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蕴岭：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肩负建设未来的责任！
2023年7月24日
张蕴岭，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木板房里走出来的“黄埔一期”
樊博欣：老师，我们了解到您是咱们社科院第一批入学的研究生，当时是什么因素让您决定考这个研究生，并且是什么因素让您选择世界经济专业的？
张蕴岭：
说来话长。我们毕业的时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最后的两批大学生分配到下乡接受再教育。我在地方工作了10年，先是当农民，然后到县、省工作。在地方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当时中国太落后了，老百姓的日子太苦了。后来到省里工作，我是在省外贸局，我的宿舍是在省外贸的图书室，有关国外的书很多。我把图书室里边的书几乎都看完了，从书本里了解了外部的世界，脑子里有了我们为啥落后，如何才能改变的问号。
后来我被送到党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党校毕业后，我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国家宣布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邓小平批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招400个研究生，我决定报考。我原来是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党校学习了政治经济学，于是就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世界经济专业，具体方向是美国经济。我为什么要报考世界经济，就是想更好地了解外部世界，通过学习解决我读书中产生的问号。
樊博欣：老师，据我们之前的了解，当时社科院的生活条件特别艰苦。那么您当时的生活是怎么得到保障的？
张蕴岭：
我们是有工资的，尽管很低，但还是能够维持生活。当时学习的环境条件比较艰苦。我们是借住在北师大，图书馆是搭起来的木板房，后来还搬到另外的地方。我们自己称是木板房里走出来的“黄埔一期”。我有一张大家挤在一起在木板房读书的老照片，都是在那里低头看书，非常珍贵。大家对这种条件并没有抱怨，因为每个人都是摸爬滚打过来的，什么苦都吃过。
当时，老师们许多都是刚“解放”出来，从干校回来。我们是中央批示特招的，当时动员了各方面的力量来给我们上课。一些著名的老一代的经济学家给我们上过课，像厉以宁、高鸿业、陈岱孙、胡代光等等。因此，尽管物质条件苦了点，但学习的环境还是很好的。
樊博欣：老师，那在您求学过程中有没有特别难忘的事情，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张蕴岭：
我想最难忘的第一个就是木板房，条件很艰苦，冬天也没有暖气，就靠点炉子取暖。一个大灯在上面吊着，大家每天就在那读书，人都是满满的。我当时记得是晚11点关门，一个早走的也没有。大家真是“如饥似渴”，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想读的书太多。那时候北师大校内开了一个馄饨店，晚上开到很晚。我记得有一次实在饿了，就邀同班同学一起去吃碗馄饨。我们到了馄饨店前转了几圈，还是舍不得花钱，也没有进去吃。那时，尽管条件艰苦，但是谁都没有放弃，谁都没有气馁，谁也没抱怨。
第二个难忘的就是当时教我们的老师们。除了像厉以宁、胡代光等几位在经济学界有名的老师，还有我们系里的罗成熙老师。他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的，经济学知识渊博，对我们言传身教，无微不至。老师们都是文革后刚刚恢复工作，都很认真、和善、负责。这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鞭策我在后来培养学生时对每一个人都从生活上关心，从知识上尽可能无保留地传授，鼓励他们独立思考问题，探求新知。
像我这样经历过基层实践和研究生新知学习的人，不仅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更深的体会和认知，而且对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有了更深的认识。这也是为什么，在毕业以后，我不仅在研究上一直坚持探求精神，而且尽可能把自己的知识与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积极推动国家的对外开放与合作。
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樊博欣：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要减少对抗，加强交流，包括我看最近学术也有一直讨论百年大变局。其中变局有两种，突变和渐变。您认为中国能够走渐变这个道路，而且能避开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是前无古人，后也很难有来者的。而且如今美国两党就在对抗中国方面逐渐达成一致，所以很多人也认为中美未来必有一战。所以我们还是想听一听您的高见。
张蕴岭：
大变局这是个事实，涉及许多领域。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我们需要开放、交流与合作。世界很大，开放与合作有很大的运筹空间，把空间利用好了就可以抓住机会，从中获益。但是，矛盾也很多，有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矛盾，有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有大国竞争的矛盾等等。在中美存在战略竞争的情况下，我们特别需要继续开拓和利用机会，推动世界向好的方向发展。和平发展的路并没有堵死。比如以往发生大国竞争，很快就结成对抗联盟。现在就不是这样，大多数国家出于自己利益，大局利益，是选向不选边。也就是说，进行多向选择，反对对抗，这样，世界就有了可拓展，可缓和，可合作的空间。
我对百年变局进行了一些研究，2019年主编了《世界大变局“世界与中国”》，对力量对比、国际秩序、发展范式、气候变化、科技革命等变局进行了深入分析，后来又出了一本《世界大势：把握新时代变化的脉搏》，提出了以变应变的战略分析和思路。比如权势格局，或者称为力量格局变化，涉及大国力量对比变化，西方与非西方力量对比变化，影响巨大。面对大变局，如何办？我们需要推动以合作为导向的新文明建设，新文明的特征是合作。新形势下，我们需要改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往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主要是争斗，以战争决定胜负。“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维是这样的，全面战略竞争战略也是这样的，就是我胜他败。现在的世界不同了，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战争的情况下，争斗、战争没有胜者，“皆败俱伤”。我们需要花大气力研究大变局的新变化，以新的思维方式提出新的应变之策。
21世纪首要的问题是捍卫和平，避免再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从俄乌冲突就可以看出来，战争性质变了，手段也变了，影响更变了。我们需要努力避免发生新的战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命运共同体不是打出来的，而是和平共处，核心就是推动基于合作的新文明建设。
以东盟为例，各国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开展合作。东盟国家很不同，利益诉求也不一样，但是大家走到一起了。有了合作导向的东盟，成员之间很难再发生战争。东盟合作采取了跟欧盟不同的方式。欧洲是“硬”方式，靠制度，靠法规。欧洲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必须用一些硬的东西来解决，那就是靠制度和法律，欧盟法高于国家法。东盟不同，首先是要保证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独立性，主要是靠协商合作，靠共识基础上的协力。东盟制定了友好合作条约，大家共同遵守。要加入欧盟，必须符合标准，准备好了才可以进，而东盟不同，只要认可基本原则就可以进来，在合作进程中增进共识，参与共建。尽管方式不同，目的都是为了构建合作、和平与发展的地区。
叶如静：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关于RCEP的问题。它到底能够对东亚能够起到一个怎样的作用？
张蕴岭：
我倒是有直接参与的经历和体会。RCEP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推动多个东盟“10+1”自贸区的统合，减少因为多个自贸区交叉造成的“面条碗效应”。如何构建，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有政治问题。比如，中国主张以东盟和中日韩“10+3”作为基础，日本主张以“10+6”（加上澳新和印度）作为基础。我是“10+3”自贸区可行性研究专家组组长，也参加了日本牵头的“10+6”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由于有分歧，建立东亚自贸区的方案一时被搁置。美国牵头TPP构建，邀请了四个东盟成员参加，这样一来，东盟感到压力，担心被分裂。于是东盟决心“抱团取暖”，把搁置的东亚自贸区进程启动起来，采取了“10+6”的框架，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支持。RCEP从2012年启动，到2022年完成谈判，花了10年的时间。RCEP到底起什么作用？自贸区最大的作用是统一规则，在开放的市场空间，按照统一的规则标准进行贸易、投资和开展合作。RCEP把东亚15个国家（印度退出谈判）放在一个大的框架，统一规则和标准。东亚是世界加工制造中心，统一市场规则和标准，这有利于区域的经济发展。
现在，RCEP的开放度比较低，今后会逐步提升开放与合作的水平。特别是一些新的领域，如信息、数字等领域，开放的规则标准会进一步提高。开放的目的是实现更好的发展，只讲开放也不行，也要讲保护。比如，数字信息系统，又要推动基于规则的开放，建立互联互通的网络，相互链接，又要保护各方的利益，使各方受益。RCEP把发展水平、国家治理方式差别很大的国家统合在一起，创建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自贸区，这很不容易，需要走适合符合地区特点，照顾到各方利益的道路。RCEP提供了一个区域大框架，有了区域统一框架，在这个的框架下寻求统一和对接，最重要的是对接和链接。
樊博欣：老师，您刚才讲到合作中各国都十分重视本国的安全利益。那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张蕴岭：
各国都重视本国的安全，但是，安全不是封闭的。外部安全因素影响很大，各方都有这方面的问题，解决需要合作。新时代的安全，特征是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合作安全就是大家合作了才有安全，安全合作就是大家找到共同的东西，一起来做，避免发生对抗与冲突，实现共同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是新安全理念，如今，安全的内涵与认知的确在发生变化。比如，我们讲发展安全，就是要从设计上、行动上考虑到安全的因素，把发展与安全统筹起来。
当然，安全需要有清晰的界定，不要把不属于安全的东西拉到安全问题上，或者称不要安全泛化；不要用传统办法处理新安全问题，要有新的方法。如果考虑到共同安全，就要开展安全合作，只有合作才能安全。以往，安全都是只考虑自己的，不考虑别人的，现在要考虑大家的安全，即共同安全，这样才能找到共同点。前面提到新时代要推动合作文明建设，我们处在一个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的世界。
樊博欣：老师，您觉得这个区域化到底是顺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
张蕴岭：
如何认识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关系，这个存在分歧。我的看法，二者各有自己的功能和发展的必要，二者并不相互矛盾，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二战后，全球化发展很快，区域化也有很大的发展。从未来发展看，区域层面的机制建设、治理和其他合作需要加强。目前，全球化发展遇到很多问题，同时，全球化也难以解决区域层面的很多问题，很多问题的解决，像经济发展问题、安全问题等，在区域层次推动合作有着特殊的需要。区域层次的问题也比较复杂，比如，新型区域合作是平等参与的共建，平等参与有一个大国如何摆正位置和作用的问题。大国可以做大贡献，也可能制造障碍，合作就是做贡献，不制造障碍。欧盟发展靠法德和解，共同参与和合作共建。东盟是大国引领，维护以东盟为中心，防止外部大国介入。
学习是一个终身的事情
叶如静：那老师您觉得应该怎么平衡国际政治或者国际问题研究里面的纯理论和实操之间的关系？
张蕴岭：
我觉得都不可或缺。理论它主要还是一种对现实的抽象和总结，而且是一种预见，还要创造一个能预测未来的逻辑。自然科学是一样，经济学、政治学，你要想一个纯理论研究，实际上都是这样。但是另一方面，理论也来自于实践和指导实践。理论是抽象掉实践的具体内容，实践是把理论放到实践里检验。
当然，实践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有些是踩着石头过河，有些是摸着石头过河，有时连石头也没有。因此，国情不同，就要用不同的实践去做。像美国的人权怎么来的？来自于不同人带着不同的背景来到美洲大陆，来自欧洲的移民最重要的就要保护个人的权利，那种自由、人权不包括土著，黑人、土著的人权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斗争，才被认可。中国不同，这么多人在一起，必须强调社会性，个人服从社会，个人人权的法律保障来的很迟。不过，现在世界的互通性很强，人权中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不能光强调个性，也要重视共性。
樊博欣：老师，我们关注到您的英语水平很高，常常在国际会议上与外国学者谈笑风生，也常常发表外文文章。那么您对外语学习有什么自己的见解或方法呢？另外有哪些学习经验传授给我们呢？
张蕴岭：
我英文比较好，大多是从实践中学来的，经常用，不断联系，不断吸纳新内容，写的东西很多。还有，我国际交流比较多，主持一些专家组。外语有两个功能，一个是交流工具，随着新技术，那么慢慢地可能会被替代。但是它还有一个功能永远不会替代，这就是知识载体。语言本身是知识的汇集，知识通过说和写来表达。过去学语言主要强调交流，对知识载体强调不够，外语的教学、学习应该向知识载体这个方向来转变。
学习必须有一种精神，学习需要意志，更多是精神。在学习阶段主要就是学习，不过度分心，学习是一个终身的事情。事实上，后者很重要，一生中，可能90%的东西不是在学校里学习，而是通过在工作中自己学习，或在实践中学习。学习要得法。学习主要是学习基本道理，不必记住那么多细节，将来用了再去查找就行，信息时代，找东西很容易。学习是自己思考，边学边思考，思考了才可以变成自己的。学习不是目的，学习是为了创新。创新是基于学习的知识，进行思考的东西，得出自己的新认知，实践也要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应用。
我们面临新知识推出和应用叠加增长的时代。像智能技术，会我们产生重要影响，影响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技术进步很快，智能技术越来越多地替代人类传统的工作。我们现在的工作、生活方式基本上都是和工业革命以来创造的方式相连的，现在正在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我们要去适应，要去探索新方式，如果跟不上、不能更新的话，可能就会找不到方位。人脱离了农业社会之后，生活依赖方式就不一样。农业社会就依赖那块地，现代和未来依赖的更多是自己的ability、capability，即能力和应能力。
总之，学习的目的是推动创新思考、探索新知，具备适应和改变的能力。有人说，在学校所有学习的东西将来都没有用。你听着很刺耳，但是有道理，因为不增加新知，不创新，就真的没用。学习只是给你提供一个过路桥，让你能过去，但是过去之后，你能不能继续走，那就靠你了。就像教授的作用，跟你讲道理，但没法告诉你怎么做。经常有企业家问我，这个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我只是告诉你why（为什么），但是我无法告诉你how（如何办）。你怎么去赚钱，怎么去把你产品卖出去，那是你的事情。
樊博欣：老师，今年是咱们社科研究生院建院45周年，学校和同学们很期待您能给我们一些寄语。
张蕴岭：
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肩负建设未来的责任！
文章选自晨光薪火文脉传承计划，2023年7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