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新型全球化趋势
我们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插曲，在各国持久抗疫之下，疫情将会随着疫苗的研制普及而得到控制。疫情之后，数字化技术及新业态、新模式将为全球化发展提供新动力。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人们将实现教育、生活、工作的全球链接。电商市场、社交网络和数字媒体平台等通过搭建全球的求职者与雇主、自由职业者与任务分配、旅客与旅店以及学生与教育提供商之间的交流沟通平台，实现了个人在工作、生活、社交、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全球链接。
据麦肯锡估计，全球有9.14 亿人在社交媒体上至少拥有一个国际连接，3.61 亿人参与了跨境电商活动，近4 亿人在领英上发布专业简历，50% 的脸书用户至少拥有一位外国朋友……而这些数字还在快速增长中。2020 年，全球互联网带宽增长了35%，是自2013 年以来最大的单年增幅。随着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推出，数据流将进一步扩大，预计每月全球数据流量将从2020 年的230 EB 激增至2026 年的780 EB。同时，新技术的发展为教育资源更公平地分配和实现个人素质提高提供了可能。例如，许多世界顶尖大学如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均开设了线上免费课程，无论身处何处，只需要登录课程网站，即可学习。学校还根据学生需求，提供了在线教育的学位项目或资格认证。
从企业的视角出发，“微型跨国公司”将不断涌现，全球化不再是传统跨国公司的“专利”。
随着数字平台遍布全球，跨境通信和交易的成本不断降低，企业可以随时随地联系全球客户和供应商。比如，以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等为代表的数字平台可以提供一站式营销、交易、支付结算、通关、退税、物流和金融等服务，这些服务，对于试图从事全球贸易的中小企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曾几何时，全球化是大型跨国公司的“专利”，而在新型全球化时代，数字平台缩小了企业全球化所需的最小规模，为全球中小企业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大门，即使最小的企业也可以成为国际性企业，成为“微型跨国公司”。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调查显示，86% 的科技型初创企业都会参与跨境业务。
从“人”和“企业”两个微观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未来的全球化将范围更广、层次更深，越来越多的人、企业、国家将参与到全球化的浪潮中。
不过我们也需要意识到，虽然新技术在后疫情时代将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但由于技术的影响力覆盖领域广泛，这些技术也可能加剧地缘政治竞争。同时，全球化已经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世界力量平衡正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地缘政治环境正变得愈加敏感与复杂；全球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互相交织，正构成严峻的全球性挑战。
俄乌危机下，从西方对俄制裁与俄反制裁举措可以看出，将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贸易、全球金融和互联网等也可能被武器化，成为制造冲突并加剧对抗的政治工具。当前，各国政府越来越关注全球化如何威胁国家安全、公民利益和环境。为了减轻这些风险，使全球化更受欢迎，许多人倾向于从华盛顿式的自由放任政策转向更亲力亲为的“有管理的全球化”。因此，尽管后疫情时代会出现一些企业回流等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大规模撤退到自给自足，而是预示着对全球化采取一种更加谨慎的做法，将长期的复原力和政治现实考虑在内。
同时，实现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公平、更普惠、更包容和更多的国际合作。实际上，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和繁荣的方向发展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联合国在人类进入千禧之年时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便体现了这一概念内涵。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2007 年的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世界需要一个更加包容的全球化，消除极端贫困、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为个人发展创造更多机会和希望。然而，尽管我们有着联合国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指引，但是实现这些目标的路径仍然模糊不清，各国对“更包容和繁荣的全球化”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过去30 多年间，金融资本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及政策支持下全球性扩张，南北国家间及各国内部贫富差距均拉大，同时经济活动所加剧的气候环境危机、公共卫生危机等也威胁着人类生存环境及生存质量，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位于产业链低端，承接了诸多发达国家转移的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产业，更是成为全球化危机的受害者。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对人类生命安全及财产造成的冲击恰如其时地为人类敲响警钟，世界是一个信息流、物质流、人员流全球性流动的整体，社会平等、生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应受到更多关注与重视。
中国的崛起是新型全球化演化发展中一个具有主导性、引领性的强有力因素，将给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和全球治理理念带来重要革新。从2008 年中美通过G20 加强合作，力挽狂澜开始，中国已经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和追随者逐步转变为全球化的反哺者。“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申请加入CPTPP、CAI、中非合作论坛、全球发展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中国为推动全球化发展而做出的积极尝试无不显示出中国正在努力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以大国担当为全球治理创新出谋划策。
摘编自《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第二章“全球化变迁与理论发展”，王辉耀、苗绿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