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气候合作，“绿洲”还是“幻影”？聚焦第59届慕安会CCG边会
2月18日，全球化智库（CCG）在慕安会上以“绿洲还是幻影：中美气候合作关系分析”（Oasis or Mirage: Analyzing China-U.S. Relations on Climate Cooperation）为题举办官方边会，来自中国、美国和欧洲的外交官、政策顾问和资深研究者与会，致力于从气候外交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角度审视中美双边关系，探索预防冲突和促进合作的可能性。
会上，CCG秘书长苗绿在开场介绍了会议背景和主讲嘉宾。CCG理事长王辉耀作为主办方发表欢迎致辞并主持专家研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傅莹，哥伦比亚大学气候学院联合创始院长、全球能源政策中心创始人杰森·波尔多夫（Jason Bordoff）发表特别致辞。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人、“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巴黎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西班牙前外交部长及欧盟与合作部长阿兰查·冈萨雷斯（Arancha González Laya），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布朗温·马多克斯（Bronwen Maddox），牛津大学布拉瓦特尼克政府学院院长恩盖尔·伍兹（Ngaire Woods），巴黎和平论坛总干事、法国前外交与欧洲事务部政策规划主任贾斯汀·瓦伊斯（Justin Vaisse），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兼首席执行官贡特拉姆·沃尔夫（Guntram Wolff）进行了主旨发言。随后，各位参会嘉宾围绕中美气候合作的机遇和挑战、大国关系对全球气候议程的影响、如何促进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全球治理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探讨。
CCG理事长王辉耀表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提出这样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也采取了很多实际措施，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技术，预计未来中国将占全球可再生能源增长的45%以上。气候变化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合作是必须的，然而现在还存在许多潜在的威胁和竞争，需要思考像中美这样的大国如何能在气候问题上更好地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期待与会嘉宾能够就上述问题提出宝贵意见。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傅莹指出，中国对中美在气候问题的合作上不会因两国关系的下滑而停止。中国始终认为，全球化的进程不会停止，中美在经济增长、贸易发展和气候问题上的合作应当持续。气候问题事关未来人类的福祉。目前，中国的全球碳排放量位居第一，美国第二，中美两国碳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40%，因此两国都没有理由放慢自身的努力。在后疫情时期，中国正致力于经济复苏和减排两个目标，中国政府也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中国希望在世界上扮演一个负责任的角色，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欣赏和支持中国。
哥伦比亚大学气候学院联合创始院长、全球能源政策中心创始人Jason Bordoff提出，全球碳排放量每年都在上升，相关数据令人警醒。为在2050年实现“零碳”目标，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各国每年需要减少更多的碳排放量。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美关系具有强大力量，两国合作是成功解决这一挑战的前提。然而，目前中国和美国的紧张局势依然存在，但令人乐观的是两国都在清洁能源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进展。双方的行动开启了一个低碳产业政策的新时代，这个时代不仅意味着合作，也标志着竞争。未来五年将是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关键时期，如果政策制定者可以不屈服于保护主义，那么就有可能实现良性的竞争，即在存在矛盾和对立的情况下保持相互尊重，从而实现进步。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人、“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Graham Allison认为，中国与美国之间需要更多的合作，因为中国的崛起挑战了美国的霸权地位，中美之间发生的竞争是难以避免的，且两国间将会发生历史上最激烈、规模最大的碰撞，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然而，和平和竞争是可以同时存在的，现存的问题是中美之间的竞争远多于合作，希望未来中美之间能像竞争一样多地合作。在气候问题上，中美的合作是出于双方对生存的考虑，但若中美之间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甚至涉及人类存亡。他呼吁，中美双方应冷静下来避免冲突，和平对话、公平竞争，并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
巴黎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西班牙前外交部长及欧盟与合作部长Arancha González Laya重申，《巴黎协定》中的条约将本世纪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2℃以内，下一步的目标是将气温升幅进一步限制在1. 5℃以内。然而，尽管全世界都希望朝这一目标努力，但实际结果却是远远偏离了最初设想的轨道。中国和美国在全球气候合作中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点建议：第一，中国、美国和世界各国对于气候治理都要有更大的决心，并为此做出更大的贡献；第二，中美都要在环保领域保持市场开放，减少对于绿色产品和原材料的出口的审查，放宽对环保技术人才交换交流的限制，为各国提供获取环保技术支持的渠道；最后，中美可以在融资和债务方面合作，一起资助各国进行绿色环保事业。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董事兼首席执行官Bronwen Maddox表示，中美双方探索合作的精神与双边气候合作同等重要。首先，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如果中美超级大国不能进行有效的合作甚至不能展示出合作的精神，会对全球范围的气候变化合作产生不利影响。其次，在当前中美关系摩擦不断的背景下，不论是最近的“气球事件”亦或美国国会的窜访台湾，高层领导人的会晤可以缓和双方紧张的态势和双边关系，比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的会谈确实暂时缓解了双方的紧张局势。合作固然重要，但是竞争也是有价值的，竞争促使美国通过《降低通胀法案》和增加对美国环保的资金投入，这不仅仅会促进美国的环保转型，也会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世界环保技术的发展和投资，同时也是对美国政府体制的一种检验。
牛津大学布拉瓦特尼克政府学院院长Ngaire Woods指出，中美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积极的意义和推动作用。不同于古罗马和古希腊时期，即使摩擦不断中国和美国依然存在合作的空间和可能 第一，在G20框架内中美都加入了气候危机委员会，有着共同的合作机制。 第二，在多边机构中，中美在减免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债务和缓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危机上都在做积极的努力。第三，中美依然遵守国际条约和国际法规的约束，这些约束防止走中美走向彻底对立。中美作为两个具有世界领先技术的大国，应该停止敌视，以多边主义开展有成效的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的气候变化合作做出榜样。
巴黎和平论坛总干事、法国前外交与欧洲事务部政策规划主任Justin Vaisse认为，现在拥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条约变成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可能是因为当今时期比冷战时期更加两极分化，又或是因为系统的性质已经改变，亦或是因为民粹主义和其他政治趋势改变了国家。他提出，这是领导力的问题，是中美双方能力的问题。中美应该把集体利益纳入对国家利益的定义中。中美现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所做的合作还不够。类似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危机或许将迫使双方进行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力排在第一位的那方就将会被迫进行合作。
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兼首席执行官Guntram Wolff强调，第一，现在的情况很紧急，中国的排放量持续增长，尽管欧洲和美国的排放量在缓慢下降，但全球排放量的发展轨迹是大体增长的。第二，关于合作，各国应该加强技术开放，不能关闭市场，应确保生产绿色基础设施所需的可再生能源和原材料能够自由流动。第三，关于分配，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和欧盟的碳排放量要比中国多，而目前中国的碳排放量要比欧洲多得多，怎样平衡过去和现在、制定不同主体之间的减排标准需要达成充分的协议。
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协会创始人、印度尼西亚前驻美国大使Dino Patti Djalal表示，在竞争的同时实现合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冲突的态势，然而这需要领导人有足够的政治勇气和想象力。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个挑战是，中美能否合作完成哪怕是一个气候项目，来向世界证明它们是足够理性的，可以相互理解并在这类问题上达成合作。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提及，新近成立的华阳海洋研究中心专注于研究气候变化引起的许多次生问题，如海平面上升、渔业资源的减少以及海洋环境的污染等。很愿意通过CCG和慕尼黑安全会议，或者其他论坛共同搭建的平台来探讨相关问题，加强相互合作。
《外交事务》编辑、外交关系委员会彼得森主席Daniel Kurtz-Phelan认为，积极竞争是必要的。考虑到全球的整体性状态，中美关系似乎不太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需要考虑的是人们是如何实现某种合作的，然后尝试找出即使在没有合作的情况下也能产生积极成果的动力。
国际咨询公司Kekst CNC联合首席执行官兼合伙人Bernhard Meising谈及，Kekst CNC所做关于风险认知的民意调查。调查显示，各国民众都倾向将别国视作最大风险。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众认为最大风险是气候危机。政府应负起责任并纠正这样的认知。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Rich Lesser强调，世界各国在供应链上都是相互依存的，只有各国共同减排才能应对气候危机。因为阿联酋和中美的友好关系，他还对将在阿联酋举办的第28次缔约方大会（COP28）给予厚望。
美国商务部中国高级顾问Elizabeth Economy指出，气候变化是中美间合作的主要领域。在地方层面，中美间已经有足够数量的合作，例如NGO和两国间的合作。除了合作，中美还可以保持政策的一致性。
日本共同通信社高级专题作家和编辑作家Masakatsu Ota认为，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不仅在气候变化方面承担着大国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塑造一个健康的国际秩序方面也方面发挥着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日本的私营企业有着大量先进的环保科学技术，期待着日本与中国能在环保技术和市场方面进行更加广阔和深入的合作。
德国慕尼黑宝马基金会Gregoire Roos表示，欧洲对中国和美国的竞争十分担忧，中美“建设性竞争”的内涵究竟有哪些还有待商榷。
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小卓指出，中美气候变化的合作是为了人类的生存。气候变化不应该被认为是中美唯一的合作领域，中美会有更多的合作领域需要去发现。即使在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在卫生和太空方面也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合作。
拜耳公司国际公共事务主管Marco Annas强调，合作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务实。不应只注重完全规避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而是要思考如何适应变化，现在急需的是制定出解决方案。各国政府应该在创新层面培养起良性竞争的氛围，找到解决方案。
出席本次边会的嘉宾还包括：慕安会副主席、德国原资深外交官鲍里斯·鲁格（Boris Ruge），《外交政策》主编RaviAgrawal，英飞凌科技公司通信与公共政策执行副总裁兼首席通信官Bernd Hops，华盛顿邮报分社社长Morris Loveday，Trusted Future咨询委员会委员Michael Rogers，欧洲未来主任Stephan Vopel，中国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姚云竹，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波，CCG副秘书长唐蓓洁等。
慕尼黑安全是国际战略和安全领域的重要年度论坛。数十年来，这个“跨大西洋家庭聚会”已成为观察国际关系和安全政策走向的窗口。通常，在慕尼黑安全会议获得边会主办权的一般仅有欧美顶级智库、基金会和商业团体，CCG是唯一一家在2019、2020、2023三届年会上得到邀请主办边会的中国智库，也是唯一与慕安会合作举办官方边会的中国机构。
作为中国领先的国际化智库，CCG一直以来致力于国际关系、全球化、全球治理等领域的研究，不仅就相关话题积极搭建对话平台，还积极在国际舞台上设定议题，发出中国智库的声音。2019年，在第55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CCG与慕安会合作举办了以“‘一带一路’：中国、欧盟及‘16+1合作’”为主题的官方午餐会。开启了CCG作为慕安会唯一中国官方合作方的机制。在2020年第56届慕安会上，CCG举办了主题晚宴——“中美冷战？迷思与现实”（“TheUS-China cold war? myth and reality”），为从贸易和安全的角度审视中美双边关系、减少两国间的误解、加强交流搭建了国际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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