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在俄乌谈判中发挥很大作用

2022年4月10日

 

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乌克兰危机牵动着世界的目光,国际社会一直在期待中国发挥积极作用以推动停火。俄乌冲突可能对美国、中国以及中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下,中美关系究竟将会走向何方?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博士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对此进行了深度对话。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写了两篇文章来讨论乌克兰危机,这两篇文章都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讨论。其中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会在俄罗斯的军事入侵中支持普京吗?我预测的答案是肯定的。在几周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我提到美国说普京的入侵迫在眉睫,明天就会开始,拜登告诉欧洲领导人周三俄罗斯就会侵略乌克兰。但我说,在2月20日前俄罗斯绝不会入侵乌克兰。我下了四比一的赌注,或许我该在华盛顿收集一下我的赌注。我说在奥运会闭幕式前俄罗斯不会入侵乌克兰,主要原因是习近平主席已经与普京已经建立了一种深厚可靠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在地缘政治层面也有严重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分析家,你会觉得中国和俄罗斯更可能成为敌人而不是盟友。俄罗斯现在的领土有不少曾是属于中国,比如有个港口城市俄罗斯人称之为符拉迪沃斯托克,但在中国地图上依然用中文名称标注为海参崴。广袤的西伯利亚荒无人烟,但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资源。边界另一边的土地上有数亿人繁衍生息,却没有多少石油天然气等资源。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可以说是显而易见了。仔细分析一下很多人会好奇,中俄这个更有理由成为仇敌的国家为什么会成为盟友?我能指出两点原因:首先是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出色的外交艺术,尤其是习近平主席找到了一种能够让普京感到愉悦的沟通方式,尽管他从未这样说起过。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时第一个人访问的人是谁?他和谁一起度过了生日?谁是他两年来第一个亲自会见的外国领导人?是谁参加了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答案都是普京。习近平主席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将中国和俄罗斯都视为对手,并试图孤立两国,别忘了“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句话,这也是从地缘政治的层面来考虑问题。中国与俄罗斯之间一直在走得更近。观察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时,我们会发现中国是很紧张的,因为俄罗斯的所作所为公然违背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坚持的基本原则。我想中国政府不仅是在言语上支持,而且也真的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基础原则,包括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无可否认的是,俄罗斯在夺取克里米亚后再次入侵乌克兰,这打破了尊重领土完整的原则,也使得中国外交部的工作举步维艰,你可以看到他们一直在尝试另辟蹊径。但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中中国也有自己的利益以及它必须做出艰难选择的地方。我非常感兴趣的一点是昨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乌克兰外交部长进行了会谈,在会谈总结中,王毅说中国希望发挥调停作用推动实现双方停火,从而解决问题,使乌克兰保持一个中立地位。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努力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这样也会表明一个事实,即中国在保护普京,比如在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的投票中,中国选择了弃权,而非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王辉耀:我认为艾利森教授确实给出了一种解释。中俄之间曾面临过许多困难时刻,比如历史上的中俄领土争端问题。即使再近一点,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中国与前苏联几乎快要爆发战争。所以中俄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起伏不定的。但近年来,中俄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这或许也反映了格雷厄姆刚才所说的观点。中俄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被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所推近的。中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是因为它们对彼此受到西方国家制裁等经历深有同感。但是我认为中国是不同于俄罗斯的。还记得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曾与拜登总统进行视频会晤吗?当时拜登曾说了一段非常鼓舞人心的话,他说美国并不寻求改变中国,美国也不希望建立反对中国的联盟。但在他回到华盛顿之后表示要抵制中国举办奥运会,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感到震惊。但是接着普京站了出来表示自己支持北京,他也确实来到了北京并且与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重要的联合声明。但是我认为很多人误解了这个联合声明,它不应该被解读为某种形式的军事联盟,中国不寻求与其他任何国家结盟,而只是勇敢地表达了一些对世界、对如何能合作进行全球治理等方面的看法,我认为很多人过度解读了这份联合声明。

正如艾利森教授所说,外交部长王毅刚刚结束了与乌克兰外交部长的通话,中方的立场非常明确,那就是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尊重,这也再次呼应了王毅外长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所发表的观点。我认为中国的确可以发挥一些作用,因为你很难找到第二个像中国一样具有世界影响力又同时与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国家。中国可以运用这种中立身份,因为中国与欧洲国家也有着重要的利益关系。乌克兰是“一带一路”双边议定书的签署国,中国也积极推动着与中东欧国家的“16+1合作”,欧洲大陆的高速铁路建设使得中欧之间货运量这两年增加了50%,因此中国同样非常重视欧洲的安全与繁荣。此外,中国还是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我想说,如果中国能被邀请到谈判桌上,然后利用其善意确保这场冲突不会升级,并将其降级,那将是一件好事。中国当然可以在谈判中发挥很大作用。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想说“生存”是一个非常巨大、坚定和迫切的任务。因此,我认为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还是有一些共识。当他们一起看着世界然后说“如果我们两国之间发生核战争,将会发生什么?”他们很快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想法”。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气候挑战,他们可以看到仅凭“一己之力”排放的温室气体就足以为全球生态圈带来危害。新冠疫情也是如此,在全国各地建立防止病毒传播的防守墙的希望落空了。事实证明,中国试图在病例发生时就限制其传播的策略比美国的策略更成功,但这个数字仍然无法清零。总之,各国都需要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寻找到解决办法。在核扩散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在伊朗问题上都有各自的考量。那么各个国家能做什么呢?我认为有许多类似的领域,不同国家能在竞争中找到一个合理的合作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王辉耀:我同意格雷厄姆的观点。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间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大国在应对全球挑战中发挥着关键的领导力,并且全球多边主义也开始蓬勃发展。现在,美国参与了许多全球治理方面的活动,而中国可以提供更多切实的支持和帮助。我认为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等等都是中美可以进行合作的关键领域。为实现这些目标不仅需要各国之间共同的努力,也需要大国的领导力,所以我认为中国和美国在道义上有责任去共同做这件事。让我们从地缘政治的泥淖中脱离出来,更加强调共同繁荣,共同造福世界。我认为我们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今天的对话也让我深受鼓舞。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认为没有人会在50年前想象到中国今天的样子。如果我们告诉基辛格和尼克松,中国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成为美国全方位的竞争对手,他们会说“你疯了,这不可能”。中国在短短两代人的时间里取得的成就是相当惊人的。我想未来50年之于中国、美国甚至世界都还有更加令人期待的发展。所以说,我认为中美两国的主要任务是找到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我们应该仔细研究历史并认识到,尽管从19世纪80年代到1914年,德国和英国都从对方那里受益匪浅,它们是彼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对彼此进行了大量投资、相互之间有大量的人才交流,甚至当时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还有血缘关系,但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严重威胁并要取代一个大国时,你就会发现一种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发生的历史故事开始重演,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结果都是灾难性的。所以我担心历史将会在中美间重演。如果没有重演,那也不应该认作是理所当然的,这只是两国在努力避免这种危机的发生,是因为政治家们一如既往地在进行自我超越。

王辉耀:我同意格雷厄姆的观点。我们必须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阻止灾难性结果的发生。我认为,从现在到未来50年,人类的智慧正处于考验之中。在现代科技的发展下,世界成为了“地球村”。所有国家都在同一条船上,正如我和马凯硕对话时所说的“世界是一片海洋,所有国家就像在同一条船上的193个船舱里,而不是分别在193艘船上”。那么怎样才能使这艘船安然度过风暴?只有在现代技术的发展下,我们相互合作,彼此承认,这也是我们在未来几十年要努力的方向。中美都在发展民主,但我们如何才能看到民主的效果?该怎样衡量民主和人权?我认为这将是某种价值观的转换。我想未来50年中中美或许可以规避冲突。同样,在去年我和约瑟夫·奈的对话中,他表示中美2035年也许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可能还没有结束,我们可以找到一种能够平静地生活在一起、相互理解的方式。现代科技把每个人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创造一种被广泛认可的全球文化,追求共同繁荣、现代化或许可以改变人之本性,从而避战争,帮助我们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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