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江：亚洲世纪能否真正到来取决于亚洲内部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
2022年12月16日
2022年12月15日，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在京举行。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发表以下观点：
非常感谢邀请我和大家一起参与这样高层次的论坛。
第一，就“亚洲世纪”这种前景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而言，一方面，是存在着确定性的。从经济增长来看，亚洲在世界上的占比在持续增长，国际政治地位也在提升。从上世纪70年代，世界上形成了G7（七国集团），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上已经形成了G20（二十国集团）峰会制度。所以，在亚洲地区权力分散化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上世纪70年代，日本作为亚洲代表活跃于世界舞台，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除此之外，亚洲国家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引人瞩目。今天的形势不一样了。在未来若干年，从经济增长角度看，世界前五的经济体除了身在美洲的美国之外，其余四名的竞争几乎可以确定都将是在亚洲国家中间展开，包括中国、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甚至在今天经济规模并不大的韩国，它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十位了。
另一方面，亚洲世纪能否真的到来还存在不确定性，也取决于我们如何界定“亚洲世纪”的概念。我个人认为应该全面地理解它，不仅是硬实力的，也包括软实力的，不仅仅是GDP经济总量的，还包括观念和价值观的影响力，观念和价值观是否领先。同时，价值观又是多个层面的。亚洲国家在政治价值观方面应该说存在着不同，但在文化价值观方面是有着共同底色的。所以，亚洲在观念价值观方面，能否形成相对比较一致的文化价值观，进而引领形成在全球被广泛接受的一般化国际标准，我想这是衡量未来亚洲世纪能否真正到来，以及能否持久存在下去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战后80多年，亚洲在各个方面都积累了丰富而富有成果的实践，而这些实践目前在等待着理论上的深化。战后80多年来，亚洲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在增长和治理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但我们注意到，包括中国在内，一些亚洲国家所取得经济增长方面的成果，治理方面的成果是现在西方理论所没有办法有效解释的，包括地区经济、中国经济，其他亚洲国家经济现状，依据现有理论是没有办法有说服力地做出解释的。同样，在地区层面，在区域合作，区域治理，甚至地区矛盾解决方式上，亚洲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我一个切身的经历，在2005年，我去美国的布鲁金斯进修，在此期间，日本小泉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使得中日关系非常紧张。结果我到华盛顿DC之后，被众多美国同行都询问同一个问题，中日是否会爆发海上战争，如果爆发会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烈度爆发。坦率地说，小泉首相在任五年多，连续6次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僵局，作为中国人，中国学者我们是感到非常愤怒的。但是武力解决问题从来不是中国的想法。所以，在去华盛顿进修的那一年时间里，我就非常深切地感觉到，中美之间、中西之间的文化不同，有我们解决问题，管理分歧的方式，这恐怕会成为亚洲方式。
这些源于亚洲国家共有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其中不仅包括绵延几千年的文明史，也包括近代以来对区域外势力殖民的历史，以及战后发展的历史，我们注意到亚洲国家建国时间普遍较晚，有不少是二战以后才建国的，亚洲方式，我想它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否定二元论，所谓二元论就是非黑即白的世界观，世界只分为两种。我记得在“9·11”爆发之后，当时美国小布什总统曾呼吁世界主要国家和美国一起反恐，他当时强调的一句话“各国或者是和我们站在一起，或者就是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也就是说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的。但世界的现实是，在亚洲看来，在黑白两端之间还存在着大量中间的空间可以转寰，可以回旋。所以，80多年亚洲社会实践需要理论升华，就像新加坡外交官马凯硕《亚洲能思考》的书中提到的“亚洲能思考吗？”确实我们到了深入思考和理论升华的节点。
第三，如何实现持续可靠持久的亚洲世纪。亚洲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其历史和现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力量格局上，亚洲既不像美国那样一美独大、美国独大，也不像欧洲那样国家之间相对均衡，而是更复杂。历史上，过去两千年来看，至少经历了华夷秩序，列强入侵，美苏冷战，以及目前经济与政治安全二元化混同发展这样四个历史时期，这些都对现实的地区形势产生重要影响，对未来产生重要影响。所以，相当程度上，亚洲世纪能否真正到来或到来了，能否持续地存在下去，它取决于亚洲内部问题能否得到妥善的解决。为此，我想有三点是非常重要的。
1、要千方百计拓展深化区域内经济合作。目前在亚洲存在各种各样的合作框架，包括RCEP、CPTPP等都有它的优长和合作之处。国家之间存在利益的相互捆绑，相互融合，进而对极端方式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形成巨大的，根本性的制约作用，因为你的利“抵押”在对方那里，这个角度来讲，经济合作的价值不在于经济合作本身，而在于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所以，经济合作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商业利益。
2、积极探索以亚洲方式推进区域治理。我们知道，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尝试，在亚洲所谓“东盟模式”明显有别于欧洲的欧盟模式，比如它的推进方式是更为温和渐进的，重要决策基本是主权国家层面，而不是地区机构层面做出的，这比较符合亚洲的现实和文化。所以，亚洲的区域合作应当从人性出发，摒弃工具理想主义，推进治理导向而且不是权力导向的区域合作，特别是治理合作。比如三年的新冠疫情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同样还有区域、次区域的环境生态合作，比如中日韩政治上存在着种种问题与矛盾，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日韩三国地缘相近，处在同一个环境生态系统当中，所以，存在着合作的必要，也存在着合作的基础。
3、加强战略安全对话。亚洲在战后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地区的政治安全架构，这是有历史背景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冷战已经打响了，所以，新中国从诞生时开始，就面对的就是一个冷战的外部环境，形成统一的地区政治安全框架不具备时代的条件。包括今年2022年是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但50年来，地区经济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美国在本地区内的盟国，不在仅仅是和以美国为主要经贸合作对象，也发展和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中国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主要经贸合作伙伴，这是一点中大的根本的变化。与此同时，亚洲地区政治安全格局没有发生变化，实际存在着三大战略力量，也就是美国同盟体系、上合组织以及东盟。主要国家之间，比如中日关系、中美关系战略竞争的趋势在上升。所以，我们在推动经济合作的同时，应该着力推动战略安全对话，补上这样的短板。
总之，亚洲地区应该着力避免两种趋势，一是区域经济发展平行化，这个平行化是1953年斯大林提出的概念，二是政治安全上的阵营化，长远来看，亚洲应当肩负起时代的责任，肩负起文明的责任，为世界和平繁荣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以上就是我的发言，谢谢！
本文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在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上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