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美国“卡脖子”施压？CCG王辉耀：中国越开放就越安全
2024年7月26日
▎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
编者按：
如何评估和应对美方的“小院高墙”战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要如何处理开放和安全的关系？特朗普和万斯都展示出了民族主义态度，中国如何“以不变应万变”？带着以上问题，《凤凰大参考》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专访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
核心提要
1. 王辉耀认为，美国“小院高墙”虽迎合了两党战略共识，但在执行中企业并不积极，而且高端行业经济损失将越来越大，这一政策能维持多久还有待观察。对于 “小院高墙”的扩张，我们也要用越来越大的开放领域进行对冲，他脱钩我们挂钩，他断链我们搭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避免更大的冲突。
2. 针对美国在芯片方面的“卡脖子”讨论，王辉耀认为在加大自主研发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国际合作，美国政府马上换届，加强合作的机会也将更多出现。另外也需要更多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加强中国创新能力。尤其是开放对美签证，完善国内“绿卡”制度，吸引更多人才到中国发展。
3. 针对开放与安全的关系，王辉耀提到，在复杂高压的国际形势下，二十届三中全会继续强调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并且首提“以开放促改革”，这释放了关键信号。“越开放越安全”的“安全”也是为开放服务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要保持开放，才能化解各种不安全的威胁。
4. 在论坛上很多学者发布图书来炒作冷战，王辉耀认为，现场有人提出反驳，说明各国交流的密切程度和美苏的时代不同。冷战的说法是不对的，美国也许有冷战的心态、做冷战的事情，但是现实中很难达到冷战的状态。中国要反对冷战叙事，加强人文交流与往来，扩大同国会、媒体、智库等各界人士的交流合作，事实证明经常来中国的美国官员对华有更多积极评价，所以保持沟通非常必要。
5.针对美国大选的纷繁变化，王辉耀提出，我们要“以不变应万变”。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加强与美国各个党派的沟通。同时美国所有的总统候选人都面临着解决地区冲突的压力。在俄乌和中东冲突的解决上，中国可以发挥平衡力量，并以此为契机增进与美国的互信与合作，解除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1. 固守“小院高墙”，反华成美政治正确？
《凤凰大参考》：在这届阿斯彭安全论坛上您提到，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议题，而是已经成为了一个背景——每个论坛或多或少都会谈到中国话题。本次论坛中您感触最深的一个点是什么？您觉得阿斯彭论坛和您之前去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或者其他的安全论坛有什么不同？
王辉耀：我觉得此次阿斯彭安全论坛可能是美国国际关系方面最高端的一个论坛，出席人员包括美国政府和军方的主要负责人、各个媒体、智库和重要企业等。这个会议聚焦国际安全问题，包括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战略安全等各个方面的安全。会议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但是以美国人为主，美国主要的决策者、战略制定者和智库人员都在会上，因此这是一个美国官方浓度很高的会议。
《凤凰大参考》：在紧凑的会程下，第一场会议就是应对中国挑战，其中没有提到很多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是侧重经济安全和中美科技竞争。其中几位嘉宾提到“小院高墙”政策，美国政界和学界似乎比较满意这个政策，认为执行该政策带来的结果，如制裁华为、卡中国芯片的脖子等都是没有问题的，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编者注：“小院高墙”是美国采取对抗中国的策略，“小院”指的是直接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的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高墙”代表着围绕这些领域划定的策略边界。）
王辉耀：美国现任政府认为自己一系列的对华打压政策是有效的，包括原来的“脱钩”(de-coupling)、后来的“脱险”（de-risking）、芯片法案和“小院高墙”等，但是美国的企业界并不完全认同。会议上也有负责人提到，美国是否要更多地检讨自己，美国如何更好地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而不是一味视作是别人的问题；还提到了中美需要更多的接触、交流甚至合作。我认为“小院高墙”虽然迎合了目前美国两党对华战略共识，但是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很多企业对此并不积极，这也对中美的经贸往来产生了影响。但我相信我们仍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进一步吸引美国企业来中国，“拉住”美国企业，使“小院高墙”不至于完全分化，这种分化对中美来说都是损失。
《凤凰大参考》：您谈到企业界的态度，有的企业提到因为“小院高墙”政策，没法在中国获得很多利润，影响其后续科技投入；也有嘉宾说实际上不存在这种情况，在中国的企业经营状况很好。您跟很多在华外企有过接触，他们对此真实的态度如何？
王辉耀：在华外资尤其是美资企业在中国的主要态度是“闷头挣大钱”，一旦涉及到政治表态，如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对华战略共识，他们往往不怎么表态，即使有也很表面。因为他们要面对美国的公众、美国的股市、美国的舆论等等，如果对华示好，可能会受到打压。
▎图为美国中学生代表访问全球化智库（CCG）。
我觉得这方面中国更加开放，我们刚刚接待了华盛顿的一个私立高中代表团，里面有很多国务院官员的子女，他们来了以后发现在中国看到的和他们听说的很不一样。我觉得企业界也一样，我们需要更多地吸引美国企业，它们在中国的发展是有前途的，比如我刚才见到MasterCard主管，他说MasterCard在中国获得了比在印度更多的支持，企业能够在中国落地，而进入印度市场还面临很多障碍。他希望中国继续扩大开放，一旦吸引了美国的企业，也会间接对美国政界产生影响。
《凤凰大参考》：“小院高墙”也好，贸易也好，美国政府似乎觉得可以设置一个明确的边界，在边界以内“院子”可以一直这么小，但是事实上“院子”会不断地扩大，“墙”会不断地升高。例如，中国的民营企业一旦有军方背景研究人员合作，就会被美国智库贴上军用技术的标签，很容易被划入禁止名单中。您怎样看待“小院高墙”的滑坡效应，或者说它的边界是什么？
王辉耀：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为了迎合两党共识，表现比特朗普还要反华。“小院高墙”政策、芯片法案、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等等，已经超过了特朗普时代的做法，对中美的商贸往来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小院高墙”没有一个边界，只要有一个“院”一个“墙”，大家就都要往上面靠，所以化解的最好办法就是我们不断地开放，让开放的领域越来越大，开放的门槛越来越低，对冲美国所谓的“小院高墙”。美国在筑墙、在限制范围，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扩大范围，把“墙”的障碍消除。
《凤凰大参考》：我们更多地架一些桥，用更强的吸引力把他们吸引过来。
王辉耀：对，他们为了迎合美国主流的政治正确，都在传播对中国不利的声音，但是我们要想影响或者说改变他们对华错误认知，需要更多的开放，就像三中全会说的，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2. 如何解决尖端科技卡脖子问题？开放与安全的关系是什么？
《凤凰大参考》：芯片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美方的观点是通过盟友的生态圈，比如跟日本与荷兰紧密的同盟关系来控制中国对于光刻机和原材料的获取，从而达到卡脖子的目的。您如何评价这种策略实际执行的效果？能否通过对外的人才引进或者其他方式来更好地促进中国“卡脖子”行业，尤其是芯片行业的发展？
王辉耀：几天会议下来，我感受到美国的一个明显趋势是不希望跟中国发生热战，但仍想要限制中国发展，就是不一定策划针对中国的热战冲突，但是要通过各种迂回方式遏制中国发展，这已经在美国达成共识。“小院高墙”和芯片法案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其中芯片法案不是美国单独行动，还联合荷兰、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一并遏制中国大陆。
要想化解，我们要加大自主研发和生产力度，但同时也不能缺失国际合作。我们要和其他国家与地区加强合作引进，来破解所谓的“小院高墙”。由于美国政府马上要换届，这些政策的持续时间尚不确定，所以我们更可以加强合作，因为对于美国芯片企业来说，将近一半以上的芯片不能销往中国，对他们是非常大的损失，对其研发也有不利影响，这给了中国一个不断扩大影响力的机会。
对于人才，会议提到美国的AI人才一半来自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OpenAI的代表也提到希望加强吸引中国人才。我认为中国也是一样，要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特别是留学人才“海归”，还包括美国、印度等地的IT人才，增强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习主席强调要广纳英才，中国在这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多，最近开放了很多国家的签证，我认为也可以开放对于美国的签证，完善国内的“绿卡”制度，吸引更多人才到中国来发展。
《凤凰大参考》：阿斯彭安全论坛执行董事Anja Manuel的一个观点是，中美之间如高科技等特别影响竞争的领域会慢慢“脱钩”，但是在经济、农业和人文交流等方面会更多地“挂钩”，您认为这样的操作是可行的吗？一些领域的脱钩会不会影响到其他领域的互信和合作？
▎阿斯彭论坛首日第一个分论坛就在谈论“中国挑战”，阿斯彭战略集团执行主任Anja Manuel担任主持人。
王辉耀：Anja对于“小院高墙”的阐述是，控制美国的尖端科技，但是其他领域的合作，比如可口可乐、星巴克或者麦当劳可以做得越多越好。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不涉及安全的行业可以扩大合作，让美国企业有利可图，增强民意基础。而高端行业的经济损失才刚刚开始，现在已经受到了荷兰、日本、韩国等国企业的反对，之后相关美国企业的损失可能越来越大，企业反对脱钩的声音也会逐渐出现。现在美国在中国的企业，包括苹果、特斯拉等都是盈利巨大的，这些大企业也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这届政府的“小院高墙”政策能维持多久要看其效果。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让美资进入中国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不能自拔，使其无法脱钩，他脱钩我们挂钩，他断链我们搭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避免更大的冲突。
《凤凰大参考》：您提到我们应该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如果美国通过“卡脖子”等措施来影响我们，是否会引起我们的不安全感，从而影响对外开放？
王辉耀：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确强调了要兼顾发展和安全，但三中全会还有一个新提法“以开放促改革”，就是国家越开放，带来的改革动力就越大，也就越安全，所以越开放越安全。三中全会给我最大的一个启示是，在如此复杂高压的国际态势下，我们仍然在强调开放，仍然在强调发展，仍然在强调市场经济，这是超出我预料的。因为面对这么复杂和负面的外部环境，按理我们应该更多地要自力更生，但是大家听到的话题反而是更开放、更改革、更市场化，所以越开放越安全的“安全”也是为开放服务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要保持开放，才能化解各种不安全的威胁。
3. 人文交流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
《凤凰大参考》：我参加了一场相关图书发布会，对于中美之间是否存在冷战，美国还存在一些争议：一些人认为冷战已经是明确的事实，一些学者认为因为存在相互依存，所以不存在冷战，约瑟夫·奈的观点是中美处于“竞争合作”（cooperative rivalry）的状态，尚未达到冷战的程度，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辉耀：新冷战是一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说法，在美国竟然能举办一个图书发布会来谈论冷战，掀起冷战叙事，当场就有人质疑这种提法，因为现在的时代和当初苏联的时代是不一样的，现在国与国之间存在大量的人文往来、贸易往来和投资往来等线下交流，以及通过互联网、信息和数字经济等进行的线上交流，交流的密切程度是苏联时期无法比拟的。我认为冷战的说法是不对的，也许有冷战的心态，做冷战的事情，但是在现实中很难达到冷战的状态。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反对冷战叙事，加强人文交流与往来，例如之前提到的接待华盛顿高中学生来中国就是很好的方式，旅游开放，包括对美国签证的开放很有必要，通过这些途径我们可以找到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素，找到人类的共性，人类共同的安全，而不是更加强调国家的安全。
▎约瑟夫·奈与王辉耀、苗绿合影。
《凤凰大参考》：美国的一些前军人和专家对诸如台海和南海等安全问题有很多评论，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观点？他们有哪些刻板印象，或者有哪些积极的信号？
王辉耀：你问的非常好，比如今天上午我们参加的三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等等，都在现场来解读他们的这个政策。我能感觉到这一届政府三年半以来政策已经有了一些转变。刚上台的时候美国官员在阿拉斯加说该冲突就要冲突，但是今天早上沙利文讲台海是千万不能发生冲突的，台海如果发生冲突对整个世界都是灾难，美方想避免冲突，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当然，他们仍然希望通过“小院高墙”来限制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也存在对中国的很多错误判断或说法。
但是在旧金山峰会以后，美国高层官员访华频率提高，比如早上布林肯提到耶伦、雷蒙多和他自己都访华，沙利文也经常与中国官员交流，他们的声音就是比较理性客观的，这也反映出中美之间的高端对话沟通是非常必要的。上午有三位国会的参议员、包括还有一些官员也讲到：“我们要加强认知战，包括对美国之音的支持”等等。
政府官员因为经常去中国，所以说话时比较注意影响，强调要避免冲突，我认为比起三年前在阿拉斯加的表述是有一定进步的。习主席和拜登的会晤之后，中美恢复防长对话，加强气候变化、芬太尼问题、人工智能等问题上的交流合作。
经常来中国的美国官员对华有很多积极正面的评价，但是没有怎么去过中国的，比如国会议员，他们对中国的看法都是比较负面的。我认为要做好这些议员的工作，吸引更多的美国人到中国亲自来走一走、看一看，他们就会得到不同的印象。所以中美的工作不仅是政府的工作，也包括国会、媒体、智库等各界人士的交流合作，这是非常必要、非常迫切的。
《凤凰大参考》：我之前听到过不同的观点，认为人文交流见效非常慢，或者说在既有的刻板印象下是很难打破的，您如何看待人员往来的作用？
王辉耀：我觉得保持对话沟通非常重要，例如这个会议上我就看不到一个俄罗斯人，美俄的关系已经僵到了这个程度。中国人有几位，但不多。我觉得保持沟通渠道是很必要的，我跟沙利文提到我们接待了华盛顿的一个高中，他说那是非常知名的高中，很多官员的小孩都在其中，所以他对于这种交流还是很感兴趣的，我们要保持这种交流。
当然，交流的过程要达到沟通的目的。我注意到特朗普和J.D.万斯在共和党提名大会的演讲，万斯对华的说辞很负面。现在形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只要一反华就能被提名，就能更受关注，就能显得更强硬，这是很不利的。我认为要更多地扩大交流、扩大访问、扩大各层级的对话沟通，保持联系非常重要。
4. 美大选变数丛生，中国怎样应对？
《凤凰大参考》：您刚才提到美国大选，今年大选的变量特别多，包括特朗普遇刺，拜登确诊新冠，万斯强硬的民族主义态度，面对这些变数，中国该如何应对？
王辉耀：美国大选反映了其政治复杂性，美国的民主遭到挑战。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干涉美国大选，但是要做好应对准备，不论下一届是谁执政，我们以不变应万变。“不变”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对话沟通，通过对外开放占领道德高地。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强沟通交流，例如增加和各个党派的沟通。特朗普表示，如果他赢得总统大选，他将在就职宣誓之前结束俄乌战争，万斯也提到要结束俄乌战争。
在俄乌和中东冲突的解决方面，中国就是最大的中坚力量，也是决定性的力量之一。美国的总统竞选人不论是谁，都面临着解决地区冲突、给世界带来和平的任务，而中国在此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如果美国新总统上任后，中国在解决俄乌和巴以冲突上带来平衡的力量，也有利于缓和中美关系，同时彰显出中国是和平主导的重要力量。中美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增进共信和合作，来解除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能够为全球治理开辟新模式，在多极世界中找到相互合作的方式，而这也是美国希望解决的问题。
▎CCG理事长王辉耀和CCG秘书长苗绿还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交流。
《凤凰大参考》：谢谢您王老师，把议题联系起来确实是个非常好的观点。
文章选自凤凰新闻，2024年7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