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G研究：中美关系走向何处
作者：王辉耀（全球化智库理事长） 苗绿（（全球化智库秘书长）
中美关系已出现结构性变化，20 世纪80 年代双边的“准盟友”关系，在90 年代演变成了为经贸关系奠定基础、多领域合作的“双赢”关系。这种关系在经历了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兴起之后，其根基（即经贸关系）已经被侵蚀。在未来一段时间，中美既相互竞争，又存在彼此合作的可能。当前，由于中美综合国力的差距不断缩小，中美竞争的现实已不容回避，两国间的竞争或博弈不断向纵深发展是一个长期趋势。但同时，在维持联合国和WTO 体制上，在核不扩散领域、公共卫生领域以及气候变化领域，双方具有共识的基础；在网络安全和打击海外避税行为上，中美仍存较多合作可能。
▌权力转移时代的中美关系“陷阱说”
与全球化的时代变局相伴而生，并使之更为波澜起伏的，乃是作为崛起大国的中国和作为主导性大国的美国之间悄然进行的权力转移，这种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尤为显著。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贸易体，各方分析热衷于预测中国名义GDP 超过美国的时间点。甚至有些机构基于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认为中国的GDP 已经超过美国。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盛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越来越符合人们对一个大国的认知和期待。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崛起让美国部分人士感觉受到威胁，中美对抗成为国际社会所担忧的情境。
▌萨缪尔森陷阱
2004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以中国崛起为背景对国际贸易提出一个新观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有时可以把技术进步转变成双方的收益，但是有时一国生产率的提高却只带来该国自身的收益，并通过减少两国间本来可能有的贸易收益而伤害另一国家。”学术界将这一观点总结为“萨缪尔森陷阱”。“萨缪尔森陷阱”实际上反映的是在全球经济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全球分工发生变化的情况。随着产业升级换代，中国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都获得了国际贸易竞争力，由此改变了国际贸易格局。由于中国还没有找到及时有效地调整与他国贸易利益分配的方式，因此进入一个与他国矛盾和冲突的多发期。a“萨缪尔森陷阱”在某种程度上为贸易保护主义者看待中美关系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部分美国企业无法从中美经贸往来中获益，或者获益降低；部分美国企业认为中国市场准入困难，中国在知识产权和法律法规执行上存在问题。这种情绪随着美国转向保守化而变得愈加浓烈，使之对中美经贸往来的态度由支持转向了摇摆和反对。比如2017 年中美关系发生转折的关键时刻，部分美国企业和相关行业协会公开表示支持针对中国的“301 调查”，在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强硬化过程中推波助澜。
▌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的日渐崛起让美国部分人士感觉受到了威胁，中美对抗成为国际社会所担忧的情境。我b在哈佛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员时，曾与著名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就此交换了意见。
艾利森于2015 年9 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和美国正在走向战争吗？》，正式抛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2017 年，艾利森出版了《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将中国崛起是否会挑战美国这一话题呈现给公众。艾利森本人其实并不是一个持保守派立场的学者。“修昔底德陷阱”只是一个学术概念，但目前已经成为形容中美关系走向的一个专用术语。艾利森借用了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点，论证自古以来16 次大国崛起的过程当中，有12 次最终诉诸战争。由此得出结论：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到守成国的主导地位时，会引起后者意想不到的反弹。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仅是非同寻常、未曾预料到的事件，哪怕是外交事务上一丁点的寻常摩擦，都有可能引起大规模的冲突。该论证被应用在当今国际关系领域，很容易导致预设中国的崛起必然对美国产生威胁的立场。艾利森的观点正中美国保守派政客和学者的内心诉求。保守派学者对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早有判断。1996 年，亨廷顿就在他的“文明冲突论”中认定，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思维很难调和和折中。2017 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前后，美方连续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中就把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并重拾小布什时期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这一论调。自此，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决定性地向强硬和保守方向发展。
2017 年12 月，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提出了“印太战略”这个概念。随后两年，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也发布了相关政策文件，对其内容进行修订和充实。“印太战略”实际上是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缩水版，同时还残存着安倍晋三2007 年首次出任日本首相时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印记。它的成员只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四个主要国家，同时寻求区域其他国家的支持。美国的“印太战略”强调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破坏印太地区各国的自主权；美国要增加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投放，保护美国的利益，并保持美国对“该地区稳定的永久性承诺”；美国要和其余三国建立“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并建立“航行安全计划”。
然而，对于“印太战略”，美国究竟应该投入多少预算，官方却没有给出详细的数据。
就目前来看，美国很难就其海外地缘政治合作再投入大量的资金，过度的军事行动消耗它的预算，也使美国的其余海外战略在很大程度停留在口头上。不过，该战略试图通过将印度以及周边国家纳入美国的地缘政治体系，以构成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挤压，同时以此牵制中国的海外贸易路线，这一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值得关注的是，印度在2020 年下半年对“印太战略”做出了靠拢的姿态。中美双方都有相关人士在试图改变中美走向对抗的趋势。
2018年9月26日，全球化智库（CCG）与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联合在华盛顿举办了“中美经贸关系40 年回顾与展望及政策建议”智库研讨会，试图以民间智库交流这种“二轨外交”方式为中美走向合作做出一些积极贡献。但是，这次智库研讨会过去仅仅9天，时任美国副总统迈克尔·彭斯就在同一个地方发表了一篇火药味极浓的演讲。彭斯除了在演讲中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外，重点提到“中国正在干预我们的民主（制度）”，并表示将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彭斯的表态，让人想起1946 年3 月5 日英国著名政治家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做的著名“铁幕”演说。在那次演说后，美国和西方正式与苏联进入冷战状态。彭斯的演讲是否也具有这样的意义，还有待时间观察，不过，彭斯是第一位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成为美国制度威胁的高级政客。
▌金德尔伯格陷阱
与艾利森对中美“硬实力”的聚焦相比，同样来自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教授基于自身理论，更侧重“软实力”面向，并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抛出另一个问题。他认为很多国际关系学者在讨论21 世纪国际秩序时，都担心中美关系会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其实我们更应该问的是世界经济是否会掉入“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他目睹特朗普政府急于抛弃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角色，开始担心中国是否有能力与意愿填补这个真空，否则世界经济将出现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危机。
“金德尔伯格陷阱”，指的是在曾经具有世界领袖地位的大国衰落之际，由于新兴大国无力提供必要的全球公共产品，从而造成世界治理的领导力真空的局面。金德尔伯格最早提出这个命题，认为正是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却未能跟进发挥英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作用，因而导致20 世纪30 年代“灾难的十年”。
事实上，“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正是当今国际体系面临的两大关键难题。前者关乎中美关系这组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走向，牵动国际体系的“基本盘”；后者对于全球治理体系的健康与否，本身就是绕不过的问题。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一方面需要把握中美关系的大局，避免滑入“修昔底德陷阱”，引发中美冲突的“双输”局面；另一方面，又需要回应既有体系主导者美国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搭便车”、疏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质疑。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对这两个陷阱的回应是密切关联、相互嵌套的。因而，中国应该有系统性的解套方案，同时应对全球化的宏观变局与中美关系的双边动态。中国对近年外界热议的“修昔底德陷阱”高度重视，多次展示和强调其和平发展、维护国际社会繁荣与稳定的诚意。2014 年1 月，美国《赫芬顿邮报》旗下《世界邮报》创刊号刊登了对习近平主席的专访。针对一些人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担忧，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2015 年9 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时也提到：“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
▌中美之间路在何方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拜登政府上任后，中美关系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竞争大于合作已不可避免。但与此同时，全球性问题与挑战也迫切要求中美增进合作，这一点是我们与诸多国际知名学者交流对话后得出的共识。
比如约翰·桑顿认为，拜登政府的上任，不仅对中美两国领导人和人民之间的交流有益，更对21 世纪有益。两国政府必须建立信任和互相尊重，展开大量对话。a 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中美在价值观上有冲突，但中美是两个有影响力的大国，应共同努力使冲突可控，需要在贸易等问题上采取真正有力的措施。
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中美虽然是竞争对手，但两国只有在自然、科技等领域合作才能共存，中美要寻求避免冲突和战争的方法。哈佛大学教授托尼·赛奇d 表示，目前中美关系非常具有对抗性，但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人们必须接受中国的发展现实和大幅增长的国际影响力。以这样的共识为基础，中美需要明确在哪些方面是可以进行合理竞争的，哪些方面是存在冲突的，哪些领域是可以阻止双边关系下滑至危险境地的。软实力概念提出者，哈佛大学杰出教授、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和前院长约瑟夫·奈将中美关系看成是“合作式竞争”。他表示，中美之间会有竞争，但当涉及比如生态问题时，各国人民都想生存下来，所以中美必须实现生态上的相互依赖，这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必要的合作。约瑟夫·奈还认为，中国不会对美国的生存构成威胁，中国并没有试图取代美国，同样美国也没有对中国构成生存威胁，美国也不想取代中国。中美想要建立良性的竞合关系，就需要从整体上管控中美关系，在相互依赖的领域继续加强合作，在竞争激烈的领域保持战略审慎、相互沟通以避免误判形势，必须避免使中美国家间关系变成零和博弈。中国要顺利实现和平崛起，就需要在深刻把握中美关系变局的基础上，引导中美关系向好发展。我们基于多年来对中美关系的持续观察与研究，尤其是与美国政界、商界、智库等的长期接触与广泛交流，提出以下建议。
▌坚守中美关系三条底线
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是支撑中美关系大厦的三大支柱。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王缉思教授曾发文表示，不论事情如何恶化，中美关系应该守住三条底线：第一，无论分歧多么严重，都需要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处理，而不能诉诸战争；第二，保持一定规模的经贸合作，维护金融稳定；第三，维护中美人文交流和社会交往。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傅高义教授辞世之前，也曾经跟王缉思提出过一份倡议。这份倡议就如何避免两国两败俱伤、制裁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问题，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在明确符合双边利益的领域合作；第二，采取措施避免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第三，在国际治理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上达成共识。毋庸置疑，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败，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国纷争，保持经贸及人文交流，推动构建良性竞合关系，应是中美两国政府及民间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
▌继续推动双边经贸谈判
2020 年2 月14 日，全球化智库（CCG）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主办了一场圆桌会议，邀请美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主题发言，他表示，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最早在1783 年就已经开始了。彼时，刚刚赢得独立战争的美国，紧锣密鼓地筹划向中国派出一艘货船“中国皇后号”。次年2 月，满载皮货的“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驶出，半年后到达中国广州黄埔港。这说明延续两百多年的中美贸易关系，在双方并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前就已经出现，并为推动两国关系的深化提供了持久的动力。
中美应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经贸磋商，化解中美经贸摩擦。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达成，是双方在博弈中寻求理性与求同存异的结果。拜登政府上台后，双方应继续完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执行，在经贸领域展开务实合作。同时，中美可适时开启第二阶段经贸协议谈判，继续协调巩固中美经贸关系，为拜登时期中美关系向好发展奠定基础。
知识产权议题是中美经贸谈判的重点，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已经有所涉及，在第二阶段谈判中仍将是聚焦点。
在知识产权保护上，中美两国高层没有认识上的分歧，都希望保护包括中美企业在内的知识产权，反对强制技术转移。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也发展了大量自主的专利，拥有了自身的知识产权资产。中国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制定水准上并不落后。在当下大量的区域性贸易协议（如TPP）中，知识产权谈判的最终结果，决定了这些贸易协议水平的高低。因此，中美的知识产权谈判将决定全球最高水准的知识产权标准。中国可抓紧增强落实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可以考虑成立一个中美知识产权保护协商机制或协商委员会，或者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一个第三方监督机制。此外，中美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达成新的协议，建立知识产权方面的长效双边合作机制。同时，中美均为WTO 的成员，两国应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框架下进行双边协商，在知识产权保护上进一步合作。
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法》实施细则，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并以此回应美国对中国法律问题的担忧。加快《外商投资法》细则的制定和落实，一方面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更好保护外商投资，加大吸引美国企业来华投资运营，拉近美国企业界与中国的联系，使中美企业无法“脱钩”，进而推动中美两国贸易协定的达成，使中美关系真正做到斗而不破。另一方面，还可利用《外商投资法》中的具体实施条例，回应美方在中美贸易谈判中提到的对中国法律问题的担忧。在制定《外商投资法》实施细则时，可邀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作为第三方监督，对美国担心的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移等问题做出更详细的规定，为保护外商在华经营投资的正当权利提供具体可依的法律监督，打消美国的疑虑，从而推动中美双方达成一个平等公正、符合两国利益的贸易协定。同时，也可考虑制作一个法律提示说明附录，放于协议正文后，将中美双方的疑虑均列出，各取所需对内解释，以此来打破双方在法律问题上陷入的谈判僵局。
此外，疫情之下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全球经贸规则的完善，需要中美两国的合作。在RCEP 签订、CAI 如期完成谈判，以及中方申请加入CPTPP 背景下，中美不仅可以考虑重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还可以加入CPTPP 谈判为契机推动WTO 改革。中国尽快开启加入CPTPP 谈判的进程，有望为中美两国增添一个新的对话平台，可促进中美关系回暖，并为中美建立一个解决贸易争端的新平台。此外，在合适条件下还可建议和欢迎美国加入RCEP，共同商议构建亚太地区经贸规则，推动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由此，亚太甚至国际社会有望建立更加公平合理、与时俱进的经贸体系与规则。
▌加强中美商界合作
中国应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利用巨大的市场优势为美跨国企业来华投资提供便利，使中美加深“挂钩”。中方可考虑实施零关税、零壁垒和零补贴。中国实施零关税，在制造业、农业、能源矿产、消费品等领域均利大于弊，还能降低国际贸易摩擦；实施零壁垒，将使中国企业“走出去”更方便；实施零补贴，有利于结构调整，倒逼国企改革，减少贸易摩擦。在高科技领域，中美可相互放宽企业准入及市场竞争限制，中国放宽美高科技企业来华投资经营，美取消对中国企业华为、TikTok、腾讯、阿里巴巴、小米等的打压，由此可促进两国高科技企业形成良性竞争，加速高新技术推陈出新，对双方均有裨益。可以通过开设试点、部分开放、加强网络监管等方式，逐步有限度地在中国大陆开放谷歌、推特和脸书等美国企业，彰显中国开放市场、公平竞争的态度，施惠美国企业界，以缓解甚至解除美国对中国海外高科技公司的打压。
▌大力开展“州级外交”
在中美40 多年的交往中，中美建立了50 个姐妹省、200 多个姐妹城市。美国州政府在中国建立了27 个代表处，这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作为联邦制国家，美各州政府拥有极大自主权，也是吸引外资和多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责任主体。因此，尽管特朗普任期内中美关系迅速恶化，但中美地方政府间交流合作仍取得了一定进展。自2018 年中美贸易战开始，到2020 年年初因疫情暂停国际旅行，美国许多州政府派出贸易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疫情之下，中美政府间波折频起，但民间抗疫合作依然存在。全球化智库（CCG）研究显示，在合作抗疫领域，中美双方开展了密切的民间合作。截至2020 年2 月17 日，共有103家美国企业捐款捐物，总额达5.38 亿元，占外企捐赠总额的25.74%，位列外资企业首位。截至2020 年5 月26 日，除湖北外，我国各省市共接收来自其美国友好州和相关组织的捐赠款项66.6万元，捐赠物资包括各类口罩17 1088 个，防护服1 300 套，护目镜893 副，面罩1 360 个，以及价值20 万元的其他物资；我国向美国友好州和相关组织的捐赠共计各类口罩211.74 万个，防护服35 937 套，医用手套13.6 万副，护目镜30 220 副，鞋套2 万双，面罩200 个。
未来几年，美地方政府作为美外交政策重要利益相关者和推动者，将对打造中美关系新支点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在地方层面合作中，中小企业是主要的直接受益者，可使两国更广大社会基层民众分享双边经贸发展的利益；另一方面，美地方政府政治领导层相对联邦政府而言更加稳定，有更强的内在动力去维护双边关系。对美地方政府来说，有效的对华政策并不是全面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对抗，而是要在竞争中谋求合作。同样地，对中国来讲，如果没有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到中国设立机构招商引资，那么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也难以实现快速增长。
因此，中美要更加重视发挥地方政府在两国关系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形成中美经济政治关系稳定而坚实的社会基础。可加强两国省州级政府互动，每年在中美两地轮流举办中美省州长论坛，共同推动省州级基建项目合作等，以推进美各州与中国加强联结，使美州政府成为中美关系“稳定器”。
▌畅通中美人文交流
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中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之一，为中美关系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50 年前的“乒乓外交”作为中国外交史上“以民促官”的成功实践，开启了中美关系新篇章，实现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飞跃。2021 年4 月24 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办中美“乒乓外交”50 周年纪念活动，98 岁的基辛格在纪念活动上发表视频致辞。对于50 年前的乒乓外交，基辛格表示：“这一事件的重要启示在于，要做出重大决策，有时要从一些小的步骤做起。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是美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留学生是中美人文交流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数百万人去美国留学，最新美国人口普查显示，美国华裔人口已经增长到近600 万，是美国亚裔最大族群，这种增长有不少来自毕业后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然而，近年来在中美贸易战和地缘政治博弈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下，中美人文交流遇到阻碍。不过，2021 年8 月25 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公布的赴美留学签证数据显示，自5 月以来，美国驻华使团向中国留学生签发8.5 万张学生签证，这一数字与2019 年a 基本持平。在中美两国关系紧张的关键时期，美国依然能给中国留学生发出那么多签证，这说明美国政府并未改变吸引全球人才的政策大方向。留学生这个纽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美两国“脱钩”的可能性，对减缓中美冲突有帮助。我们自身也需要对人才吸引持开放态度，吸引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优秀学生来中国留学。
此外，中美智库间的交流合作应得到支持与提倡，使中美社会与学界发挥交流枢纽作用。在政治善意及政策宽松之下，中美人文交流可加强民间性及市场化，深入更广泛的普通民众，并以市场化运作模式增强其联结生命力。如孔子学院可尝试私有化、市场化，作为大学自有收费项目。还可鼓励中美合作办学，鼓励中美大学生及中学生到彼此国家交流、实习等。
▌拓宽中美合作领域，携手推进全球治理改革
尽管中美关系存在结构性矛盾，但中美双方仍有一定共识，如双方都不愿意抛弃联合国体系另起炉灶，也都承认联合国体系需要改革。2021 年2 月，拜登政府对WTO 第七任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的任命表示支持，显示出美国在WTO 改革上的合作态度。这对于推进全球治理改革无疑是积极的。未来中美可以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携手推进全球治理改革。
气候变化领域
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美两国合作的空间巨大。在气候问题上，中美两国存在共同的利益目标。在上任第一天，拜登就签署行政命令，使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 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将争取在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宗旨相一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中美合作对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意义重大。在第56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主题晚宴上，美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曾呼吁，中美需要就气候变化议题进行对话，中美应共同努力，使世界变得更好。2021 年7 月，我a 和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约翰·桑顿进行对话，针对“中美如何打破僵局，推动双边关系向好”这一议题，他认为，中美关系是21 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创造所有人将生活的世界。到2050年，世界上一小部分国家的GDP 将占全球GDP 的65%~70%。也许前10 个国家的GDP 就能占这么多。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有责任共同合作，带领世界走向更安全、更繁荣、更和谐。气候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比中美问题更大、更重要，整个世界都希望它能得到解决。除非中美两个国家带头，否则它将无法解决，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绿色多边合作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必然的选择。尽管目前国际社会中仍然存在一些阻碍合作的因素，但我们可以寻求新的思路，比如中美可以考虑共同发起“国际绿色银行”，促进国际上更多的社会资本投资于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项目。
基础设施领域
基础设施建设可成为中美合作的重要抓手。拜登早在总统竞选期间就曾承诺，在未来4 年投资2 万亿美元加强美国的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2021 年11 月5 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几十年来最大的基础设施一揽子计划，在未来几年将提供5 500 亿美元的新支出，用于道路、桥梁、公共交通和其他项目。我们认为，中国的资金和经验将有助于拜登政府的基建规划，为新政府缓解中美关系紧张提供合作机遇。2022 年1月，我与世界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荣誉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就2022 年全球经济和中美关系发展进行视频对话时，萨默斯也认为，美中可在金融领域特别是国际金融领域进行紧密合作。他指出，当前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等全球性或者区域性开发银行的投融资存在效率和方向性问题，未来IBRD 应将重点集中在绿色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方面。未来，美国和中国应致力于创新全球开发银行体系，并加大投资，不仅要接纳相关的开发银行，还要接纳开发银行的合作伙伴进入这一体系，寻求共同的议程合作。美中在这一领域的合作本身也是习近平主席所提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的重要部分。他还表示，希望看到有一天美国也能加入亚投行。
中美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交流与对话，建立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促进机制。可由商务部、发改委或驻美领馆使节等牵头与美方进行专项研究和定期磋商，有效推动美国基础设施项目信息推广和有关政策管制议题的深入探讨。在此过程中，中美地方政府作为中美关系重要支点，可积极主动发挥作用，如可加强两国省州级政府互动，每年在中美两地轮流举办中美省州长论坛，共同推动省州级基建项目合作等。
数字经济领域
数字经济在中美两国经济中已经占到了很大的比重。2019 年数字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比例为36.2%a，同期美国数字经济规模占比则高达63.4%b。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大量经济活动从线下转到线上，中美数字科技公司合作会有很大的潜力。中美双方应鼓励两国开展技术共享与合作，打造全球数字经济供应链，增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合作，共同维护数字经济安全。同时，全球各方在跨境电商贸易规则、数据流动与安全乃至“数字主权”上均有不同的看法，影响到了全球贸易规则的调整和制定。新一轮规则制定的时刻已经来临，借用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2020 年一次演讲中对当前现状的描述，“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时刻”已经来临。中美可以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全球治理机制上发挥创造性的作用。
全球卫生领域
对当前的世界来说，抗疫是中美合作以及全球多边治理复位的重要契机。尽管疫情期间，中美关系出现较大波动，政府间接触交流受阻，但中美民众之间仍然呈现出合作互助的友好态度。
全球化智库（CCG）研究报告《中美民间抗疫合作分析—现状、挑战及展望》指出，面对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中美友好省州及友好城市等地方层面、医务人员、在美华侨华人及留学生、工商界、非政府组织、专家学者及普通民众等民间主体，通过资金及物资捐赠、声援支持、发挥专业优势、多方协调对接等多种方式，为两国抗击疫情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拜登已经签署行政命令，美国重返世界卫生组织，而中国在抗疫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两国开展对话进而推动全球抗疫意义重大。过去中美曾共同抗击SARS、埃博拉等疫情，积累了成功经验，两国医疗卫生界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美国重返世界卫生组织后，中美可通过多边构架开展全球疫苗分配和防疫合作，联手帮助卫生体系薄弱的国家，这对全世界都将是一大利好。此外，疫情之下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债务不可持续问题，中美欧可共同推动减轻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在双边、多边和重要的个人债权人层面做出债务减免安排。
其他领域
中美两个大国还可在其他领域，如朝鲜核问题、伊朗核协议问题及俄乌危机的解决上展开合作。在朝核问题上，中美两国有共同的利益基础。美朝对话在特朗普执政后期陷入僵局，在拜登政府的半岛无核化日程中，不排除中国、朝鲜、韩国和美国四方会谈的可能性。在此过程中，美朝可适时重启对话，中美也可在斡旋朝鲜半岛问题中增进政治对话及互信。在伊核问题上，中方也可从中斡旋，与欧盟及中东相关国家等协调推进美伊会谈，为美伊缓和矛盾、美国重返伊核协议提出可行建议与支持，从而缓和中东地区核恐怖主义威胁，推进中东无核化。在俄乌危机长期化趋势下，中方可争取在促成俄乌休战、实现和平上发挥更大作用。可在联合国框架内，形成联合国五常与乌克兰、欧盟七方会谈机制，促成双方停火，并将停火后可能存在的不稳定状况降至可控程度。
综上，我们认为拜登政府上任后，尽管中美长期结构性矛盾不可避免，但中美关系也面临转圜契机，在全球性挑战加剧背景下，两国可在寻求双多边合作中增进互信合作，寻求建立良性竞合关系。
中美两国虽相隔广阔的太平洋，但贸易往来深刻，人文交流深远。200 多年来，双方关系几起几落，可以说，历史赋予了中美以充分的智慧和耐心，也赋予了彼此缓冲的空间。特朗普执政四年间中美关系急剧恶化，拜登政府上台为重构中美关系创造了新机遇，双方均承认中美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必须指出的是，中美合作的一面是迫切且空间广阔的，而在意识形态、经济和科技发展等方面的观念冲突及现实摩擦，则可在长期对话中增进理解与协调。无论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暖问题，还是WTO改革、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等问题，都是重要且迫切的全球治理问题，关乎当下国际秩序稳定及世界发展繁荣。中美能否建立良性竞合关系，推动全球化继续深入，有赖于双方的战略智慧和定力，而欧盟等也可从中发挥协调作用，从而将中美关系带出这一段暗礁密布的急流区。
选自《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王辉耀、苗绿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