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蔚华：披露变“纰漏”，ESG如何走得更远？
2022年3月21日
马蔚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招商银行原行长。
“双碳”目标提出后，ESG愈发成为企业界和投资圈关注的焦点，就连非上市公司也加入了这一原本只针对上市企业评价标准的讨论。一时间，“ESG委员会、ESG报告、ESG投资组合”等字眼屡见不鲜。
“ESG是未来最大的趋势。”招商银行原行长、社会价值投资联盟主席团主席马蔚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2013年，他卸任招行行长，转战公益圈，大胆地将金融工具引入可持续发展议程，成为国内最早一批责任投资的推动者。早在招行任职时他就开始推崇ESG理念，近两年，他在公开场合提及ESG的次数更密集起来。
ESG火了。但穿过表象，很多企业对ESG仍然一头雾水。一个在国际市场上流行多年的责任投资理念，在中国如何走得更远？
ESG是什么？
所谓ESG，包括E（Environment，环境）、S（Social，社会责任）、G（Governance，公司治理）三个方面，是一套综合衡量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绩效，而非单一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
根据MSCI（明晟指数），ESG投资体系具体指标示例。制图/金艳
ESG最早可追溯至18世纪宗教教会的道德投资。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西方国家人权运动、环保理念的持续推进，现代社会责任投资逐渐成型。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责任投资进入快速发展期，气候变化、公司治理等多方面议题被纳入社会责任投资的考量。
“进入新千年，全球面临着工业化污染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挑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越来越有共识。”马蔚华介绍。
2004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首次正式提出ESG概念。2006年，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PRI）成立，对推动ESG投资落地起到了关键作用。就在UNPRI成立同年，高盛发布ESG研究报告，正式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概念整合在一起，形成了完整的ESG理念。自此，ESG投资在全球资本市场的投资活动中从边缘走向中心。
可以看到，ESG脱胎于社会责任投资，是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对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做出的更加具象化的责任界定和评价要求。基于此，上市公司向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的信息披露变得更加标准化和有针对性。
不过，由于和影响力投资、社会责任投资等概念存在一定程度交叉，不少资管机构、投资者和企业对于ESG的理解仍时有误区。作为“舶来品”，ESG在中国市场扎根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投资工具VS责任理念
在马蔚华看来，ESG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在中国市场仍是渐变式演进的过程。
2013年，港交所发布《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搭建起港股ESG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沪深交易所也迅速跟进，奠定政策基础。2018年，证监会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规定上市公司有责任披露ESG信息，从监管层面对上市公司提出要求。
除监管层面的影响，ESG真正“出圈”，离不开“双碳”目标的直接推动。
马蔚华指出，企业原来面对的环境指标太多，越多越无从下手。现在将碳排放指标内化到ESG里，监管部门就有了一个具体的抓手。也就是说，ESG给“双碳”目标的达成提供了具体的实操工具。
与此同时，由于将ESG因子纳入投研体系，给资金流向提供了参考。截至2021年9月，国内超四成基金管理人参与到权益类ESG公募基金投资，累计资产管理规模近2500亿元。
然而，当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ESG投资所能带来的回报时，其本身最具价值的部分不可避免地被忽视了。“这也是ESG在中国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的表现。”马蔚华说。
长期以来，投资者关注的重点都放在了上市公司市盈率、市净率等财务指标上。而在财务指标的基础上，ESG投资进一步结合了环境效益、社区关系、公司治理等非财务指标，弥补了传统财务指标衡量方法的局限，能够帮助投资者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公司，更好地规避了因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或公司治理不完善而引发的“黑天鹅”事件，同时也满足投资者对于长期收益的预期。
“除去投资工具属性，ESG本质上是一套倡导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价值理念。”马蔚华表示，绝大多数负面溢出效应是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如果从每一笔投资开始就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一致性，我们会最大程度减少治理成本。
在马蔚华看来，现在很多企业是出了问题以后再拿钱去治理，这不叫ESG。作为“舶来品”，ESG仍需经过较长的本土化过程，才能真正纳入社会经济循环的体系。
本土化，难消化？
目前，ESG本土化必须面对的难题，就是如何建立一套既和国际接轨又符合国情的ESG评级标准和信息披露体系。
据了解，目前中国内地A股上市企业ESG信息披露主要依靠政府部门引导，交易所出台相关政策细化落实。然而，目前监管层对上市公司并无强制性的ESG信息披露机制，只在去年6月印发了上市公司年报及半年报格式，鼓励披露碳减排的措施与成效。一些企业披露的信息缺少量化、关键数据，整体可比性较差。
在缺乏统一的监管规范情况下，ESG很容易变成企业的“背书工具”和“募资手段”。不少企业对ESG仅停留在了解、认识的阶段，还没开始产品研发和制度建设，更谈不上主动对外信息披露，冠以ESG之名“漂绿”的行为也时有发生。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不能为了追求商业价值去搞社会价值，这是本末倒置。”马蔚华指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源于人类社会遭受挑战的危机感，出发点不能跑偏。
作为前MSCI（明晟指数）团队成员，嘉实基金ESG研究部主管韩晓燕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大部分国际评估体系都会经历“水土不服”，因为它们追求的是“全球可比”，但要覆盖全球几千个上市公司，光有一套标准是不够的。
“标准可以不同，但原则是一致的。我们要以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指标为原则，结合我们国内不同区域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标准，这样才符合实际。”马蔚华指出，只有经过不断实践和完善的标准，公信力才能越来越高。
他指出，对于国企来说，由于受国资委监管，包括ESG在内的很多工作可以比较全面地落实到绩效考核上，“力度比较大。”某国有能源集团发言人表示，对于能源化工类企业，压力最大的还是E（环境）。
而民企们则表示，“披不披露，披露多少”仍是难题。在公众面前，披露是否会变成“纰漏”，都是让经营者犹豫不决的因素。
“目前我们的标准还在形成初期，还需要一个过程，很多企业也有点茫然，怎么去做不是很清楚。”马蔚华认为，一个新理念，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态来发展。这也意味着，推动ESG需要社会形成合力，制度、监管、第三方评级、社会监督，缺一不可。
他表示，ESG在中国的破局有三个关键：第一要继续推动ESG理念深入人心，第二监管制度要完善和强化，第三要发挥第三方评级机构的作用。
“评级不是一种定性的评级，我们在数字技术基础上制定智能化的评级手段。”马蔚华表示，要针对不同情况、不同阶段来制定标准，一定要符合实际情况。有了这样的生态，ESG在中国才能成气候。
ESG到底意味着什么，现在下结论也许为时过早，“但是不这样做，整个世界都将面临挑战。”马蔚华说。
文章选自《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