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对话“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增加互利性“软实力”，中美都将受益
2023年5月4日
文章刊于《环球时报》，2023年5月4日
日前，全球化智库（CCG）举办《软实力与中美竞合》中英文图书全球发布会，并进行了一场跨越太平洋的对话——CCG理事长王辉耀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的视频交流。
CCG理事长王辉耀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的视频交流
因提出“软实力”概念而闻名的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和中国的软实力既有竞争性，但也有正面的互利性。他希望双方“能够做些什么来增加中国在美国的和美国在中国的软实力”，而这样做的意义就在于“软实力可以同时让中美受益”。在对话中，约瑟夫·奈拒绝将美中关系视作进入“新冷战”，他还强调美中竞争需要有限度，才能确保竞争不会失控。王辉耀在对话中表示，中方努力为全球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积极参与劝和促谈，都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体现。
“软实力有竞争性，但也有正面的互利性”
王辉耀：作为“软实力”概念提出者，您认为，中美之间怎么做才能真正实现更多的融合，化解彼此的分歧？
约瑟夫·奈：我对美中关系的状况感到非常担忧。如我所言，这是竞合，但我担心人们过于强调竞争，而对合作的重视不够。美中之间不仅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并从中受益，而且在生态体系方面也是如此。我们都无法回避全球气候变化或流行病等世界性议题对自身的影响。举例来说，如果海平面上升，将对美国一些沿海城市和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等海拔较低的州产生强烈影响，处理这一问题的成本是很高的。美国对缓解气候变化问题的意愿也是强烈的。中国同样如此。中国西部和美国西部都面对干旱的风险，干旱将极大地影响农业生产。为什么美中在气候议题上的合作如此重要？美中两国合计碳排放约占世界总量的40%。当身处困境时，任何一方袖手旁观，另一方的努力都会徒劳无益。如果我们不合作，每个国家都会受到伤害。
在全球卫生方面同样需要合作。2003年发生非典疫情时，美国和中国的合作非常密切。而在新冠疫情期间，双方合作降至很低的程度，这对美国和中国都不利。我们其实有强烈的共同利益，生态合作或生态相互依赖没有边界，因此两国也有强烈的合作动机。不幸的是，合作受到大国竞争的限制。
如果我们找不到增加合作的方法，两国都会遭受损失。这就是软实力可以发挥的作用。经济依赖或生态依赖使美中双方都无法承受“新冷战”的代价，更不用说随之而来的政治风险和军事风险了。诚然，软实力有竞争性，但也有正面的互利性。因此，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增加中国在美国的和美国在中国的软实力。不幸的是，现在趋势还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王辉耀：我对您提到的这些观点印象深刻。当下确实是一个关键时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刷新对您提出的“软实力”概念的认知，因为中美之间不能只是竞争，合作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怎样才能弥补分歧？如何才能真正使软实力在中国和美国发挥作用？
约瑟夫·奈：从某些方面看，软实力也成为美中竞争的一部分。如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支持非洲的某个项目，旨在使中国更具吸引力。同样，当美国国际开发署在非洲支持某个项目时，也是旨在使美国更具吸引力。我们两国的竞争能力显而易见，都已经太强了。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提高我们的合作能力？当美中两国彼此吸引的时候，就是增强彼此间合作的关键点。我非常相信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更多的学生、记者、游客走访对方国家，对两国来说都有助于发展软实力，促进彼此了解。有了更多的接触，就很难把对方妖魔化。
“竞争需要有限度，以确保竞争不会失控”
王辉耀：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在新冠疫情之前，中美间游客互访和各种各样的交流曾经达到每年500万人次。目前，仍有30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但只有几百名美国学生在中国（大陆）留学。中美之间有很多需要共同积极推进的事情，如应对气候变化、防治流行病、防止核扩散、促进“全球南方”发展等。一年前我们对话时您曾提到大国之间似乎每20年就可能达到一个新的周期性平衡，或新的变化点。现在两国关系遇到了一些困难，有越来越多的误解和不信任。那么，您认为中美两国什么时候可以达到一个新的平衡，或者说双方必须和谐共处？
约瑟夫·奈：确实如此，如果我们回顾一下70多年来的美中关系就会发现，前20年，两国是公开的敌对关系，我们甚至在朝鲜半岛上进行过战争。然后是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尼克松和毛泽东会面之后，也就是美中两国因为对苏联的忧虑而进行合作的时期。随后在邓小平的经济政策下，美中出现了一个经济接触期。当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得到美国的支持时，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美中关系达到了高潮。这个接触期一直持续到2015年或2016年左右，此后两国关系的重点开始转移至大国竞争。可以说，我们进入目前的大国竞争时期已有六七年了。而我们是否需要一二十年才能结束这个竞争时期？历史的发展无法确定。我们也许会犯错，作出让事情走向错误方向的决定。我认为在目前这个时期，重要的是认识到彼此的竞争需要有限度，确保我们在高层之间有持续的沟通，能了解对方的“红线”是什么，不要让各自陷入危机中。
我认为目前这个阶段有可能还会再持续十年左右。但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最终会一起合作，确保事情不会失控，这就是常说的“护栏”，以确保我们不会分道扬镳。
“会有一些选择性‘脱钩’，但不应让其过度蔓延”
王辉耀：美国现在的对华政策中缺乏合作思维，更多强调竞争。我们是否正在进入冷战时期？我们真的开始经济上“脱钩”了吗？我们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情况？这是我们经常思考的问题。去年11月，中美领导人在巴厘岛G20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后，我们很期待随后可以多一些高层互访，增加对话机会。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部长级别的接触，上一次美国国务卿访华已是5年前的事了。我前不久给《南华早报》写过一篇文章，提出欢迎美国议员访问中国。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让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访问美国。
约瑟夫·奈：我认为，当我们谈论“脱钩”时，会涉及一系列广泛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在大国竞争中，在一些被视为“安全核心”的领域将会出现“脱钩”。比如由华为或中兴这样的中国公司搭建美国5G通信系统，美国人就会对安全性表示怀疑。同样，中国也不允许美国的一些社交媒体公司在中国自由运作。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涉及安全问题的领域可能会有些“脱钩”。但重要的是双方应在整体经济关系中进行对话。如果说在一些领域出于安全原因，我们不允许深度融合或紧密合作的话，那么在贸易、进出口粮食或太阳能面板等方面，我们不应去进行干涉。对于一些领域是否涉及“安全核心”会有争议，我们可以进行特殊安排，讨论各自将如何应对。
我认为，不能说完全“脱钩”或完全不“脱钩”，而是说我们如何才能确保它不会超出限度。因此，我们不能将问题归结为“脱钩”或“不脱钩”。会有一些选择性的“脱钩”，但我们不应让其过度蔓延。广泛“脱钩”将对两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造成巨大伤害。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生态等相互依存的领域，谈论“脱钩”没有意义，减少碳排放问题是不分国界的。
我拒绝将美中关系视作进入“新冷战”，这是因为双方虽然有激烈的竞争，但在经济和生态方面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赖，这种依赖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期间从未存在过。因此，我认为美中可以采取一些措施确保对话，不要让“脱钩”的状况走得太远。美中元首会晤这种最高政治领导人的定期互动，将会加强美中之间的联系。同时，美中对话与联系还需要在更多层面上进行，如从科学家、经济学家、工程师等不同人群的交流开始，将世界编织在一起。
“应有更多领域的联盟，提供更多合作的机会”
王辉耀：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等方面有着紧密联系，无法“脱钩”，必须一起合作。在抗击疫情方面也是如此，病毒是不分国界的。在全球治理层面，无论是联合国、世贸组织，还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都曾在其中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但现在美国已不那么活跃，甚至退出了一些国际组织，如在特朗普任期内退出世卫组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但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我认为至少是一个三极世界，包括中国、美国和欧盟。我们或许可以更多地关注发展中国家，思考如何让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并确保所有主要大国都能参与其中。正如我们现在有G20，但它更多的是在经济方面展开合作。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区域规模的经济联盟开始出现，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对多边体系的对抗。那么，我们就需要思考，怎样才能建立一个更好的多边体系，以适应这个多极世界的现实。
约瑟夫·奈：我认为特朗普总统的做法使美国向后退了一步，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或全球利益。有趣的是，拜登总统扭转了特朗普采取的许多举措，如重返世卫组织和重新加入《巴黎协定》。说到世卫组织，它可以成为美中两国以及其他国家在科学家层面加强合作关系的促进者。我们要找到让各国科学家自由合作的方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也是如此，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基本上是一个由世界各地的科学家组成的小组，它的重要之处在于科学家们受到高度尊重，他们的建议因此更可能被采纳。
王辉耀：我们成功合作的例子包括曾有效遏制非典和埃博拉病毒传播。我们应有更多领域的联盟，就像科学联盟、教育联盟、经济联盟、数字联盟、贸易联盟，这些都可以提供更多合作的机会。但现在这些合作似乎都被压制了，因为美国更强调安全和竞争，不那么重视合作。在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CCG举行了一场有20多名美国学者、智库专家和官员参加的边会，您在哈佛的同事格雷厄姆·艾利森当时说，“现在我们谈论了太多的竞争，不如一起谈论合作吧，至少我们应该像谈论竞争一样多地谈论合作”。
“中国的调解作用，也是一种软实力”
王辉耀：当今世界充满危险和挑战，而中国也有望发挥更多作用。去年乌克兰危机升级时，我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呼吁在联合国开展有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乌克兰和欧盟参加的“七方会谈”，共同商讨如何解决这场危机。我们看到，中国现在更积极地参与劝和促谈。中方还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并努力为全球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约瑟夫·奈：我很赞赏中国国家主席与乌克兰总统通话，我希望能有所成效。我认为，现在的危险是这场战争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这有害于乌克兰和俄罗斯，更有害于全世界。
王辉耀：很高兴听到您关注中国的调解作用，这也是中国的一种软实力。在中国斡旋下，沙特和伊朗实现外交“破冰”，这也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体现。如果中国在这方面有更多作为，不仅可以迅速提高国际软实力，还可以改善与西方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23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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