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 | 李稻葵在CCG名家午餐会上的演讲
2024年7月1日2024年6月7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北京国际俱乐部协办的“CCG名家对话午餐会”活动在北京国际俱乐部对外交流历史悠久的仙鹤厅圆满举办。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在会上作专题演讲,以下为根据英文演讲翻译的全文:
非常感谢辉耀的介绍和邀请。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陈启宗先生刚刚与我们分享了他真正的全球主义世界观。他自称为商人,实际上,我认为他是唯一一个可以被称为“GPPE”的商人。这是我自己创造的一个缩写词。什么是GPPE呢?它代表全球、政治、哲学和经济,涵盖了一切。在大学里,我们有PPE专业,而现在,陈启宗先生让我想到了GPPE。
陈启宗先生已经在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相较之下,我的发言将更加集中。我将专注于中国经济,并传达三个非常简明的信息。希望各位能记住这三条简单的信息。
首先要传达的信息是,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状况低于其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潜力。经济增长没有达到我们经济学家的预期。我们的经济增长低于潜力,这不仅意味着GDP增长率低于5.7%-5.8%,后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的常态,而且我们还有通货膨胀的问题。事实上,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已经连续10到15个季度为负值,CPI(消费者价格指数)一直在0左右。这是很简单的一点。我认为我们作为学者和经济学家,应该明确认识到这一点。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人们非常清楚是什么导致了GDP低于其潜力的现象。问题已经完全暴露,政策制定者、高层领导和学术界都充分认识到了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有以下三个非常明显的问题。
1. 房地产市场
我认为,房地产市场主要面临的是流动性问题。这不一定是一个长期或系统性的问题,因为从长远来看,住房需求仍然会增加。请记住,目前只有50%的人口完全融入了城市生活。还有50%的人口要么生活在农村,希望以某种方式迁入城市,要么已经在城市生活,但无法在城市购房或与子女一起生活,这些人群就是我们所说的农民工。
他们的收入相当可观。今天上午,我穿着雨衣、骑电动摩托车,体验了一下美团小哥的生活。这些刚来到北京的美团小哥,月收入应接近一万元人民币,如果他们足够努力,月收入至少也有7000-8000元,每月税后净收入7000元,这是一笔相当不错的薪水。当然,他们工作非常辛苦,我对他们表示感谢,总是给他们额外的小费。因此,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在于流动性,而现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一问题。目前的政策是确保房地产开发商在城市的项目能够完工,因此地方政府紧紧抓住预售首付款不放,导致开发商总部为现金而奔波,不得不借款。这使他们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导致香港出现违约,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内地也出现违约。这使人民币汇率面临压力,导致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因此,这是首要问题。
2. 地方公共债务
第二个问题更为重要,那就是地方公共债务。我的团队一直在努力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正在对地方债务水平进行估算,初步结论是其大致相当于GDP的100%。100% 的 GDP 有多高?地方政府不能简单地通过还本付息来解决问题。关键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这样做是否有效。从历史上看,总体而言,这些地方公共债务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发行这些公债并不是为了向家庭提供现金补贴。相反,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15年中,大部分,约80%的公债被用于资助地方基础设施建设。
回顾过去,我认为中国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在过去的15年里,劳动力成本一直较低,土地总体上也不像今天这样昂贵,私人住房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这是建设基础设施的最佳时机。如果你去重庆、天津、郑州等城市看看,每个城市都有全新的中心。在劳动力成本低、地价低、私人住房尚未发展的情况下,提前建设基础设施是正确的决定。
然而,在中国,中央政府不愿意提供关键资金来资助基础设施建设,而是让地方政府提供。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基础设施投资将持续30到100年。既然我的孩子和孙子都要承担费用,那么为什么不将基础设施债务的偿还期延长到20年、30年、50年甚至100年呢?为什么不呢?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政府在将地方债务转化为长期债务方面行动不够迅速。我们的做法特别谨慎。
这种谨慎现在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痛苦,因为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是重要的参与者。他们是许多公共服务的购买者,正因为如此,他们正在推迟向许多公司付款。因此,我认为这是当今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地方债务必须重组。
3. 供需失衡
第三个问题是一个长期问题。坦率地说,中国经济是一个供给侧经济,或者说中国的政策始终是供给侧政策。当我们与某个市长或省长交谈时,他(她)通常会非常兴奋。在见面五分钟后,他(她)就会列出当地的各种项目,例如,我们将有一个新的太阳能电池板项目;我们有一个新的电视屏幕项目;我们有一个新的计算机芯片生产项目;我们还有一些项目计划将我们的土地改造成一个美丽的新城市中心。他们的兴奋主要集中在投资项目上。
如果你问他们,消费情况如何?你们是否放宽了对摩托车的限制?他们会一脸茫然。这意味着什么?你们是打算放宽对购买汽车的限制,还是有其他计划?他们的回答可能是:“我们会考虑的。”所有市长和官员都像生产者一样,希望其他城市购买他们生产的产品。他们的想法是:“你们消费,我们生产。”然而,这种思维模式给中国带来了问题。中国在将1变为100万方面非常迅速,但在将0变为1方面可能不如美国。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从0到1的创新,尽管我们在从1到100万这方面已经达到了顶峰。
这三个问题导致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率约为5.3%,而理论上它应该在5.7%-5.8%左右。
最后一点,我真心希望你们记住的是,在我发言的同时,政策制定者正在努力工作,政策正在落实,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七月份将召开一次规模巨大且非常重要的中央全会。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但现在是六月,因此不会太远。我敢肯定,届时将宣布重大政策和方针。
大家对这些问题都非常清楚。那么,有哪些可能的、切实可行的政策来解决这三个问题呢?让我们逐一讨论。
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关键在于两个方面。
1. 取消购房限制
在以前的住房限购政策下,外地人或其他城市居民是不允许在北京买房的。这些政策在12年前,也就是2012年楼市超级火爆的时候确实有效。当时,我支持住房限购政策,尽管因此受到经济学家同行们的指责甚至憎恨。
但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正在逐步取消各城市的住房限购政策,杭州和西安就是例子。在深圳,大户型公寓现在可以自由交易了。这是第一点:取消对住房需求的限制。正如我所说,仍有50%的人口必须购买新的房产才能在城市居住。
2. 为开发商总部提供直接资金支持
另一项政策是为开发商总部提供直接的财政支持。我相信这项政策将会落实,实际上已经在实施,并且未来还会有更多措施出台。有些开发商可能被认为行为不端,对此我不予置评,他们可能确实做了非常不好的事情。但是,不应通过停止向开发商提供流动资金来惩罚整个经济,这会导致公司违约,从而降低信用评级。应向开发商总部提供必要的流动资金,确保他们能够存续,并在以后进行重组。不要让这些公司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麻烦。因此,这是我期待的第一个具体政策。
第二个具体政策是地方债务重组,我对此非常关注并且投入了大量努力。过去10年来,我一直在为此争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地方债务问题的唯一办法,也是非常理想的办法,就是中央政府发行大量新的主权债务,占GDP的30%-50%,然后用这些债务来重组地方债务,即置换地方债务。为什么这是唯一的办法?因为中央政府是最可靠的债务偿还者。我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的中央政府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中央政府之一,拥有3家移动运营商和6家利润丰厚的中央政府控股商业银行的股份。招商局集团和华润集团曾经是,我认为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赚钱的非金融企业集团。
为什么不呢?中央政府只持有公共债务的20%。他们在做什么?你知道最近的统计数据,中国财政部债务的12%由其他中央银行持有。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需求量很大,但数量不足,因为央行想要避险。如果美国国债的对冲效果不好呢?地方债务重组是唯一的办法。一旦我们做到这一点,一旦中国经济能够做到这一点,地方政府就会被解放,恢复活力。它们本应如此。我认为方向已经明确,但步伐太慢。我正在努力。我正在中国国内努力推动这项工作。
我非常期待的第三个改革措施是建立地方政府从生产到消费的激励机制,可能的话,将从地方企业征收的部分税收留给销售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和电子产品的地区和城市。如果你们所在的地区能够产生平稳的消费,那么很好,与消费相关的增值税和税收应该归你们所有。我们应该改变激励机制。我认为现在就应该这样做。
最后,我想说几句话: 为什么会这样?我有什么证据?为什么我如此自信?几周前,习近平主席与十位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举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我认为相当有趣的会议。座谈会结束时,习主席说了几句话。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他说,现在,让我们集中精力解决最紧迫、最迫切的问题,振兴我们的经济。让我们现在就着手解决问题。不要只是夸夸其谈。让我们谈谈真正的解决方案。另一点是,让我们重启改革,确保公民能够看到改革带来的好处。
那么,研讨会在讨论什么呢?消费和收入。因此,我坚信下一轮改革即将到来,这些改革不仅能解决阻碍中国经济发挥潜力的紧迫问题,还能创造消费,为百姓带来可支配收入。非常感谢。
本文依据嘉宾在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北京国际俱乐部协办的“CCG名家对话午餐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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