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毅：后茂物时代亚太地区大国博弈与区域合作前景
2023年2月14日
全毅，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摘 要2020年是APEC组织成立30周年，也是“茂物目标”收官之年。APEC在推动亚太区域合作与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近年来，随着美国亚太战略及对华政策调整，APEC组织的功能出现弱化趋势。尽管2020年APEC组织2020年11月发布了《布特拉加亚2040年愿景》目标，但在中美博弈加剧的情况下，亚太区域合作存在不确定性。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美、日与东盟等多方力量的结构性限制，应该调整以我为主的亚太区域合作政策，奉行融入战略和共治战略，以积极参与提升话语权与发挥影响力。
关键词：后茂物时代、亚太区域合作、布特拉加亚愿景、中国的亚太战略
2020年是茂物目标收官之年，也是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茂物目标并没有如期实现。但是，1994年确立的茂物目标是APEC推进亚太区域合作的主要抓手，尽管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文化差异巨大，但APEC在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发展与一体化方面因目标一致还是取得巨大成就。2020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视频会议在马来西亚布特拉加亚通过《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确立了APEC未来20年发展目标。因亚太地区格局的变化，使得亚太区域合作动力不足，甚至面临无疾而终的风险。未来亚太区域合作何处何从？其动力是什么？如何制定推进路线图？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一、APEC茂物目标取得的成就及成因
APEC在1994年在印尼茂物领导人会议上确立的2020年目标是实现所谓的关税归零：即发达国家到2010年实现零关税，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实现零关税。APEC通过1996年的《执行茂物目标的大阪行动议程》、2005年的韩国《釜山路线图》、2006年的越南《河内行动计划》以及一系列APEC协议予以落实。26年来，APEC在推动落实茂物目标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主要表现在：
（一）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大幅降低。简单平均关税从1994年的13.9%下降到2019年的5.2%。其中发达经济体平均关税3.2%，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关税5.9%。APEC贸易中的免税产品大幅增加，2019年所有贸易品中免税产品达到48.5%，而1994年只有24.9%的贸易品免税。APEC成员通过双边或区域贸易安排来寻求更多的自由贸易。截至2019年，APEC成员有177个生效的自贸协定，其中66个在APEC成员之间。
（二）服务贸易更加开放，但数据壁垒依然严重。过去APEC成员FTA或RTA对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或国民待遇的承诺，大大超过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的规定。其中发达经济体承诺更加广泛，境外消费和商业存在自由化程度更高。在已经生效的FTA中服务贸易越来越多的采用负面清单的开放模式。在建筑、工程、分销、计算机服务、旅游的限制最少，但在空运、快递、铁路运输、法律与会计服务领域的限制依然较多。发展中经济体对服务贸易的承诺正在向发达经济体靠拢，但关于数据流动的限制措施仍在增长。
（三）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取得积极进展。APEC成员的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在2007-2019年得到改善，APEC采取单一窗口系统改善通关效率，物流服务得到改善，使得成员间的进口与出口费用明显下降，时间缩短。APEC成员都接受《WTO贸易便利化协定》，加强边界间机构合作，采取贸易便利化措施。但APEC地区的治理质量出现分化，1996-2019年，政府效率和规制质量持续得到改善，但对腐败的控制却在恶化。这使得该地区投资合同执行的成本从30.1%上升到31.7%。
（四）区域内投资和贸易得到巨大发展。1994年以来，APEC成员的海外直接投资存量增长每年增长10%，从1994年的1.7万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18.7万亿美元。成员间内部存量每年增长10.8%，从1994年1.5万亿美元到2019年的19.6万亿美元。1994-2019年APEC成员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分别增长了5倍，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7%。
（五）APEC成员经济取得持续增长。1994-2019年间，APEC成员GDP实际年均增长率达到了3.9%，比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更高。人均GDP年增长率达到3.1%。到2017年，87.3%的APEC居民拥有基本的卫生服务。2018年，超过99%的APEC居民拥有电力服务。青年人毛入学入从1994年的20.5%上升到2018年的55.8%。贫困率从1994年58.5%下降为2018年的8.3%，贫困人口减少11.6亿。当然，APEC国家贫富分化也更加突出，包容性增长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但是，茂物目标实施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一是农产品关税依然很高，APEC成员的农产品平均关税高达11.6%；二是非关税壁垒仍然被普遍运用。安全例外被滥用，与卫生健康相关措施一直在增长。三是经济技术合作乏善可陈。茂物目标还包括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由于发达成员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致使经济技术合作保守病诟，发展中成员对此严重不满。另外，近几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盛行，APEC也难以独善其身，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方面出现某些倒退现象。比如，中美贸易战互加关税，并采取限制措施。这是缺憾。
APEC茂物合作目标能够取得一些重要成就，与美国奉行新自由主义，热心推动太平洋两岸的经济市场化改革，想把东亚纳入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有关。经过20世纪60-70年代的发展，东亚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相继崛起，到1983年跨越太平洋两岸的贸易第一次超越大西洋两岸的贸易，美国与东亚地区经贸关系日益紧密，标志着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地区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因此，美国为分享东亚经济高速成长的成果，相继推出茂物目标和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这样雄心勃勃的计划。同时，东亚地区也存在利用美国市场开放加快自身经济发展的需求，他们在美国的推动下不断推进国内经济自由化改革和开放市场的措施。但是FTAAP遭到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的反对，2009年美国将推动零关税的平台转向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TPP），TPP旨在建立第二代自由贸易协定，在多边基础上应对中国的崛起。TPP的核心在于零关税，并大幅度削减贸易投资壁垒，从根本上改善市场准入的条件(高柏，2021)。那时，太平洋两岸的大国之间虽然存在对合作主导权竞争的博弈，但在促进太平洋两岸合作方面都有强劲的动力。美国对华政策以接触与促变为主，想通过贸易和开放市场促进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APEC是中国参与的第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并且奉行主要面向亚太地区的对外开放战略，旨在吸引亚太地区跨国资本投资和产业转移至中国，从而推动国内市场改革与经济发展。强烈的合作意愿与强劲的发展动力是推动APEC合作取得进展的重要保证。
二、主导权博弈对亚太区域合作的影响
亚太地区经济体成员复杂，既有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强国，也有澳大利亚、加拿大这样发达经济体的中等强国，以及墨西哥、智利、秘鲁、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新兴经济体，还有中国、俄罗斯、越南这样的转型经济体。因俄罗斯经济重心远离亚太地区，美国、日本、中国、东盟等政治力量对亚太地区合作的影响较大，其主导权博弈对亚太地区合作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一）亚太区域合作主导权博弈及其影响
在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方面，始终存在争夺主导权的博弈。从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学术界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环太平洋经济合作构想以及美、日、澳、新、加五国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设想。1980年9月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和澳大利亚前总理弗雷泽倡议成立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由工商企业界、政府和学术界代表人士组成（1992年APEC成立后改为现名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开始推动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建设。1989年美国接过日本与澳大利亚等国的倡议，并主导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促进东亚区域主义的觉醒与发展，中国、日本与东盟国家开始提出各种东亚区域合作倡议，并在在推动东亚区域合作方面与美国主导的太平洋主义展开激烈博弈。以马哈蒂尔总理提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东盟+中日韩）为开端，中美日和东盟先后提出各种亚太区域合作构想，包括东盟+1，东盟+3，东盟+6，以及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FTAAP）等区域一体化构想。这些区域合作构想反映了太平洋两岸主要大国以及区域集团对主导权的竞争，有些取得成功、有些则进展缓慢、有些可能难以成功。如表1所示。
据笔者观察：日本国内一直存在太平洋主义与东亚主义两种区域合作思想与主张，即与美国共进退的太平洋主义和重返亚洲的亚太区域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与竞争激烈展开时，日本国内学者提出东亚经济共同体与雁形发展模式理论。进入199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及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逐渐取代日本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中心。日本学者认为东亚雁型模式已经破灭，形成多国竞争时代。中国开始积极整合东亚地区，推动将中日韩+东盟10国的东亚经济合作组织作为亚太地区合作的主渠道。但中国的主张遭到日本的掣肘与反对。日本担心在中日韩与东盟的10+3合作渠道内，日本不敌中国的影响力。在与中国争夺亚太区域合作话语权时，日本极力将澳新与印度拉入东亚区域合作组织，来平衡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中日为避免竞争遂将东盟推向东亚经济合作中心地位，支持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中日与东盟力量博弈的结果使得东盟成为亚太区域合作的主导力量，形成亚太地区“小马拉大车”的独特格局。
美国对亚洲一直奉行离岸平衡战略，反对东亚出现一个居主导地位的国家以及成立排斥美国的东亚区域合作组织。这是美国力主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压制和反对日本与中国试图主导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根本原因。比如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倡导东亚共同体，美国就弄出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将鸠山政府推到。中日美三国对东亚地区国际经贸规则主导权的争夺导致东亚自贸区与东亚经济共同体难产。美国在倡导的FTAAP遭遇东亚发展中国家反对难以推进时，2009年高调宣布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SEP），并将其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美国加入并主导TPP谈判本质上仍是与东亚国家争夺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奥巴马总统就公开表示：绝对不能让中国制定国际贸易规则（奥巴马，2015）。此外，美国当初也有以围促变的意图，先率领其他11国建好一个涵盖世界约40%的经济规模的21世纪自由贸易秩序，让中国看到如果不做出实质性改变就会失去什么？（高柏，2021）
美国的这种操作引起东盟国家以及中国对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的担忧，东盟担心其亚太区域合作核心地位的丧失，开始对亚太区域合作更加积极。2011年8月，中日两国放弃了10+3（EAFTA）与10+6（CEPEA）的多年争议，共同提出《关于加快实现EAFTA和CEPEA构想的倡议》，积极支持东盟整合10+6的区域经济全面伙伴关系的谈判。2012年11月20日，东亚领导人峰会期间，10+6领导人峰会宣布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同日，中日韩领导人也宣布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这被认为是对美国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的直接回应。与此同时，中国在2013年9-10月间，在中亚和东盟倡议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对外开放与合作方向转向“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尽管美国和日本都进行反对和掣肘，但亚投行还是得到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如期成立。TPP12国在美国主导下经过46轮谈判，在2016年2月达成一个21世纪高标准的贸易与投资协议。但2017年特朗普政府放弃了以TPP为抓手打造新一代贸易投资自由化样板的目标，奉行美国优先的对外贸易政策。特朗普执政伊始就宣布退出TPP，这一政策调整促成了CPTPP和RCEP的诞生。
美国退出TPP后，日本承担起TPP的善后工作，2017年日本等11个TPP成员继续谈判，并于2018年3月8日在智利达成协定，新协定更名为《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并于2018年12月30日生效。新协定保留了TPP宗旨、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30个章节，但搁置了TPP具有争议的22个条款，且加入门槛有所降低。这些被搁置的条款主要涵盖投资、海关监管和贸易便利化、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电信、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环境、反倾销等议题的条款，其中涉及投资和知识产权议题的较多，主要是美国提出的深度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议题。可以说CPTPP是一个瘦身的TPP，但依然是目前全球最高开放水平与最高规则标准的贸易协定。由于美国的退出，使得CPTPP经济规模与影响力大幅下降，TPP12国经济规模占全球GDP总量的37.36%，而CPTPP则只占12.79%。贸易规模则从全球的26.12％降低至15.17％（见表2）。这使得多数成员大失所望，特别是越南等东盟国家成员。因此，他们开始寻求新的补偿，加快了RCEP谈判进程。本来RCEP谈判一直不很顺利，特别是印度害怕中国产业的竞争，于2019年初宣布退出RCEP，为其余15国达成协议扫清障碍。
表2：当前国际巨型FTA协定规模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数据计算所得
2019年11月20日，经过长达8年28轮艰苦谈判，除印度外其余15国就协议文本达成共识。2020年11月15日，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5国签署协定。如果两年内得到东盟中6国和中日韩澳新中3国批准就能生效。2019年，RCEP成员人口规模占全球人口的29.85%，经济规模占全球GDP的28.81%，贸易规模占全球的27.33%，吸收国际投资占全球的23.62%（见表2），如果建成将是目前世界上最大（按人口）的自由贸易区。相对CPTPP的全面性和高标准，RCEP主要内容以传统货物贸易为主，且规则标准较低。虽然涉及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深度一体化议题，但较少涉及横向一体化新议题。RCEP更多的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对东盟欠发达国家给予差别和优惠待遇。RCEP是亚太区域合作的里程碑，有利于摆脱东亚面向欧美的贸易导向，增强自身的自主性。中日韩与东盟国家首次形成真正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为形成东亚、北美与欧盟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CPTPP和RCEP均是美国盟友或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组织，美国难以公开掣肘和反对，因此能够取得进展。
（二）中美激烈博弈对亚太经济格局的影响
目前，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存在CPTPP与RCEP两条路径之争。CPTPP与RCEP有七个共同成员，无论美国是否重返TPP，在中美博弈加剧，以及美国重视盟友作用的情况下，RCEP仍然存在解体的危险。目前，APEC成员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都公开表示加入CPTPP的意愿，中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已经递交加入CPTPP的正式申请。如果这些APEC成员加入CPTPP，以及美国重返CPTPP，RCEP的作用就会被严重削弱甚至虚化的危险。美国共和党议员约翰·麦凯恩认为，美国退出TPP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未来美国政府可能纠正这个错误。因此，美国极有可能重返CPTPP。虽然中国在2021年9月16日正式提交加入CPTPP申请，但中国加入CPTPP的情景并不明朗，日本奉行与美国结盟政策，在美国没有重返CPTPP的情况下不会答应中国加入CPTPP的申请。墨西哥与加拿大与美国签署的USMCA协定中有一个禁止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谈判自由贸易协定的“毒丸条款”，它们必须争取美国的同意才能与中国谈判贸易投资协定。而一个奉行与中国脱钩和全面竞争的美国更不会同意中国加入CPTPP。因为，美国两党都认为美国奉行与中国接触政策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进入激烈竞争时代（库尔特·坎贝尔，2021）。美国对华政策由TPP时代的合围促变转变为现在的结盟脱钩，挤压中国的国际发展空间。相反，由于RCEP治理结构的松散性及低标准，时间会让其失去吸引力。
亚太地区除出现两条经济一体化路径之争外，还因为中美进入全面竞争阶段而出现的两条路线之争，即经贸路线和军事路线之争（郑永年，2021）。中国力推RCEP、并积极争取加入CPTPP，努力将其扩大为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最终实现太平洋地区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这既是茂物目标，也是布拉特加亚的愿景目标。但美国退出TPP后，从亚太战略转向印太战略，从推动亚太区域合作转向推动印太区域合作，这意味着美国将减少对APEC组织的投入，将战略资源转向推动印太战略向军事安全和经济合作方向走，倡导印太经济繁荣网络计划，力图做成一个印太版的“政治经济小北约”，将对APEC组织形成巨大挑战。目前，美国正组建以五眼联盟为核心，以北约为后盾，以印太战略四方安全机制为前沿的国际制华联盟，集中资源应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和澳大利亚已经开始与中国拉开距离，推动亚太区域合作向印太区域合作方向转变，亚太地区虽不至于形成以美中为首的两个平行市场体系，因为中国坚决反对“脱钩、筑墙和新冷战”，没有意愿搞一个与美国抗衡的经济集团，但也难以形成促进区域经济紧密合作的合力。亚太地区格局从以前的中美俄大三角关系转变为现在的中美印大三角关系（郑永年，2021）。这一转变将对中国的亚太区域合作政策，特别是“一带一路”政策产生严重冲击。
在CPTPP与RCEP地缘经济竞争长期激化时，亚太地区长期形成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可能发生重构，亚太经济贸易格局也会发生巨大变化。CPTPP与RCEP的双重成员将成为最大受益者。中国加入RCEP所做的让步就是鼓励中国民营企业转移到东南亚，减少国内的就业机会。实际上，日本和韩国的企业早已开始将中国的生产线前往东南亚国家，台湾新南向政策也在促进台湾产业前往东南亚和印度。CPTPP与RCEP及中美纷争将使东盟、日本、印度、甚至俄罗斯等成为受益者，亚太国际格局可能出现“群雄并起”的大国竞争时代，巩固世界多极化趋势并使之强化。因此，中国仍然面临着来自CPTPP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与投资新规则以及CPTPP所带来的地缘经济博弈的严峻挑战。
三、中国推动亚太区域合作走向深入的对策
2020年11月20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通过了《布特拉加亚2040愿景》，宣言坚持APEC宗旨和自主自愿、协商一致、非约束性的合作原则，期待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创新和数字化经济发展、实现强劲、平衡、安全、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等三个方面建设亚太共同体取得积极成就。表明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维护APEC组织推动亚太区域合作与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2020年布城愿景能否象1994年茂物目标一样取得具体成果？未来，APEC发展面临三种前景：一是走向解体。中美关系由战略伙伴关系走向全面竞争对手关系，两国因为南海问题与台海问题走向战争的风险上升。特别是台海问题作为美国制华的主要抓手，越来越超越底线挑衅中国的耐性。中国在看不到和平统一前景时也将武统台湾作为最后选项。最近，美国动员西方国家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以及联合干预台海形势，造成两岸关系急剧恶化。在中美走向战争时，APEC必然解体。二是苟延残踹。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在美国要求盟友选边站队的情况下，APEC即便维系生存，但也不可能在推进区域合作方面发挥孵化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利用APEC平台倡导合作，反对新冷战，抑制美国对华脱钩和对华冒险行为。三是继续发展。这种前景最好，但最难实现。这需要中美两国调整政策，履行大国责任，实现合作共治。无论美国如何作为，中国作为负责的大国都要奉行积极的亚太战略，区域合作仍然是很好的解套工具。
第一，要创新战略思维与合作理念，制定积极的亚太地区合作战略。尽管中国对亚太区域秩序的影响力和塑造力在不断增强，但必须明白，美国实力的超强地位和中国作为崛起的一般大国，给中国的东亚地区合作政策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结构性限制。同时，东亚权力结构中还存在中国、日本和东盟这个复杂的三角关系。亚太地区美国、中国、日本、东盟对地区合作主导权竞争的权力结构，使得我国的主导战略难以获得成功，中国的亚太地区合作政策必须奉行积极主动的融入战略与共治战略，倡导“分享”或“共享”区域合作主导权的新理念，同时兼顾美国和周边国家核心利益，挑战任何一方的核心利益都将导致相应政策难以实现既定目标（全毅，2020）。中国在推进双边合作方面有些建树，但在主导多边合作方面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获得成功外很少建树，这与美国的亚太政策密切相关，而亚投行是一种功能性合作。中国试图主导东亚10+3FTA谈判屡屡受挫，但中国融入东盟主导的RCEP，照样能够达成自己的政策目标。借鉴美国的融入——改造策略，只有积极参与区域合作谈判才能拥有话语权与维护自身利益。
第二，中国要从战略上倡导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亚太版，牵制美国的中美脱钩和产业链转移战略。考虑到美国难以转变陈旧的思维定式和维护霸权的决心，将中国从战略合作伙伴转变为战略竞争对手是既定国策。美国将施压盟友与中国经济脱钩，主要是科技与文化脱钩。我国没有意愿搞一个与美国抗衡的经济集团。因此，我国要从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旗帜鲜明地反对拉帮结伙搞新冷战，反对搞大国对抗与脱钩，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与合作共赢，建设亚太共同体。虽然部分周边国家希望从中美对抗中渔利，但太平洋两岸的多数国家不愿意在中美两国选边站，包括新加坡，以及美国盟友澳大利亚也都有过这样的表示。中国对待美国盟友应采取扩大共同朋友圈的包容态度，而不是以选边站队为依归画地为牢，自我设限。要抓住中美这对主要矛盾，与其他西方国家的纷争都是次要的，作为争取团结的对象。旗帜鲜明地反对拉帮结伙搞新冷战，推动区域合作与共同发展，减少大国对抗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可以争取民心。
第三，继续APEC国家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进程。目前亚太区域一体化已经形成CPTPP与RCEP两条平行路径。无论是CPTPP、还是RCEP，只要有利于促进区域投资与贸易自由化，改善区域营商环境，中国都应当作为促进者。中国尤其要推动东盟在RCEP协定的主导作用，促进RCEP的生效落实工作，将RCEP区域合作引向深入。在做深做实RCEP合作方面有许多事情，比如推动扩大开放领域与区域规则标准升级，以及改善与日本的关系，推动中日韩FTA和10+3东亚自贸区谈判，推动日本重返亚洲，共同推动亚洲世纪的到来。同时积极争取加入CPTPP，推动CPTPP与RCEP的融合发展，使其作为FTAAP的两条主要路径。客观来讲CPTPP主要由APEC国家参加，目前泰国、印尼、韩国，甚至菲律宾都表示了加入CPTPP的意向，如果美国重返CPTPP则形成实质上的FTAAP。RCEP的缅老柬三国还不是APEC成员，也没有表示加入APEC意向。CPTPP更有可能成为FTAAP的主渠道。中国在两条路径推进上不是强化竞争，而是推动融合，促进扩大彼此的共同成员，并在规则上逐步协调，最终形成一个全体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参与的高标准的亚太自由贸易区。
第四，积极参与启动APEC数字经济贸易规则谈判进程。新西兰、新加坡、智利三国2020年6月12日签署了《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因DEPA是第一个关于数字经济的国际协议而倍受关注。目前已有韩国和加拿大表示加入DEPA。由于我国在数据跨境流动与发达国家立场差异巨大，而美国则在2020年8月向APEC国家提出修改有关个人数据规则的方案，即APEC成员就企业跨境数据转移缔结的跨境隐私保护体系（CBPR），并将CBPR体系独立于APEC框架之外。道琼斯风险合规2021年8月7日报到：拜登政府正在起草环太平洋数字贸易协议，旨在对抗中国的影响力。美国排挤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可能加速互联网世界的分裂。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源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要获取数据，打破数据孤岛，必须实现数据有序自由流动。中国是世界数字经济大国，也有意在构建数据贸易规则领域发挥作用。我国应调整数据跨境流动立场，全面平衡落实APEC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适时宣布加入DEPA扩大范围的谈判，推动《亚太地区数字贸易协定》的签署，对美国倡导的CBPR进行反制。中国应与DEPA国家共同推动制定数字经济规则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的发展规划与路线图，帮助亚太发中国家建设通信基础设施，消弥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数字经济鸿沟。
第五，在包容性增长方面，加强气候变化、海洋环境保护以及妇女就业和反贫困等领域的合作。在应对气候变暖、极端天气、自然灾害、传染病防控、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方面中美合作尤其重要，也是中美容易合作的少数领域。世界各国以全球协议的方式减排温室气体，我国由此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把绿色产业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突破一批工业绿色转型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全面绿色转型。生物多样性也关系到广大太平洋周边及其岛屿国家居民的生存安全。太平洋两岸的国家以及太平洋岛国都强烈要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实现绿色增长。在减少海洋捕捞、发展海产养殖，清理海洋垃圾和海洋治理方面APEC各国合作潜力巨大。APEC更需要关注中小企业、妇女及反贫困合作问题，让中小企业广泛参与市场竞争、扩大妇女就业，分享经济增长红利，在加强人力资源培训和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制定可行方案和计划。中国在反贫困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中国在扶贫过程中发展了对口帮扶、产业扶贫、人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精准扶贫经验，并且与东盟欠发达国家缅甸、老挝、柬埔寨在减贫合作，发展替代种植与产能合作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些以民为本的发展经验可以在APEC组织给予推广，惠及APEC各国人民。
第六，面对亚太地区大变局，区域合作仍然是解套工具和对接平台。中国要转变思维和调整政策，在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框架下，扩大开放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由出口优先到进口促进成为亚太地区吸纳市场的转换。在参与区域合作与构建国际经贸新规则时要明确本国利益所在，该妥协的要妥协，该斗争的要斗争，争取本国利益最大化。欧盟虽然是美国的盟友，但没有维护霸权利益的需求，中国重视与欧盟合作有利于增强其战略自主性。联合欧盟共商共建“一带一路”，整合欧亚大陆经济板块，欧盟是必须争取的合作伙伴，尽快推动中欧投资协定通过立法程序生效是双方的共同需求。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客观上促进了西太平洋亚太地区的区域内贸易，2020年东盟取代美国和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新冠疫情将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的内顾化倾向，缩短链条向区域内转移，这将进一步促进RCEP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密切化。中国要倡导亚洲价值观以团结周边国家，增加对RCEP和“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板块和欧亚经济联盟的资源投入，以功能合作为抓手，改善综合发展环境与发展合作为重心，推进综合区域合作，突破美国的战略封堵。
文章发表于《国际贸易》202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