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湘泉：青年失业率的“短线”与“长线”

曾湘泉，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原院长。

国家统计局在6月公布的5月青年失业率达到20.8%。这一数据从今年1月以来持续上涨，也是自2018年公布青年失业率以来的最高值，总量达到600多万人。青年失业问题是否严峻？三联生活周刊就此专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教授，他带领该机构长期举办“中国就业季度分析会”，编制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CIER指数），发布《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是国内利用大数据监测中国劳动力市场变化的权威专家。曾湘泉教授认为，青年失业率本身有摩擦性失业的短期影响，但同样是经济波动起伏的反映。而就业质量和结构矛盾则是青年失业率之上，更为深远的问题。

经济风向标

三联生活周刊：每到毕业季，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就会被提及，青年失业率是必然会被关注的指标。为什么青年失业会尤其受到关注？

曾湘泉：就业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即劳动力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的问题。但青年失业被关注，最初则与社会稳定相关。2000年左右，联合国曾出过一个报告，分析从1947年到1997年50年间的青年失业问题。研究发现，青年失业与非洲地区的社会动荡甚至战争都有关系。正因此，“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曾出资研讨反恐与青年失业。2003年曾在北京开过会，当时一些国家的前首相也曾参与讨论。中国的青年失业研究也差不多从那之后开始受到关注。

相比于国外，中国的就业市场有其特点。改革开放前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实行的是统包统配制度，不承认有失业，传统的说法是“待业”。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在应对外部冲击时主要也不是靠减少就业，即失业来调节，而是靠工资调节。用专业的术语来表达，浮动工资制度成为应对失业冲击的一种缓冲器。经济波动时，为了社会稳定，首先不是裁员，而是企业内减薪，甚至3个人的活儿，5个人来干，出现所谓“隐形失业”的现象。而中国16～24岁的失业青年中，因为从学校毕业，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不得不面临“找工作”的现实问题，其中有一半左右是大学毕业生，所以当下中国青年失业问题，焦点集中在高校毕业生上。

三联生活周刊：根据国家统计局6月公布的数据，2023年5月，16～24岁的青年失业率达到20.8%，比4月又增长0.4%，是自2018年国家统计局公布青年失业率以来的最高值。青年失业率为什么会持续走高？今年的青年失业率为什么会如此之高？

曾湘泉：失业有四种类型：间歇性生产导致的季节性失业、经济萧条因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性失业、行业需要的人才与教育培养出的人才错配等导致的结构性失业，以及劳动力市场动态属性导致的个人工作搜寻与企业职位空缺匹配产生的摩擦性失业。青年初次进入市场找工作，有一个工作搜寻与职位空缺的匹配过程，这是典型的摩擦性失业，正因此，每个国家的青年失业率都较成年人高。因为七、八月是毕业季，按照往年的规律，青年失业率一般会在8月达到顶峰，之后会逐渐回落。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失业的定义。失业或就业问题，衡量的是劳动力资源的实际利用状况，无法涵盖所有“没有工作”的情况。“失业人口”需要满足三个条件：没有工作；在调查周前3个月内找过工作；如果提供一份合适工作，能在两周后开始工作。一方面像在4月、5月的数据中，高校的学生仍然没有毕业，不符合能在两周后开始工作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将该时期的高校毕业生纳入失业群体，青年失业率已被高估；另一方面，毕业后没有找工作、“考公”、“考研”和“二战”等“缓就业”“慢就业”的情况，这些通常都被视为退出劳动力市场，造成劳动参与率下降，这又可能造成对青年失业困难程度的低估。

目前尚未公布劳动参与率数据，因此，我们中国就业研究所对中国就业市场景气程度的分析和判断，这些年来一直依赖CIER指数来进行。结合官方公布的青年失业率和我们的CIER指数变化，应当说当前除了摩擦性失业，因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性失业也是客观存在。在经济仍在恢复的过程中，创业减少，企业规模没有增长，就业岗位就会稀缺。

周期性失业通常可以从各项经济数据中得到观察和验证。中国青年失业率首次大的波动发生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各个行业都被波及。这当然是从美国开始，记得当年我有个朋友的孩子在沃顿商学院读本科，他们班一半人都找不到工作。依据六普数据计算，2010年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曾上升至17%，2013年随着经济恢复，降到12%左右，2015年至2017年因去产能，青年失业率曾再度上升。

疫情前的2019年青年失业率已经处于上升态势，2020年因疫情暴发，青年失业率明显上升，但2021年因出口强劲，失业率明显下降。我们利用招聘平台编制的中国蓝领就业景气指数，在2021年的7月时发现，该指数最高曾升至5，也就是一个人有五个岗位，企业招工难十分突出。当时我们在青岛调研，见到一个2000人规模的工厂，要雇11家中介招人，招到一个人要给中介800块钱。但从2022年4月以后，蓝领就业景气指数就一直下跌。这家企业在今年年初也仅与一家中介公司签约。今年一季度蓝领就业景气指数已跌到1附近，也就是一个人仅有一个岗位。由于需求减少而供给大幅增加，反映应届高校毕业生的CIER指数则已跌至0.44的历史低位。

目前结构性失业仍然突出。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一方面优秀的毕业生“赢者通吃”，有很多offer，其他学生则因不符合要求，可能没有一个offer。最终有可能导致企业完不成招聘计划。我们近日对某大型证券公司HR总监的访谈证实，该公司2023年校招收到7万多份简历，正式报批3400人，offer接收率约50%，正式入职约1500人。

三联生活周刊：青年失业率突破20%，是否会威胁社会稳定？

曾湘泉：国际上没有一个标准，说青年失业率达到何种程度，就会威胁到社会稳定。中国的青年失业率也无法简单与其他国家做横向对比，因为标准有所不同。按照定义，失业人口除以就业人口与失业人口之和就是失业率。其中“失业人口”的定义涉及“工作搜寻期”的时长，在国外是调查周的前4周内，在中国则是12周（3个月）内。如果按照国际标准，即将在调查周前4周内进行工作搜寻（且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作为失业标准，我们的失业人数将大幅减少，失业率也将下降许多。我们曾大致做过测算，如果按照这一国际标准，中国青年失业率将比现在低10%左右，比欧美等国家都要低。

就历史数据来看，青年失业人口在全部失业总量中占比不高，在20%～30%。根据国家统计局6月15日公布的数据，青年失业人口有600多万。这个数字和去年相差不多，分散到全国各地，每个地区的失业青年并不算多，尽管存在经济恢复缓慢导致失业的情况，但大多仍以摩擦性失业居多，通常到当年年底时，青年就业率就会达到90%以上。比如，我最近在成都调研，去年成都接收2022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25万人，已就业1.88万人，就业率为99.45%。

三联生活周刊：他们是如何找到工作的？

曾湘泉：通常大家会降低预期。中国目前经济结构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服务业已成为主体。今年经济仍在恢复之中，青年失业率是否仍能像往年一样在年底回落，很大程度上仍依赖经济走势。服务业大量需要人，青年人总能找到工作机会。对于大学生，现在降低预期后比较典型的出路，就是到平台经济寻找工作机会。比如“轮子经济”，两个轮子送外卖，三个轮子送快递，四个轮子开“滴滴”。或是到直播平台卖货、做培训。还有从事泛娱乐直播，在文学、美术和音乐等数字文化平台当作家、从事美术和音乐创作等。除此之外，就是自己创业。但疫情以来，人们的选择偏向谨慎，找准机会创业的人见少。

就业中的低质量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设定“失业人口”的条件中，中外在划定工作搜寻期上的差异，为什么中国会把标准设置得与国际标准不同？

曾湘泉：1995年国际劳工组织帮助中国建立了调查失业率指标。如果工作搜寻期按照国际标准，即调查周前4周内来定义，中国的失业率就出奇地低。总体而言，调整和改动这一标准，其目的在于使失业率指标更敏感，能够更好地发挥就业市场“温度计”和“晴雨表”的作用。

2005年，我们中国就业研究所曾举办过一次就业和失业测量的国际会议，将国际劳工组织制定标准的专家也找来了。开展劳动力调查是美国在上世纪4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所推动的工作，其所制定的标准后来推广到世界各国，除了规定“工作搜寻期”为4周外，还对“就业”“以调查周一小时以上”为确定的标准。

中国官方对调整“工作搜寻期”提供的依据是，在中国找工作的习惯与国外不同，许多人找工作都可能会通过“亲友介绍”“熟人推荐”等非正式渠道，所以调查周前工作搜寻期界定更长也许更符合实际。而放眼全球，根据这个“就业”的定义，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率往往都非常低。像菲律宾的失业率在2020年只有3.4%，泰国在2019年的失业率更是只有0.7%。根本原因是在发展中国家，不充分就业问题比较严重。

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高，企业规模大，签订劳动合同、提供社保和法律保障的正规就业占比大，所以按照这个标准，问题不大。但发展中国家有诸多的非正规就业，像个体工商户或是小时工都属于这个范畴。因为这些工作形式大量存在，导致就业人口与失业人口之和的分母很大，失业率就变得很低。

三联生活周刊：非正规就业隐藏在劳动总人口的分母中，看起来相对正规就业更没有保障。中国的非正规就业数量有多大？近些年随着经济发展，有何变化？

曾湘泉：就业属于重大的民生问题，但不能与收入和生活水平状况简单直接挂钩。一些人虽然摆摊卖东西，统计为就业，但也许收入很少，在疫情期间甚至没有收入；反之，有一些人虽然失业，家里则出租房屋，有租金收入，生活水平可能并不困难。也有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出现了类似欧洲当年出现的情况：由于低保水平高，街道给介绍工作，本人找各种理由不去工作，即“主动失业”，造成失业率反而更高。非正规就业与收入水平的关系也很复杂，通常来说，这些人的确缺乏稳定收入，但比如像收购废品的人群中，也有收入很高的。现在甚至有一些人为了避税，不开公司，保持个体户的身份。

在中国，这个问题复杂性还在于，官方不使用“非正规就业”或“非标准就业”的概念，而是采用听起来更为中性的“灵活就业”。如果按照“非正规就业”加上“非标准就业”，我们曾做过估算，改革开放以来，“灵活就业”的人数已达到总就业人数的六成。这些人中既包括传统的个体户，也包括在新经济平台中工作，但不属于传统雇佣关系的劳动者。

总体而言，即便是新经济平台里“灵活就业”的人，也都需要关注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况。根据我们的调查，像泛娱乐直播平台里的主播，最高的月收入可达到20万元，但大部分主播每月平均收入在1万元左右，最低的仅有500元。依据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考虑到工作时长，快递员每小时的收入与制造业的工人差别其实不大。

在经济处在恢复阶段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除了反映在失业率上，更反映在工时和工资等就业质量的指标上。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快递员、网约车司机接的单变少，收入也随之降低，一些企业出现人浮于事，即“隐形失业”的上升，国企要求减少福利等情况。为了让就业统计更灵敏地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应当建立“未充分就业率”指标，使用工资收入等指标也不能仅仅关注月薪，更要监测工作时长和小时工资等指标。

结构性失业的痼疾

三联生活周刊：就业质量低体现在劳动的价值相对低，在当下中国高校毕业生超过1100万的情况下，高校毕业生失业的结构性问题，是否是目前就业质量低的一个原因？

曾湘泉：是的。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像学会计的人，毕业后送快递。正常会计工作的就业质量比快递员要高，但一些做出这种选择的学生匹配不了企业对会计的工作要求。

具体来看，目前大学生就业市场面临四个问题：就业岗位需求不足，高学历人员供给增加过快，教育结构错配，大学生就业观念与现实脱节，这些都可以看作结构性问题的表现。

前两者是总体的供需总量不匹配，导致总体结构失衡，矛盾突出。而大学生“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强烈，使他们看不上许多工作。比如，以前的银行柜员都是中专生，他们都很安心工作。现在的本科生、研究生则都不愿意做。我今年到广东调研时，广州某银行的人事总监跟我说，广东某金融院校有数千毕业生，原本是向广东各大银行输送人才的大户，但现在该院的学生大都不愿意进银行，都在考公或考研。国内某大型人寿保险公司的人事总监也告诉我，他们今年销售管理岗位面向校园招聘，尽管该岗位并不是到一线销售保险，结果还是没有一个人报名。

而最为持久和严重的问题，就是知识和能力结构的错配。比如，目前中国的服务业吸纳就业很多，但大多是像家政、司机、快递之类的传统生活服务业。在这些服务业中工作，即使是大学生，敬业精神、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都不足。而现代服务业要发展，其问题更为突出，像信息密集型的服务，就缺乏诸如做薪酬调查，为企业制定薪酬水平和开展职位匹配的人力资源管理人才。知识密集型服务也是如此，比如，能够在中国本土设计重要建筑的中国建筑设计师很少。以我们学院的专业为例，人民大学的劳动人事学院全国顶尖，我们劳动经济和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大多被大企业招走了。然而，中小企业需要大量这种人才，但国内高校能够培养符合企业实践要求的专业人才则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而这样的错配，不仅关乎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也与经济增长和岗位创造息息相关。像这些现代服务业中的人才，本可以自己开事务所创业，为社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三联生活周刊：提及教育结构错配的问题，就会提到大学扩招。大学扩招是教育结构错配的直接原因吗？

曾湘泉：1999年中国开始大学扩招，当时的背景是国营企业改革后，中国出现上千万人下岗，就业岗位不足，扩招一方面是缓解就业压力，另一方面是增加消费，刺激经济。教育错配问题源于以计划经济的思路办教育，由来已久。但扩招加剧了这一矛盾。10年前我就曾说过，应该把教育改革至少放到大学扩招同等重要的地位上。2004年时麦肯锡出过一个报告，结论是“中国面临人力资源困难”。这是基于对79位上海跨国公司人事总监的访谈所得出的结论。其依据是，当时中国每年培养160万名年轻工程师，是美国的9倍，但只有10%的人符合跨国公司的语言和能力要求，而这个比例在印度是25%。几乎同时，我们也在中关村做过调查，那里有很多清华、北航、北理工毕业的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我们分别向学生、老师、企业三方做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询问“就业难”的原因，是由于扩招所致，还是由于就业能力有问题，三方得到的一致结论都是归于就业能力。

尽管，大学扩招可能加剧了这一矛盾，但不能说大学扩招是教育结构错配的根本原因。劳动力市场结构问题的根源是，教育机构没有跟上中国经济在“两个转型”中的步伐。一个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教育机构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完成这个转变。许多高校的专业是按计划经济下的产业部门来划分的。比如中国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其中应用经济学又划分为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国际贸易、区域经济等，比较国际上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就知道，就只有一个经济学，不会划分得这么细，在专业间形成重重壁垒。另外一个是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机构没有培养学生与服务业工作相匹配的沟通、团队、责任心等软能力，甚至包括阅读、写作、听说、计算等一些基本技能的培养也十分缺乏。比如，中国鲜有大学开设说明文写作课，而该课是国外一流大学的必修课。由于没有开设该课，导致迄今很多人搞不清楚什么是抄袭和剽窃！

如前所述，大学扩招并没有将提升教育质量放在与其同等重要的位置，导致最初靠扩招解决了的一部分问题，但在后来又形成了新的问题。与日本等国家比较可以发现，日本在1990年大学的毛入学率在54%，与目前中国类似。但日本那时的人均GDP已经达到3万美元，如今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万多美元。大学的规模应与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相联系，这样才能有条件办好大学，也会创造更多符合高层次人才的岗位需求。

在大学扩招之初，大学生只有100万，错配的问题尚不明显。但2002年硕士开始扩招，近几年博士也开始扩招。相关研究表明，2009年时博士已经达到供需平衡，如今大学毕业生已经超过1100万，北京硕博毕业生人数已超过本科生，说明这个措施已在某种程度上到了极限。

三联生活周刊：面对结构错配的问题，如今有什么举措？

曾湘泉：以往教育错配的问题，最终是企业“买单”，企业招聘后，内部培训培养毕业生的能力。

政府层面，2008年金融危机时，有过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当时像内蒙古就通过扩大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制的方法，解决了当地4万多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但如今全国公务员最多一年招20万人，面临千万以上的高校毕业生，这个方法已“杯水车薪”。

比较有效的举措是从2016年开始的“见习计划”，由政府出钱，对接企业，为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24岁失业青年，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城乡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青年，以及缺乏工作经历的青年，提供在企业见习的机会，由企业直接提升青年的就业能力。青年在见习之后，可以选择留在企业，也可以到别的企业求职。我曾到河北邢台的一家建筑企业做调研，企业要求很严格，早上4点就要起床。经过两年的训练，离校毕业生的精神面貌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但许多优秀企业并不愿参与“见习计划”，参与其中的企业，效果也参差不齐。如今经济在恢复过程中，企业压力大、教育结构错配的问题被抛回给社会。

对于我们从事劳动问题研究的学者而言，希望推动反就业歧视工作，解决劳动力市场规制的问题。在招聘过程中，原本高中生就可以完成的工作，企业动辄要求硕士或博士，这会向市场释放错误信号，这不仅导致严重的“过度教育”现象，也引发了就业市场歧视问题的发生。而放在其他国家，这样的歧视性要求会得到起诉。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企业因在招聘煤炭装运工时要求高中学历而被初中生起诉。目前我国《就业促进法》也涉及公平就业的条款，但一方面招聘环节应聘者还未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另外一方面也缺少具体的司法执行条款。

不过，由于目前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已经开始倒逼一些学校加快转变教育改革的进程。一些高校积极开设培养软能力的“第二课堂”，教育部也要求高校的校长、书记下企业了解需求，加强实习基地建设等。我近两年在教育部行政学院上课时，一些高校负责就业指导机构的领导，也曾向我咨询如何构建大学生素质模型的问题。这些工作在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比如，美国的O’NET系统，对高校构建专业人才素质标准就很有参考价值。

文章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