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勉：国际动荡形势下的变革任务和相关挑战
2023年9月7日
杨洁勉，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内容提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在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与过去百余年间世界曾先后经历的三次动荡变革期相比，本轮动荡变革周期展现出很多新的特点，它在相当程度上中断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合作的努力和趋势，集团对立和冷战重开的风险不断提升。然而，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同样也为国际社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新的动荡变革期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是宝贵的机遇，国际社会要敢于担当，奋发有为，合理规划，积极应对全球问题的挑战，找到合作与斗争的平衡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
【关键词】动荡变革时期 国际形势特点 国际秩序 全球治理
【作者信息】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
【引用来源】《俄罗斯研究》2023年第4期3-22页。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和挑战，整个国际社会都在关心世界的前途和方向。但是，在分析和认识形势时，虽然一般的注意力往往在于世界的动荡，但有识之士还是在研究如何推进变革的问题。2022年9月，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主题是“分水岭时刻：以变革方案应对相互交织的挑战”，联大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应形成真正的世界联盟，紧急克服分歧并共同行动。联大主席克勒希则支持会员国寻求具有变革性、以影响为导向，以及具有系统性和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不言而喻，国际社会不仅需要认识世界动荡的原因，还要积极地去探索变革问题。为此，中国学界已经对世界动荡变革期的成型与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初步的观点，但针对变革问题的学理性研究仍待补充和深入。
二、百年动荡变革的比较分析
过去的一百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一百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世界在百余年间大体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动荡变革时期，分别是一战前后、二战前后、冷战结束前后。在这三大动荡变革时期，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在动荡中推进变革，不断化危为机、开创新局，探索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道路。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动荡和变革
一战给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浩劫和社会动荡，但也第一次在西方殖民国家控制的世界体系中划出了深深的裂痕，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和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加快了世界变革的进度和深度，具有关键的历史转折意义。
首先，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苏俄以列宁主义为旗帜鼓舞了世界特别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浪潮。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俄国的诞生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冲破了帝国主义阵线，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高涨，各国共产党纷纷成立，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进一步鼓舞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同时，苏维埃俄国先后发布《和平法令》《告俄国和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动人民书》《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等文件，宣传了反战争、反压迫、反剥削、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的理念，促进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觉醒，此后爆发了中国五四运动、土耳其凯末尔革命、朝鲜三一起义、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等反帝斗争，形成了一阵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其次，欧洲大国在相互厮杀中走向衰弱。奥匈帝国瓦解，德国战败，英国和法国实力遭到削弱，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开始让位于美国。美国是一战中获益最大的国家，它参战较晚，损失较小，加上欧洲各交战国对军事物资的大量需求以及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的减弱，为美国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大好时机。一战结束后，美国事实上已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并产生了争夺世界霸权和主导国际秩序的想法。
第三，战争迫使欧美大国更加积极地利用国际机制建设预防世界大战的再次发生。一战之前，实现并维持大国力量均势被视为维护和平的最佳方式，在大国关系协调的过程中，秘密外交和结盟对抗大行其道。然而，一战的爆发表明，均势无法长期维持，一旦均势被打破，军事同盟对峙极易滑向世界大战，这促使国际社会探索新的理念和方式来实现和平。在此背景下，欧美大国在追求自己本国利益的同时，开始尝试构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机制，例如成立国际联盟、建立国际仲裁机制、签订《洛迦诺公约》和《非战公约》、召开国际裁军会议等。这些探索促进了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发展，为二战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建立提供了借鉴。
虽然一战后国际社会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革，但一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并没有实现世界人民理想中的变革目标，该体系既没有改变帝国主义列强主导世界、你争我夺、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也没有改变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局面，甚至也未能合理安置主要大国的利益诉求。于是，经过短暂的20年后，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再度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在法西斯主义的推波助澜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终又爆发。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动荡和变革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为法西斯主义的泛滥提供了土壤，法西斯主义者次第掌握了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政权，并试图以对外征战方式改变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在一定意义上，二战的爆发，就是以战争这种最高形式的系统动荡摧毁了延宕一百多年的传统秩序，使得战后的国际体系和秩序的重构能够更加深刻、更加系统，实现了体系内容的深层次变革。
首先，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避免了超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和毁灭性的核战争。二战带给全世界最宝贵的经验教训是不能让世界大战再次发生，拥护和平、反对侵略成为全球民众的共识。核武器问世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很快形成了“恐怖核平衡”，双方阵营都不敢贸然采取针对对方的军事行动，从而实现了主要大国之间的“长和平”。近80年来，尽管有诸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俄乌冲突等相当规模的地区性战争，但世界主要大国还是极力防止跨越红线而开启万劫不复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其次，酝酿于二战期间、建立于二战结束时的联合国，从体系、机制、运作等众多方面推动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有序进行。在体系上，联合国既反映了战后五大国（美国、苏联/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在国际社会的主导作用，又吸纳了所有得到国际承认的主权国家，使其成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在机制上，《联合国宪章》以111个条文确立了联合国的宗旨、原则和组织机构设置，又规定了成员国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处理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其内容在规范性、严谨性和正义性上远远超过仅有26个条文的《国际联盟盟约》。在运作上，联合国在调停和制止冲突、促进经济发展、支持减贫、促进治理、保护环境、保护世界遗产、改善人权状况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尽管联合国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无法确保所有成员国遵守义务、易被美国施压影响、难以协调各方达成一致等，但它毕竟在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再次，世界进步力量不断诞生和壮大。一方面，二战的胜利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社会主义的苏联经受住了战争的严峻考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并引发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一轮高潮。战后，在欧洲和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政治的力量对比，为保障亚洲和世界和平增添了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二战后独立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成为国际关系中一支强大的新兴力量，为国际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前进和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奠定了基础。20世纪50年代的万隆亚非会议、60年代问世的不结盟运动、70年代兴起的南南合作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诉求等，进一步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群体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作用。
但是，国际社会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面临着阻碍和平与发展的严峻挑战，如国际关系中的两极对峙格局，又如超级大国或地区强国的霸权主义和对外战争行径，再如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周期性萧条，再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加剧。直至今日，这些挑战及其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存在，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无法得到彻底解决，成为给国际社会带来动荡并刺激国际社会追求变革的结构性难题。
（三）冷战结束前后的动荡和变革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相继发生，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宣告结束，也标志着维系战后国际格局的两极体系的终结。与前两次动荡变革期不同，此次动荡变革期没有爆发世界大战，世界主要国家也没有召开讨论安排国际体系的国际大会，由于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已深入人心，世界自然形成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然而，这一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实力对比和战略关系严重失衡，美国成为体系内唯一的超级大国，并拥有庞大的盟友和伙伴体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想借赢得冷战之机进一步扩大自身优势，完全主导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从而导致冷战后世界的变革具有明显的特殊性、非常规性和曲折性。
一方面，一批国家受到以颜色革命为主要特征的政权更迭威胁，对于国内政治的稳定构成了冲击。冷战结束后，原苏联地区以及西亚北非地区的一些国家，国内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显著改善、政治腐败严重、社会分化加剧、地区和族群对立、民众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反对派势力不断壮大，其国内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要求改革政治制度的呼声与日俱增。美国等西方国家看准这一时机，在这些国家中大力扶持亲西方的反对派，在舆论宣传上加强对政府和领导人的抹黑攻击，向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灌输“自由民主”、反对现政府和“街头革命”的理念，最终在这些国家引发了不同形式的颜色革命，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突尼斯等多个国家出现政权更迭。30年来的历史已经并还将证明，凡是被“颜色革命”染指的国家，有的政权陷入不稳定状态、政权更迭频繁、民众抗议示威不断，有的经济停滞倒退、民众生活困苦，有的陷入内战、四分五裂，还有的成为美国与其他大国进行地缘政治竞争的棋子。
另一方面，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和平发展，依靠群体性力量推动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的改革，促使世界格局从“美国独大”变为“一超多强”，最终得以挫败美国独霸天下的战略图谋。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拥有远高于其他大国的超强军事和经济实力，这使其在国际事务上独断专行、滥用武力，相继发动了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插手利比亚内战和叙利亚内战，而国际社会尚缺乏约束和制止美国横行的机制和力量。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坚持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坚持遵守国际法、坚持弘扬多边主义和反对单边主义、坚持应当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区域或跨区域层面，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探索国家间和平共处与合作发展的新路径。例如，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区域内国家实现不针对第三方的共同安全合作提供了一种新模式；非洲统一组织于2001年更名为非洲联盟，促进了非洲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合作，提高了非洲的国际地位；冷战结束后，东盟成为促进亚太地区国家合作的桥梁纽带，先后与中国、韩国、日本等六个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与多个亚太重要国家建立了围绕东盟的“10+1”、“10+3”、“10+8”机制，还提出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倡议，2020年11月15日，东盟10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正式签署RCEP协定，该协定已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由此诞生了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在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下，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变革出现了新的要求和转机，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前景在不断显化。
三、新的动荡变革时期的特点和趋势
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趋向严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更将当前形势进一步概括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一）新的动荡变革时期的主要特点
与百年来的前三次动荡变革时期相比，本次的“新特点”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第一，本次动荡的根源除了传统的地缘战略和军事安全冲突外，非传统安全因素极为突出，其中又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体现出超大规模、超长时间、超强烈度的破坏性，对现行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形成极大冲击，增加了全球安全治理的难度。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又衍生出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的次生危机，并直接作用于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政治方面，各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采取封闭边界的方式应对疫情，客观上加速了逆全球化趋势。经济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2023年《世界经济展望》指出，全球经济目前的主旋律是“低增长中的高通胀”（Inflation Peaking amid Low Growth），经济预期产出将持续缩水。社会方面，包含城市规划、人流物流、国际交流、出行方式、行业形态、工作方式在内的主要生活生产方式均在疫情的长期影响下受到难以估量的冲击，国际社会的风险防控与应急管理能力面临严峻挑战。可以说，当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间呈现出紧密关联、复合交织、演化转变的关系。
第二，本次动荡在相当程度上中断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合作的努力和趋势，政治攻击、安全冲突、外交失措、经济转链、科技脱钩等接二连三地破坏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单边主义和团伙式“多边主义”很可能使集团对立和重开冷战成为现实。一贯以“国际秩序维护者”、“国际体系建设者”、“国际合作推动者”自居的美国，却为维护一己私利、巩固本国霸权而不惜主动破坏国际秩序，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退出国际组织以及违反军控规定等不负责任的单边行径，是逆历史发展潮流的重大倒退。拜登政府自2022年1月上台以来，以所谓“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民主对抗专制”、“建立志同道合的价值联盟”等为由，大肆推行排他性的“多边主义”，仅在所谓的“印太”地区就有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五眼联盟（Five Eyes Alliance）、以及正在筹划中的芯片四方联盟（Chip 4）等多个组织机制，涵盖军事合作、情报互通、高新技术及价值链共享、地区事务建设等多个维度。美国及其盟友的此番做法极大地增加了国际社会在多边主义问题上达成共识与合作的难度，正如世界银行前首席财务官伯特兰·巴德（Bertrand Badré）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肖逸夫（Yves Tiberghien）所言，“我们长久以来所依赖的国际机构、规范和路径正日益被地缘政治所掩盖。……虽然世界多数国家仍继续支持多边主义，但若没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军事大国的参与，全球治理就难以为继。……国际社会必须以实用主义态度面对冲击，排他性的区域主义或意识形态俱乐部并非解决之道”。
第三，动荡呼唤乃至催生变革。国际社会不仅对于变革有强烈的要求，而且正在以积极的行动推动变革的发生。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群体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例从2000年的8.37%上升到了2020年的24.6%，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五国逐步推进应急储备安排和新开发银行等机制化建设，推动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促进国际体系变革从原则走向现实。相当数量的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通过不断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模式，探索本国社会发展道路，成长为国际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政治经济行为体，并在事关全球经济治理、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等问题上进行协商、配合，开始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成为变革国际体系的重要“撬动性”因素。
（二）新的动荡变革时期的主要任务
国际社会要在消除动荡和加强变革方面双管齐下，当然也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在某一特定时期集中应对一个重点，并为解决另一问题做好准备。
在应对和解决动荡方面，国际社会要标本兼治。鉴于当前的动荡具有传统、非传统和新议题的叠加、反复和长期的特点，国际社会首先要及时应对各种挑战，防止其拖延成积重难返的“老大难”问题，如世界经济长期徘徊不前、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等。再如，针对也门和非洲之角等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持续动乱和战乱，各国应一同努力推动“非洲之角和平会议”、“也门冲突各方会谈”等地区事务机制化建设，积极打造合作示范项目。
在推进和实施变革方面，国际社会要在目标导向下分阶段分地域分领域地进行。首先，要大力推进以经济科技进步为基础的维稳战略、机制和举措，并努力在其观念、设计、方式、主体、成本等方面做到拓展与超越，创新与重构。人类社会的巨大的生产能力同滞后的分配体制的差距还在扩大，不仅增加了经济科技发展的内外困难，而且造成政治对立、社会受损、安全多变等种种问题，因此要确立公平、正义、高效、稳定等指导原则，要在更高的站位上制订战略、改革制度和加强落实，要在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中坚持改革和变革。其次，要深化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特别要在经济金融的高端决策、政治外交的相互磋商、军事安全的维持底线、生态环境的共同努力、思想文化的交流交锋等方面进行体制和机制改革，特别要增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规则权和话语权，推动各方各施所长、各尽所能，通过多双边合作等形式充分发挥各国潜能优势，携手解决当下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全球”、“不均衡”、“少担当”、“工具化”等顽疾沉疴。再次，要在长远宏大目标的指引下分批分步进行改革和变革。在变革理想和变革实践方面，非西方群体是先锋队，但回顾二战以来，他们不乏充满热情的理想和追求公平正义的要求，但往往在理想和现实、长期和近期、需要和可能、公平和效力之间不能综合平衡和循序渐进，以至于至今仍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和理想。
（三）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寻求认识和行动的最大公约数
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是旨在覆盖整个世界和大多重要议题的、有国际权威的、能够最大限度动员整个国际社会力量应对各种挑战的体制机制。
不言而喻，国际社会成员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和变革问题上的利益、诉求、途径、目标等方面不尽相同，联合国等合作平台又存在理念贯彻困难、治理结构松散、治理能力不足、监督保障缺乏等客观局限性，但在现有条件下，联合国平台仍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应对和解答人类社会目前面临的重大挑战的最优选择。例如，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协定》等，几乎得到了所有国家的赞同和参与，展现了全球治理体系在经济、社会与环境等范畴的高可塑性，又标志着全球治理理念从法理建设到规则执行的伟大迈进。因此，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人民能够在人类面临的许多重大挑战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付诸行动。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上需要共商共建共享，所有行为体需要努力达成共同目标的最大公约数，主要行为体更需要理解其他行为体的处境和意愿，在相互尊重和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实现共赢多赢。对于坚持冷战思维与零和理念的少数行为体，国际社会既要进行坚决的斗争，也要多做工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渐进地实现从西方价值到全人类共同价值、从大国治理到全球共治、从功能治理到系统治理的全方位变革，在冲破阻力和解决困难中不断前进。
四、中国的历史机遇和大国担当
当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都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因而在新的动荡变革时期能够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一）中国的总体思想
总的来说，中国对于形势认识和应对思路具有客观科学、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等特点，因而也是前瞻指导、自觉主动、切实可行的。
首先，客观科学地分析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核心都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认识的阶段论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正确评估国际国内形势，善于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因而能不断战胜困难和走向胜利。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世界力量发生动荡、分化和重组，毛泽东据此而在“两个中间地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三个世界”理论。“三个世界”理论不仅揭示了国际行为体间复杂的利益和矛盾关系，还为中国外交实践提供了指导原则。中国外交的活动空间得以进一步拓宽，并为之后更加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有利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总体变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在邓小平科学论断的指导下，中国逐渐接触世界经济体系，拉开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序幕。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局势的风云变幻，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了“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判断。在这一阶段，中国坚持并丰富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观，并在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国际多边合作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党的十六大后的10年里，胡锦涛进一步深化了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认识，并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向世界宣告中国在致力于自身的发展和进步的同时，还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新趋向和世界大势与时代潮流，作出了“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历史论断，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念倡议，创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国也因此得以在新时代取得全方位、开创性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成就。
其次，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当前，世界正面临日益增多的不确定和不可知因素，国际社会需要应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在此困难条件下，悲观情绪存在于为数不少的国家、群体和人士之中，甚至还有“世界末日”的惊呼和感叹！然而，“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邓小平在谈及改革开放时也指出，“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习近平在论及历史发展潮流时同样强调，“历史长河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但总会奔涌向前。……我们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准确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不为一时一事所惑，不为风险所惧，勇敢面对挑战，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勇毅前行”。党的百年奋斗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坚持认为历史是在曲折中进步的，回流和倒流则是暂时的，因而能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迎接挑战和克服困难，不断增加历史自信和勇于历史担当。
第三，奋发有为，事在人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以实干精神践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习近平指出，“每一项事业，不论大小，都是靠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干出来的。‘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这是永恒的道理”。同时，中国的发展和繁荣对世界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办好自己的事情，解决好内部问题，既是对自己负责，也促进世界各国发展，还可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重要的启示和借鉴，对国际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二）中国的方案框架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等问题上表现得更加主动和全面，在事关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的总体运作及发展趋势方面不断提出中国方案和勾勒基本框架。
首先，在目标上，分步推进和逐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经历了诸如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领域性发展、双边和多边命运共同体的国别区域性发展、跨地区和综合性的命运共同体的整合性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受到越来越广泛的欢迎和响应，现在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阶段性成果。在国家层面，中国已和包括巴基斯坦、柬埔寨、老挝、哈萨克斯坦、泰国、印尼、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多个国家共同构建形式多样的命运共同体。在地区层面，亚洲、亚太、中国-东盟、澜湄国家、中非、中阿、中拉、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命运共同体开启了地区合作新局面。在全球层面，全球发展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多个命运共同体应运而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和需求相契合，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和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决议或宣言，正在获得国际社会日益增加的支持和认同。
其次，在原则上，推进了规范规则化的进程。第一，在面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等甚嚣尘上的全球性挑战时，中国坚定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第二，中国还大力提倡和认真落实正确义利观。弘义融利本来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习近平倡导的正确义利观更是创造性地丰富了传统义利观的内涵，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理念，在当今世界树立了新的评判标准和道德旗帜。第三，共商共建共享正在全球范围内成为新的国际关系原则和准则。例如，2017年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将“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纳入其中。2019年11月，第22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发表了《中国-东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声明提出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等重要内容。金砖五国外长则在2021年通过了《金砖国家关于加强和改革多边体系的联合声明》，声明强调，要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加强全球经济治理。
再次，在具体推进方面，中国不仅提出了基本思想和主要原则，而且还使之更加国际化、具体化和可操作化。第一，中国不断优化和提升现有的国际机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充分发挥主场外交带来的议程设置优势，积极推动国际规则和秩序不断改良完善。例如，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将“可持续发展”和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列为会议重要议题。再如，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市场开放为主旋律，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发展自由贸易的立场和行动。第二，中国积极推进伙伴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构建不针对第三方，在基于共同利益的同时兼具高度灵活性。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以“平等、和平、包容”为特征的伙伴网络实现了数量和质量、区位和形式上的全方位提升。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成就之一便是与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起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第三，中国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发展倡议”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加强国际社会合作，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全球治理议程的核心位置，是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和不平等问题的“中国答案”。“全球安全倡议”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理念指引，在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础上，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的挑战，是应对当前国际安全矛盾频发的“中国方案”。“全球文明倡议”旨在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对待，鼓励不同文明真诚对话、交流互鉴，进而建设和谐合作的国际大家庭，是推动人类社会相互包容、共同进步的“中国声音”。三大倡议兼具宏观的视野、长远的愿景，以及近中期的建议和计划，是具有很强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全球治理改革方案。第四，中国还大力弘扬人类共同价值，提倡全球共同文明。人类共同价值不仅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考，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同目标的价值凝聚。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塑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便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弘扬人类共同价值方面的具体实践。中国一方面积极通过联合国、二十国集团峰会、东亚峰会等国际机制应对全球性挑战，另一方面主动搭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机制等多边平台，逐步为全球治理的优化完善注入动能。
（三）中国的国际磨合
世界已经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推动现行国际体系变革和完善的过程必将充满碰撞、磨合乃至斗争。而如何应对全球性议题的多元分散，引领全球治理机制建设，处理合作与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则是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有效应对层出不穷的议题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中新问题、新现象不断出现，全球性议题的领域和数量也不断拓宽增长。除传统安全问题之外，经济、气候、卫生等非传统议题的重要性日益上升，深海、极地、外空和网络等新疆域开始成为国际治理的新焦点。新旧议题和领域交织联动和日益多元化的行为体，突显了现行国际体系的短板，治理赤字有增无减。正因为如此，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问题和领域不断拓展，努力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各国共同利益，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普遍期待。为化解俄乌困局，中国提出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为重塑欧洲安全架构、实现持久和平贡献中国方案。为解决全球发展中存在的不平等、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中国积极参与并全面落实了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所提供的缓债总额在所有成员国中居首。此外，中国还主动建立了“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和“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已有超过160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从中受益。
第二，重点问题的多边主义合作。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重要基石之一，多边主义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然而，受“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影响，美国试图通过推行集团政治、挑动阵营对抗来维护其世界霸权。这一系列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面临“瘫痪失能”的危机。对于中国来说，践行多边主义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团结国际社会的广大主权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共同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并把重心放在缓解、应对和解决俄乌危机、经济复苏、气候变化、粮食能源危机等主要全球性问题上。此外，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同时，中国也应对其进行修正完善、改革创新，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在区域和领域性的国际机制方面，需积极参与网络安全、公共卫生、气候变化、高新科技等领域的治理机制创新，为应对未来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做好充分准备。
第三，合作和斗争的对立统一。国际体系的发展与演变是个长期过程，涉及众多行为体和复杂的利益关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合作和斗争两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渗透，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首先，中国在对外交往中把合作列为首位。中国历来主张通过对话和协商等方式，超越分歧扩大共识，积极与其他国家合作，参与和引领国际组织和机制的建设和运作，进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其次，在争取国际合作的同时也应开展必要的斗争。面对少数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坚守原则，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再次，中国在国际体系重塑的过程中，既要尽可能地扩大合作，又要坚持斗争，找到合作与斗争的平衡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
五、结语
国际社会发生动荡时，麻烦制造者往往会趁机兴风作浪，如推行强权政治和维护霸权，又如破坏多边主义和推行单边主义等。但在变革问题上，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进步力量则应该也可能下先手棋和掌握主动。
放眼全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日益壮大，热切期盼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代表了全球治理改革和国际秩序演变的潮流所向。当然，正如世界动荡变革历史所展现的那样，变革绝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长期不断积累量变，才可能引发质变，甚至在变革发展的过程中，还会不时受到逆流冲击而出现暂时的曲折。
为此，国际社会的进步力量和上升力量应当更加清楚地认识动荡和变革的对立统一关系，在事关时代进步和人类命运的极其重大的问题上要增加共识、协调战略，特别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问题。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无论是应对引发世界动荡的各类情况，抑或是积累世界变革所需的能量，根本上是要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战略和政策的核心位置。同时，国际社会需要本着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决反对和预防战争，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此外，所有主张和平发展的国家都需要把理想变为现实，把主张变为计划，把政策变为行动。在当前和今后非常长的历史时期里，主权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行为体，是最终落实国际倡导的第一平台，大国尤其要作出表率，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
就学界而言，诸如国际关系、安全研究、世界经济、区域国别学等直接有关的专业人士，更应“心怀天下”，在亲身参与丰富的国际实践中，不断地提出和完善各种变革设想和规划。曾几何时，国际体系变革的设计权和规划权都是掌握在欧美西方国家的政界和学界手中，现在非西方的政界和学界应该协力同心，一起擘画“大写意”的世界愿景图和描绘成“工笔画”的路线图。
文章选自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2023年9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