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中美关系需要从消除贸易战开始 | 王辉耀对话彼得森智库创始人伯格斯滕

近日，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线上对话活动，CCG理事长王辉耀与美国最杰出智库之一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创始人、《美国与中国：寻求全球经济领导力》一书的作者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展开对话。双方围绕中美关系的挑战和如何推动中美关系向好发展等话题进行了深度探讨和分析，以下为对话实录内容节选：

弗雷德·伯格斯滕：众所周知，目前情势看来不太好，中美关系面临着许多困难，按照一些人的说法现在甚至正走向一场新冷战和对抗。这种对抗不仅对于全球安全和政治关系是十分危险的，而且还威胁会摧毁世界经济体系。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无法发挥领导作用时，当时崛起的大国美国不愿发挥领导作用，从而使全球经济陷入萧条，并最终引发了世界大战。我们必须避免今天出现类似的情况，这就把首要责任放在了中美两国。

我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系统，我称之为功能性脱钩（functional decoupling）。美国自己的一些政策在其他国家引起了负面反应和反击，我认为这是给中国的一条重要信息，比如对美国的贸易战，这并不是说美国没有责任，美国有时也会违反规则。但中国现在作为一个领先的经济超级大国，当自己的政策偏离国际规范和规则时，会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巨大影响。现在，中国经常说自己没有制定这些规则而只是其中的参与者。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世贸组织需要改革，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改革。中国和美国、欧洲和其他一些国家需要坐下来，共同修订全球规则和规范，在这些规则和规范下，我们都可以更好地生活，恢复一个合作和有效运作的国际经济秩序。

王辉耀：我对你的话印象深刻，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没有让人民币贬值，并采取了有效的刺激计划。即使过去两年内新冠疫情大流行，中国的贸易也一直处于高位，去年有近30%的增长，并仍在稳定全球经济。我们最近看到一个趋势，即人们在不同的领域上做自己的事情，却并没有真正进行合作。在中美经贸联系的语境中，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弗雷德·伯格斯滕：你提到了一些我想接下去说的事情。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是行不通的，那就是遏制政策。特朗普试图遏制，试图限制中国和抵制几乎所有的中国倡议，抵制任何似乎为中国提供一些好处的东西，即使它们也为美国提供好处，比如我们两国间的贸易。如你所说，中国是唯一一个在新冠疫情中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国家。即使现在速率有所放缓，但在新冠疫情蔓延的两年里，中国经济一直在增长。在此期间，中国在世界贸易、投资和其他一切方面的份额保持增长。尽管与美国的贸易战导致中美贸易量（在2019年）急剧下降，但中国的整体贸易大幅增长。因此，遏制措施显然是行不通的。中国太大、太有活力，而且即使美国试图这样做，也没有其他国家会加入美国的行列，这已经被证明了。

因此，在试图恢复我们需要的关系时，需要从消除贸易战开始。这可以在一个完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我很有信心，如果美国愿意取消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中国将通过取消它在贸易战中对美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来作出回应。如果我们两国能走到一起，取消这些关税，结束贸易战，恢复我们国家之前的贸易水平，并以这种方式恢复世界贸易体系、世界贸易组织和整个基于规则的体系中的大量机制，这将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举措，并将极大地符合我们的利益，特别是在这个全球经济困难的时刻。现在，两国间仍然会有一些贸易冲突，我认为，在谈判中要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看看我们是否可以提出一些新的规则，希望是多边规则，可以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实施，也许还有CPTPP，以及在其他地区和大多数多边组织中。

王辉耀：我很高兴听到你建议美国回到CPTPP并加入亚投行，这也将是真正伟大的举措。我们应把经济发展，全球人类人口的生计放在地缘政治差异之前。但这似乎真的很难做到，你认为根本问题在哪里？例如，我们看到美国的两极分化，再过几周就是中期选举了，而美国两党意见存在两极化。但他们在中国问题上是非常统一的，因为美国的中产阶级并没有真正得到什么，华尔街以1%的人口，占据了全国大约40%或50%的财富，而中国经常受到指责，成为美国国内政策不力的替罪羊。那么，你对这个全球企业最低税率有什么看法？让我们来谈谈其中的一些规则。也许美国跨国公司海外收入应该让美国国内经济更多受益，而不是把钱放在避税天堂，中国结果常常遭到“偷窃就业岗位”等指责，成为攻击最方便的理由。

弗雷德·伯格斯滕：是的，美国有很多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功能障碍问题。所以，美国有很多工作要做，要鼓起勇气。尽管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美国仍有一些反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而这其中的一些反过来又蔓延到了中国，因为中国确实是百年来美国经济的第一个真正挑战者。我认为存在针对中国的负面评价是正常的现象。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中国的一些政策确实对原有的国际规则和规范造成了影响。比如我之前提到的汇率控制，虽然那是过去10到20年的事了，但那确实是伤害美国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政策执行期间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加剧了美国的失业问题和其他困难。

因此，中国当然也要继续为世界经济做出贡献。共同进步必须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我之前提到了降低贸易战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正如中国加收关税以报复美国加收关税。当美国取消其关税时，我希望中国也能自然地同时取消加征的关税。我认为互惠（reciprocity）是降低关税的默认条件。如果能够做到互惠，拜登政府降低对华加征的关税，他不会被指责为对华软弱或者让步。

同样在IMF问题上，我也谈到了中国与美国和欧洲的投票权平等。中国也将需要认真同意并遵守IMF的规则，其中包括避免竞争性贬值。当然这对中国来说很容易，因为中国已经十多年没有做过任何竞争性贬值了。事实上，中国正面临着货币贬值的问题，（中国央行）在采取措施避免货币进一步贬值。中国现在正在尽量维持货币坚挺，这样做并没有错。但这么做需要尊重规则，并且采取的措施应该更加透明化。有许多领域，包括贸易规则，管理补贴、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的规则等等，所有这些规则都需要通过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主要贸易国合作谈判以进行更新。这不仅需要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也做到平衡各方的利益。

王辉耀：谢谢弗雷德。我同意，中美两国有理由为稳定全球经济一同努力，和我对话的艾利森提到双边关系应该是“理性敌对”（Rivals within Reason），约瑟夫·奈也提到希望这种竞争合作关系（Rivalry Partnership）能够发挥作用。对此，您如何看待？

弗雷德·伯格斯滕：是的，我认可这种观点。当下有一些好消息。正如我所说的，美国在许多方面都有了自己的行动。而就在过去几个月，美国国会通过了60多年来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法案。我们正在开始处理我们的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就在过去几周，国会还通过了一系列重大的法案，以增加美国的研发支出和美国在半导体行业全球最前沿技术的努力。美国已经做出了对中国挑战的回应，其大部分是具有建设性的国内法案以试图改善美国的表现。但现在，美国在财政政策、政治制度、保护制度、种族关系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也有好消息，即我们今年有两项重要的新立法，加强了美国国内经济和美国社会结构。随着两党不断达成的共识，我认为在未来几年我们会看到更多这样的事情。但美国确实面临着中国的挑战，而应对这一挑战的根本办法在于美国自身的改善。我们需要证明我们自己的表现，让我们自己的行动起来，以重新获得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信任。当然这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目的，但除此之外，我们更加需要直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这也正是我在书中和今晚的对话中所强调的。

王辉耀：谢谢你。这真是强有力的论点。我读了你的书。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我建议中国读者也读一读，希望它也能被翻译成中文。你非常强调中国和美国间合作的必要性，我也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那么，因此，我们怎么能真正强调这些共同利益呢？目前有许多美国巨头公司在中国投资运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商和拥有最多中国客户的制造商，特斯拉就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我们最担心的还是台湾问题。最近，美国国会在研究“台湾政策法案”，建议把台北办事处升级为“台湾办事处”作为强制性要求列入法案。针对这些事项，您认为我们在中美能真正起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哪些？中美应该如何在这种复杂和紧张的情况下继续相处？

弗雷德·伯格斯滕：台湾显然是中国的一个核心利益。但根据我的解读，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也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而威胁到该开放经济体系持续发展的潜在影响因素，对中国也是非常不利的。因此，这是一个重要的考验。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美国的中期选举也即将开始。这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两年的时间，让我们也许能够开始一些新的倡议。如果两国领导层认识到我们必须从这种持续的对抗中各自后退一步，以我先前建议的方式行事，我认为这将是最合理的方案。摆脱贸易战，在两国的经济利益上完全对等互惠。这将极大地推动我们的双边关系的建构和世界经济体系的稳定，特别是在世界经济摇摇欲坠的这种时候。我认为，在中美双方克服了即将到来的政治分水岭之后，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可能是个好办法。

王辉耀：是的，这确实是一个好的思路。我们需要真正强调一个全球多边主义，全球治理要加强。中国、美国和欧盟应该真正合作，以真正维持我们全球系统的改善，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地缘政治方面的干扰。我们的对话就要结束了。您的书确实是一本很精彩的书。您强调了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一起全球领导地位。您关于建议邀请中国更多积极参与国际组织话语权，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全球基础设施机构、世贸组织等等的宏观视野都是我们非常欣赏的信息。我认为中国和美国必须为了人类和世界的利益而共同发挥领导力，实现中美经济的软着陆。

（本文根据对话发言录音翻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