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移民报告2022
《世界移民报告2022》中文版由CCG研究团队翻译。这是CCG第五次和IOM合作，翻译并发布在国际移民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年度报告中文版。
报告重点关注过去两年移民的发展情况，对当前数据和其他证据进行了初步探索，以回答“新冠疫情如何改变了世界各地人口的迁移和流动”这一关键问题。报告还关注了包括和平与移民之间的联系、移民的虚假信息、打击移民途径中的人口贩运和气候变化影响等重要主题。
报告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与迁移和移民相关的主要数据和信息，包括全球移民概况，区域移民的维度及发展以及联合国在移民方面做出的贡献。第二部分围绕世界复杂和新兴的移民问题展开，探讨了新冠疫情对全球迁移、流动和移民的影响；稳定、发展和安全移民的驱动力；国际移民是否是“机会阶梯”；移民虚假信息；移民与气候变化的缓发影响；移民途径中的人口贩运；人工智能对移民政策和实践的影响等问题。
以下为报告的部分要点：
国际移民数量保持增长趋势 美国和印度分别为最大的移民目的国和来源国
据估计，2020年，全球国际移民数量达到了2.81亿，相较于2019年的2.72亿增长了3.5%。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国际移民人口没有达到预期的2.83亿，但整体依然保持着增长趋势。
从性别角度来看，全球国际移民中51.9%为男性，48.0%为女性，人数分别为1.46亿与1.35亿，男女国际移民性别比例自2000年起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
从国际移民的来源国和目的国来看，印度是世界上迁出移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近1800万人生活在国外，墨西哥位列第二位。最大的移民目的国依然是美国，拥有超过5100万的国际移民。
从国际移民的区域分部来看，按联合国划分的区域分析国际移民人口，可以发现，欧洲目前是国际移民最主要的目的地，有8700万人（占国际移民人口的30.9%）；紧随其后的是亚洲，有8600万国际移民居住在此，占比30.5%。北美洲有5900万人，占比20.9%；其次是非洲，有2500万人，占比9%。过去十五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际移民人数增加了一倍多，从大约700万人增加到1500万人，使其成为国际移民增长率最高的地区，占比5.3%。约900万国际移民居住在大洋洲，约占所有移民的3.3%。
报告显示，大洋洲国际移民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最大，22%人口出生在他国。北美洲国际移民比例位列第二，为15.9%，其次是欧洲，为11.6%。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非洲与亚洲国际移民占比例分别为2.3%、1.9%和1.8%。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相关限制措施对全球人口迁移、流动和移民造成负面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年，除了在国家内部持续实施的旅行限制外，各国家、地区和地方还实施了超过108000项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国际旅行限制，严重打击了全球旅游相关产业。2020年，国际旅游业损失约2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联合国估计，到2020年年中，疫情使国际移民存量的增长放缓了约200万，比预期增长低27%。在人口流动方面，全球共实施了10.8万个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国际旅行限制。与2019年（45亿人次）相比，2020年的航空旅客人数（18亿人次）下降了60%。
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地打破了现状，对移民产生的负面影响遍布了整个国际移民周期：从离开来源国开始，到进入过境国和目的国，在过境国和目的国停留，以及返回来源国。疫情迫使人们的流动停滞，强化了特定类型的流动，或将流动推向非正式渠道。
冲突和自然灾害的频发导致流离失所、寻求庇护和不安全的移民增多
大量研究和其他证据揭示了战争、冲突和暴力如何对人们的生命造成威胁，迫使许多人离开或逃离家园。仅在2020年，就有近60个国家和地区数百万人因冲突和暴力而处于境内流离失所的状态，其中大多数是中低收入国家（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简称LMICs）。
报告显示，和平与脆弱性和发展与流离失所相关联，在全球和平指数（GPI）上排名靠前的国家往往在人类发展指数（HDI）上表现良好，后者是衡量国家在健康、教育和体面生活水平等多个维度上表现的综合指标。虽然有一些例外，如塞拉利昂、不丹和博茨瓦纳等国家在GPI上排名较高但人类发展水平较低，但总体趋势似乎表明，较高的人类发展水平与较高的和平程度之间是呈是正相关的。
报告指出，社区稳定已成为和平建设工作的核心，社区稳定越来越被视为帮助社区摆脱危机的关键，同时奠定实现持久解决方案的基础。通过社区稳定化方法，国际移民组织等机构旨在向在危机期间和危机后经历重大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政府、国家和社区提供援助，以（重新）构建稳定和安全，防止造成更多的被迫移民（forced migration），恢复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为弱势群体和地方当局奠定持久解决方案、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国际移民存在“两极分化”效应，移民活动越来越多地与高度发达的国家有关
对国家收入与国际移民之间关系的分析表明，迁出移民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但当收入水平增长到某一特定值时，又会成为稳定或抑制迁出移民的因素。换句话说，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迁出移民的人数最初会上升，随后会减少。这种现象被一些分析者称为“流动变迁”（mobility transition）。
对国际移民存量和人类发展指数数据的分析表明，在1995年至2020年期间，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移民有所增加，但幅度不大，再次证实了现有的宏观经济分析——这些分析表明，来自低收入国家的国际移民历来就受到限制。然而，与以往对国际移民的了解相反，报告的分析表明其存在“两极分化”效应，移民活动越来越多地与高度发达的国家有关。这就产生了一个关键问题，即来自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的潜在移民尽管持有的移民愿望，可能希望通过国际移民来获得机会，但由于没有合法的途径，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有悖于以往对高收入国家迁出移民的理解——即随着国家收入水平提高并超过某一阈值，国际移民率将会下降——来自高人类发展指数和极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的迁出移民的规模和比例已显著增加。世界出现了“两极化”效应，移民活动愈渐与高度发达国家相联系。富裕国家的公民比贫穷国家的公民更易于进入受到管制的人口流动体系中。
与移民有关的虚假信息甚嚣尘上，误导公众产生对移民的歧视和排外心理
就移民而言，虚假信息的危害伴随着助长敌视、歧视移民的仇恨言论和仇外心理，这反过来又助长了反移民政策方针的合法化。同时，虚假信息和缺乏可靠信息会危害移民，对其决定和权利意识产生负面影响。
报告指出，与移民有关的虚假信息的传播与社会和政治以及媒体息息相关。在许多国家，高知名度的政治人物将有关移民的虚假信息正常化，并依靠支持其政治主张的媒体做到这一点。当然，也有新闻媒体揭露移民受到不公正待遇，但调查新闻工作也面临压力。如今，媒体资源不足，记者往往缺乏时间、金钱提供深入且符合移民情境的报道。记者也可能缺乏足够培训来实现这一目标，一些媒体则受到政治和金融利益控制，导致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文化盛行。因此，许多媒体对移民的报道缺乏必要的情境信息，肤浅、简单化和消息闭塞，甚至带有政治偏见。即使在媒体自由度高的国家，新闻报道也倾向于反映政府的优先事项和关切。
报告建议，应该鼓励更好的媒体实践，通过技术以及信息纠正和预先揭穿来减轻虚假信息带来的误解。
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正挑战着国际移民体系
报告显示，缓慢发生的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高温和干燥条件（即极端性的降水减少或干旱），比突发性灾害事件有更高概率会增加移民的可能性。
世界银行在2018年发布的一份开创性报告估计，如果缺少全球和国家层面的紧急气候行动，到2050年，世界三个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的1.43亿人可能因为气候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在其国内迁移。由于缓发性气候变化的影响，如作物生产力下降、水资源短缺和海平面上升，最贫穷的人们可能会被迫迁移。
此外，《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一项研究表明，与2000-2015年相比，到2059年，干旱情境下的非洲移民人数可能增加约2200万，南美洲增加1200万，亚洲增加1000万，而气候模型之间的差异明显，预测结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对国家层面的移民模式的建模也表明，到2100年，美国和孟加拉国的移民人数将因海平面上升而增加，同时一些研究人员强调，气温上升可能导致向欧盟申请庇护的人数增加。
移民贩运问题日渐凸显，移民的人权保障问题日益突出
报告表明，贩运人口的模式与移民流动有相似之处，通常都是流向较富裕的国家，由于需求和价格较高，那里发生的剥削更有利可图。与移民流动一样，跨国贩运流动首先是区域内（次区域内）流动：在向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报告的已识别的受害者中，12%在同一次区域内被贩运，8%在同一区域内，15%在区域间。
从贩运的目的来看，最主要的贩运类型是强迫劳动（83%通过官方边境管制点以及64%通过非官方边境管制点的贩运活动属于强迫劳动），其次是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分别为15%和22%）和其他形式的贩运（分别为2%和13%）。
报告指出，对于移民贩运问题，个人应当增强对移民贩运的理解，政府应当为被贩运的移民受害者采取按特定需要制定的保护措施，国家间可以将合作转化为有效率和有影响力的协作，共同应对移民贩运对人权的挑战。
人工智能支持移民管理的实践
人工智能为政策和实践带来一系列优势。如人工智能系统可以通过简化依赖于大量数据审查的重复性任务提高移民管理的效率。根据它们的设计、开发和应用方式，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在边境口岸快速跟踪身份验证。它们还有助于更好地识别对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个人。在此方面，有益的实践包括结合算法数据分析的机器学习工具、通过为身处目的国的移民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的聊天机器人以支持难民安置。人们也越来越关注使用人工智能预测流离失所事件的可能性和面临流离失所风险的人口（比重），表面上是为了支持相应群体和避免此类事件。
这样的预测可以帮助当局更有效地应对大量涌入的人口。这将有助于其履行人权义务。例如，国家当局可以根据移民和迁移预测迅速采取行动，更好地准备接待设施。然而，这些预测也可用于加强禁止入境（non-entrée）政策，这被理解为旨在阻止移民和寻求庇护者进入一国领土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被《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33条和人权条约所禁止的非法的驱回实践。因此，承认人工智能系统在移民和流动环境下为保护和尊重移民人权带来许多风险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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