为全体人类的利益共同努力。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时刻。如同气候变化那样，新冠肺炎疫情也是一个典型的、不受国界限制的共同威胁。
不幸的是，历史并没有这样发展。新冠肺炎疫情不但没有促成全球合作和展现多边主义的持久重要性，反而暴露出更多现有国际体系的裂痕和脆弱性。2022年，国际体系再次暴露出缺陷，它无法阻止俄乌战争的爆发和随之而来的巨大的人类苦难和经济破坏。本系列对话的主题和动机之一是理解这些全球不平等和脆弱性、造成这些不平等和脆弱性的结构性趋势，以及探寻重建人类社会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路径，以使我们能够摆脱这场全球性危机，建设一个更加团结、包容和可持续的世界。
第一部分 全球化发展史
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阶段，一些人推测疫情可能会为全球化敲响丧钟。近年来，反全球化情绪高涨，商品、资本和人员的跨境流动受到抵制，尤其是在工业化国家。2020年上半年，各国关闭边境，贸易流量收缩，大量评论宣称全球化已经过了峰顶期。然而，事实很快显示，全球化远未结束，这场疫情不过标志着这一多维度的过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俄罗斯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一些评论家再度宣称“全球化已经终结”。然而，这起事件无疑标志着全球化揭开了新篇章——全球化将继续适应新形势和向前发展，而不是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彻底中断。本部分收录的3篇对话从宏观角度追踪了全球化从古至今的各种发展演进形式。
回到公元1000年
当时代的发展令人忧虑，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时，历史学家的视角就显得尤为宝贵。也许，没人能比韩森更适合从长期视角解读全球化了。她是耶鲁大学史丹利·伍德沃德历史学教授，研究中国、丝绸之路和早期全球化的知名历史学家。
人们通常认为全球化肇始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早期的航海之旅，他于1492年首次在加勒比海登陆。在本书第一篇对话中，韩森分享了她在新书《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开端》（In The Year 1000）中的主要发现：公元1000年时期世界各大社会的贸易、探索、文化交流呈现爆发式增长。此书通过令人信服的案例将全球化的开端提早了将近5个世纪。她的研究表明，从一开始，全球化的进程就受到从世界各地学习和获取新事物这种人类普遍渴望的推动。这种渴望至今仍在继续推动各种形式的全球化进程。在对话中，韩森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中国的宋朝——公元1000年时期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它是闻名的制造业出口中心，也是全球的主要进口市场。作为一个相对开放的国度，宋朝包容了许多不同的文化、宗教和思想流派。
为防止我们认为对全球化的抵制是当今时代的新鲜事，韩森讲述了公元996年在开罗和公元12世纪80年代初在君士坦丁堡发生的针对外国商人的暴乱，表明尽管长期以来人们从全球化中受益，但总有一些群体因受到伤害想要遏制它。她指出，尽管早期的全球化形式，例如通过丝绸之路的陆上贸易和充满危险的海上航线，总是受到自然力量的限制，但随着制造集装箱船和货机等新技术的出现，大自然的限制已经减少。因此，韩森认为，重要的是不要忽视全球化的输家，我们必须找到管控和减轻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方案。
多速全球化
回到现在，第一部分的第二篇对话邀请马丁·沃尔夫做嘉宾，他是《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首席经济评论员和广受好评的《全球化为什么可行》（Why Globalization Works）一书的作者。正如沃尔夫所指出的那样，要理解全球化是如何变化的，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一个单一的进程，重要的是将全球化的不同组成部分分解开来并观察它们的演变轨迹。
例如，沃尔夫观察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即供应链的分拆和货物的跨境流动，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自然瓶颈。这是因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供应链环节的切割和重新分配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挖掘殆尽。最近几十年，驱动全球化的关键技术已经成熟且没有很大提高，飞机的飞行速度基本上和40年前一样，而集装箱标准化也已经是70年前的事情了。
同时，沃尔夫指出，在5G、元宇宙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推动下，虚拟全球化或者思想全球化在深化人类互动方面仍有巨大的潜力。这种“多速全球化”现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极为明显。虽然货物和人员等流动暂时放缓，但跨境数据流动等其他流动形式却在加速发展。
世界是瞬息万变、休戚相关、深奥莫测、兼容并包的
自2005年出版《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以来，托马斯·弗里德曼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典型代表。其书认为，到21世纪初，世界已经被各种经济、技术和文化力量“碾平”。
本书第一部分第三篇对话发生在我与弗里德曼之间。当我们的对话开始之际，他谈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举行的研讨会上，人们问他：“世界仍然是平的吗？”他这么回答：“你在开玩笑吗？世界比以往更平了！”他还拿我们正在通过Zoom举行实时对话来举例，当时他正在美国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而我在北京。
在这场对话中，弗里德曼更新了他的观点，提供了21世纪20年代版本的“世界是平的”。他精辟地总结了全球化是如何将我们的世界变得“瞬息万变、休戚相关、深奥莫测、兼容并包”的。世界是“瞬息万变”的，因为变革的速度已经加快。世界是“休戚相关”的，因为全球的相互依存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技术发展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让全世界休戚与共。世界是“深奥莫测”的，因为传感器和各种形式的技术现在已经渗透整个世界，为我们提供“深层”知识，让我们可以通过“谷歌地球”等工具窥视其他事物和地方。最后，弗里德曼声称，世界已经变得完全“开放”，因为像智能手机这样的设备意味着任何公民现在都可以是电影制作人、记者和出版商，并且可以在未经过滤的情况下在世界范围内捕捉和传输图像，正如2020年5月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视频在全球病毒式地传播那般。
第二部分 弥合全球不平等与赤字
本对话集的第一部分梳理了最近几十年重塑我们世界的长期结构性趋势和复杂变化。然而，尽管技术、全球经济和生态进程领域的变化发展迅速，但我们的政策、制度和思维方式却往往不能很快地适应这些变化。这种实践与现实之间的不匹配导致在几个关键领域出现了鸿沟。书中第二部分将着重讨论这些鸿沟和赤字。
当前全球范围内在平等、制度和理解方面存在的鸿沟尤为关键，因为它们相互关联且相互影响。例如，国内不平等会助长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阻碍全球性机构的改革；全球南北不平等会影响全球各国和地区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上的合作；理解上的鸿沟会导致公民和决策者过分强调竞争和某些自以为的安全风险，而他们本应更多地关注合作以应对大型跨国挑战。
平等赤字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来的许多已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国家之间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帕斯卡尔·拉米在参与本系列对话时指出，这种不平等在全球疫苗分配上表现到了极致，他将其称为“疫苗种族隔离”。正如拉米所言，这种疫苗鸿沟将大大拖慢我们摆脱疫情和相关经济危机的速度。疫苗鸿沟还将加剧南北分歧，影响通过合作解决其他全球性问题，例如气候变化谈判。
在许多国家内部，不平等也是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在《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中，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着重讲述了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这两位专家是本书第二部分第一篇对话的嘉宾。在与我和CCG副主任、高级经济学家大卫·布莱尔（David Blair）的对话中，凯斯和迪顿描述了在美国，人类预期寿命增加的长期趋势呈现逆转，实际上人类预期寿命在2015—2017年已经出现下降，这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也是极不寻常的。在此期间，导致人类死亡率上升最主要的因素包括药物过量、自杀和酒精性肝病。凯斯和迪顿的研究揭示了社会和经济力量使美国的弱势群体生活得更加艰难，由此导致了这些“绝望的死亡”。然而，他们指出，关于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传统叙事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现象，因为其他工业化国家并没有出现同样的公共卫生危机。相反，凯斯和迪顿强调了与收入再分配、工人再培训和美国医疗保健系统功能失调的相关政策决策的重要性，这些政策导致蓝领工人更容易受到经济和社会快速变化的影响。
制度赤字
在本系列对话中，嘉宾们的一个普遍共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许多最紧迫的问题，从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到贸易摩擦和数字经济的影响，都与全球治理和制度赤字有关。
如今的全球治理体系基本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这个体系是为方便少数大国对世界发号施令而设计的，在这样的世界中，国界非常重要，最紧迫的问题出现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而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日趋数字化和多极化的世界中，跨境流动和全球性挑战将我们联系在一起，但我们的全球治理体系未能与时俱进，适应新情况，这部分是由于在全球层面缺乏领导力和共识。全球治理与21世纪的现实之间的鸿沟导致了全球性机构在应对气候变化、采取全球协调一致的措施以应对全球卫生危机以及管理数字经济的规范和规则等领域存在着严重分歧。
在本书第一部分，马丁·沃尔夫认为这种全球制度性鸿沟与经济逻辑（全球性的而非深深根植于某一国国内）和政治逻辑（仍由国内主导的）的根本性紧张形势有关。国际政府（如果存在的话）基本上依赖于建立在国内合法性和问责制基础上的各国政府的自愿合作。正如沃尔夫所说，这使得各国政府之间难以维持国际合作来制定全球秩序和改善关于贸易、金融、气候等议题的全球机制，因为作用于这些机制的所有政治力量都是源于一国内部的，它们优先考虑的是本国公民的利益。
自21世纪开始的全球制度性鸿沟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本书第二部分第二篇对话中，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美国前贸易副代表温迪·卡特勒与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对这个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拉米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却基本没有改变。这种制度上的差距导致了关于新问题的摩擦，并且由于法官试图重新解释旧规则以适应新情况，还导致了争端解决机制中司法能动性的上升。拉米和卡特勒认为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失败与其运行和决策的机制和程序有关。特别是与其他国际机构相比，世界贸易组织仍然是一个由成员驱动的机构，这使其难以形成共识和向前发展。要克服这一点，拉米建议应重新平衡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力，以便其总干事和秘书处可以在与成员“共同推动”该机构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卡特勒建议更多利用诸边协议——世界贸易组织部分成员可以就某一议题谈判并达成开放性协定，那些想要加入的成员仍可以加入。
在与卡特勒和拉米的对话中，我们进一步讨论了全球治理的压力和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破裂如何导致了“区域主义的兴起”。尤其是亚洲已成为新的区域多边倡议的发源地，例如经过改革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理解赤字
目前影响全球事务的第三个，也许是最重要的鸿沟是理解上的鸿沟。有效沟通和相互理解是同心协力应对各种共同挑战的必要基础。然而，我们似乎在最需要相互理解的时候面临着严重的理解不足。
同样，这种理解鸿沟变得更加严重也是有结构性原因的。一方面，各种形式的全球化使各个国家和社会的命运比以往更加深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了解其他人正在做什么和他们的思考方式更加重要。另一方面，尽管世界已经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相互依存，但我们对世界的叙事并没有随之变化，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加简单化，这部分是由政治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导致的。例如，很难在一条推特（Twitter）或者15秒的抖音视频中展示全球化或中国崛起等现象的复杂现实。我们身处信息饱和的环境中，似乎听到的信息往往是声音最大、最短和最简单的。
凯瑞·布朗在其大部分学术生涯中都致力于了解中国。他最近的新书《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绵延八百年的文化和知识交流》（China Through European Eyes: 800 Years of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Encounter）转而观察那些试图从外部了解中国的人。在本书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篇对话中，布朗点明了导致在西方对中国的认知里可能存在更为严重的理解鸿沟的几个原因。首先是不熟悉，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人民很少有意愿或需求去了解中国这样的国家。其次是布朗所称的“本体复杂性”。中国是一个庞大、多样化和复杂的国家，难以被定义或分类。历史上，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受到许多不同伦理、哲学和宗教观点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灵活的世界观，难以贴上某种标签。经济上，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包括国内私营部门、国有企业和跨国企业等多种经济形式。最后，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往往受到主流媒体叙事或认知偏见等心理因素的影响，这使得从外部理解中国变得更加困难。
第三部分 权力转移与大国关系
中美关系将成为 21 世纪的核心叙事。这不仅因为这两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因为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和碳排放国，分别代表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亚洲与西方的主流声音。
在本书第三部分，来自政治科学、国际关系、贸易和商业领域的顶尖专家分享了他们对中美关系演进的看法。鉴于中国和美国在世界上的重大作用，两国关系不仅将对两国国民，也将对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这两个大国能否和谐共处与合作将关系到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向，以及国际社会是否能够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等跨国挑战。
权力的横向和纵向转移第三部分第一篇对话的嘉宾是约瑟夫·奈，他拥有杰出的学术和政府职业生涯，他的观点可以增进我们对国际关系和权力概念的理解。奈因创造了“软实力”这个概念而闻名，“软实力”即通过吸引而不是威逼利诱来影响他人的能力。近年，奈将注意力转向了世界权力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在其最近的著作《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Do Morals Matter?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中，奈描述了 21 世纪发生的两重大型权力转移。首先是横向转移，权力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从欧洲和大西洋地区转移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事实。粗略地估算一下，1800 年的时候，亚洲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约占世界的一半。到 1900 年，亚洲人口仍占世界的一半，但经济总量只有世界的五分之一，这主要是由于欧洲和北美的工业革命推动了欧美经济大发展。最近几十年，亚洲迅速崛起。许多估算认为，亚洲经济总量有望在 2040 年再次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虽然中国是亚洲崛起的中心，但奈认为，与其将权力转移简单地描述为从美国向中国的转移，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们看到的是一大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一个新的多极世界的形成。
奈表示，权力在横向转移的同时，也在纵向转移，从政府转移到非政府和跨国行为体。这是由技术和“生态全球化”驱动的——类似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这种威胁不受国界限制，只能通过政府间合作来应对。奈表示，横向权力转移实现的是重新配置“国家间的权力”，而纵向权力转移则需要一种不同形式的权力实践，即“与他者共同行使权力”，而不是“凌驾于他者之上”，因为没有国家能够独自解决跨国界的问题。奈强调，我们需要学会生活在一个同时管理两种形式权力的世界中，但这并不容易。
菲茨杰拉德挑战和修昔底德陷阱
同奈一样，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哈佛大学度过了他杰出的学术生涯，并曾担任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他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李晨同为第三部分第二篇对话的嘉宾。
艾利森在谈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国领导人如何面对“菲茨杰拉德挑战”时，指出了一种类似于奈所描述的横向和纵向权力转移之间的张力。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在 1936 年出版的文集《崩溃》（The Crack-Up）中写下一句名言：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看其头脑中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互矛盾的观念而无碍于其行事。一方面，艾利森认为中美之间的激烈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两国都决心在经济、技术和外交等各个方面成为强国。同时，与这个想法有些矛盾的是，除非中美两国能找到协调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大流行病和核扩散等共同威胁的办法，否则全体人类将处于危险境地。
艾利森因发展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而闻名，这个术语是指当崛起大国挑战主导强国的地位时，会产生一种致命的结构性压力。艾利森将其作为理解当今时代中美关系的有效途径。随着中美紧张局势的加剧，这一概念引发了大量讨论。艾利森、李晨和我就如何从历史上的各种大国竞争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维护 21 世纪的和平展开了富有成果的讨论。
关于中美关系的智库对话
面对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智库可以通过二轨外交来促进大国之间相互理解和探索合作领域。因此，CCG 很高兴能够在第三部分第三篇对话中与美国领先智库展开讨论。这场对话邀请到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创始名誉董事、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主席、亚洲协会联席主席约翰·桑顿和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CCG 顾问朱光耀，我代表 CCG 参与这场讨论。这些演讲者在经济、金融、外交和商业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就如何在当前面临的全球挑战中平衡中美竞争与合作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讨论涉及当前中美摩擦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来自中美的演讲者指出，尽管大部分争议都发生在经济领域，但真正的动因是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原因。全体参与者还讨论了改善中美关系可以采取的措施以及双方潜在的合作领域，包括气候变化、多边机构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对话者一致认为，决策者需要采用新的思维方式来应对 21 世纪的现实，并打造强调共同利益而不是主导地位和战略竞争的新叙事。
对话者的另一个共识是，中美需要在政府和民间层面恢复接触渠道。桑顿指出，中美在大学、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层面仍然有着广泛而深厚的联系。支持这些交流以建立社会信任和防止精英阶层转向制定或实施无益的政策至关重要。希望 CCG 和美国智库能够通过这样的对话在该领域有所贡献。
后疫情时代的多极化
本书最后一篇对话的嘉宾是我的挚友马凯硕，他曾担任新加坡外交官超过30年，其间担任过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和联合国安理会主席，现在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杰出研究员。马凯硕对亚洲和西方的政治与文化了如指掌，是少有的对中美关系富有经验的第三方中立观察者。在我们的对话中，他分享了对地缘政治的冷静分析和独特视角，为本书画上完美的终章。
本篇对话总结了许多演讲者在本系列对话中强调的中美关系悖论。马凯硕表示，未来几十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大型地缘政治竞争既“不可避免”又“可以避免”：导致它“不可避免”的，是许多决策者固执地认为所有大国竞争都是零和游戏，并将制定出推动这场竞争的战术对策；说它是“可以避免”的，是因为中美两国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核心利益冲突，两国最好将资源用于改善本国人民的福祉与合作减轻气候变化等共同威胁，而不是投入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竞争中，这不仅会损害两国的利益而且会损害全世界的利益。
马凯硕在其《中国的选择》（Has China Won?）一书结论部分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唯一可居住的星球正面临着气候变化等巨大的威胁，我们应该关注彼此的差异还是相同之处？我建议我们用“蓝色大理石”和“暗淡蓝点”等照片的行星视角来看待问题，这样答案就明晰了。
总结
本书辑录了2021年3 — 10月举行的“CCG 对话全球”系列活动的文字实录。在本书中，这些对话是按照主题而非举办时间的先后来排篇布局的。每篇文字实录都经过加工整理和编辑，以确保可读性、简洁性和清晰性。在出版之前，演讲者对内容进行了检查和编辑，以确保内容清晰和准确。在录制节目时，每场对话的最后都有一个简短的问答部分，出于篇幅考虑，以及当时记者提出的问题往往聚焦于时事，现已缺乏时效性，这部分已删除。本书中文版本所加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敬请注意，本书所收录对话均为演讲者的即兴自由表达，无可兹参照的脚本，发言者仅代表个人观点，与其所属机构无关。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博士
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博士
2024年1月于北京
当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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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发布会：
《对话世界》《命运与共》图书发布会暨CCG中国与全球化研讨会成功举办
序言
全球化智库（CCG）的使命之一是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每年，CCG都在北京总部邀请世界各地的众多演讲者发表演说。我们还致力于为中外学者、商界领袖、决策者和青年人的对话搭建各种专门渠道和平台，包括年度论坛、研讨会和品牌活动，如“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中国全球智库创新论坛”和“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等。CCG 代表也频繁参与国际活动，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交流观点。
作为CCG工作的一部分，2020年，CCG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简称“慕安会”）期间与慕安会联合举办主题晚宴“中美冷战？迷思与现实”，与来自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行就这些关键议题展开讨论。包括美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和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等资深官员参加了我们的研讨，本次会议是全球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前最重要的面对面国际活动之一。
全球面临卫生危机和经济危机之际，正是需要对话与合作之时，然而，许多常规的国际互动渠道都被中断了。随着疫情的蔓延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冷静和理性的讨论来分享观点，理解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和找到合作之道。
世界各地每个人的生活都被影响，许多国家经历了多次封锁。像其他所有组织和机构一样，CCG也在努力适应新情况。我们在北京新落成了多媒体中心，邀请新老朋友以视频连线的形式，与世界各地的顶尖专家进行对话。尽管隔着千山万水，21世纪的技术仍让我们能够实时交谈，由于参与者多是在各大洲的家中和办公室里与我们进行坦诚地交流，这给这种在线对话增加 了几分“炉边谈话”的亲切感。
当我们发起“CCG对话全球”活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疫情会如何发展、现场面对面的会议何时能够恢复。我们渴望与来自不同国家和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交流，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在大背景下理解当前的事件和探寻针对共同挑战的解决方案。“CCG对话全球”系列活动持续推出，吸引了海内外数十万观众。对话嘉宾包括著名记者和作家、诺贝尔奖得主、拥有丰富经验的前政府高层官员和前多边机构的领导者，以及国际关系、经贸领域的世界知名学者。
自从2021年“CCG对话全球”启动以来，我们发现对话嘉宾与我们分享的观点对于理解世界的发展趋势十分宝贵。对话就如何共同努力打造一个和平、繁荣和更具包容性的后疫情世界迸发出许多理念。俄乌冲突的悲剧提醒我们，如果人类不能合作世界将会发生什么。因而，这些理念的及时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急切地想要以书籍的形式与大家分享这些对话，让读者能够了解对话嘉宾的见解，比较他们的观点，以加深对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世界经济、人类共同面临的跨国威胁以及中美关系等重要议题的理解的原因。
本着这种精神，CCG把“CCG对话全球”内容辑录成书。如今，国际政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争议性和两极分化，我们希望这本对话集能够帮助 读者对当今时代的一些重要主题形成更深入的理解。
我们对所有参与“CCG对话全球”的嘉宾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同意将对话内容在本书中发表。没有他们的灵感、洞察力和慷慨分享，这本书是不可能面世的。我们尤其要感谢以下嘉宾（按参与“CCG对话全球”顺序）：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院长凯瑞·布朗（Kerry Brown）（2021年3月2日）；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作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2021年3月29日）；“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道格拉斯·狄龙政治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李晨（2021年4月6日）；“软实力之父”，哈佛大学杰出贡献教授、荣誉退休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2021年4月28日）；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2021年5 月12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亚历山大·斯图尔特1886年经济学和公共事务荣休教授安妮·凯斯（Anne Case），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高级学者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2021年5月13日）；耶鲁大学史丹利·伍德沃德历史学教授瓦莱丽·韩森（Valerie Hansen）（2021年5月17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Adam S. Posen），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创始名誉董事、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主席、亚洲协会（Asia Society）联席主席约翰·L. 桑顿（John L. Thornton），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CCG顾问朱光耀（2021年7月30日）；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美国前贸易副代表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巴黎和平论坛主席、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2021年8月2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2021年10月19日）。在此，我们还要向协助该系列对话取得成功的海内外观众以及付出辛勤努力的CCG员工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我们希望这本对话集能够给读者提供丰富多样的观点，启发读者针对这些重要话题的进一步思考和交流。贯穿全书的主线是：尽管后疫情时代充满了艰巨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但如果全球能够共同努力，我们仍然有巨大的合作空间来战胜这些挑战和赢得许多互惠互利的机会。我们坚定地相信，坦诚、开放的讨论是建立互信和促进更深层次合作的关键。我们期待通过“CCG对话全球”等活动继续开展工作，希望我们能够为世界各国搭建桥梁和增进互相理解做出一些微薄的贡献，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超越分歧，增进相互理解，找到和平共处的道路，一起战胜最严峻的共同挑战。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博士
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博士
2024年1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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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发布会：
《对话世界》《命运与共》图书发布会暨CCG中国与全球化研讨会成功举办
精彩观点
“在书中，我写到宋朝时的中国是当时地球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地域。原因是当时中国很多人口居住在沿海地区，这在今天也是如此。”
耶鲁大学史丹利·伍德沃德历史学教授瓦莱丽·韩森
“我们无法脱钩，也不能脱钩。我认为，建立深厚的经济关系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既可以让两个国家更加繁荣，也让我们更加关心对方的命运。深厚的经济关系还可以促成思想、知识和理解的交流。”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有价值的对话——你给我讲述中国的立场，我给你讲述美国的关切。互相尊重的对话非常重要。”
哈佛大学杰出贡献教授、荣誉退休教授约瑟夫·奈；弗里德曼
“少数人在全球化做大的蛋糕中获得了巨额财富，但是许多人的生活受到损害，他们的社区被摧毁，他们的家人看不到未来，没人关心这一点。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确保政体要为整体考虑和服务。如果你不注意这一点，不照料好整个花园，糟糕的事情就会发生，就像美国这样。”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亚历山大·斯图尔特1886年经济学和公共事务荣休教授安妮·凯斯
“你必须确保市场是为人民服务，而不仅仅是为资本家服务。……中国政府更加强大，往往不太受工业或银行业的利益影响。这种利益分离非常重要，民主制度本应能够独立于这些利益，但美国做得并不好。”
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高级学者安格斯·迪顿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件事上，我始终坚定相信，支持中国入世在当时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当我看到当时中国做出的重要法律和监管变革，开放和改革经济举措，以及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力量的历程，中国入世对国际贸易环境是有利的。……关于中国，我认为中国挺身而出帮助推动世贸组织向前发展并升级规则很重要。”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美国前贸易副代表温迪·卡特勒
“关于中国入世和20周年纪念，如你所知，现在西方有一种说法，认为接受中国入世是一个错误，那些支持中国入世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很愚蠢，被中国骗了。这绝对是错的。我完全同意辉耀说的，只要看看数字就知道了。中国入世的时候，对外贸易盈余约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0%，而现在占比不到1%。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进口多于出口，事实就是这样。因此，中国入世对全球经济是巨大的贡献。”
巴黎和平论坛主席、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
“我们正在寻找的是一个彼此认可双方存在分歧的框架，我认为这才是重要的。奇怪的是，我认为我们清楚可以在哪些领域形成共识，例如气候变化，应对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以及可持续发展。西方的共识是，中国是我们应对这些事关人类存亡的问题的合作伙伴。但我们需要一种方法来管理分歧，这些分歧可能很重要，但远不及人类的未来重要。”
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院长凯瑞·布朗
“在我看来，中国不会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美国也不会对中国构成生存威胁。我们不是要占领中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国将产生竞争，但我们应该将恐惧限制在一定程度内。……我认为可以设想某个时间点，也许是 2035 年，甚至更早，谁知道呢？两国关系或将开始向好。”
“软实力之父”，哈佛大学杰出贡献教授、荣誉退休教授约瑟夫·奈
“21世纪的客观情况要求美国和中国必须共存，否则就只能共同毁灭。……美国和中国在全球化进程和全球经济中交织如此紧密，以至于双方都无法在不削弱自己的情况下进行“脱钩”。因此，一方面，美国和中国将是激烈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自然和技术问题迫使我们合作才能生存。”
“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道格拉斯·狄龙政治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
“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很多时候中国做出了很多贡献，但并不擅长展示自己的贡献。世界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在做什么。……中国应该更加努力地向其他国家解释它在做什么，这非常重要。我认为重要的是要确保这个信息传达出去，不一定非得是通过中国的发言人，世界各地的中国的朋友也可以传达。……我希望中国尽最大努力来振兴、加强和支持联合国。因为联合国最终可能会成为中国宝贵的软防线，任何时候西方攻击中国，中国都可以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这个问题，然后问其他国家，你同意西方还是同意中国？通过辩论，西方会惊奇地发现，世界上很多人不同意西方在全球治理上的许多观点，这为中国加强联合国等全球治理机构提供了地缘政治机会。”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
“当我们试图平衡竞争与合作时，对于两个国家，或至少两个经济体来说，关键是要允许一定程度的开放，即使两国政府选择竞争，也要允许两国的企业、普通民众和学者们展开合作。”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
“我认为，美国必须停止从‘霸权’地位出发思考问题，我还认为拜登政府‘以符合自身实力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的理念是错误的。”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创始名誉董事、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人文联系对于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到需要的程度是绝对必要的。我希望那些对自己国家在国际上的长远未来有既得利益的年轻人能够成为中美关系的积极推动者。”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主席、亚洲协会（Asia Society）联席主席约翰·L. 桑顿
“作为两个重要大国，中美必须保持沟通，增进相互了解，尽力重建互信。我知道这并不容易，但我仍然认为经济关系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2020年，中美贸易额突破5800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同比增加了50%，达到了3400亿美元。因此，尽管双方都面临着政治压力和负面舆论，但双方贸易仍在增长，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一体化经济也将我们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现在，恢复基本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CCG顾问朱光耀
专家评语
《对话世界》一书辑录了与众多名家的对话探讨，聚焦全球化、全球治理、中美关系等热点议题，帮助读者从更多角度理解当前世界。
对外经贸大学以色列分校副校长龚炯
《对话世界》和《命运与共》汇集了CCG的名家对话以及国际青年领袖的思想和理念，充分展示了中国学人的责任感。这两本著作不仅体现了中国学者的担当，更让各位学界同仁认识到，需要有更多人愿意为中国走向全球化，为中国与世界的对话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数字经济智库执行院长黄日涵
全球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红利，但也产生了后坐力，如全球中产阶级收入停滞，导致全球化退潮。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正向阵营化发展，全球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院长李怀亮
这次出版恰逢其时，未来还需进一步加强对全球化的关注和思考。总体来看，全球化的基调可能会回到更加保守和保护主义的状态。
华侨大学副校长林宏宇
《对话世界》传递了政、经、学界有识之士的不同声音，思想深刻，精彩纷呈，为人们理解当今世界正在持续变化的现实，推进中国与世界相互理解融合，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思考和建议。
吉林大学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公共外交学院创始院长刘德斌
本次发布的两本新书对中国乃至世界理解全球化具有重要意义。全球化的发展，只有在各国能够通过全球化在不同程度上获益的前提下，才能持续进行。
北师大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师大珠海校区校教学督导组专家刘松柏
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互动的过程，这种互动包括贸易和经济上的良性互动，也包括大国之间的竞争和持续创新的过程。全球化是各国利益不断调换、权利不断统一变化的过程，因此不应轻易将某些行为视为逆全球化的表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祥
全球化作为术语只是现象，深层次是全球化的复杂政治经济学，包括动能、后果和反馈。财富生成、分配与再生产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过程实现，是独立于全球化的现象。当前现实中，国家安全优先于经济利益，高技术被排除出全球化，供应链因安全考虑重整，区域贸易集团取代全球化，标准包含战略、政治同盟和意识形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务院原参事时殷弘
CCG在全球沟通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内容丰富多彩且覆盖广泛。在短短几年内，CCG出版了众多书籍，并举办了大量活动，令人敬佩。此外，CCG的工作不仅具有广度，更具深度。CCG不仅将智库应做的事情做得出色，而且做到极致。这一点值得国内智库借鉴。
北京语言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寿慧生
尽管逆全球化的声音时有出现，但CCG始终坚守全球化研究，持续推动学术研究、政策建议和现实全球化进程的发展。CCG不仅进行智库的政策研究，还是全球化的积极践行者，这是极为难得的特点，使其在国内智库中独树一帜。
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创始主任苏浩
在当前全球化因大国博弈而出现一定收缩的背景下，保持对话尤为重要。中国作为一个独特的国家，确实需要有像CCG这样的机构，用外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开展对话，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
通过互相尊重的对话和沟通来增进理解，是推动全球和平的重要途径。CCG在新冠疫情期间加强与欧洲智库的对话，帮助消除误解，未来应继续出版多语种书籍，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外交部欧洲司原官员王偲骁
全球化不应该只为强者和资本代言，而应追求和合共生，生生不息。CCG在探索全球化未来核心价值观方面的努力，体现了东方智慧和价值担当，推动和塑造了人类全球化的新形态。
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
15年来，CCG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平台，让不同观点的人都能发表看法，尤其在当前全球化遭遇挑战的背景下，CCG的价值更加凸显。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
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过程，今天中国从被动现代化迈向主动全球化是必然趋势。面对全球变局，需要想象力和跨文明的对话。
清华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首席教授、院长，教育部清华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颜海平
图书简介
2021年以来，随着疫情的蔓延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冷静和理性的讨论来分享观点，理解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和找到合作之道。基于此背景，“CCG对话全球”系列活动启动，邀请新老朋友以视频连线的形式，与世界各地的顶尖专家进行对话，吸引了海内外数十万观众。对话嘉宾包括著名记者和作家、诺贝尔奖得主、拥有丰富经验的前政府高层官员和前多边机构的领导者，以及国际关系、经贸领域的世界知名学者。
对话就如何共同努力打造一个和平、繁荣和更具包容性的后疫情世界迸发出许多理念，嘉宾所分享的观点对于理解世界的发展趋势也十分宝贵。如果能以书籍的形式与读者分享这些对话，可以让更多的中国受众能够了解对话嘉宾的见解，比较他们的观点，以加深对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世界经济、人类共同面临的跨国威胁以及中美关系等重要议题的理解的原因。基于此，CCG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和CCG秘书长苗绿博士联合主编了《对话世界：理解新时代的全球化》，该书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24年5月正式出版。
《对话世界：理解新时代的全球化》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全球化发展史”回顾了全球化的历程，从古代贸易到现代经济转型，探讨了全球化的起源与演变。通过与耶鲁大学教授瓦莱丽·韩森、《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和《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对话，揭示了全球化的多层次发展。第二部分“弥合全球不平等与赤字”探讨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和治理赤字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亚洲协会副所长温迪·卡特勒等嘉宾，分享了他们对全球经济不平等、贸易体系和制度改革的看法。第三部分《权力转移与大国关系》分析了21世纪的权力转移和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复杂性。通过与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等专家的对话，讨论了大国竞争、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未来。
本书汇集了全球顶尖专家的观点，通过对话形式探讨了21世纪的全球化、全球不平等、权力转移和大国关系等重要议题。该书不仅为学者、政策制定者、企业家提供了深刻的洞见，也为广大对国际事务感兴趣的读者带来了丰富的信息和启发。
专家推荐
认知差异是阻碍人类形成共识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气候变化等跨国性挑战愈加严峻，地缘政治局势愈加紧张，交流和对话的重要性更胜从前。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冷静和理性的讨论来分享观点，理解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和找到合作之道。全球化智库此时发起“CCG对话全球”项目恰好契合了时代的需求。王辉耀博士和苗绿博士主编的《对话世界》辑录了“CCG对话全球”中的精彩观点和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变化趋势，值得一读。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 李成
《对话世界》开创了对话式新文明，把握新时代的全球化与全球化的新时代，有效回应全球化何去何从的世界关切，生动而深刻的揭示了中国与全球化的文明逻辑，是大国智库公共外交3.0的代表之作。
——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王义桅
当前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世界趋向多极化，不平等问题愈演愈烈，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与新的全球实践脱节，大国关系遇到挫折，跨国性挑战日益严峻，亟需建立共识、开展合作。本书以对话的形式呈现了对全球各个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对这些议题的观点和见解，深入简出，即使非专业人士也不难理解。王辉耀博士和苗绿博士所做的这项工作不仅促进了中外交流，也方便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和面临的挑战，厥功甚伟。
——万科集团创始人、深石集团创始人 王石
对于关心当前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人来说，《对话世界》提供了一个与全球多个领域重量级人物进行“炉边谈话”并获得思想碰撞和启迪的机会，是不可错过的一本著作。
——CGTN《对话》栏目前主持人 杨锐
全球化议题需要全球性对话，全球化问题需全球性解决。《对话世界》的主编与来自全球的顶尖学者和重要国家前政要的对话与分析具有极大启发和参考价值，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值得学者、政策研究人员和官员们认真阅读，仔细品味。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 苏浩
图书目录
序
引言
第一部分 全球化发展史
公元 1000 年与全球化的开端——对话韩森
全球经济转型——对话马丁·沃尔夫
世界不只是平的——对话托马斯·弗里德曼
第二部分 弥合全球不平等与赤字
理解全球化世界中的不平等——对话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大卫·布莱尔
大变局下的多边贸易体系——对话温迪·卡特勒和帕斯卡尔·拉米
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差异——对话凯瑞·布朗
第三部分 权力转移与大国关系
21世纪的权力转移——对话约瑟夫·奈
再论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关系展望——对话格雷厄姆·艾利森和李晨
智库对话：平衡中美竞合关系——对话亚当·波森、芮效俭、约翰·桑顿和朱光耀
多极世界中的中美关系——对话马凯硕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