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绿：智库应该如何重新认识全球化格局

四年来，全球地缘政治、全球治理格局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智库和它的学者们在这一动荡和调整过程中应扮演什么样的作用？

文丨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 苗绿

人文往来一直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发展中的桥梁和纽带。智库交往又是人文往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年的疫情阻绝之后，全球智库逐渐恢复。它们是如何看待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关系，如何看待自身在这一时代中的角色？

近日，全球化智库（CCG）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北京共同举办第八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解答。

十字路口，群贤毕至

应该说，本次智库创新年会是近四年来国内举办的最大规模一次汇集国际高端智库的线下交流会议，有来自中美欧以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中东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100名智库代表应邀出席这次创新年会。CCG理事长王辉耀、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高岸明致欢迎辞，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蒋建国发表了特邀主旨演讲。

过去三年中，中国与全球各国智库交流受到了疫情冲击。以CCG为例，尽管它依旧保持与大部分国外智库的高频交流，但交流形式以线上会议为主。CCG与参加本次年会的美国“中西对话”项目（CWD）以及来自布鲁塞尔的欧洲政策中心（EPC）此前举行过多次线上对话。条件允许的情况下，CCG专家也曾赴美欧与其专家进行过线下对话，但在北京主场与这两个机构线下对话尚属首次。为此，本次年会专门为CWD和EPC各设立了两场圆桌对话，话题分别涉及中美关系和国际合作、中欧关系和全球治理。欧盟驻华大使庹尧诲（Jorge Toledo）和中国外交公共协会会长、中国驻欧盟原大使吴海龙在CCG与EPC的圆桌会议上发表了主旨演讲。

此外，年会还策划了一个以“十字路口的全球秩序：前进之路”为主题的全球智库领袖圆桌，以便从宏观上汇聚各方的思想，达到统领全局的目的。这一圆桌讨论汇集了包括哈佛大学教授、肯尼迪政府学院荣休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联合国原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Erik Solheim）、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兼CWD发起人科林·布莱特福德（Colin Bradford）、EPC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Fabian Zuleeg）、中国外交学院副院长孙吉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荣鹰等知名国际问题专家。全国政协常委蒋建国将本场圆桌讨论和整个创新年会誉为“群贤毕至”。

能将具有众多卓越专业建树的专家们汇聚于一处，本身固然可喜，但既然接触到如此宏大的话题，会议是否能够产出有效的成果，是否能启发新的思想，一度成为困扰组织者的难题。四年来，全球地缘政治、全球治理格局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智库和它的学者们在这一动荡和调整过程中应扮演什么样的作用？作为近年来少见的全球性质智库圆桌会议，除了要讨论当下所面临的宏观问题之外，讨论自身的功能、审视自身的角色也成为会议的主要话题。这也赋予了本次会议独特的话题性。“创新”不仅成为应对全球问题的解决思路，也成为智库寻求变革的出发点。

推动大国关系的“复合化”

应该认识到，当前的国际局势已经到了需要重新评估的关键时刻。新冠疫情虽然经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批准”成为过去时，但它留下的余波犹存，尤其是对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扰动尚未平息。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乌克兰危机和波澜再起的巴以冲突与新冠余音叠加，使国际社会疲于应付。2024年又将是一个变数众多的时刻，“选举”成为这一年的政治关键词，不仅美国面临总统大选和国会议员选举，还会有欧洲议会选举、俄罗斯总统选举、英国国会选举和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等。在种种不确定因素下，如何理清未来发展的脉络，并构建应对思路，需要在方法论上予以创新。

在会议圆桌讨论上，约瑟夫·奈提出了自己的视角。他把中美关系纳入到全球视角，认为全球权力分配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军事实力，在这一领域美国由于具备在全球投放军事力量而具备绝对优势；第二层是经济实力，中美欧等基本上处于势均力敌状态，因此在这一层面上具有多边色彩，并没有一方占据绝对优势；第三层作为底层被称为跨国关系，处于政府控制之外，参与方包括企业、智库、社会人文机制等多方面的力量。

约瑟夫·奈用“三维国际象棋博弈”（3D Chess Game）来形容自己的这一视角，其含义是虽然本质上国际关系还是竞争性的，但各方都在棋盘上互动，博弈的平衡取决于各方对局面的控制，以形成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形容的“可管理的竞争”态势。约瑟夫·奈进一步提出，在这一过程中，各个棋子应秉持这样的原则：不应考虑将自身力量加诸于他方（power over other countries），而应与其他国家共同协作（power with other countries）。

应该说，约瑟夫·奈的方法论，跟他在肯尼迪学院的老同事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方法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带有明显零和博弈色彩。凑巧的是，两位教授都是CCG的老朋友。据我们的了解，艾利森教授正在展开中美双方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而约瑟夫·奈的“三维国际象棋博弈”则通过引入多方参与者，避免了陷入“非此即彼”思维的窠臼，似乎为艾利森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答案。

CWD的发起者科林·布莱特福德在圆桌讨论中对约瑟夫·奈的这一方法论进行了具体的回应。他指出，应推动中美关系“复合化”（pluralize），将介于中美之外的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纳入到对话和专业交流当中，以降低对立，重塑中美关系的叙事和行为，推动中等力量和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和重构中西方关系。

“复合化”这一词语也可以翻译成“多元化”。布拉德福德认为当前世界发展的动力在于多元主义（pluralism）。“欧洲推动战略自主，拉美致力于不结盟运动，日本面对亚洲格局寻找其他路径选择。世界各国都想再定义自己的空间。多元主义能够提供强劲的动能。”

多元主义意味着各方均致力于寻找不同利益领域的相关合作伙伴。相对于中美关系中有较强的竞争色彩，中欧关系的多元主义色彩更加浓厚。从这一角度出发，参加年会的欧盟专家提出了双边可以共同合作的若干领域，除了气候变化方面双方已有较好的合作基础外，在核不扩散、人工智能监管以及缓解乌克兰人道主义危机方面均存在着比较现实的合作可能。特别是在乌克兰问题上，欧盟专家调整了战争爆发初期比较情绪化的立场，认为中国过去是，未来也将是乌克兰重要合作伙伴之一。在8月沙特吉达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上，中国派代表参会，推动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参加这次国际会议，未来中国可以继续发挥这种桥梁作用，“为下一次和平会议打开大门”。EPC专家们提出，中方可以在黑海粮食协议以及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此外，欧洲方面的专家采取了比较理性的态度，较为耐心地向中方解释其在乌克兰问题和欧盟在对华关系上的“三重定位”（即“合作和谈判伙伴、经济上的竞争者和制度对手”）。有专家认为，当前大国关系中普遍存在着过度反应。不管是在中美关系当中，还是在中欧关系当中均存在着“集体的过度反应”，而且是双向的行为。美欧的“去风险”思维就是这样的过度反应，中方亦存在类似问题。欧方专家表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双边的视角存在被扭曲的问题——中方习惯于用看待美国的视角看待欧盟，而欧盟则习惯于用看待俄罗斯的视角看待中国。双方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一问题，未来或将可以采取更加平衡和综合的立场，降低过度反应程度。

智库角色：倾听与倡议

对于疫情之后的全球化格局，中外智库的专家们比较容易就达成了一致看法，或者说，他们在概括当下现状方面观点都很接近，都认为二战结束之后形成的全球共识正在分化。中等力量国家在崛起，这些国家包括印尼、墨西哥和巴西等。相关国家之间就利益相关领域构建了共识联盟（coalitions of consensus）。G20就是这样的一个共识联盟。

此外，专家们均同意，眼下的全球格局与冷战截然不同。冷战主要存在两大集团（bloc）之间的竞争，且维持相对均衡稳定状态。但当前共识联盟的基础总是不断发生变化，这导致其无法处于稳定状态。因此，全球秩序不仅不再是单极化，也不是两极化，而是表现为多极化（multipolarization）、多元化（pluralization），甚至是多个多极化（multi multi-polarization）。

但是，专家们也论证道，多极化并不是区域化。全球并不会按照一些国家所期望的那样，形成所谓的印太区域、跨太平洋区域、跨大西洋区域等区域化集团。即便是确实存在某一个大型的地理区域集团，其内部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去中心化的态势。全球不仅地理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全球影响中心，在政治、军事、技术等层面上也会形成不同的中心。因此，在重新看待全球权力分配时，不应基于集团政治或者霸权视角，而应该更多元化的视角——不仅从文化，也需要从不同利益角度出发——看待各个权力节点在地理、政治、经济和安全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这种多元化格局下，如何面对全球所面临的挑战？欧洲专家将全球“生存性威胁”划分为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数字治理（特别是人工智能监管）、核安全和军控以及全球卫生合作等四大方向。这四个方向又分别衍生出粮食、能源危机、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等细分的具体问题。这一观点也获得了与会专家们的基本认可。

专家们认为通过合作、对话与交流可以提升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进而促进全球应对这些“生存性威胁”。不过，参加这一进程主体不仅包括政府机构等官方代表和G20这样的国际机制，也应该包括智库、学者、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各方面的全球治理观察者、研究者和参与者。

显然，上述共识与约瑟夫·奈、布拉特福德的理论一起，形成了自洽的闭环。结果，有专家对智库究竟该扮演什么角色提出了质疑：智库专家们相聚一堂，是否有自说自话之嫌？从这一角度引申开来，伯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辜学武表示，智库不应“亦步亦趋跟随政府”，不应“提供给政府一些已有的政策建议”。智库应注重话语和表述，避免误导公众认知和情绪，避免为决策者带来过高的不现实期望。

在认识到这一点后，智库专家们认为，智库的作用应该保持在两个方面：其一，聚合各方人士，倾听各方的诉求，推动对话和交流。随着中等力量国家的崛起，更应该倾听它们的声音，为大国关系提供对冲的空间，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式的过度反应；其二，智库仍旧需要从宏大视角构建新的全球叙事理论，提出有价值的行动倡议，用以解释、引导和推动各方形成共识。应对气候变化从民间共识化为全球各国政府的共同行动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案例。

而在行动倡议方面，CCG理事长王辉耀提出了气候变化、基础设施、数字治理、疫情防控、相互解除制裁、联合国和WTO改革、中美欧联合支持发展中国家、人民币与欧元对接以及强化旅游合作的“十点建议”。CWD作为G20旗下智库联盟T20成员之一，将会把CCG的相关的建议提交给G20作为决策参考。

一次智库创新年会不可能化解所有分歧，能够应对所有的危机挑战，甚至可能连单一的分歧或者危机都无法化解。但它的价值在于接触和交流，并在这一过程中塑造共识。有趣的是，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只有经历了三年的疫情阻绝后，这次智库创新年会的组织者和参会者才深刻认识到，面对面的交流对思想碰撞、观念消弭具有无可替代的正面意义。

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23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