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智库对话实录】：中美经贸关系再链接：通胀、关税和前景展望
【中文】
[English]
2022年6月20日，全球化智库（CCG）邀请美国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多个智库负责人和专家以及原世贸组织副总干事、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等中方专家一起举行了中美智库特别对话，就“中美经贸关系再链接：通胀、关税和前景展望”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王辉耀：尊贵的嘉宾，以及线上的同仁们，早上好，晚上好！非常欢迎各位参加“第八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我是王辉耀，CCG理事长。这一天我们举办了非常丰富的对话和论坛，早上和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进行了对话，之后和20位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大使进行了圆桌论坛，下午进行了中欧圆桌论坛，之后还与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进行对话。
现在是今天整个一天的第五个活动，这是特别对话，关于中美经贸关系再连接、通胀、关税以及前景展望的一次特别的对话，我今天非常荣幸看到很多我的老朋友，来自中国的嘉宾，有易小准部长，他是世界贸易组织原副总干事，也是商务部原副部长；金旭先生，他是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长，此前担任商务部美大司副司长。
来自美方的参会嘉宾有克雷格·艾伦（Craig Allen），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和前美国代理副贸易代表；亚当·波森（Adam Posen）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杰里米·沃特曼（Jeremie Waterman）是美国商会副会长、中国中心主任。
2022年是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划时代的跨太平洋握手50周年，现在中美这两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大两大经济体，但是现在两国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甚至出现了脱钩的情况，竞争逐渐地加剧，所以中美也需要更多的对话，更多的沟通，拜登政府正在对坑通胀的飙升并且还剩下四个月时间就要进行中期选举了。中国正在抗击疫情并且要在这一年要达成5.5%增长的速度也是有巨大的挑战。上周，我们和世界银行的专家进行了对话，他们对中国经济展望是中国达不到5.5%，把这个数字调到了4.3%。我们在国内看到了很多的呼吁，呼吁美国降低和放弃加征对华关税，同时也呼吁中国采取同样做法。经济遭遇困难，促使两国重新思考相关战略，思考如何才能让双方的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理性挂钩。
我们两国之间需要更多的对话。首先我们要请出来参加今天会议的六位嘉宾，首先是克雷格·艾伦，他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第六任会长，1986年到1988年，他在美国商务部中国办事处担任国际经济学家。
温迪·卡特勒，她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总裁和华盛顿特区办事处常务董事，30年来，她一直致力于对贸易、投资以及创新，以及女性妇权相关的话题以及在贸易谈判上的各种各样活动，她广泛地参与了双边，区域、多边贸易谈判和倡议等各方面事项，其中包括了美国与韩国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中贸易谈判等等相关的谈判。
金旭先生现任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长，对外贸易经济大学国际发展合作学院的院长。他在国际商贸这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专业经验以及国际商务外交方面丰富的经验。他曾担任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三秘，中国总领事馆商务参赞，商务部美大司的副司长。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从2013年1月开始担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在职业生涯中，他一直被誉为在国际公共政策做出杰出贡献的一位专家。同时他也是中国、美国经济关系的专家，亚当也是英格兰中央银行独立性政策研究专家，他为2009年伦敦举行的G20峰会推出货币政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杰里米·沃特曼是现任美国商会副会长，中国中心的主任。这也是特别重大的商会之一。他负责制定和执行商会在中国大陆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蒙古的政策措施，他加入商会之前，他在美中对话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易小准先生是世界贸易组织原副总干事，任职两期。同时他也是代表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过程中关键的谈判代表，为中国入世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而且他负责多边与区域贸易谈判和合作，在谈判多项自由贸易协定方面做出了主导的作用。
可以说我们今天的嘉宾都是重磅级嘉宾。50年前，尼克松总统来访中国，在50年来，中美关系一直都比较地顺利，一直到三年前、五年前，我们看到双方之间的关系逐渐地恶化。挑战是非常庞大和非常艰巨的，尤其再加上疫情，俄乌冲突，现在战争也仍在继续当中，逐渐地拉锯，还有粮食危机、供应链危机，商品价格增长激增，增长受到了挫伤，中美之间都是如此，我想了解一下：从商业角度或者从贸易谈判角度，为了世界，为了避免更大灾难的出现，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们能做些什么？克雷格，先从您开始，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也是中美之间非常重要的商会之一。
短期的挑战从长期看恰恰是机会
克雷格·艾伦：谢谢，感谢CCG所有的同事们能够组织这样一次特别的对话。美中之间的对话非常非常地重要，所以我非常感谢有这样一次主办和组织的机会。还有温迪、金旭、杰里米、易小准部长，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很久没见了。我觉得这个时机进行这样的对话恰到好处，世界银行预测了全球的GDP在2022年增长是2.9%，从2021年的速度5.7%降到了2.9%，下降了近50%，这样的下调确实是非常大。就像您此前所说的一样，我非常同意，俄乌之间的冲突，还有在供应链上的问题以及中国清零的防疫政策，对于企业来说，它们要从商业角度来理解目前的情况。
首先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美国的这些企业总体上来讲有很多现在短期的挑战，从长期来说恰恰是机会。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之间的贸易政策是一脉相承的，但这两个政府是非常不同的，只是贸易的政策相对来说是比较类似。关税仍然存在，有一个扩大的出口管制和制裁。他们似乎都对促进海外市场发展没有什么兴趣，对谈判自由贸易协定也几乎没有兴趣。因为拜登政府继续把重点放在贸易政策的防御性要素上。美国公司支持拜登政府的其他经济举措，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协议（IPEF）和最近宣布的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我们理解拜登政府希望把重点放在供应链、出口控制和多边途径、基础设施和投资审查上。
但是我们希望与欧洲的朋友、亚洲的朋友和拉美的朋友有更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公司对中国的看法在发生改变，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风险越来越大，波动性越来越大，美国公司他们依赖着供应链上的中国企业，特别关切中国的政策和事件，这是他们无法影响也无法预测的，更别说管理了。风险在上升，成本在上升，不确定性也在增加。这些不确定性主要分成四类：
首先，中国的清零政策给供应链增加了风险和不确定性，比如说一个工厂是你的供应链下面三到四级的工厂，或者你以前没听说过的公司，它必须得停工，这样就会有涟漪效应，波及到你的公司。我知道有一家公司它必须暂停全球的产品推出，就是因为中国的封城。
第二，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特别是2月份讲到了无上限的友谊，这就改变了大家的观点。无上限的友谊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这如何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呢，特别从长期来讲，考虑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们可以说政治风险现在也在上升。
第三，中国未来的增长将更低，比过去更低，中国正在转型它的增长模式，从固定资本投资和出口的模式，转成为由消费驱动的，但这是很难进行的转型。除此之外，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很有挑战性，虽然我们希望中国能做得更好，而且我们希望中国实现高质量的增长，我们也知道这并不容易。
第四，中国政府看起来更多关注国家驱动的贸易政策，比如说双循环的政策，更多的强调农业、能源和技术的独立自主，这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讲意味着什么？外国投资者会变得更加谨慎。
总之，我们对长期是比较乐观的，我们希望中国能实现每年一万亿美元GDP的增长，我们希望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增长引擎，推动GDP的发展。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公司因此就比以前更加谨慎了。
王辉耀：谢谢！克雷格，你刚才讲得非常好，你讲到了美国在中国企业的潜力，你也在推动他们的发展，但他们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看到美国的企业仍然还保留在中国的存在。疫情把我们分开的时间太长了，缺少了沟通，中国现在立场很清楚，说到主权领土完整是最重要的，应该受到尊重，包括乌克兰。说到中俄友谊，我们跟所有国家都希望能够有无止境的友谊，这个不需要过度解读。我们对俄乌冲突高度关切，我们需要劝谈促和，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对话。下面请温迪发表意见。
温迪是贸易界的资深人士，一直在做贸易方面的工作，你已经赢得了很多谈判，也是美国TPP的首席谈判代表。你总是关注太平洋，亚太地区。现在我们看到保护主义，自由贸易制造了很多挑战。很高兴看到MC12的会议取得了一些进展，包括渔业、疫苗、绿色出口等等，最终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你是做贸易的专家，你是如何看待现在的贸易关系的？我们如何克服困难，特别是现在美国的高通货膨胀，耶伦还有美国商务部长都在说，应该取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中国应该做同样的事情，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做以推动更多的贸易交流？这样可以降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作为贸易专家，你是如何看现在的情况？
中美在降低关税方面可以形成一个向好的螺旋发展
温迪·卡特勒：非常感谢辉耀，我很荣幸能够再一次参加你们CCG的年会。今天这里有很多非常出色的同事，你问很多的问题，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就讲几句，回应一下你刚才所讲的。
先说一下关税，多年以来都是这样的，很容易提高关税，但很难降低，为什么很难降低呢？是因为一旦实施了关税，就有人愿意保留关税，他们会受益于关税，他们会发很多的声音，比如说在美国NGO和劳工，他们就要保留关税。
第二，说到关税，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关税，政府就有义务来证明如果降低关税的话，它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好处。现在还没有什么进展来解决结构性的问题，美国人认为这些结构性问题与中国市场有关。中国也没有取消对美国产品加征的关税，所以无法帮助美国。不能说中国没有取消加征关税，我们就应该取消我们给中国加征的关税，所以这是两难的困境，美国政府现在就处于这样的状态。
现在关于关税的辩论变成了公开的了，内阁官员双方面的观点都有，周末的时候总统说他正在研究这个问题。美国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他们有一系列的选择，第一保持原样，第二降低某些关税，就是那些对于美国消费者负担比较沉重的关税，他们还可以提高一些产品的关税税率，降低另外一些产品的关税的税率。这些都是他们的政策选择。我觉得很快，我们就能够听到到底他们的决定会是什么。我敦促我们中国朋友，不管我们做些什么，特别是如果美国取消一些关税的话，希望中国能够做出同样的举措，即使出于自己的原因。这是一个积极的步骤。
关税战会造成一步步恶化，如果我们乐观的话，如果美国降低一些关税，中国也降低一些关税，甚至更多，美国再可以再降低一些关税，就会是一个向好的螺旋发展。
最后我想讲一下WTO和最近的日内瓦部长级会议(MC12），因为在那里有些非常有意思的发展，但是没有获得人们的关注：第一，有关对于知识产权的豁免，就是疫苗知识产权的豁免，美国和中国能够通过合作,在疫苗知识产权豁免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上找到妥协的方式。MC12之前一个月，我正好去了日内瓦。当时双方的立场都很决定，中国在公开表示，同意疫苗知识产权豁免。但对美国来讲，这个表述不够坚决。如果看一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有一个脚注（将中国排除在豁免之外）。美国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经历了非常艰苦的谈判，最后达成务实的结论。这不仅是对TRIPS条款的豁免，同时也是对其他中国和美国在WTO面临的问题，在其他地方面临的问题，特别是有关中国是不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形成一个解决方式。美国和中国在TRIPS豁免问题上达成妥协，我认为可以是未来借鉴的模式。
最后，再讲一下MC12，看一下WTO最近几年的情况，很多的人就说中美贸易的紧张局势是WTO困难的根源，但事实上美中贸易的紧张局势，不是日内瓦讨论的中心问题，美中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包括跨境电子传输关税免征和对疫情的应对、对粮食危机的应对等等。
随着WTO往前发展，更加关注改革问题，包括WTO治理的改革，气候变化、贸易、电子商务、粮食、疫情方面的问题，在日内瓦是有机会让美国和中国一起合作，更加密切的合作。
谢谢！
王辉耀：谢谢温迪，感谢你乐观的态度，我们真的是需要从现在开始向上走，如果美国取消部分关税，我觉得中国可以做同样的事情。这样让我们就可以看到世界向上发展。刚才您讲到WTO，这个会议不仅是让我们感到惊讶，大家觉得WTO确实可以运转，而且中美可以合作的，这是好消息，这是我们可以放大的好消息，希望这个精神也能够扩散到其他的地区，其他的领域。
我们请金先生发言，你是中国商界的外交官，多年以来，你是都在英国、美国工作过，你曾经是（商务部）美大司的副司长，驻英国商务公使，您是怎么看的？
金旭：非常感谢你辉耀，这是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见到很多关系非常好的老朋友，像克雷格·艾伦我有十几年没见到了。我记得十年以前，我们一起工作，一起在中国旅行，非常美好的记忆。在美国我们也一起旅行过很多地方，而且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不仅仅是在会议上。在如何推动双边之间关系问题上，从2000到2010年，我们经过多轮的讨论。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有很多的问题不断涌现出来。在我的论文当中也提到这样的问题。我想问一问克雷格，现在到底怎么了？我们有那么美好在一起的时光，但是在目前，我们看到了很多不断涌现出来的挑战。你是否还记得在十年前，中国的企业采购团到美国去。我们访问了很多州，甚至去一些偏远的地方，几乎所有的（当地）企业家，所有的商人都特别欢迎我们，也非常欢迎中国的这些活动，欢迎中国的代表，欢迎中国的这些企业到美国去。
我们可以真正联合起来，携手共进，来解决目前涌现出来的问题。五年前中美关系恶化。美国率先提升了关税，而且设置了重重壁垒，特朗普率先做出这样的举动，以此为起点，很多的中国企业也在问同样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再次真正携起手来，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仅解决美国这些问题，也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全世界这些同样的问题。
在经济当中，我们面对的问题是非常类似的，比如通货膨胀高企，还有中国增长速度放缓了。通过我们的合作，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如何来降低对中国产品的关税？中国政府，或者说中国人民也秉持着同样的期许，我们也希望也能够同样重新获得美国给我们这些待遇。你刚才，就在在十分钟之前邀请我再回到美国，我确实也是非常希望再踏足美国，涉足美国。在五六年前我已经退休了，但是我现在的时间更加地灵活了，我有更多的时间去走走，去看看，我也同样向你发出邀请，因为我希望美国的企业朋友们也能够到中国来，来共同应对挑战，共同应对我们合作当中的这些问题以及更好地去推动人民之间的互往和互动。所以克雷格，在此之后，我们也需要和其他的朋友进行更多的合作和讨论。
王辉耀：谢谢，非常感谢金先生。您刚才提到很多非常难忘的回忆，我们也需要去秉持着此前建立起来的这些精神。现在到了我们需要思考过去、当下如何一起合作的时候。
亚当·波森，您现在是非常有名的智库主席。去年我们和您也进行了同样话题的对话和讨论。您做了很多国际经济研究，对中国的经济也很有研究。在通货膨胀这个问题上，在此前您也做了非常丰富的研判和分析。甚至您还提出了如果中国取消了关税，这可能会推动美国通货膨胀降低几个百分点，比如1%。作为美国的经济学专家，同时也是研究中国方面的经济学家。您对关税问题怎么看？在疫情，战争和其他风险叠加的艰难时刻我们应该怎么做？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还遭到了像粮食短缺和能源短缺的威胁。中国消费的能源70%依赖于进口，能源价格上涨也会打击到中国。因此我想询问一下，我们如何来降低高企的通货膨胀率，中国和美国之间从哪些方面可以进行共同的努力，来化解目前经济上所面临的困境？
营造实用的乐观主义气氛
亚当·波森：非常感谢CCG邀请我参加这次特别对话。我非常地荣幸能够加入其他的嘉宾，来进行对话，对于中国、美国的经贸关系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希望我的立场是务实的客观的。我先从通货膨胀这个问题开始，中国加入了活跃的世界贸易，在加入WTO之前就已经非常活跃。我不认为中国加入WTO实际上带来了全球长期的低通胀。佐证就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还有我的同事们，Gary Clyde Hufbauer、Megan Hogan和Wang Yilin，研究了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会对全球通胀产生何种实质性的影响。我们发现这只会影响我们所看到的总通货膨胀中的一小部分。现在通胀主要是由于短期宏观经济的结果，我想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的顾问主席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鼓励并利用我们的工作进一步证明，为了美国的自身利益，在通货膨胀问题上和整体上，拜登政府过于简单地将中国输出产品与通货膨胀问题联系在一起。温迪和其他人谈到了拜登政府内部在关税问题上的争执。你可以从中看到在整个美国国会中反华和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有多么强烈。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我认为，我们研究关税会带来什么变化，以及关税带来的效果有多么有限，在某种程度上将迫使他们展示他们的真实面目。但首先，我认为我们都必须承认当前的局面。
第二点要强调的就是和中国的贸易，中国在全球贸易和经济活动当中，并不是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根本性原因，或者说特别关键的原因。要把这些情况区分对待。中国和美国合作，或者通过多边主义体系，比如说G20合作，会在应对这些问题上获得进展——尽管目前似乎不太可能——但我们还是需要取得成绩。
回过头来说，此前有一些嘉宾也提到过，如果将MC12看成是一项成就的话，它非常有可能是成为一种正面的模式。在这个模式当中，中国和美国不会将彼此看成是敌手，比如说在知识产权豁免还有农业补贴等等这样问题，还有电子传输暂免关税就是非常好的起始点，同时也可以成为事实上的双边来进行对话的基础。
从本质上说，中国的实际愿望还没有满足。中国没有重新确定它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但事实上，它做了一些涉及真正发展中国家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想要再回到在上一次跟辉耀在CCG对话时讲到的观点，现在中美的双边关系要提升不容易。但我认为（提升中美关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有利于疫苗和疾病放空，有利于对抗饥荒，有益于世界的长期发展。中美需要就如何对待世界其他国家达成一些规则，特别是我们不在其他国家，例如阿根廷，乍得或者越南陷入竞争（a bidding war），而是让企业在私人投资领域开展良性竞争，也不去迫使某些经济体选边站。
我认为，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实际的步骤来降低这种风险，以便在双边营造某种有限但实用的乐观主义气氛。我认为我们在MC12做到了这一点，比（2021年的）G20会议，或者IMF春季会议做得要好。IMF2022春季会议甚至没有发布会议公报。这显示出如果双方能摆脱在中俄关系的争议，那么可以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或许能够在气候变化、全球健康和发展方面有所成就。
非常感谢！
王辉耀：非常感谢亚当，您刚才讲得非常好，全球包括中国、美国，我们都有道义上的责任。如果世界一切如常，中美之间有所争议也正常。现在全球都有麻烦，那就需要双方一起合作。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两大经济体，（除了合作）别无选择。我们看到在MC12上取得了很多进展，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也是在气候问题上肩并肩进行了对话，中国外交领域负责人杨洁篪在最近也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进行了对话，还有中国的国防部长参加了香格里拉对话，对多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会见了他的同行。因此，我相信疫情隔离政策在不久将来也会结束，迟早会结束，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好消息能够重振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精神。
接下来杰里米，在华盛顿您举办了美国总商会CEO 2019年会议，我当时也参加了。当时我们都认为中美之间很快达成贸易协定。每个人都非常期待，都说想赶快在中国扩大业务，设立办事处。作为美国最大的商会，您代表的是非常庞大的美国经济的各个利益共同体，所以您的角度可能会更加地广泛和宽泛一些。美国现在的情况怎样？杰里米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与中国经济关系应该是平衡和理性
杰里米·沃特曼：非常荣幸加入今天的对话。我非常感谢CCG主办这样的活动，对于中美关系来说，现在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时期，我们也站在一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十字路口之上。我特别祝贺CCG的同事们成功主办这次会议。
首先你说得非常对，作为最大的美国的商业性的组织，我们有更加广泛的视角，不管在中美之间关系上，还有全球经济问题上。当然，在美国的经济中，从小的企业以及到中型企业一直到大型企业，这些都是我们商会的成员，我们的成员是包罗万象的，我们可以从各种不同层面来理解目前全球的挑战，尤其是如何塑造未来的产业和未来的全球化。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当中，美国商会见证了中美之间关系的成长，同时也看到了中美之间在竞争这个问题上，以及在多边市场上所形成的竞争关系。
我们一直倡导跟中国经济关系应该是平衡和理性，要认识到这个有14亿人口的市场的重要性，同时要了解中国经济和政治模式的现实。美中双边实际上影响的不仅仅是两个国家，是影响了整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论坛叫做中国与全球化，中国对于很多美国公司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市场，放弃这个市场，对美国公司来讲是不可能的，但随着全球经济遇到一些困难，美国通胀高企，很多西方国家通胀高企，再加上能源价格上升，还有因为俄乌冲突引发的粮食短缺，经济增长下行，中国的清零政策带来的供应链扰乱，还有新病毒变种，我们现在仍然在疫情之中，不要忘记这一点。
我们要保持和发展美中之间互利的商业关系，这是确保全球经济稳定关键的因素。在未来几年，很明显商会将和美国的立法者一起，制定政策以加强美国的竞争力，拜登去年签署了关于基础设施的法律，我们也非常地支持，也希望立法者和议会能够在今后几周达成一致，来支持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和其他的创新经济体的发展。我们也在推动政府降低贸易壁垒，我们希望跟中国有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得美国公司能够公平地与中国公司进行竞争，我们已经30多年的经济发展，我们之间的联系已经达到了几万亿美元，这种合作对两国人民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觉得辉耀你在开场白中讲到了一些不乐观的因素，今天双边关系的一些风险，以后两个国家会有脱钩的风险，上周布林肯的讲话不是美国企业界想要的。Chud公司的CEO，令人尊敬的Evan Greenberg上周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一次演讲中表明了这一态度。不过，在当下不太可能去强行改变事物发展的路径。我们只能认为，出于国家安全和竞争的考虑，选择性地与对方脱离接触的情况会继续维持。这种选择压力会继续存在，而且美中双方都会这么做。
我们希望两国政府能够可以合作，改善两国的商业环境，来解决两国关系中的结构性的问题，找到关于关税的解决办法。因为广泛的脱钩对两国都没有好处，而且对世界也没有好处，我们仍然希望，拜登总统和习主席的下一次对话——我们认为不久就能实现——能够推动双边在贸易、关税等问题取得进展。 关于关税，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对双方来讲，关税都是没有好处的。我们敦促双边领导人能够举行定期对话，以便落实行动。
很明显，我们的领导人会塑造未来的双边关系，我们觉得CCG主办的对话也非常重要，能够表明双方都能支持并承诺达成有效的解决方案，指导我们往前进。
谢谢！
王辉耀：谢谢杰里米，感谢你的精彩发言。企业界都希望走向正常化，不希望看到脱钩，因为所有人都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达到今天的状态，你还讲到了拜登总统的基础设施的法律，中国在全世界发展基础设施，也许有一天中国和美国公司可以一起在第三国做基础设施项目。我那天跟拉里·萨默斯对话，他建议世界银行也可以进行更多的绿色基础设施的投资，还有亚投行、亚开行和其他的开发银行一起合作。谢谢你，希望再一次能在中国见到你，你以前经常到中国来，过去两年一直都没有亲自与你见面，希望能很快与你见面。
接下来请CCG的顾问，也是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易小准部长，您曾经是商务部的副部长，也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工作过，您在世界贸易组织担任副总干事10年的时间，回来之后你也积极地进行研究贸易问题，您是怎么看的，你有什么样的观点，您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但是您的发言是非常重要的。
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非常重要
易小准：非常感谢，我非常高兴，非常兴奋能够跟我的一些老朋友一起参加这次CCG的会议。克雷格，我有30多年没有见过了你吧。我回忆一下前面发言人的观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美中合作，应对全球挑战的一些观点。
我特别关切俄乌冲突，它可能会点燃全球累积的经济问题的火花，从供应链中断到通胀高企，到不可持续的债务和宏观经济的失衡。如果俄乌冲突继续，或者是升级，那它的破坏性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乌克兰和欧洲，会导致能源短缺和粮食短缺，增长停滞，甚至会引发真正的重大全球经济危机，也就是2008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全球经济危机。2008年的危机是毁灭性的，但是它的一线希望是所有主要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和中国在关键的时刻表现出了合作的真诚意愿。比如说打造了G20，在IMF，世界银行和WTO内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合作，并且采取了必要的集体措施，来防止危机的发展失控，为全球的复苏奠定了基础。
但真正让我担心的是由于当前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个负责全球经济治理的机构正处于年久失修或者功能失调的不同阶段，而且G20抵御金融危机最后一道防线看起来也陷入了瘫痪。目前尚不清楚G20的领导人和部长们甚至能不能在同一个房间开会，更不要说实现阻止经济灾难所需要的协调一致的政策了。
面临新的金融危机或者下一次疫情大流行的时候，有种种迹象表明各国将采取我为先和以邻为壑的政策，这样会使本身就不理想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美中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贸易国，如果继续互不信任，让情况任其发展，都必将吃亏。如果他们反其道而行之，整个世界都会受益，那可以做些什么？我建议有三个步骤可以帮助修复甚至很大程度上地恢复全球的经济合作。
1，各个国家特别是美国、欧洲和中国，需要承认它们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我们的地缘政治差异成为了头条新闻，但是我认为我们共同的地缘经济利益反而是更重要，更突出的。不管是低碳转型，推动技术创新，管理数字化，解决国内的贫富差距，还是加强基于规则的经济关系。我们的共同点比我们意识到的还要多，包括对合作的共同利益，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这一基本事实。
2，美中两国需要找到经济合作的共同领域，就是双边能够达成一致的领域，而且能够取得有意义的进步和互利的成果。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G20里面，在全球最低公司税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环境问题，从砍伐森林到塑料污染，甚至是碳定价，这些都是中美两国面临的相似挑战，有相似的目标以及可以找到合作解决方案，更为重要的领域。当然双方需要更加有开放的心态，采取创意的行动和积极协作。世贸组织在MC12上所取得令人惊讶的成功表明即使在最有挑战性的情景下，多边贸易体系也能够在各国特别是最大的国家关注产生利益的时候，取得重要的成果。如果没有中美两国的支持，MC12的重大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这是WTO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Ngozi Okonjo-Iweala)在会议之后发的推文中说的。中美合作，对于取得积极成果至关重要。
3，我们需要努力恢复信任。40多年全球化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同时让我们更加相互依赖，这就是我们为繁荣付出的代价，再加上全球经济现在拧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信任了，我们愿意降低壁垒，相互依赖，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对抗，这些都是信任。如果合作正在破裂，这是因为怀疑猜忌取代了信任，美中之间是这样，欧洲和中国是这样，欧盟和美国之间也是这样，重新的信任始于重新发现合作的好处。世界经济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更多的不信任，更多的分裂和更多破灭的幻想，没有国家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解决我们共同的全球挑战。
我就讲到这里，非常感谢！
王辉耀：易部长，您的发言非常全面，而且您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我们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可能现在运转的并不是很好，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升级改进，但这个体系在过去77年中，一直在运转，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加强，也许要补充一些新的机制或者机构，比如说亚投行，甚至是大数据、数字信息等等，所以我们要去进行重构和复苏其庞大的架构，使其能够具有包容性，纳入更多的企业、机构，WTO,还有像G20。今天在CCG的论坛中，印尼驻华大使说，印尼正在忙于准备今年的G20峰会，并对峰会有着很高的期望。很快要举行G20部长级会议。我希望G20领导人都会出席。
这么多轮的对话下来，我们感觉到中国和美国两大经济体需要真正进行通力合作，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虽然非常艰巨。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够真正合作在一起呢？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气候变化还有疫情、俄乌冲突以及今后粮食危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总加在一起，确实现在人类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难。不应该出现全球合作和协调的真空，特别是在美国主导全球治理这么多年之后。我们需要找到填充这些真空的方法。现在我们也确实在逐渐挖掘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美国和中国走到一起。
接下来的对话我们还是从温迪开始吧。就像易部长之前所说的一样，疫情以及知识产权是中美之间可以合作的领域。另外一个领域是环境气候问题，中美（去年）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所以在贸易方面，我们如何能够全心全意地在这个事情上合作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现在的通货膨胀实在是有点太高了，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事情总是容易出现，但是不容易解决。
通胀现在是美国消费者，美国选民的重要关注。拜登政府所面临中期选举，需要采取措施降低通胀压力。中国在今年疫情影响经济发展后面临挑战。在解决共同问题上，需要有共同的领导力，和共同的政治意愿。让我们一起推动在WTO的合作。现在，先从温迪开始说吧。
降低关税，谁先迈出第一步？
温迪·卡特勒：我刚才听得非常仔细，所有人的观点我都记下来了，我在这里可以稍微回应一下。首先在关税问题上非常有意思，中国在说到关税问题时态度很明确，认为加征关税行为是有害的，有破坏性的，应该取消加征关税。他们需要美国率先走出第一步。让我在这里提出一个假设吧，假如中国采取主动，率先降低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关税——比如说，降低250亿美元进口产品的关税——再看看美国怎么反应？换言之，我不确信为什么美国有责任走出第一步。我在政府里工作时，当时易部长也在，我们都有这样的默契：我可以跟他通个电话，然后就把这样的事情安排妥了。但今天这种默契已经不存在了，很不幸。
我在今天非常开诚布公地说，我觉得中国希望美国能够真正打开自己的大门。我们这里很多人都真正地希望取消加征关税措施。但是，就像亚当说的，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之下。
我完全支持双方寻找可以合作的领域，特别是通过国际机构进行合作，这样能够让美国和中国合作变得容易和便捷。但是要意识到双边严重缺乏信任，应该不要从大的角度开始做起，我们应该先从可以做到的小事情做起，我们先定小目标，从实际领域开始，慢慢积累。那种从上至下推动的空泛而宏大的对话很容易就变成一纸空谈。我们应该先从小事情开始，先从实际话题开始。比如，易部长说的塑料污染问题，TRIPS知识产权豁免问题，双方都是可以从这种小事情来让一步，做出一些妥协，这是能够做到的。因此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非常感谢！
王辉耀：我非常同意。在中国内部还是很希望美国先降低关税的，因为这是美国先挑起的贸易战，我也相信如果美国降低关税的话，中国一定会同比例地降低关税。我自己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克雷格，您跟商业利益群体关系很密切，对中国和美国你都是非常熟悉的，更加关注美国商界的反应。我看到美国有些众议员呼吁希望能够取消关税措施，您的想法是什么？
克雷格·艾伦：非常感谢，习主席和拜登总统通过线上会议上进行了对话，双方都需要创造信任，我将其称作是CBMs（信任创建措施）。目前美国的商界是非常支持的，非常高兴能够看到有一些观点已经被提出来了。而且现在有些观点和有些措施是可以对双方都有利的，我很认同刚才温迪所说的，从小的、可以做到的事情开始做起。我们现在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政治时期，对中国，对美国都是如此，十一月份马上就要来了，我想我们要做好那些重建我们两国之间信任的手段，因为二十大和中期选举马上就要到来了。
今天我们对话的平台是全球化智库，但现在的趋势是，某些公司和政府更加关注区域性的经济体，而不是全球经济。这是比较危险的。这不是要么全球化要么区域化的问题，而是两者都不可得。受易小准先生的启发，我认为，尽管我们现在正在强化或者推动区域化的进程，但我们还是需要建设全球认可的准则。没有强大的全球经济就不可能有区域化，没有强大的区域经济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全球经济。
但企业会更多地从区域角度考虑问题：我的供应链有多安全？ 我可以避免出现问题吗？ 我会遇到什么样的政治风险？ 如何保持低成本并灵活保持效率？ 这些问题让我认为区域贸易政策与全球贸易政策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非常感谢。
王辉耀：非常感谢克雷格，我同意，我们也需要积跬步以行千里。您是正确的，即将到来的十一月确实是一个关键的月份。不出意外的话在那时，二十大已经在中国召开了，美国在同期也有自己的中期选举。到那结束之后中美的领导人会聚集在G20峰会上，两国关系也许会开启新篇章。在最近的这些动乱、经济下行、新冠疫情等问题出现后，我们真的需要多做一些更务实且操作性更强的事情来开启一个崭新的篇章。我们需要从小做起，就像温迪之前所说的TRIPS和塑料环保之类的合作。我记得易小准先生两年前曾经邀请我去WTO讨论过相关的问题，现在我们终于看到这件事上出现了一些改观。
另外，中美关于关于全球企业最低税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美国）公司在海外赚了很多钱，但是他们的钱放在“税收天堂”里，并没有真正支持到美国中部和“锈带”的建设中，中国也因此经常成为美贫富悬殊和国内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所以，这个全球最低税达成的政策真的有助于解决这种担忧，虽然可能只是部分地解决这种担忧。这样中国就不会一直被误会，跨国公司在中国挣的钱可以惠及美国中西部锈带地区，这样对中国的民粹和打压可以降低。。最低税可以促使跨国公司实际上可以用最低税来平衡相当多的利润汇回美国，消除当地的民粹和反全球化及反华的情绪。 我认为它确实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金先生，到目前为止，您对中美之间的关系在未来的走势有什么样的想法？您此前也是商务部美大司副司长，相信在这方面有非常成熟的意见提供给我们。
金旭：我非常同意大家的意见，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应该是谁先采取行动？比中国先还是美国先？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已经在双边关系上取得非常多的进展，很多的问题仍然是一样的，经济上的问题，我们共同地愿景以及我们的产品等等各方面，我们有很多共享的地方，我们有共同的挑战，也有共同的利益，像气候变化，就是我们共同挑战。我们面临着非常共同的问题，之前所说的像美国通货膨胀高企，还有中国GDP增速降缓，因此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了可以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在过去三年当中，还是有很多的年轻的学者或者说学生他们赴美留学，还有很多的企业家们、商业的机构们，他们也都到美国去寻找商机，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美国的企业，他们也愿意想要降低通货膨胀所带来的问题和影响，所以他们也希望向中国进口很多东西。中美两国其实还是希望能在贸易上有所互动的。
我非常同意易小准部长的想法，中美两方在未来需要建立起互信。我还是想强调下谁先行动的问题。克雷格，我认为还是美国先加征的关税，我们需要在未来做一些实打实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先从小的事情做起，我们也需要从共同的能够做的和启动的步骤来做起，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我们不能够再推迟了。尽早地行动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王辉耀：谢谢，确实您讲得非常对，我们确实需要建立起互信。我认为我们的对话很棒，我很受鼓舞，我们双方都应采取相应的行动，因为世界需要中美两国进行合作，WTO也在这件事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WTO就是因为中美合作才取得了一些成就，中美是可以进行合作的，也必须进行合作。
亚当，你现在在伦敦，你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往返工作已经有很多年了，从智库角度来讲，你对中美未来的经济关系是怎么进行分析的？中美是有不同，但是我们也想扩大共同的利益，特别经济方面。今年是尼克松访华五十周年，过去几十年，我们的旅游、基础设施、人文的交往已经变得密不可分了，脱钩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除非我们觉得我们无法相处了，甚至可以说，我们已经不再是人类了。关于这些议题，想请您最后讲几句。
亚当·波森：谢谢辉耀，我只是想说我们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正在做一个项目，看一下脱钩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想脱钩的事情，原因你已经都说了。那天格林伯格也说过了，我也说过了，这是特别可怕的想法，现在我觉得我们需要告诉大家，如果真的要进行脱钩的话，代价是多大。
除此之外，你说到跨大西洋非常有意思，中美都需要高度重视欧盟能够起到的作用。欧盟并不是墙头草。在很多问题上，特别是在气候和国际税收问题上欧盟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欧洲在很多问题上设定的标准比美国和中国都高。这种高标准能够促使中美两国政府更加积极和更有原则地行事。我认为这在未来几年将非常重要。当事关紧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两种相互竞争的力量，欧洲与美国所具有的共同价值观和安全利益大于欧盟与中国所具有的共同价值和安全利益。但是欧洲，尤其是欧洲企业，非常强烈地希望搭上美国的便车，同时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我不得不希望，这一现实能够成为维持关系稳定的压舱石，而不是问题。欧洲应该成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制衡力量。
我认为，尽管我尊重易部长和我的朋友温迪以及其他人关于通过国际机构（合作）的倡议，但我认为（合作）将取决于三边关系，也许可以也可以将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纳入这种关系中进行考量。我认为中国现在和美国一样，对这些国家采取两面派的做法，有时是倚势欺人，有时是朋友。美国和中国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必须看看结果如何。谢谢。
王辉耀：谢谢亚当，你刚才讲到了欧洲、欧盟，中美，这是非常重要的三边关系，你说得很对。中欧是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中国也是130多个国家的贸易国，去年在疫情期间，中国的出口增长30%，所以可以看到世界需要中国，我们如何保持健康的建设性的关系，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项挑战。杰里米，你一直在跟踪各个企业的发展，总的来讲，美国的商界它是如何看待美中关系，贸易关系，加上关税这些问题的呢？
杰里米·沃特曼：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点，我们都希望看到大多数的关税能够降下来，这里我们一致的看法，至少我所代表的组织以及克雷格所代表的组织，我们都说得很直率，希望关税能够降下来，因为它对美国的伤害比利益要更大。我觉得现在是有机会的，就像您所说的，就在通货膨胀方面以及两国的情绪和面临的经济挑战，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取得进展的，我们对关税问题上是有希望的，甚至我们不需要等我们11月两国的政治程序都走过之后，就能够有进展。
第二点，讲一下合作。合作不会被看作是零和博弈，应该是双方都应该进行合作，因为这是符合我们两方的利益，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美国利益，这就意味着合作，合作方面的努力应该跟双方的分歧，分割开来。在某些领域，我们应该合作就合作，但是要是以我们有分歧的领域为前提的话，就很难合作。
第三点，我们必须要对合作很清醒，应该做更多的工作，看一下到底在哪些方面的合作是互利的。现在虽然有MC12的疫苗豁免（合作），但是未来将是什么样子，还是很难说，这是为什么谈判这么艰难。我觉得两国政府应该进行合作，来找出哪些领域值得合作。
最后一点，我们需要合作，同时我们也需要比较现实，告诉我们合作能够带来些什么，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SED）和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中，我们有很多合作的举措倡议，就是有成果的，克雷格，温迪、金先生你们那时候都在政府，你们都记得有很多合作的成果，但是这些合作的成果并没有充分地在受益政府和更多的人群。所以这里需要有比较有现实的眼光，现在大家都关注ESG（环境社会治理）等等，这些问题可能过去不受关注，今天特别受关注，我们也需要有现实性的精神来评估未来的前景。
王辉耀：谢谢杰里米，您讲得非常好，我们看到企业界也非常地务实，想要看到我们取得进展，我们双方的政府，希望能够有所作为，最后易部长，你一直在关注多边进展和美中关系，那您最后有什么样的建议？
易小准：我觉得今天所有的嘉宾都有很相似的观点，我们都认为从贸易的角度来看是要推动双边贸易关系，我们也想要促进这方面的发展，我完全同意前面发言人所讲的，就是我们应该进行合作，中国和美国应该进行合作，来一点点地往前走。我同意温迪所讲的，如果看一下MC12，中美有非常相似的利益，比如说跨境电子传输关税免征、延长，还有粮食出口限制，我们也可以合作。关于知识产权的豁免，中国没有利用谈判。只要是为了公共的利益的话，中国就愿意做出它的贡献。
在未来，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领域可以多边进行合作，比如说塑料污染的问题，在我离开日内瓦之前，我自己就特别地努力来推出一个倡议，不只是我，是由WTO的成员，由中国和斐济发起的关于塑料污染的倡议，来控制塑料污染。这是在WTO发起这样的倡议。这个也是符合美国、欧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可以在这些问题上进行合作，至少他们可以从这些小的步骤开始做起，慢慢建立起信任。
最后我想再补充一点，我个人认为脱钩是个坏主意，我在WTO工作了很多年，我知道它的主要作用是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贸易的自由化，但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主要的经济体更多关注的是贸易防御，而不是贸易开放，这是一个真正的遗憾，可惜的是事情对于我来讲，我非常希望看到在MC12，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取得进展，但是没有发生。
我更加担心的就是世界分裂成为具有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技术标准、甚至不同跨境支付、不同贸易体系和储备货币的许多个经济集团，这是很可怕的事情。WTO总干事最近警告说，我们需要认真地思考，不要轻易地去讲脱钩和去全球化。她说各个国家在将经济和供应链分裂成政治集团之前，应该三思，WTO经济学家估计如果世界分裂成为两个贸易集团的话，将使全球的实际GDP的长期水平降低5%。这是很大的数字。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也许是不现实的：我们不需要经济民族主义带来的零和游戏，中美两国可以共同努力，推动经济合作实现正和。因为相互的依赖，会使各国同时达成自己的目标，它们的成败息息相关。我就讲到这儿。
王辉耀：谢谢易先生，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今天的对话非常地全面，，也非常的精彩。我们今天通过中美、欧洲等等话题上的探讨，让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今天的“第八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的日程，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首先我们需要合作，这是毋庸置疑的。第二点，我们还需要在互相合作的基础之上，更好地有前瞻性的预见性。第三我们需要在WTO项下，进行步步为营、按部就班的工作，从小事做起，贸易需要继续，关税需要降低，而且商业界们也仍然是中美关系当中的核心力量，也会逐渐地进一步地去引领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势。
当然了因为我们时间是不足够了，所以还没有探讨到其他更加激烈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对话的总体的结果是非常好的。我们也特别期待着在未来大家能够在线下，在同一个会议厅当中进行对话。我们也知道美方嘉宾们在自己的假期期间拨冗参加今天的对话，同时，在线上收听和收看嘉宾的数字和参会者的数字也是不断地增加，所以非常感谢Craig Allen（克雷格·艾伦），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Wendy Cutler（温迪·卡特勒），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前美国代理副贸易代表；金旭先生，中国国际贸易协会会长，以及Adam Posen（亚当·波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Jeremie Waterman（杰里米·沃特曼），美国商会副会长，中国中心主任。还有易小准部长，世界贸易组织原副总干事，原商务部副部长，我是CCG的创始人理事长王辉耀，很高兴主持今天的对话
我们今天的会议就此结束，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会！
（本文根据对话发言录音翻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