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华侨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多重要？

摘编自《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第四章“人本全球化：华人华侨海归的作用”，王辉耀、苗绿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6月出版

 

从现代视角来看，人的跨域流动可以用“移民”一词囊括，既指迁往他地长期居住的人，也指人迁徙前往他地的这一现象和过程。据联合国估计，2020年，全球约有2.81亿移民，占全球总人口的3.6%。移民流动催化了货物、资本、技术、文化等全球化发展要素的流动，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这一过程的人的自身发展，同时也对移民接纳国和输出国具有深刻影响。以“人”为出发点，从微观视角分析全球化这一宏观历史趋势发展脉络的研究方式，即为人本全球化。

中国的人本全球化图景

与货物和资本不同，人自身具有民族、国家和文化属性，从这一角度来看，人的流动不仅可以从促进生产要素全球流动方面直接影响全球化发展，还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实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为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搭建桥梁与纽带。

华侨华人

“华侨”一词出现于晚清，泛指移居外国的中国人及其后代。1955年，中国政府正式取消双重国籍政策，并鼓励华侨加入当地国籍，原来泛指所有海外中国人及其后裔的“华侨”，从此仅指那些在法律上保留中国国籍者，而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侨及其后裔，则被称为“华人”。

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三次移民潮。

第一次移民潮发生于16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16世纪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家开始在远东进行殖民扩张，并相继建立贸易基地，东亚由此被拉入全球性贸易网络，东亚海域贸易的发展及南洋港口和殖民地的开发，导致对中国商贩和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催生了中国海外移民史上第一次浪潮，并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当时，南洋各地华侨已有100多万人，多从事商贸、种植、采矿、修路、城建等行业。

第二次移民潮发生于19世纪中叶至 20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在全世界瓜分殖民地，大规模开辟种植园，修建铁路，开采矿产，急需大批劳动力。两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朝开放通商口岸，允许列强在华招工。在此期间，除少数自由移民外，大多数移民以“契约劳工”的身份被贩运到世界各地。19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通过各种手段被运送出国的华工约有1000万人次。华工前往古巴、秘鲁、毛里求斯、澳大利亚、北美等地，形成了华侨华人从集中于东南亚到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布局，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华侨的数量和分布状况。19世纪后期，大量华工前往美洲，修建了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14万名华工奔赴欧洲支援前线。

第三次移民潮发生于改革开放至今的几十年中。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修改移民法，放宽对发展中国家移民的限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诸国成为包括中国移民在内的世界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化引发的人力、资本、技术和商品的全球性流动加速，世界移民浪潮呈汹涌之势。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再次掀起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一阶段的移民被称为新移民。新移民不同于老移民，他们的移民动机并非谋生存，而是求发展，他们具有学历高、经济能力较强、来自中国各地、流动性大等特点。

纵观华人赴海外的迁徙史，我们看到，移民迁徙，或因贸易、或因战乱、或因灾变，或主动、或被动，原因不一而足。几百年里一波又一波赴海外的移民浪潮，为我们生动勾勒出一幅华侨华人海外全景图。如今，从规模来看，中国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总数达到了6000多万，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占 70%左右。改革开放后出国的新华侨华人约占总数的15%。从地域来看，在东南亚，海外华侨华人最多的是印度尼西亚。根据2010年印度尼西亚官方的统计，华侨华人共280万人，占印度尼西亚总人口的1.2%。但是，华侨华人团体表示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实际应达到500万~1000万人。在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是仅次于马来人的第二大族群，有665万人，占总人口的21%。新加坡有华侨华人290万人，占新加坡人口的大部分。美国华侨华人总数达452万。加拿大华侨华人超过180万人。拉丁美洲华侨华人总数约 120万。欧洲约有华侨华人255万人，其中新华侨华人171万人，占67%，老华侨华人84万人，占33%。非洲华侨华人近200万人，其中南非 30万人，尼日利亚、苏丹、安哥拉、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和毛里求斯等国的华侨华人规模超过1万人，基本上是以新移民为主。大洋洲华侨华人总数 100多万，其中澳大利亚有50多万。

留学生

“留学生”的说法，可追溯至中国唐朝。盛唐时期，不少日本学生随着“遣唐使”来到中国，随着“遣唐使”回去的，被称为“还学生”。而留在中国，在中国学习较长时间的这类学生，则被称为“留学生”。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留学行为，始于1847年容闳的赴美国留学。正是这位“留学第一人”，促成了1872年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使留学从最初的民间行为上升为官方行动，是为中国留学 潮之滥觞。出国留学是当代中国创新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20—2021）》，1978—2019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达656.06万人。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留学生总量呈现强劲增长趋势，2000—2019年，年均增长超过20%，其中，2001年增长速度最快，增长率超过 115%。年度留学人数从2000年的3.9万增长到2019年的70.35万。

作为国际人才资源，留学生不仅可为接收国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也可通过为其母国带去先进技术、理念、经验与资源等，促进母国的发展。作为文化使者，留学生在跨文化交流中也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进入21世纪，全球学生跨国流动速度明显加快，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人数增长迅猛。与此同时，各国纷纷允许优秀外国留学生留在国内就业。外国留学生比直接引进的外籍人才更熟悉国情，相对本土人才则节省了义务教育阶段培养 成本，并能带来教育创汇。因此，许多国家都把招收留学生当作补充人才资源的重要手段，有条件地提供奖学金或助学金，在签证和移民上提供便利。目前，不仅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加大对留学生的挽留力度，亚洲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也都在加大力度吸引外国留学生在本国就业。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头号留学“出口”国，一批批中国留学生为其留学目的国带去了全新的中国面貌，扮演了传播中国文化、连接中外社会的角色。在亚洲，由于传统上的文化纽带，这些留学生与日、韩“儒家文化圈”国家民众的交流更为顺畅，其带来的区域文化融合效应也更加令人期待。

进入21世纪，随着出国留学人数的增加和中国经济环境的改善，回国人数也开始不断增加。2003年，我国留学生回国人数首次突破两万。2008年后的两年里，受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影响，回国留学人员增长迅速，年增长率均超过 50%。其中2009年回国人数首次突破10万，2010年回国人数达13.48万，超过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全球化智库（CCG）研究撰写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20—2021）》显示，海归群体由2000年的13万人增长到2019年的423.17万人，增幅超过31倍。可见，随着中国国力不断提高，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发展已是大势所趋。

“海归”这一有过长时间境外求学、生活经验的青年群体回国，为中国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国际人才。随着这些海归人才进入中国的各行各业，他们将不断提高中国国内市场的国际视野，提升与国际接轨、对话的能力。而从亚洲国家留学归国的群体，也将成为促进亚洲区域文化融合的新生力量。

与庞大的中国出境留学生人数相比，外国来华留学生的数量还相对有限。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来华留学生的重要性越发凸显。他们熟悉两国情况，能够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两国的知识与文化交流，帮助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上更好发展，同时还可带来可观的“留学生红利”。因此，我国可在国内高校和社会的可承受范围之内，进一步鼓励外国留学生来华留学、就业，让中外文化交流更为均衡，更接近双向的互动交流。

跨境旅游

跨境旅游是全球人员流动，增进中外民间来往的重要形式。30多年前，我只身去加拿大留学的时候很有感触。那时候国际航运不便，转机要从北京到上海、上海到旧金山、旧金山到纽约、纽约再到多伦多。而疫情前中美之间每天来往人数约2万，中国和欧洲每天来往约1.5万人。整个世界由之前的“触不可及”变成越来越小的地球村。旅游业是一种软实力，人们带着国家形象、文化和消费方式，无形中成为政府间的民间使者。近几年，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旅游的消费力持续增长，旅游成为国家间合作的良好抓手。

根据全球化智库（ CCG）与携程旅行网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推动中国入境旅游快速发展促进全域效应提升惠及全国》，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出境旅游快速发展，中国游客也成为世界各旅游国家争相吸引的群体。与此同时，外国游客入境中国旅游的热度也在提升。其中，首次计划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群体主要集中在18~35岁年龄段，说明随着中国深入参与全球化，古老文明与现代化发展的交织，吸引着越来越多外国年轻人的目光。与此同时，在来华旅游的境外客源中，除美国之外，亚洲尤其是与中国临近的国家和地区的游客是主力。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游客占比名列前茅。从文化相近的区域开始丰富和热络民间交流，这对促进大中华地区乃至整个亚洲的文化融合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不过，同一份研究报告中也指出了中国入境旅游方面的不足。相比中国游客出境游的持续火热，境外游客入境游的发展相对缓慢，中国存在逾3000万人的“旅游赤字”。除了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境外游客来华仍待深度挖掘。

为了增进中国与区域内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的文化互动，中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促进中国入境旅游的发展。首先，中国可以推动签证改革，通过区域免签和区域联动机制建设提升外国游客入境中国的便利化程度。其次，中国可以加强旅游管理，提升旅游从业者的职业素质，实现政府职能部门对旅游业的协同管理。此外，培养专业化、国际化的旅游人才，减少境外游客来华旅游过程中因语言、文化差异而遇到的问题，也都是能够改善境外游客来华旅游体验，优化中外文化交流的办法。这方面，中国日益壮大的海归群体拥有广阔的用武之地。通过这些努力，中国可以进一步盘活区域内的跨境旅游，增进民间来往与交流。

华侨华人：搭建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几千万华侨华人是一支了不起的力量，是中国大发展的独特机遇。”华侨华人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又可以在中国参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对中国的贡献

2020年，当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华大地时，海外华侨华人八方奔走、捐款捐物、“包机送口罩”，尽一切力量驰援中国。相似的一幕在100多年前也发生过，1910年年底，当中国面临鼠疫威胁时，年仅 31岁的华侨伍连德临危受命，出任“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回望百年，华侨华人的贡献不但贯穿了“抗疫史”，也贯穿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全历程。

1894年11月24日，在美国檀香山卑涉银行经理何宽的寓所中，孙中山主持成立了兴中会，何宽、李昌、刘祥、程蔚南等 24人出席。华侨是辛亥革命的倡导者与参与者，而且承担了几乎所有的革命活动经费。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华侨是革命之母，没有华侨，就没有中国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华侨在中华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忱。比如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为支持抗日，团结南洋800万名华侨，建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不但从经费上支持抗日，还组织力量回国进行战地服务。解放战争时期，海外华侨旗帜鲜明，坚决反对内战，支持国内爱国民主运动，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2500多名华侨知识分子积极回国参加建设，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华罗庚等一批著名科学家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呕心沥血，为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时至今日，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引进的人才中，90%以上都是海外华侨华人。他们回国（来华）后，在科技创新、技术突破、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外科技交流与合作方面，他们以国际学术研讨会、回国交流讲学、受邀专家顾问等方式，为中国的科技进步、重大项目、重要工程等提供着智力支持，为创新要素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可能。同时，很多华侨华人具有广泛的国际高端人才的人脉关系网络，拥有很强的海外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可以为中国各领域推荐国际人才，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建设亟须大量资金，然而，当时国内投资环境较差，投资前景并不明朗。此时，同文同种的华侨华人不但将自己靠智慧与血汗打拼来的财富注入祖国，还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人才、成熟的企业运作与管理模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市场经济的启蒙者。例如，深圳第001号合资企业就是由泰国著名华商谢国民先生领导下的正大集团于1979年创办的。这些投资与创业带动了区域配套设施的完善和集聚效应的出现，对国内经济发展、吸引外资都起到了重要的先导、示范和扩散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大陆借助海外华商的网络，融入国际产业链，不断与世界接轨，成为国际价值分工体系中的一员，为中国日后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埋下了伏笔。

对居住国的贡献

华人在海外兢兢业业的辛勤付出，为居住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加坡、雅加达的近代城市建设，东南亚的锡矿开采与橡胶园的开辟，加勒比海的糖业加工，加利福尼亚原始森林的开发，北美、澳洲、南非金矿的开采……一代代华人将血汗挥洒在世界各地。《菲律宾通史》的作者康塞乔恩在谈到 17世纪初期的情况时曾写道：“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商业和贸易，这些领土就不可能存在。”约翰·福尔曼在《菲律宾群岛》一书中谈道：“华人给殖民地带来了恩惠，没有他们，生活将极端昂贵，商品及各种劳力将非常缺乏，进出口贸易将非常窘困。真正给当地土著带来贸易、工业和有效劳动等第一概念的是中国人，他们教给这些土著许多有用的东西，从种植甘蔗、榨糖和炼铁，他们在殖民地建起了第一座糖厂。”

华侨华人在居住国的经济、政治、科技等各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经济领域，早期的华侨华人以“三把刀”起家，即菜刀、剪刀、剃刀，多从事餐饮、缝纫和理发等职业。20世纪初，华商资本开始以商业资本的形态出现，从事小商贩、承包商等职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国家独立，华侨华人响应所在国工业化发展的趋势，从商业领域进入工业领域，在纺织、服装等行业开展经营，并涉足银行、酒店、房地产行业。比如，在马来西亚，“亚洲糖王”郭鹤年自 1970年后，在马来西亚原糖市场有着高达 80%的占有率；李深静被称为马来西亚的“棕油大王”，他创立的 IOI集团，以棕油、精细化工、房地产为三大支柱。在新加坡，华侨银行、大华银行从创办人到股东几乎都是华商；周颖南创办的“湘园酒楼”连锁店，已成为新加坡最大、东南亚闻名的餐饮品牌。在印度尼西亚，林绍良创建的印多食品集团是印度尼西亚食品加工行业的翘楚……

随着留学、投资移民、技术移民的新生代华侨华人的增加，华商进一步向航空业、信息技术、电子商务、医疗服务、电信等领域发展。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新移民国家，尤其是在美国，科技创新型华人企业兴起。其中，美国硅谷有1/3的企业为华人所有或经营，比如半导体领域的 NVIDIA（英伟达）。1993年，华人黄仁勋和合伙人创建了 NVIDIA，致力于制造速度更快、画面感更加真实的特制芯片。历经数年发展， NVIDIA芯片终于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从此走上高速发展的道路，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存活。在人工智能领域， NIVDIA的市场份额高达70%，甚至超过老牌人工智能巨头英特尔、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以及新入局的互联网巨头谷歌，成为当之无愧的行业龙头。再比如美国医药行业的陈颂雄、计算机硬件领域的孙大卫和杜纪川、导航设备领域的高民环、创建雅虎的杨致远等，都是华侨华人。

在政治领域，华人同样崭露头角。仍以美国为例，美国华人较早关注政治，其参政历史始于华人数量较多的夏威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国会参议员邝友良就在夏威夷具有较大影响力。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华人集中的旧金山、洛杉矶和纽约，先后有多名华人在司法和政府部门任职。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华人影响力的增强，华人担任公职的层级明显 提高 ，如担任美国商业部副部长的胡少伟，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等。21世纪以来，还有先后担任美国劳工部部长、美国交通部部长的赵小兰，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等等。

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大量研究认为，华侨华人在公共外交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既为中国看向世界打开了一扇明窗，又为世界理解中国文化搭建了桥梁。比如曹云华等认为，海外华人是中国软实力的承载者，中国文化软实力体现在华人社团、华人媒体和华人学校，即“华人三宝”之中。刘宏呼吁，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国公共外交不可忽视的力量，建议中国政府转变思路，调整政策，发挥华侨华人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优势和作用。

作为海外华侨华人的主要聚集地，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人口占东南亚总人口的 6%，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建交以后，各地华侨华人力促中外地方和民间关系的发展。比如印度尼西亚华人在促成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缔结友好省市、友好城市，发展政府和民间的合作交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共同的文化和民族认同，密切的地缘、亲缘关系和某种程度的利益相关，使东南亚华商一直秉持促进当地国与中国友好关系的意愿，成为中国改善与东南亚政治与外交关系的管道和动力之一。

在美国，很多凝聚和组织华人的社团不断发展壮大，在促进中美关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微软华人协会 1992年时还只是微软华人雇员聚合的小团体，20年后，已成为美国西海岸最有影响力的华人团体之一，拥有3000多名会员，在美国高科技领域、传承中华文化和促进中美关系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再比如，由蜚声全球的建筑大师贝聿铭及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等人发起成立的百人会，其使命是推动美籍华人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全面参与及促进美国与大中华地区间互相助益关系的发展。百人会前会长吴华扬曾多次到访全球化智库（CCG），他认为，中美关系间的摩擦大多来自“误解”，由于中美间的文化差异，语言、声音甚至语调等都可能造成理解误差，因此中美双方间的交流往往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比如2016年，百人会来到北京参加一场慈善活动，媒体报道给予了非常正面的评价。而在此之前，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也曾在中国举办过类似的活动，然而，作为对社会馈赠最多的两位富豪，他们在中国并没有获得期待中的礼遇。事实上，他们所传达的理念和百人会基本一致，不同点在于百人会的表达方式更易为中国人接受。所以，百人会等机构在很多时候可以扮演中美关系中的信使，从中美双方角度同时出发，充分理解两方观点，并以合适的语言进行传达，更好地避免误解 和矛盾升级。

助力推动新型全球化

当“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潮流风起云涌之时，广大华侨华人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推手，助力中国推动新型全球化进程。我们曾多次参加博鳌亚洲论坛举办的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从参会者发言中可以看出，华侨华人在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从世界各地华商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中也可见一斑。

“一带一路”沿线聚居着大约4000万名华侨华人，他们融入当地社会，不仅了解中国，还通晓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多方面的情况，通过构建政策沟通交流机制，可以准确传达“一带一路”建设的内涵，推动中国与沿线各国的交流、沟通与互信。在建立起互信基础后，金融、技术、贸易、投资等方方面面的合作也会水到渠成。“以侨为桥”，华侨华人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成为民心沟通的铺路者和夯实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了世界各地华商的纷纷响应。在2017年6月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上，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谢国民代表来自世界各地的华商和华商组织发出倡议书，呼吁加强华商组织协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率先来华投资的华商，正大集团与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建正大科技有限公司等签署协议展开合作，又出资投建泰国高铁“曼谷—芭堤雅—罗勇”线，助推“一带一路”建设与泰国“东部经济走廊”计划高效对接。新加坡华人设立的陈江和基金会捐赠1亿元用于支持未来十年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双边人才培训项目，以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互相了解与理解。在逆全球化和全球化发展浪潮的交织中，进一步发挥华侨华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有利于我国提升国家形象，构建全球话语权和国际事务影响力。从这一点出发，我国侨务工作仍需加强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从全球人才流动治理的角度进行宏观思考，通过更加全面的政策与服务改革，为广大华侨华人提供祖国发展红利，并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使中国在全球化之路上行稳致远。

中国如何推动人本全球化

人的全球化是全球化发展的产物，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原动力。中国推动新型全球化首先要以“人本全球化”为切入点，凝聚华侨华人、留学生等人的力量，沟通全球，构建共识。

出台“华裔卡”

华侨华人回国难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海外华人对祖籍国的认同感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华人愿意携带资金、技术等归国创新创业，并希望能扎根中国。然而，一些现实存在的难题，让很多华人“回国行路难”。由于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实行单一国籍制度的国家，且永久居留证申请门槛仍然较高、永久居留证的含金量也有待提高等历史和现实原因，绝大多数海外华人在回流中国、在华创业就业、安居生活等方面均有诸多障碍。比如，在回流方面，海外华人便利出入境政策在全国的普惠度还不够；在投资创业方面，注册侨资企业的程序复杂程度无异于外资企业，相较内资企业限制过多，导致许多华人回国只能以亲属代持股份的形式创业，给日后公司股改、上市、董事会决议等都造成诸多不便；安居生活方面，华人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均存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华人参与祖国的经济建设，有违吸引华人归国的本心。

他山之石

进入21世纪，各国都将侨民视为本国宝贵的财富，侨民政策开始变得灵活多样。比如，印度在1999年及2005年先后推出“印度裔卡”（PIO）计划和“印度海外公民证”（OCI）计划，作为国家人才政策的有力补充。其中，“印度裔卡”计划主要针对在海外成长的印度人后代，符合条件者就能获得为期 15年、可多次入境印度的印度裔卡。“印度海外公民证”计划主要针对原籍或双亲、祖父母为印度公民的印度裔，若其所在国认可各种形式的长期居民权，则有资格申请印度海外公民证。持有“印度裔卡”或“印度海外公民证”的海外印度人，在印度本土购房、医疗、社会保障、所得税、贷款额度、风险投资基金的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都有“本土公民待遇”，只是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事实上，此类制度并非印度首创。早在1950年以色列建国之初，为了方便大量离散在外的犹太人回归，维持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土地”大规模移民的阿利亚运动的持续进行，以色列政府通过了著名的《回归法》，宣布每一个犹太人都有以移民身份移居以色列的权利。到了 1970年，该法案甚至将外延扩展到了拥有至少一名犹太祖父母或者与犹太人有正式婚姻关系的人士。在该法案下，每一位回归的犹太人及其配偶都会收到一份证明其身份的文件，并有至多 3个月的时间考虑是否加入以色列国籍。由于以色列允许双重国籍的存在，因此入籍后的海外犹太人仍然能够保持其他国家的公民身份。可以说，正是《回归法》的确立，使得大量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流亡美国的犹太上层精英得以以双重国民的身份回归故土，他们成为日后将美国与以色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

对那些受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而不承认双重国籍的亚洲国家来说，印度的“海外公民证”计划可以看作一种折中方案。印度这一举措满足了海外印度裔人士多层次的要求和国家吸引人才的需求。

海外华人是我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最大海外潜在人才群体，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支持力量，更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因此，有必要考虑设立“华裔卡”，让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能重新获得在中国居住、生活、工作等准国民待遇，减少海外侨胞在国内外流动、投资、工作、生活、子女教育等各方面的障碍。向海外华裔特别是青年华裔发放“华裔卡”更多侧重于身份证明的作用，加深其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亲切感和认同感，方便他们在华居住、工作等。“华裔卡”在功能上不具备国籍授予功能，仅作为出入境便利化的有效身份凭证，可视持卡人具体情况决定其在华停居留时长与权限，也可考虑对部分人士有条件开放工作权限，增加“华裔卡”的附加值。

设立“华裔卡”时机成熟

随着中国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更加重视海外华人的作用和影响力，陆续出台多项倾向性明确的政策措施，鼓励海外华人归国创新创业。如2013 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开始从非工作类签证和居留许可的设置上区分外籍华人和纯外籍人员；自2015年起，公安部相继在北京、广东、上海等地区以及自贸区，为海外华人来华出入境、在华停居留、永久居留提供便利和优惠政策。2019年8月1日起，12条移民与出入境便利政策正式施行，其中一条政策的重点就是中国将放宽海外华人申请“中国绿卡”的条件，而且还将放宽长期签证和居留许可的对象范围。这些政策的实施落地都为我们推出“华裔卡”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而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成立，则无疑为推出“华裔卡”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

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年仅18岁的谷爱凌作为中国自由式滑雪队队员为中国赢得两枚金牌和一枚银牌，其骄人的成绩、时尚靓丽而积极健美的形象使其获得了众多民众的喜爱与关注，一时间出现了“谷爱凌现象”。与此同时，谷爱凌是否拥有中美双重国籍也引发中外媒体热议，一度成为舆论焦点。我国《国籍法》原则上不承认双重国籍，冬奥会结束后，谷爱凌将于2022年9月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就读，如果谷爱凌放弃美国国籍便要用中国护照申请美国签证，以国际学生身份就读美国大学。事实上，谷爱凌的国籍问题并非个案，其背后是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人才流动机制的困境和千百万海外华人华侨及其子女的期盼。因此，“谷爱凌现象”为我国完善国际人才政策提供新的契机，我国可在不承认双重国籍原则下构建更加包容的国际政策，以便利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人才流动并吸引其为中国发展做出贡献。

“华裔卡”的设计思路

“华裔卡”政策出台背景是在“中国绿卡”的基础上降低门槛，设置更加灵活务实的申请条件。在政策落地过程中，可参考“印度裔卡”做法，比照港澳台同胞的“回乡证”或“台胞证”待遇，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和海外华人需求，对“华裔卡”的发放对象、发放方式、权利待遇、实现路径等进行设定。

考虑到“华裔卡”的实施涉及人口、资源、法律、制度、国家安全、海外华侨华人生存等多种问题，可对“华裔卡”的发放对象分阶段进行设定，逐渐扩大发放对象范围。还可将“华裔卡”纳入我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系统（内嵌电路芯片的新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以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加注“华人”的形式发放，以便为持卡人提供办理银行存款、网上购票、社会保险等便利；证件的发放方式采用自愿申请、政府审核批准的方式进行。

取得“华裔卡”的华人，可凭该证件在中国境内居留和工作，凭本人的护照和“华裔卡”出入境。同时，除政治权利和法律法规规定不可享有的特定权利和义务外，持“华裔卡”的海外华人原则上和中国公民享有相同权利，承担相同义务，拥有在中国工作生活的准公民权利。此外，围绕华人归国创业，在企业注册类别中将侨资企业单列，允许持“华裔卡”的华人注册该类企业，并逐步放宽对该类企业的行业、经营范围等限制，简化注册流程，逐渐使其享有等同于内资企业的待遇，畅通华人归国创业的道路。

在法制化方面，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中，围绕海外华人新增“华裔卡”条款，明确“华裔卡”的申请条件和待遇，赋予海外华人参与国内建设、享有平等生活机会的国民化权利；在政策宣传方面，建立统一的、多语言界面的、及时更新的政策宣传信息平台，降低海外华人获取相关政策信息的成本，避免政策宣传效果受限于特定人群，充分利用海外华人组织加强海外政策宣传，提高政策知晓度。

此外，可考虑实行中国国籍优先原则，取消《国籍法》第九条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的规定，建立健全中国国籍退出机制。对事实存在双重国籍或多国籍者，建议只承认中国国籍。可参照美国做法，不承认双国籍，只承认美国国籍，但不取消其海外其他身份。由此，中国国籍者即使取得外籍，只要未正式放弃中国国籍，可仅承认其中国国籍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中国境内不得享有外国领事保护。可在出入境中只承认中国护照作为有效身份证件，违反中国法律按中国人处理。此举能够有效解决部分存在事实双重国籍的海外华人归国困难问题，充分利用人才抄底期吸引其来华工作发展，也是对美攻击我国海外引才计划的严肃反制和新时代引智的新方式。相配套的，还可将户籍制度与国籍制度同步调整，不再主动吊销获得其他国籍中国公民的户口；可使拥有外籍的中国国籍者在中国境内不得享有投票、担任公职等政治权利等。这些举措可适用于中国大陆地区的中国国籍者，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居民的中国国籍规定，中国大陆（内地）也可以借鉴。

上百年来，华侨华人书写的光辉篇章已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应该为华侨华人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让他们能够分享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果实。出台“华裔卡”等政策，不只是对外籍华人身份和护照的认可，也是一个国家给予同胞尊重、机会、保障、福利的真诚允诺，更是国家软实力的一种体现。

发展海外国际学校

教育是文化传播的载体之一。欧美发达国家一直把国际学校作为国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在发展经济、吸引与培养全球人才方面为本国服务。例如，为了满足海外公民的教育需求，美国国务院专门设立了海外学校办事处，资助了135个国家的193所学校；英国的国际学校遍布世界，全球有超过450万名学生就读于8000多所英国的国际中学。

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海外华文教育逐渐形成了全日制华文学校、周末制中文学校等六类教育机构，如表1所示。与世界主要大国相比，中国海外国际学校的建设几近空白。2020年9月，中国才在迪拜试点建立了海外第一所全日制中国特色的国际学校。而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近几十年在海外共建设了上千所公办资助性质的国际学校，以英美等西方学历教育体制为办学标准的海外各类民营私立国际学校，更是多达上万所。其中，在中国就有166所招收外籍人员子女的全日制学历教育学校，主要由英、美、法、日、韩等国举办，分布在中国22个省（市）。这些学校接受各国政府财政拨款，师资由各国派遣。此外，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还建有大量中外合办的民营私立国际学校，招收中国籍学生，按照英美海外办学标准和模式设立，接受母校指导。

发展海外国际学校，不但可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华侨华人和外派人员子女的教育需求，而且可以与学校所在国分享中国的教育成果，吸引外籍人士加入中国学历教育体系甚至更进一步到中国留学，有利于吸引全球人才为中国服务。办好海外国际学校，可以考虑从以下角度着手：

设立专门工作机构建设和管理海外中国国际学校。由教育部牵头，中央、国务院分管领导出任负责人，统筹协调现有华文教育的海外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各类华文学校、阳光学校等资源，合力推动新时代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

尽快出台建设中国特色海外国际学校的指导意见。发达国家建设海外国际学校通常以专门的政策法规作为依据。例如，加拿大将国际学校建设列入该国《国际教育战略》，德国的《海外学校法》就如何资助海外国际学校和公派教师做出规定。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在对迪拜和里约两个中国国际学校筹备建设运营试点成果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尽快出台中国特色海外国际学校建设指导意见和具体工作方案，为各部门开展工作提供依据。

建设全球各地中国国际学校和国内各地中小学入学、转学、升学的无缝对接体系，同时对接国际、国内的多元学历教育，建设标准课程体系，设定全球唯一学籍码，实现学生在全球升学无缝衔接任一教育阶段。教学内容要在符合本地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既包括中国特色文化又包括本地文化，帮助学生掌握跨文化交际能力、发展当地资源和人脉。同时，要注重教师素质，设立相当的准入门槛和培训机制，以保障教学水平。此外，还可以利用“互联网 +教育”的手段，将部分课程通过网络远程的形式传授，这样不仅可以汇聚业内名师，丰富教学内容，还可以降低教学场地和师资的成本、学生学费等。

设立专门的基金会提供财政支持并鼓励企业办学，构建多元社会主体办学的建校机制。我们建议参考英美德法等发达国家政府引领、社会资金参与共建的办学路径。参照国内《民办教育促进法》，研究制定对海外国际学校非强制性的标准认定，对国际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目标、机构管理、课程体系设置、师生服务等方面进行详细考察，并颁发相关的评价认证，以保障教学质量。

发展留学事业

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留学仍然是学习先进知识、培养国际化视野、理解国际规则的主要方式，是培养更多国际人才的重要渠道。如今，海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况不容乐观，中国可以为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发展提供更多支持。

首先，建立健全海外留学生回国就业、创业的渠道和机制，提供并完善税收、工资、落户、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发展激励与保障措施。同时，强调人才吸引政策在行业、区域、职业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性与针对性。例如，针对高层次、高技术留学人才，进一步加大研发与创新投入，提供与世界接轨的科研平台，营造国际化工作环境等，减轻人才的顾虑。

其次，基于疫情背景下人才回流的复杂性，进一步发挥国家及区域留学人才服务中心的统筹作用，有效协调各战略与组织部门，实现高端人才与优势产业的精准匹配。此外，注重发挥高校、智库、企业人才研究部门以及欧美同学会等民间组织的联动作用，为更好地服务回流人才提供新的视角与建议。

2021年8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给“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籍青年代表的回信中，对他们积极到中国各地走访、深化对华了解表示赞赏，鼓励他们加强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主席的回信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的广大外籍青年人士的亲切关怀。作为“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发起人，我的感受颇深，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进一步创新中外人文交流模式，为全球实现民心相通搭建更多桥梁。习近平主席给“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的回信，大大增强了我们将这个项目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青年领袖机制的信心。未来，“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还将陆续开展短期研修、系列沙龙、联合研究等各类活动，同时与国际众多知名的青年领袖项目对接，在国际上举办各类活动，不仅为中国与世界搭建更多沟通桥梁，也为增进各国的相互理解，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青春力量。具体到发展外籍学生来华留学事业，基于多年的研究，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要从全世界找到最优秀的青年来华留学，必须摆脱“坐、等、靠”的思维模式，主动出击，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全球国际学生竞争。扩大中国高校招收国际留学生自主权，也可以像欧美等发达国家一样，将吸引外国留学生来华留学做成中国国际服务业的一个支柱产业。在招生方式上，要走到国外做推广，依靠校友树口碑。

第二，国际化的教师团队是保证来华留学教育质量的基本条件，建议加大对海归和外籍教师的引进和支持力度，使校园环境更加多元化，开阔学生视野，提升学生在多元文化环境下的交流合作能力和学习能力。

第三，国际学生在中国学习，最希望获得的还是“经历”，建议创造多样化的中外学生共处机会，让中外学生在共同经历中一起学习和成长，让他们从彼此身上学到东西，甚至成为朋友。比起几个月到两三年的教育项目，中外学生之间的长久友谊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重要。

第四，建议允许高校特别是具有较高国际声誉的高校对学费自主定价。同时，我们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定期更新自费来华留学收费参考标准，明确学费下限，避免高校通过降低学费争夺生源，引起无序竞争。让学校拥有自主的学费定价权，将激励其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从而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来华留学，实现来华留学教育的良性循环。

第五，可以取消留学生的特殊待遇，使其与中国学生集中居住等，让外国留学生融入中国学生集体中，更好地体验和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等知识，和中国同学建立起广泛的国际人脉联系，真正成为“知华派”“友华派”。

第六，还可以从推出更为灵活明确的国际学生实习、就业、创业政策，不断完善国际学生的就业支持措施等方面入手，为优秀来华留学毕业生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

以文化共鸣连接中国与世界

为了加强海外侨民与本国的文化联系，争取海外侨民对本国的认同，印度、墨西哥和以色列等侨民大国纷纷打起“亲情”牌，通过各种方式增强侨民与本国的感情，为他们回国服务打下基础。以印度为例，2003年开始，印度将每年的1月9日定为“海外印度人日”，这一天，印度政府会隆重举办全球印度人代表大会，为有突出表现的海外印度人授奖。2005年，“海外印度人日”活动在海啸的威胁中举办，近2000名印度移民代表出现在活动现场，印度总统、总理均亲临现场讲话。这一活动后来改为每两年举办一次。印度还设有“寻根”活动，帮助海外印度人回到印度寻找自己的“根”，在找到亲戚后，政府和承办单位还会安排其前往访问。

海外华人的认同是一个复杂的存在。王赓武教授将现今正在变化中的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状况分成历史认同、中国民族主义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等。他指出，可以通过多种认同这个观念来处理华人的认同问题。沈玲在对泰国近500名新生代华裔及其家庭成员的调研中发现，从国家认同来看，他们已完全倾向于居住国，从文化认同来看，祖辈更多的是情感型认同，新生代华裔更多的是理智型认同。华人家庭中老一代华人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有着较为浓厚的中国情结；新生代华裔与祖辈相比，虽还保留着本民族的文化认同，但认同程度呈减弱趋势，并且越来越隐性化与复杂化。加强文化纽带建设，增强海外华侨华人的认同感，迫在眉睫。鉴于海外华人认同情况的复杂性，可考虑从多个方面同时着手，例如：开展侨民探亲之旅；充分发挥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社团的作用；成立侨民研究中心等资讯研究机构，对不同国别的华侨华人群体进行分类研究，减少信息不对称引发的政策措施的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等。

华侨华人在海外生根多年，是中外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科技交流的纽带，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座桥梁。从地理和文化的接近性来说，中国与东亚和东盟的各个国家和经济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以及无法切割的密切经贸往来。中国推动全球化发展，应该以经济和贸易为现实纽带，以共同文化背景为呼应，在实现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推动整个亚洲走向联合，进而将目光投放到更远处。

 

■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全球化向何处去

站在十字路口的全球化

既往全球化问题重重

全球化应向何处去

第二章“全球化”变迁与理论发展

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化的理论发展

“后疫情时代”的新型全球化

第三章 从被动到反哺：中国的全球化之路

中国与全球化的历史碰撞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反哺”全球化发展

第四章 人本全球化：华人华侨海归的作用

中国的人本全球化图景

华侨华人：搭建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中国如何推动人本全球化

第五章 在“筷子”文化圈基础上推动建立亚盟

“儒”元素串起“筷子文化圈”

构建亚盟的实践基础

亚盟的实现构想

第六章 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多边主义新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新思路：多边化

如何实现“一带一路”多边化

第七章 深化新型南南合作

南南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金砖五国：世界秩序新的延伸

中非合作与中拉合作

推动南南合作：维护全球多边主义

第八章 中欧：多边主义合作的基石

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

新时代的中欧关系

中欧未来合作前景

第九章 中美：如何实现良性竞合?

中美关系的变迁

从特朗普到拜登

新时代中美关系：合作还是斗争？

第十章 全球治理新格局与中国角色

全球化时代的产物—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的时代困境

全球治理新格局与中国角色

结 束 语

参考文献

全球化智库（CCG）名家对话系列

后 记

英文推荐语

英文目录

英文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