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丰：面对多种危机，不能盲目追求经济增长
2023年2月6日
王元丰，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碳中和科技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走过起伏不安的2022年，人们以为折磨人类三年的疫情见到走出的曙光，由于俄乌冲突造成的能源、粮食等方面的危机也似乎趋于平稳，进入新的2023年，人类可以正常地生活工作了！然而，展望这新的一年以及更远一点的世界，人们却发现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描述2022年的年度词汇：多重危机（Polycrisis），用来形容2023年仍然非常适合。
刚刚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在会前出版了《全球风险报告2023》，指出新的一年是多重危机之年，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互依存和相互损害。而被称为“末日博士”的纽约大学名誉经济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则认为，人类进入了需要应对超级威胁（MegaThreats）的时代！
为什么会有这么悲观的预期呢？因为摆在人类面前的有经济危机、联合国指出的三重星球危机（气候危机、生物多样性丧失危机、环境危机），还有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就业和社会冲击，人类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分裂，以及人的精神危机等许多方面问题。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说:“我还记得以前世界经济面临同样甚至更大压力的时刻。”“但我不记得有什么时候……和现在一样多的逆流”。人类面临的问题可真多！
在诸多危机中，经济还是人们最关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至2.7%，而世界银行（World Bank）预测2023年全球GDP增速为1.7%，为1993年以来除2009年和2020年衰退外的最低增速。一般来说，如果全球经济的增长低于3%，通常就意味着全球经济处于衰退的边缘。世界经济出现了几十年不曾有过的衰退，那么，是不是各国政府采用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就能够应对呢？我在这里想强调，如果我们不对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深入思考，并做出结构性调整，走出危机可能比较困难！
目前全球经济与过去有较大不同。因为很多发达经济体，一方面有着较高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很高的政府、企业和居民债务。在全球范围内，私人和公共部门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从1999年的200%上升到2021年的350%。在美国，这一比例为420%，高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和二战后。这样的情况，要遏制通货膨胀，央行需要提高利率，给经济降温，但这不但会使经济增长受限，还会使有较高债务率的政府、企业和居民存在违约风险。因此，在这种高债务形势下，政府再想动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已经空间不大了。
那么，面对糟糕的经济形势，人们只能坐以待毙无所作为吗？这不是我的意思。但行动前要对全球经济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几十年未有的局面作深刻反思！反思什么？首先是对追求经济不停增长的迷思。市场经济具有周期性，这是其本质决定的。经济通过增长及衰退，对不合理或者不适应发展的经济结构予以改变，对市场中不合格的经济主体予以清除，让经济重焕生机。但是，现在的各国政府，似乎把过去几十年人类经济增长作为常态，经济一下行就大惊小怪，就要出手调控！这里引出一个重要的经济理念：人类是不是一直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经济不可能永远增长这是个常识，但是，经过过去200多年的经济总体增长，人类却将经济增长视为必然。
美国西北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教授提出工业革命之后的250年技术进步推动的人类经济增长期，有可能会被证明是人类历史上停滞规则的一个例外。他指出，人类技术进步的速度已急剧放慢，尽管世界各国拼命要将经济保持在高增长水平，然而，经济高增长并不是人类社会应有的常态。人类经济是不是又进入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说的长期停滞期(Secular stagnation)？这需要有深入的研究，就像一个人已经度过青少年生长期，进入中老年，但你无视其根本机制，非让其增长，这是理性的做法吗？
其次，对于经济发生衰退或者是危机，要有更深刻地认识，而不是简单地去搞反周期的经济调控。要认清为什么会发生经济危机，才能更好地应对经济危机。2013年，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中国国务院刘副总理主编了一本书《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就是要思考造成经济危机的机制。这本书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人类历史上发生两次重大经济危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2008年大衰退的的共同背景，都是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技术创新引起繁荣，重大的技术革命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程度的解放，这不但改变着生产函数和产生“毁灭”的创新效应，而且每次技术革命都对社会结构、地缘政治、国家力量对比产生深远而根本性的影响。如果生产关系调整滞后于技术创新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调整滞后于经济基础变化，潜在的危机风险必然加大。重大的技术革命引起大繁荣，也会引起大萧条，这是历史周期率的重要表现。因此，工业革命后人类的经济是技术创新驱动的，而面对经济危机时，不仅要从经济自身找原因，还要从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技术创新方面分析。
过去二十年是历史上少有的几次工业革命交叉、叠加期。以电脑和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全面开展，引发的信息经济重构了经济的版图；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技术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推动数字经济正在使经济发展的特征和机制发生深刻变化；而光伏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并与智能化技术耦合正在引发新一轮的第五次工业革命，使传统经济向低碳化和绿色化转型。因此，特别需要像《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所指出的，要研究与经济紧密关联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甚至政治和文化制度是否有不适应技术创新的方面，有没有随技术创新而变革，并做出怎样相应的改变，这样才能对经济发展的规律有更深的认识，并根据新的情况不断探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使经济从危机中更好地走出来。
另外，对于政府干预经济不能走向极端。尽管在上世纪的历史上有信奉政府干预的凯恩斯(John Keynes)与市场自由决定论的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之争，但人们普遍认识到，政府对经济的一定干预是必要的。然而，过去这些年在经济理论和政府经济政策上，也出现不少脱离常识的东西。一个非常反常识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就是政府债务可以无限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不断地鼓吹政府发行债务的所谓红线是不存在的，日本债务水平早就超过其GDP的200%都没有问题。而在金融政策方面，在特殊的经济危机时刻采用大量印钱的量化宽松可以理解，但甚至还有无上限的量化宽松。长时间使用这样特殊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其后遗症是会非常大的。极端的财政政策也好、金融政策也罢，都不是万能的，都不能依靠其来推动经济发展，都是有副作用的。现在一些经济学家、一些国家政府及很多国家央行极端迷信宏观调控政策，甚至搞出更为极端的所谓现代货币理论（MMT），即政府可以不必理会赤字去花钱，因为可以通过央行埋单来还。换一个角度说，现在一些人认为政府是万能的，是调控市场的强有力的手。另一方面，还有人认为由于互联网技术等的发展，传统的商业周期已经不复存在，过去的常识与理论多不需要顾忌了！
经济病了，不通过让市场淘汰不合格的经济主体和产业，而是政府像打激素一样以各种政策来搞救助，这样会导致市场的病原体得不到清除，很多僵尸企业继续在市场生存。同时，很多金融和财政政策不能公平的分配到市场主体或个人，又导致对市场的扭曲，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涌入股市、房市推高资产价格，产生新的风险，拉大本已过大的收入差距。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Oxfam International）在世界经济论坛（WEF）2023年年会首日发布报告《富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Richest）》，称过去两年全球新增财富近三分之二总额大约42万亿美元，被最富的1%群体所获得，是其余99%人口所获财富总和的近两倍。根据乐施会发布的数据，全球亿万富翁的财富过去两年合计“日增27亿美元”，而与此相对应，至少17亿工薪阶层收入涨幅“跑输”通货膨胀。这么大贫富差距的社会，其经济能正常运转吗？
面对经济暗淡的前景，如果不对驱动运行的新的动力与机制深入研究，反思不合理政策导致的经济问题，对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还是沿着老路偏执前行，人类能够应对好就在面前的经济衰退或者是危机吗？不对人类过去几十年，甚至是工业革命以来经济的根本理念正本清源，尤其是科技对经济的重要影响有深刻认识，人类还要受到更大经济威胁！
文章选自联合早报，2023年2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