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亚太合作，参与印太合作——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亚太是全球经济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长期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21世纪是亚太世纪，近年来美国加速将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并从亚太合作战略转向印太合作战略，亚太区域合作出现新变化。百年变局之下大国竞争加剧，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发展方兴未艾，亚太区域合作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
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与全球化智库组成联合课题组，结合各自长期积累，就亚太变局下中国如何推进亚太区域合作提出十点建议，以期更好发挥大国领导力，增进域内国家团结合作及向心力、凝聚力，避免地区国家分化或矛盾升级，并以RCEP、CPTPP等为框架建立更加包容的地区合作架构，推进亚太一体化进程。
报告摘要及全文概要如下：
摘 要
过去几十年，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展现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强大的生命力。但随着跨越太平洋两岸贸易失衡及大国竞争加剧，美国从2010年重返亚太战略开始转变对华和亚太区域合作政策，从对华接触转向遏制，从亚太合作战略转向印太合作战略。美国的区域合作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和填补治理赤字，但却加剧大国竞争，破坏区域合作的协商对话基础，甚至增加大国直接冲突的风险。亚太局势动荡不仅危及中国的外部环境，而且不符合区域内国家对发展与稳定的共同追求。
对此，就中国应对亚太变局及推进亚太区域合作，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建议：
1.创新战略思维与区域合作理念，制定积极的区域合作战略。中国要坚持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开放地区主义原则，反对搞排他性的封闭集团，维护APEC大家庭精神，倡导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积极主动融入美国、东盟等倡导的区域合作机制，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
2.要重视APEC平台作用，增加中美APEC内的合作面，实现APEC扩员，邀请印度、巴拿马及东盟成员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国家参加，强化APEC贸易规则谈判与制定功能，推动FTAAP启动传统议题+新议题的谈判进程。
3.尽快启动和完成中国加入CPTPP和DEPA谈判进程。尽快组建CPTPP谈判工作组，并将东盟国家和拉美国家作为加入CPTPP的谈判重点对象，争取日本和墨西哥支持中国加入CPTPP。推动以DEPA为基础展开谈判达成涵盖更多APEC成员的亚太数字经济伙伴协议。
4.深化RCEP合作机制，推动尽快建立RCEP秘书处，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打造开放的供应链合作，适时联合域内经贸伙伴推动RCEP加速实施或升级谈判，适时吸收其他亚太地区国家如墨西哥、智利、秘鲁、斐济参加RCEP，将RCEP作为实现FTAAP的重要路径。
5.改善与日本、韩国关系，保持中日韩三方合作机制畅通，在RCEP谈判成果基础上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力争达成全面、高质量、互惠且具有自身价值的自贸协定，积极探讨三方对外合作倡议。
6.中国可对IPEF持开放态度，推动其向自由与开放的方向发展，反对搞封闭性和排他性的地区政治经济集团，支持以《东盟印太展望》为合作框架，尽快表态参与印太经济框架的建构与谈判进程。
7.不断优化运用经济手段促成外交目标的方法，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或区域治理理念贯穿于投资协议条款和经济技术合作条款中，通过发展援助和开放市场增强对周边亚太国家的吸引力，对争议地区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适度利用经济制裁手段。
8.保持并增进中美高层交流，维护并促进中美民间交流，寻求与美国共同感兴趣的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合作，加强中欧多领域对话合作，寻求建立中美欧常态性协调G3机制或提出中美欧加南方国家G4机制。
9. 深化改革开放，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吸引更多国际人才来华发展。
10.大力开展公共外交，鼓励支持智库二轨交流，增进留学、旅游等人员流动，发挥人文交流桥梁纽带与平台窗口作用，增进亚太国家互信友谊与团结合作。
全文概要
当前，亚太地区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占世界经济总量逾六成、贸易总量近一半，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作为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是中国对外开放与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尽管受亚太变局影响面临多重风险，仍对推进亚太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2023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 11月15日至16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举行，届时中美高层领导人或有望再度会晤。
过去几十年，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展现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强大的生命力。回顾历史，20世纪60年代以后，亚太地区发生的产业转移与贸易合作是推动亚太地区经济飞速发展与迅速崛起的重要动因。随着太平洋时代的到来，美国开始重视亚太地区的经济治理模式与合作机制构建，到1980年代末，美国亚太区域合作战略基本成型。美国1989年与亚太地区11国建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1994年与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1990年苏东剧变后，美国开始在全球范围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吸收中国、俄罗斯等太平洋沿岸国家加入APEC。但是，随着跨越太平洋两岸的贸易失衡，以及大国竞争加剧，美国开始改变政策。从新自由主义秩序推动者转变为美国优先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拥护者，并先后发起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TPP）和印太经济框架（IPEF）谈判，争夺亚太地区经贸规则主导权。美国从2010年重返亚太战略开始转变对华和亚太区域合作政策，到2018年美国完成对华政策调整，即从对华接触转向遏制脱钩，从亚太合作战略彻底转向印太合作战略。
美国的区域合作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和填补治理赤字，但却加剧大国竞争，破坏区域合作的协商对话基础，甚至增加大国直接冲突的风险。2018年特朗普执政执行美国优先政策，掀起贸易战，到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政策，亚太地区格局发生急剧变化，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稳定及自由贸易面临潜在威胁。美国对华推行“脱钩断链”“小院高墙”“以邻为壑”政策，推动亚太经济区域化和供应链价值链重构的进入转折期。TPP/CPTPP、USMCA、RCEP、IPEF与各种双边FTA等亚太区域治理面临碎片化问题，APEC也面临分裂的危险。
亚太局势动荡不仅危及中国外部环境，而且不符合区域内国家对发展与稳定的共同追求。对于域内国家来说，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是聚焦发展合作，与各方保持良好经贸往来符合绝大多数亚太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发展利益，也是诸多亚太国家的热切期待。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区合作方面，中国坚持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原则，反对排他性的“小圈子”合作，积极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多领域合作，与东盟等伙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区域的和平、繁荣、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共同推动亚太一体化进程。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及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方向，也对中国开展亚太合作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亚太地区作为全球数字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近年来区域贸易协定下的数字贸易规则不断增加，但数字经贸规则的大国竞争与博弈也更加激烈。美式数字贸易规则的高标准客观上提高了区域数字治理的标准，但是其鼓动阵营对抗，搞排他性的“小圈子”等做法干扰了亚太数字规则合作的进一步推进，造成亚太地区数字经济治理碎片化。这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亚太地区数字经济贸易的规则制定，避免成为“信息孤岛”，并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开拓广阔空间。
应对气候变化是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应有之义。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新兴经济体持续崛起的外部生态硬约束，也是亚太地区各国高度关注及开展合作的重要领域。2015年全球气候大会达成《巴黎气候协定》，强调根据本国国情制定减排目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国际合作，为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国际法基础。中国和美国在气候问题上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中国加强与亚太各国绿色合作，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低碳发展也将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
综上，面对来自外部的挑战、竞争与合作需求，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提振“亚太大家庭”精神，增进域内国家团结合作及向心力、凝聚力，避免地区国家分化或矛盾升级，并以RCEP、CPTPP等为框架建立更加包容的地区合作架构推进亚太一体化。中国在策略层面需要重视APEC、CPTPP、RCEP、CAFTA、DEPA、10+3、中日韩等区域合作平台的作用，深入推进与东盟、太平洋岛国等伙伴区域合作战略的对接，努力使亚太合作机制保持开放、活力与有效、创新，不断增强域内国家互知互信及凝聚力，扩大反对排他性合作、反对单边霸权的国际基础。同时，可推动APEC、RCEP、CPTPP等亚太合作机制进一步提升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如面向欧洲、非洲、印度、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寻求建立多形式、多领域、多层面的多边合作，从而不断为亚太合作注入新的生机与动力。
（一）创新战略思维与区域合作理念，制定积极的亚太地区合作战略。
中国对亚太区域秩序的影响力和塑造力在不断增强，但美国实力的超强地位和中国作为崛起的一般大国，也给中国的东亚地区合作政策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结构性限制。此外，东亚地区中国、日本、东盟等战略力量之间的博弈，使得中国的主导战略难以成功。中国在推进双边合作方面有些建树，但在主导多边合作方面除亚投行外其余表现欠佳，这与美国的亚太政策密切相关，也与多边合作经验不足有关，且亚投行是一种功能性合作。亚太区域合作的制度创新是这些战略力量博弈的结果。中国的亚太地区合作政策必须奉行积极主动的共治战略与融入战略，借鉴美国的融入——改造策略，只有积极参与区域合作谈判才能拥有话语权与维护自身利益。中国要倡导“共商”“共治”或“共享”区域治理新理念，积极主动融入日本、东盟等倡导的区域合作机制，将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纳入各种区域合作机制的谈判与建设。深化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可为东亚经济提供最终消费市场，推动东亚最终形成更为平衡的区域分工模式。中国试图主导东亚10+3FTA谈判屡屡受挫，但中国融入东盟主导的RCEP，依旧能够达成自己的政策目标。为此，中国可以考虑差别化的制度安排。例如，探索与本地区欠发达经济体达成非互惠的贸易安排，推动这些经济体融入区域分工体系。探讨以早期收获让利，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谈判，提高货物贸易自由化水平，实质性扩大服务贸易开发放，填补数字贸易规则等。探讨以清迈倡议的东亚外汇储备基金（2400亿美元，其中中日比重32%，韩国16%，东盟20%）及其设立的10+3宏观经济研究所为基础，将其提升为多边国际组织，成立“东亚国家财经合作组织”，把东亚经济共同体做深做实。此外，新加坡尽管是东盟面积最小的国家，但在推进东盟一体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东盟最发达的国家。随着中美竞争加剧及亚洲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事务中重要性上升，中国或可与新加坡及东盟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上增进交流合作，使新加坡作为中西文化交汇中心更好发挥增进中西交流沟通重要作用，促进亚太经济一体化及亚太开放包容发展，不断提升亚洲文化软实力。
（二）重视APEC平台作用，推动FTAAP路线图走深走实。
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充分发挥APEC积极作用，通过APEC会议促成亚太国家合作而非流于空谈或挑起对抗应是APEC国家的一个目标。首先，中美应增加APEC内的合作面，避免2018年巴新会议因为中美争斗而无法通过领导人会议声明之类情况。同时，同意APEC扩大讨论内容到安全等领域。其次，实现APEC扩员，邀请印度、巴拿马及东盟成员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家参加，以尽量维持和强化APEC这个合作平台，延长其寿命。毕竟其运行30多年，各种机制比较成熟。再次，增强APEC经贸规则制定功能，推动其启动FTAAP谈判进程。FTAAP是APEC成立的初衷，2006年美国最先提出FTAAP谈判目标，2010年APEC横滨宣言中计划通过当时的ASEAN＋６（其后是RCEP）和TPP两条路径来实现FTAAP目标。2014年北京APEC年会期间，推出FTAAP北京路线图。当前，可以推动中美同时加入CPTPP参与FTAAP谈判。在中美没有加入CPTPP的情况下，一是支持APEC工商理事会发起推动FTAAP谈判，从局部突破，从共识最多的合作领域起步，逐步扩大谈判议题。可传统贸易议题+新议题，如亚太数字贸易协定、亚太清洁能源协定等。二是推动东盟发挥推进FTAAP谈判的主导作用。尽管美国印太经济框架表示尊重东盟国家中心地位，但IPEF的地缘政治张力可能动摇东盟在印太地区的核心作用。这样东盟为强化自身中心地位，将会承担起推动深化APEC合作的作用。
（三）尽快启动和完成加入CPTPP和DEPA的谈判。
坚持将融入CPTPP和DEPA作为中国推动FTAAP的主要路径之一。加入CPTPP和DEPA具有重要意义，可促进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解除被误解为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有效对冲IPEF的负面效应以及美国的战略围堵。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资源是数据资源，各国都围绕数据资源的规则展开博弈。目前已经形成美日、欧盟等数字经济联盟，中国需要尽快与国际数字规则接轨，增加国际数字经济规则的话语权。DEPA是由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三国发起成立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在2019年宣布加入DEPA，中国已经组建DEPA谈判工作组，应以DEPA为基础推动达成涵盖更多APEC成员的亚太数字经济协议。建议尽快组建CPTPP谈判工作组。目前，中国加入CPTPP难度较大，一方面，需要中国继续加强同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对接。在国内营造加入CPTPP的浓厚氛围。我国高度重视加入CPTPP工作，已经组织多个智库对加入CPTPP进行研究，并对照2000多个法规提出改革方案。在自贸实验区和海南自由港率先践行CPTPP高标准经贸规则，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压力测试。另一方面，加快协调其他参与博弈者的利益，排除美国因素对于谈判的影响。建议将东盟和拉美CPTPP成员作为加入CPTPP的谈判重点对象。还可考虑以新西兰为中介，创建中方与CPTPP成员国的若干对话机制，与CPTPP各成员国进行深入对话和交流，使其充分了解中国加入CPTPP可能给该机制带来的红利，亦可使其充分认识到我方通过申请加入CPTPP展示出来的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决心。日本是美国的重要盟国，美国会利用《美墨加协定》的“毒丸条款”牵制加拿大与墨西哥与中国谈判，对中国加入CPTPP产生强烈掣肘。中国可利用墨西哥加入金砖国家机制的愿望，与墨西哥达成贸易投资自由化协定。
（四）深化RCEP合作机制建设，对冲IPEF挑战和负面影响。
区域合作层面，适度推进中日韩、CAFTA、湄公河等次区域合作，更加重视RCEP平台作用，推动升级RCEP,力争做出更大成绩，以此“对冲”IPEF带来的负面影响。美日印太经济框架主要针对中国，RCEP15国有11国加入IPEF。美国推动其供应链向这些国家转移的条件就是它们必须接受“出口管制、投资安全审查和限制技术转让”。因此，IPEF会削弱甚至虚化RCEP机制的作用。对此建议：（1）我国应与其他RCEP成员加强沟通，推动尽快设立RCEP秘书处，为RCEP联合委员会提供技术支撑。与CPTPP相比，RCEP不仅规则标准低，而且治理结构松散。没有象CPTPP设立严格的争端解决机制，也没有设立执行各条款的监督委员会。为巩固RCEP合作机制及区域供应链，必须强化RCEP的执行监督机制和效率，要尽快设立RCEP秘书处作为执行机构，对RCEP成员国履行RCEP规则义务进行监督牵制，反制IPEF的芯片联盟（chip4）和战略矿产资源联盟架空RCEP协定。（2）推动秘书处开展供应链合作研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探索供应链稳定措施，形成供应链合作标准，打造开放的供应链合作。加速开展与RCEP国家“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合作、原产地电子联网、动植物检疫措施等效性认可、原产地区域累积规则等，以单边行动带动集体行动。（3）推动APEC扩员和新贸易议题谈判。RCEP作为FTAAP实现路径之一，应推动吸收太平洋东岸的智利、秘鲁、墨西哥，以及太平洋岛国巴新和斐济加入RCEP。适时联合域内经贸伙伴推动RCEP加速实施或升级谈判，特别是进一步深化数字贸易、知识产权、服务贸易、劳工标准、绿色能源等领域的经贸规则，保证RCEP的持久生命力。
（五）改善与日本、韩国关系，保持中日韩三方合作机制畅通，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中日韩同为世界重要经济体，人口总和占全球五分之一，GDP之和超过全球总量四分之一，在世界上具有相当大的经济影响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2012年11月启动以来已进行16轮，2020年11月RCEP成功签署本有望加速谈判进程，但近年来日本、韩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明显紧张为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蒙上阴影。RCEP作为首个中日韩共同参与的自贸协定，为中日韩经贸合作提供了一体化的制度框架。而且，中国已正式申请加入CPTPP，韩国也已启动加入CPTPP的程序，这将为中日韩开展RCEP基础上的高水平经贸合作提供重要条件。2022年1月1日RCEP正式生效为深化中日韩经贸合作创造了新的条件，2023年来日韩关系改善及中日韩时隔近四年于10月26日在韩国重启高官会谈也意味着中日韩三边对话合作机制有望重启。中日韩保持双边关系稳定并加强三方对话合作，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可早日重启中日韩三方合作机制，推进从高官层面事务性磋商到部长级会谈乃至首脑会晤。以《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为指导，在RCEP谈判成果的基础上，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力争达成全面、高质量、互惠且具有自身价值的自贸协定。积极探讨三方对外合作倡议，即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日本的“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和韩国的“新南方政策”对接合作。不断推进“中日韩+X”合作，探讨在产能、减贫、卫生、灾害管理等领域开展联合项目，使三国合作惠及其他国家和地区。
（六）可对IPEF持开放态度，推动其向自由与开放的方向发展。
印太地区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部分，但却是中国安身立命的根基。中国在印太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太平洋和印度洋是中国最重要的海上商道，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中国能源进口的85%，矿石进口的60%要经过印度洋-太平洋航线。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泛亚铁路建设项目，印度洋沿岸港口互联互通项目是中国对外互联互通的重点工程。因此，一个没有中国参与的印太地区新秩序是难以建立的。美日印太战略针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十分明显。排斥中国参与的印太经济框架与安全机制有意削弱中国的影响力，侵蚀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利益，理所当然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中美博弈的焦点是团结与分化能力的较量。中国主张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反对搞封闭性和排他性的区域政治经济集团。据此，中国强烈反对没有中国参与的印太地区政治与经济集团。虽然美国当前不可能同意中国加入，但中国作为姿势的表态可站到道义高点。为防止印太地区分裂成两个平行的供应链，中国可支持以《东盟印太展望》为合作框架，尽早表态有意参与印太经济框架的建构与谈判进程。一方面表明中国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搞排他性政治经济集团的决心，即使作为一种姿态也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可以一定程度对冲印太战略，如果美国坚决排斥中国参与，至少可以展现美日宣示的建设自由且开放的印太地区目标的虚伪性。
（七）不断优化运用经济手段促成外交目标的手法。
经济外交是各国利用经济手段达成政治目标的重要途径。美国擅长将本国价值观和对外战略贯穿于对外政策和各种双边、区域或多边协定中。如果美国感到在多边机制推行有难度，就寻求与相关国家先行制定规则，再吸收其他国家加入，最后变成国际规则。美日印太经济框架就是将美国的价值观与战略目标推广到印太地区，为印太地区制定经贸规则和标准。中国可不断优化运用经济手段达成外交目标的手段:一是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或区域治理理念和对外战略在双边或区域经济合作伙伴协定中加以落实，将其贯穿于投资协议条款和经济技术合作条款中。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大、回报慢、风险高的项目，国际上多采取建设–经营–转让，或股份合作模式。二是利用发展援助和开放市场增强对东盟和太平洋岛国的吸引力。针对亚太地区欠发达国家，中国可采取扶贫策略，设立中国东盟扶贫合作基金和太平洋岛国气候合作基金，支持面向中国出口的产业发展。对南海争端可以在以我为主的前提下，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对争议地区的两国共同开发前提条件就是共同努力排斥域外势力（第三方势力）的介入。三是合理利用经济制裁手段。针对损害我国主权和利益的行为必须采取强力反制措施，包括贸易制裁和投资审查。针对美国的“小院高墙”及围堵联盟，中国可以针对性地使用贸易限制加以反制。
（八）寻求与美国共同感兴趣的合作领域推动双边或多边合作，如建立中美欧常态性协调G3机制或提出中美欧加南方国家G4机制。
中美是世界头号大国，许多全球性问题没有中美合作难以解决。因此，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政府都强调中美存在竞争、对抗与合作三个领域。在双边层面，稳妥改善中美关系，降低博弈的强度和“脱钩”的烈度，灵活地使用“斗争与合作”两手；同时，改善与日本、韩国、印度、澳新等区域国家的关系。围绕中美关系，建议一是保持和加强高层交流，准确传达与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战略互疑与信任赤字是中美两国面临的深层问题。面对美国认为中国颠覆现有国际秩序及对外扩张的判断，必须加强沟通，避免战略误判，管控分歧进行和平竞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促进现有国际机制与规则的改革，使其更加公正公平和具有包容性。中国奉行积极防御战略，不会需要别国的一寸土地。二是维护与促进社会人文交流，努力构建双方民间的正面认知。民意基础是两国关系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美国单方面中止中美交流项目，不利于两国社会文化交流和加深理解。美国政府和媒体对中国妖魔化对美国社会对华认知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中国需要加强两国青年人及社会民众的交往，减少彼此因缺乏了解而产生的敌意。三是发掘共同利益领域并加强合作，避免使竞争走向冲突。中美竞争可以为各国提供更多选择，但要避免无谓牺牲。两国可以在应对气候变化及可持续发展、保护海洋环境、流行疾病和健康医疗、反对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方面加强合作。中国当前仍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中低端，产品单位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外部生态约束无疑会加大中国转型发展的难度与压力。中美在脱碳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可以展开实质性合作，共同研发与制定技术标准，为亚太地区欠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标准和支持。在应对诸如新冠病毒、艾滋病毒、癌症等人类疾病方面展开合作，合作开发和共享疫苗、药品及医疗器械制造技术，共同造福人类。同时在海洋环境保护与垃圾污水排放方面合作，如限制日本核污水排放。此外，在中美欧大三角关系中，在中美竞争加剧背景下，具有一定中立色彩和话语权的欧洲是我国重点争取目标。可加强中欧高层次常态性交流，就增进经贸合作、全球治理、气候变化、卫生健康、绿色能源、数字经济合作等保持交流合作。可倡议推出中美欧G3机制，增进中美欧三方常态性高层次交流，更好发挥欧盟在中美之间的协调平衡作用。同时，在全球南方国家崛起背景下也可提出G4概念，即中美欧三方加上南方国家，南方国家代表可由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担任，由此构建多边利益关系，寻求达成平衡。
（九）充分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吸引更多国际人才来华发展。
面对美国的围堵，中国最有效的应对策略就是向全球开放，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迫使美国改变对华政策。与美国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的分裂世界相反，中国要高举对外开放，自由贸易、互利共赢的大旗。在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方面，利用超大市场规模，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构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深化改革，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与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坚持以制度型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加快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超大市场规模是吸引跨国企业的战略资源，跨国企业应对世界市场不确定因素的对策基本上是产地销和销地产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在中国都可以达到充分施展。因此，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是稳定全球供应链的战略举措，可以有效破解美国脱钩断链的“去中国化”策略。此外，面对疫情之下国际人才流失、美西方对华舆论恶化等问题，后疫情时代我国要加强国际传播工作建设，不断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及吸引力，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人才是21世纪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全球人才竞争加剧背景下，我国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推进优化相关政策法规及配套设施，吸引更多高层次国际人才来华发展，为我国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人才支撑。
（十）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发挥人文交流桥梁纽带与平台窗口作用，增进亚太国家互信友谊与团结合作。
人文交流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基石和润滑剂，在国际局势紧张情况下可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正在成为世界和平与稳定新的压舱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构成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三大支柱。人文交流可以使不同文明文化中的人增进相互理解与友谊，从而架起不同文明之间互信合作的桥梁与纽带。百年变局之下，亚太国家面临许多共同的课题与相似的挑战，可大力开展公共外交，鼓励学界、商界、智库、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等与亚太国家驻华使团、国际组织、国际商会、跨国企业等增进沟通交流及互惠合作，积极“走出去”与“迎进来”，增进亚太国家间人文往来与互信合作。建议：一是支持智库间合作交流，为智库合作提供更大程度的自由便利，发挥智库在促进区域合作中的平台纽带、智力支持、舆论引导等作用，鼓励智库等主动走出去参加国际会议并创建国际交流平台，提升国际话语权及议程设置能力；二是支持国际学校“走出去”，在亚太国家建设海外华文学校，充分发挥华人华侨资源优势，增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培养知华友华国际化人才；三是发展出国留学与来华留学，支持中国留学生“走出去”也吸引更多亚太国家留学生来华留学；四是大力发展入境旅游，推出更多广受亚太国家入境游客欢迎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加强海外市场宣传推广和精准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