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 | 王辉耀在柏林全球解决方案峰会上谈全球如何绿色能源转型
2024年5月11日
2024年5月6日，2024年全球解决方案峰会（GSS）在德国柏林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一千多位政要、专家学者、商界人士等就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以及迫切需要的全球解决方案交换意见。
今年峰会主题为“超越危机：动员变革以促进全球繁荣”，重点聚焦气候行动、社会经济转型、能源安全、多边主义等议题。包括德国总理Olaf Scholz，德国副总理兼经济与气候保护部部长Robert Habeck，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Bill Gates，德国财政部长Christian Lindner，德国联邦发展部长Svenja Schulze，诺贝尔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发展创新实验室主任Michael Kremer，亚洲开发银行执行董事Charlotte Justine Sicat，金砖国家政策中心主任Marta Fernandez，世界银行董事总经理和集团首席财务官Anshula Kant，国际消费者协会总干事Helena Leurent，非盟贸易和工业委员Albert Muchanga，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首席执行官Sania Nishtar，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所长Johan Rockstrom，拜耳公司副总裁Natasha Santos，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Margrethe Vestager在内的众多重磅嘉宾出席大会。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参加“加快可再生能源转型解决方案”主题研讨会议，并回答了主持人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计划主任兼高级政策研究员Janka Oertel在研讨会上的提问。以下为王辉耀在论坛上到发言全文：
Janka Oertel：今天会议很重要，参会也很踊跃，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嘉宾研讨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不仅仅是在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等硬件方面，同时也涉及到成本、资本支出、借贷等方面。现在这些也是中国制造业所关注的重点之一，这些需求来自全球，中国会做何回应？
王辉耀：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参加全球解决方案峰会，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我认为主持人提的这个话题非常及时，我们上午在会上听到听到德国总理朔尔茨谈到，德国正在大力推进气候变化应对倡议。我认为现在世界上，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对人类来说是非常迫在眉睫的威胁，每个国家都应尽最大努力去应对。我记得，大概十年前或者十五年前，北京被雾霾严重污染。很多外国人来北京的时候说，中国现在污染开始了，你们不应该这样做。我记得当时很多外国人都离开了中国的首都。
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增强了保护环境的意识和行动，特别是在十年前《巴黎协定》通过之后。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清洁能源生产国，中国一半的能源生产来自可再生能源。要知道，中国有14亿人口，考虑到这个人口数量，可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同样，现在中国还是太阳能电池板最大的生产国、电动汽车最大的生产国和风能最大的生产国。
然而现在中国因“产能过剩”而受到责备。十年前中国因为污染严重受到了责备，现在中国正在努力解决以前西方国家诟病中国的污染问题，取得巨大成绩，但仍然受到了很多批评。实际上，习近平主席曾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力争于2030年之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注意习主席说的是之前，有可能提前。因此中国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我想强调的是，清洁能源技术和产品需求世界范围内其实远未达到所谓的产能过剩，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要实现碳中和目标，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将达到4500万辆，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需求将达到820吉瓦，是2022年的约4倍。所以现在我们只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四分之一。国际能源署的报告中还称，要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需要在2030年前将可再生能源产能增加两倍，并在2030年代初期将全球绿色能源投资增加至每年4.5万亿美元的规模，而现在全球每年用于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仅有1.8万亿美元。所以这远未达到供应过剩的程度，而是存在巨大的需求缺口。
我认为中国可以与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比如欧洲、美国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合作，共同利用中国发展的技术加速可再生能源转型。中国在这方面的已经取得领先的成果，我们应该摒弃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分歧。谁做得最好，我们就应该采用谁的。美国的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没有人说因为他们是美国人发明的所以就不使用飞机了，人们都会从美国和空客公司购买飞机，也没有说过飞机产能过剩。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清洁能源是在中国生产的，就说这是产能过剩，就像欧盟有人提议把2035年淘汰汽油汽车的目标推迟到欧盟需要到2040年再普及使用清洁能源电动汽车，也就是说让我们在2040年之前继续使用汽油和柴油吧，这会继续带来环境污染。我们应该真正避免的是双重标准。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中国所生产的清洁能源产品，并将其变成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加速可再生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的的福音，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中国有近一半的能源都是可再生能源，而且可再生能源增长的速度非常快。既然中国能生产出如此便宜、高效的太阳能电池板，为什么不使用呢？让我们使用吧。如果这也被称为补贴，那可能是中国对世界的一种补贴，那将是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贡献。现在许多国家都抱怨各国对应对气候变化投入不足，中国投入巨大，应该受到全世界的欢迎。每个国家都可以使用中国生产的廉价、非常可靠的清洁能源资源。这是一个好主意。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王辉耀应邀作为唯一中方专家给大会的会议专刊供稿。
Janka Oertel：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如何提供这方面的硬件，以及金融基础设施的问题。让我们看看全球金融方面存在的差距，对资本的需求，提供贷款条件的需求，这是否被视为一个优先领域？这是否也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地方？
王辉耀：肯定如此。首先，中国正在尽最大努力为世界提供解决方案，即廉价的可再生能源。其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现在为类似类型的项目提供了绿色融资。印度已经成为了由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投行最大的受益者，因此，我认为在这个领域，我们应该真正让G20、甚至G7和金砖国家共同合作，然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上找到解决方案，让所有国家都支持这一点。中国已经通过其国内和国际贡献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发达国家，特别是G7国家，应该做得更多。因为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量占全球2/3，造成了全球气候变暖，而中国和印度等南方国家只是刚开始发展和排放。但现在我们被告知，不能再这样做了，因为我们已经错过了那个可以随意排放的时代。好吧，如果中国错过了排放时期，那么中国在寻找新解决方案时就不应该受到攻击，不应该被说成是产能过剩，因为这对世界来说是一种有益的事。
Janka Oertel:我们这个论坛是全球解决方案论坛，王教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王辉耀：我可以推荐的第一个解决方案是，要知道，中国现在在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可以允许中国在欧洲、美洲和世界各地设厂。就像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欢迎所有外国企业来中国开设他们的工厂，现在这个趋势反过来了，中国可以去国外投资设厂。然而，最近因为国家安全问题，中国在波兰的一些清洁电动汽车或电池业务不得已被推迟。如果中国能给欧洲提供最好的电动汽车、最好的电池、最好的太阳能，最好的清洁能源汽车，给欧洲提供就业、提供投资、提供本地解决方案，为何不受欢迎呢？让我们忘记那些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我们不应该让政治议程左右我们的经济利益。
第二个解决方案，谈谈非洲。中国在非洲有一家公司，为五十万非洲家庭提供小型太阳能充电设备，这样他们就可以仅用很低的成本，在晚上开灯、为手机充电了，解决了大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我认为我们可以做更多这样的事情，与全球南方的其他国家合作，利用中国开发的廉价能源技术，在全世界各地推广使用。非洲已经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三个解决方案，谈谈我们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预算短缺问题。现在很多北约国家都呼吁国防预算须占GDP的2%以上，很多国家都在超支国防预算，有的甚至达到3%以上。让我们真正展现领导力解决俄乌和中东的战争和推动和平问题。让我们每个国家都拨出1%的预算用于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将不断提高的军事预算限制在1%。如果真的谈论资金，那么每个国家至少应有1%的GDP预算用于绿色转型，而不是要去超支2%、3%，甚至4%的预算用于军事和弹药上。我们应该把更多的钱用于绿色转型。谢谢。
Janka Oertel: 谢谢王辉耀博士。
（本文根据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在2024年全球解决方案峰会（GSS）上的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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