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 | 伦敦政经荣休教授巴瑞·布赞：宏观视角下的全球化现状与前景
2024年7月19日
2024年7月5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荣休教授巴瑞·布赞（Barry Buzan）到访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并以“全球化的前景”为主题发表了主旨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感谢王辉耀理事长的友好介绍，也感谢您邀请我来到CCG。我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发言，并加入这个新的交流网络。我将尝试为大家提供一个关于全球化的广泛概述，即从宏观角度探讨全球化的现状。这部分内容来自我和罗伯特·福克纳（Robert Falkner）共同完成的新书《全球国际社会中的市场》（The Market in Global International Society）。该书目前正在印刷中，预计将于秋季出版。因此，我接下来要谈的一些观点主要出自这本书。
首先，我想对全球化进行一个总体概述，然后回顾一下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接着，我们将仔细分析当前的具体情况，以及有哪些力量正在对全球化发挥作用，最后得出一些关于全球化未来走向的结论。
全球化的概况非常直观。在我看来，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正从经济层面转向环境层面。换句话说，全球化的意义正在从经济转向环境。
直到最近，全球化一直围绕全球市场展开，无论是在市场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市场实践方面。如今，这种趋势已经显著减弱。我认为，全球化正逐渐转向关注人类发展与地球承载能力之间的共同危机。我相信，这将日益成为全球化的核心议题。这个问题非常有趣，我将提出各种不同的答案，以阐明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对全球化的理解转向环境角度，是会有利于恢复全球市场，还是会进一步削弱全球市场？
如果回顾一下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全球化的经济层面可以理解为一个辩证过程，这个过程在全球市场和经济民族主义之间已经持续了200多年。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有几个非常明显的周期，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五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大约从 1840 年到 1914 年，这期间全球市场占主导地位：自由贸易、金本位制等等。这是全球市场的首次大规模实践。
第二个周期是从1914年到1945年，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基本上是经济民族主义主导的时期，主要是因为这段时间战争经济占大多数。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还有帝国经济区的存在。
第三个周期是1945年到1972年，即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这是一个妥协时期。简单来说，全球市场在贸易领域得到应用，但在金融领域受到限制。在这一时期，经济民族主义与市场之间达成了一种妥协，因为人们认为全球市场给国内劳工关系和劳工政治带来了许多困难。
从1972年到2008年，是全球市场的第四个时期，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时期，这期间经济全球化非常广泛。但随着 2008 年经济危机的爆发，这一趋势戛然而止。
从那时起，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相当复杂的时期，这有些难以描述，在这个时期似乎没有出现明确的解决方案。很明显，新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都过度扩张，并且难以为继。因此，现在有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希望保留多少全球市场，以及我们愿意采纳多少经济民族主义？围绕这两个问题存在不少争论，但未来的走向尚不明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处于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的过渡时期。
在全球化的经济层面，我认为目前所处的状态就是如此。全球化的环境层面则完全不同，而且在许多方面与经济层面的关系并不密切。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才真正意识到环境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并将全球化理解为“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标志。到了 2015 年，全球已达成广泛共识，即国家和人民有责任以某种方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虽然对具体的应对措施仍存在很多争论，但这种责任已被普遍接受。
从那时起，气候变化的代价不断增加，尽管这似乎还不足以改变很多人的想法，但人们日渐意识到气候变化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关键是，这些因素相互之间如何影响？是应该通过全球市场来解决全球变暖问题，还是说解决全球变暖问题需要取消或削弱全球市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果我们更加详细地观察当前正在经历的转型，在我看来，有几个广泛的因素同时在起作用，在这个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往往以非常复杂的方式重叠并相互作用。我将在此探讨四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新自由主义引发了自由主义和全球市场的危机。新自由主义过度扩张，政治野心不切实际，并在不稳定性和不平等方面付出了过多的代价，尤其是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以至于它甚至损害了自己的核心地带，特别是削弱了西方。新自由主义因为其过度和极端而损害了自身。因此，自由主义目前正面临着一场广泛的危机，而中国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角色，因为中国已经成功地将市场从自由主义的整个政治和社会体系中分离出来。这为自由主义立场带来了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和困境，因为自由主义正是市场理念的发源地。综上，自由主义危机是全球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我认为现在相当清楚的是，我们正处在西方主导世界秩序时代的尾声。并不是说西方正在消失，这与罗马帝国的灭亡并不相同。西方依然富裕、强大、有影响力，但它相对而言变得较弱，西方不再愿意，实际上也不再被视为全球领导者。因此，我们正处于一种“深度多元主义”的状态，其中财富、权力、文化和政治权威都变得更加分散。不再有像过去那样集中的权力、地位和影响力来支撑世界秩序，全球社会的管理也因此变得越发薄弱。
这并不是说西方缺乏财富和权力，而是财富和权力的分布方式更加分散了，并且对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全球秩序，我们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老牌大国基本上已经厌倦了担任领导世界的角色，选民也不再表示支持。而新兴大国似乎也不太愿意承担这项任务。因此，目前全球秩序正处于管理不足的状态。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第二轮现代化的结果。19 世纪曾有过一轮现代化，直到日本完成现代化才结束。因此，日本和主要的西方国家成为了第一轮现代化的代表，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没有其他国家成功进行现代化。在整整一个世纪里，现代化基本上没有任何进展。但是在20世纪 70 年代，有了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加入进来，开始积累与现代化相伴随的财富、权力和政治权威。因此，这里正在发生一场巨大的转变，而我们正处于这场转变的中间，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全球秩序应该如何构建的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
我要在这里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和糟糕的是，我们正处于第二次冷战之中，至少在过去四年里一直如此。我知道很多人在政治上否认这一事实，但无论按何种合理的冷战定义来看，我们确实处于这种状态。有些问题是值得争论的，但由于核威慑和其他原因，除了俄罗斯之外，没有国家敢于为这些问题而开战。这使得这种冷战变得尤为危险。它使经济自由化正以极快的速度倒退，也阻碍了在全球环境因素方面任何形式的合作与协调。
此外，全球变暖的危机日益严重，人们对它的看法将在某个时候达到临界点。目前，人们只觉得这是一种不便。无论是太热、太冷、太湿还是太干，这取决于你所处的地方。现在来看，这种情况还没有严重到足以彻底改变人们的行为，至于要怎样才能改变人们的态度，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不知道答案。这必须得是一些重大事件。像新奥尔良、纽约或孟加拉国的洪水是不够的，可能需要像泰坦尼克号沉船那样的重大事件，这种事件的规模必须足够大，能够让很多富人和大量财产被一次性摧毁，这样人们才会投入足够多的关注。
这四个因素同时存在，并且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这使得我们很难做出任何非常明确的预测。我尝试就此进行总结。在我看来，环境全球化只会越来越强。从物理意义上讲，气候正在变化，这已成为未来几十年的既定趋势，不太可能改变。至于环境问题是否会引发更多社会和政治形式的全球化，这是一个大问题。也许会，也许只会引发第二次冷战，成为人们产生分歧和分歧、无法合作解决这些问题的又一原因。
在我看来，经济全球化的处境并不乐观，因为许多因素正在推动经济民族主义，而不是全球市场。第二次冷战在各方面都大力推动经济民族主义的发展，因为各国都想重新建立自己的供应链和工业基础。自由主义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是全球市场的思想源泉，这也在削弱对全球市场的支持。第三世界的反西方主义往往也被动员起来反对全球市场。反西方主义中存在大量的反资本主义情绪，而在当前的全球政治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果有人想探讨这个问题，我很乐意在讨论环节多谈一些。全球治理的削弱也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机构的效力越来越低，越来越不能在这种深度多元化的政治环境中运作。
因此，在我看来，全球市场的主要希望，换句话说，全球化经济方面的主要希望，是能够以某种方式成为全球范围内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可持续发展是我们解决环境危机和全球变暖问题的必由之路。这可以通过市场来实现，但也可以逆市场而行。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想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这就是我们必须探索的有趣的政治空间。感谢各位的聆听。
（本文根据CCG全球对话系列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荣休教授巴瑞·布赞”的发言录音翻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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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对话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荣休教授巴瑞·布赞：如何提高全球治理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