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国之重器” | CCG研究
科教文卫领域是留学人员回国发展的传统空间。其中，科技是最能体现“海归”人才价值的领域，特别是在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等方面；教育则是吸纳“海归”人才最多的领域之一。与此同时，在新闻、文化、体育等诸多方面，“海归”人才也影响和改变着传统观念，无形推动着社会进步。掌握国际先进技术和理念的“海归”人才目前已成为中国建设创新国家的关键力量，未来还应继续发挥这一作用，努力创造新的成果，提升中国在科技界、学术界的国际地位。
科技创新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整体科学技术水平大大落后于欧美等西方国家，四十多年来，我国在科技领域奋起直追，攻坚克难，逐渐打破技术封锁，实现了自主创新，有的领域甚至实现了弯道超越，在国际范围内成为领跑者。这其中，留学归国人员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 科技领域的“海归”
2000年，我国设立了国家最高科技奖，这是我们国家五个国家科学技术奖中最高等级的奖项，授予对象包括，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评审一次，每次名额不超过两人。该奖项创立至今的20多年里，共有35位杰出科学工作者获得此项荣誉，其中，“海归”科学家占比过半，他们在生物医学、气象学、建筑学、物理学、数学、计算机、航天科学、国际核能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做出了开拓性的重大贡献。
2018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之一的刘永坦院士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留学归来后，就立下“开创中国的新体制雷达”的宏愿。从此，刘永坦四十年如一日，率领团队自主研发，实现对海新体制探测理论、技术的重大突破，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让我国海域监控面积从不足 20% 到全覆盖，筑起一道“海防长城”。该年度另一位获奖者钱七虎院士，是我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奠基人，为我国多项大型工程立下汗马功劳。他曾主持被誉为“亚洲第一爆”的珠海国际机场项目爆破工程，为中国爆破技术开辟了新的应用领域。在港珠澳大桥的海底隧道项目、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程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上，他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决策建议和关键性解决方案，对我国现代防护各个时期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海归”科学家在国家科技战略的确定与有效执行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科技部“973”“863”计划的首席科学家、课题组长，绝大多数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留学回国人员。根据CCG的统计，在2019年中国科学院选举产生的64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大约72%具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其中，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新当选院士中，“海归”科学家占比90%；地学部、化学部新当选院士中，“海归”科学家占比均超过80%。“海归”科学家们搭建起不同于国内传统体制的新型科研平台，推动了中国基础科研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实现了领先世界的科研突破，也大大提高了中国科学现代化的速度，有力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二 扎根基础研究
2016年8月16日，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成功。“墨子号”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使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有助于实现国家信息安全和信息技术水平的跨越式提升。这距离潘建伟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组建我国第一个量子物理和量子信息实验室已经过去了16年。这十多年时间里，潘建伟带领团队已经成功创造了多个“世界首次”，首次实现自由量子态的隐形传送、首次实现纠缠态纯化以及量子中继器试验、首次实现两粒子复合系统量子态隐形传输。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量子信息技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国防、金融、政务、商业等领域的信息安全问题，将为保障国家安全、支撑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核心战略力量。2020年，潘建伟团队联合相关团队，基于“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基于纠缠的千公里量子密铜分发；其团队研制的量子计算原型机推动全球量子计算前沿研究达到新高度。
虽然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已经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但实事求是讲，我国基础科学研究与欧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比如，缺少推动学科发展的重大科学发现，鲜有能引领产业变革的原理性突破，缺乏破解制约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的知识积累，创新氛围不足等。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之际，“海归”科学家不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参与乃至主导国际最先进的基础科学的研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潘建伟曾坦言，“现在各个国家都在做量子通信的发展规划，十年前，我们选择了从基础研究起步的艰难道路，掌握了核心技术，等到了产业化阶段就不太会遇上‘卡脖子’的问题了！”
随着中国量子通信、载人飞船、月球探测等科技成果的逐渐显现，像潘建伟这样扎根基础科学研究的“海归”科学家开始走入大众视线。王贻芳带领的大亚湾中微子研究团队耗时 10 年，开创了我国中微子实验研究，带领中国的中微子研究达到新高度；薛其坤的团队首次从实验中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称其在《科学》杂志所发表论文为“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这项重大基础物理学成果，被认为“很可能引发一次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不同的行业，乃至全人类的生活方式。
英国《自然》杂志以《量子之父》为题对年度十大科学人物入选者潘建伟进行了报道，文章第一句这样写道，“在中国，人们称他‘量子之父’。在他的带领下，中国成为远距离量子通信技术的领导者。”回看历史，欧美国家的崛起与其基础科学水平的提高有非常大的关系。几乎所有重大的技术创新和发明创造，都有赖于基础研究创造的重大发现。没有热力学、牛顿力学以及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等科学作为基础，两次工业革命无从谈起。大量的“海归”科学家扎根基础科学研究，投身重大科研与建设项目，为缩短中国与国际科研水平的差距做出了卓越贡献。
三 打造“国之重器”
2017年5月5日，中国首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客机C919，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首飞成功，实现了国产客机的重大突破。这一刻，作为C919背后重要的技术支持人员的李东升，激动不已。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就开始有关于自主制造大飞机的梦想，80年代初，我国研发的“运十”还曾飞上蓝天。但是由于资金、技术、人员等困难，我国放弃了自主研发，一直通过与波音和空客合作来发展航空工业。进入21世纪后，党和国家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做出了重新发展大型客机的重要战略决策，这也为李东升等长期在国外从事航空技术工作的游子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李东升1986年远赴英国留学，获得了布里斯托大学航空系博士学位并进行博后研究。毕业以后，李东升一直在英国宇航（British Aerospace）、欧洲空客（Airbus）等世界顶级的航空企业工作，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在英国生活了多年的他，一直心系祖国。2008年5月，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这个消息让他兴奋不已。2009年李东升回到中国，加盟中国商飞，参与到大飞机的研制工作中。在谈及回国的原因时，李东升说：“祖国让我感觉到强烈的归属感。在我的有生之年，能亲自参与中国大飞机事业，不仅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更是我们这一代人多年的梦想。”
回国后，李东升相继参与了ARJ21-700、C919 等型号的飞机研制工作。他领导的中国商飞大型客机复合材料机翼研制攻关项目团队（IPT），在机翼复合材料研制技术上取得了关键性突破，为飞机的研制提供了技术支持。除了带动技术突破，李东升还推动了航空领域项目管理和人才组织的建设工作。“我们的目标是出机制、出人才、出成果。既要在机翼复合材料研制技术上取得关键性突破，又要形成一种跨专业、跨集团甚至跨国家的项目管理机制，还要培养一支在复合材料研究领域有一定研发技术沉淀和实际应用经验的技术人才队伍。”
“大飞机”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工业水平以及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当今，全球只有美国、欧洲四国与俄罗斯有制造大飞机的能力。C919飞上蓝天，并且跻身国际大型客机市场，这意味着中国人同样能进入高附加值的工业领域。C919 代表的并不仅仅是“大飞机”这样一个产品，作为现代工业的“皇冠”，大型客机制造对民用航空产业以及现代工业的带动效应十分显著。从提升现代工业水平的角度看，一架商用飞机大约由300万至500万个零部件组成，这些零部件来自数千个供应商。这就意味着可能带动诸如新材料、现代制造、先进动力、电子信息、自动控制、计算机等领域关键技术的群体突破，以及诸多基础学科的重大进展。
全球最大且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首席科学家李菂、“驾驭蛟龙号”的“深潜英雄”崔维成、连续两次获得国际超算应用领域最高奖——“戈登·贝尔”奖的付昊桓，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 (COSPAR)、国际日地物理委员会（SCOSTEP）最高奖项获奖者宗秋刚……这些“海归”科学家是我国科技创新领域非常活跃的一股力量，他们的付出与贡献推动着我国科技领域的日渐领先。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我国科研实力整体已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不仅在基础研究领域不断突破，频频问鼎国内外大奖，还使得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全。相关科技成果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而这背后离不开的是“海归”科学家的默默奉献。可以说，当代“海归”人才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更肩负着科技创新、科教兴国的历史使命。
选自《海归中国》，王辉耀、苗绿著，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