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大庆：当人口拐点到来，未来二十年的中国应如何改变？
2022年1月19日
202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中国经济数据。年末全国人口14.126亿，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2018-2020年的人口增量分别是530万、467万、204万，延续到2021年的48万增量。
毫无疑问，2022年将是中国人口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中国人口很大概率上将首次进入人口负增长的下降通道。
中国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口统计年份出现在10年前。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进入峰值区间后进入下降通道。三年后，中央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人口结构对于经济结构的影响已经显现。
人口数据对于经济数据的影响往往滞后，如果我们只关注眼前的数据，而忽略了数据背后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的经济结构和产业机会迁移，对于未来而言，则充满着太多的不确定性。
那么，从2022年这个总人口拐点之年算起，我们必须要至少明确以下几个问题，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着眼未来、应对危机、尽快布局。
20年后，中国的老龄人口到底有多少？
人口学界一般以65岁以及人口占比超过7%、14%和20%分别作为界定老龄化社会、深度老龄化社会和超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7%，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3.5%。联合国中等变量预计，2025年，中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40年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尽管中国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但人们对于未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依然缺乏比较直观和感性的认识。
以最新的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预测趋势，到2025年，中国老龄人口占比将超过14%，到2040年，中国老龄人口的占比将超过20%，正式进入超老龄化社会，这也意味着，每五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位65岁以上的老年人。
如何释放轻度老龄人口的劳动力？
今天的中国，即将进入深老化社会。时间紧迫，我们要把老龄化的应对措施一分为二。
一方面是老有所养，我们依然要坚持尽快布局养老服务的相关产业，保证已经或即将进入深度老龄阶段的老年人获得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另一方面是老有所为。随着中国人整体健康水平的持续提升，进入65岁之后的轻度老龄人口依然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他们中的很多人依然有较强的工作意愿。如何针对轻老化人群，打开适老化劳动力市场，是摆在老龄化中国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去过日本的朋友对于该国出租车司机的老龄化应该印象深刻。老年人担任司机的优势在于心态平和，安全意识更强。日本很多城市的出租车行业对于老龄人口比较友好，甚至在行业规范中强制要求引进一定比例的老龄人口。
日本曾针对老年人最想从事的工作进行调查，排名第一的是文案、前台等事务性工作，第二是打包分拣等轻体力劳动，第三是需要资格证书的专业技术工种，再往后，日本老年人认可的工作包括保洁、护理、讲师、超市收银员、厨师、物流配送、安保。
可以看出，这些工作在今天的中国，大部分依然由中青年劳动者占据，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企业招工原则上，都应当适当放宽年龄，向轻度老龄化人群提供更友好的工作机会。
一些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关注到轻老化人群的用工需求了。
前不久，中国一家连锁便利店发布了“买菜体验官”的招聘启示，招聘条件里明确要求年龄“60+”，“20年超市买菜经验”，还要有社交属性，“广场舞C位，居委会成员优先”。
未来，中国企业应当针对轻老化人群进行更多的有益尝试。
其实，对于轻度老龄人口而言，最适合他们的工作往往都是熟练工种或轻体力劳动，与时俱进并不适用于这个年龄层的劳动者。老有所为，在未来深度老龄化的社会中依然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享受健康人生，才应该是老龄化中国的政策关注度。
已有的鼓励生育政策到底有没有效果？
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人口政策出现了转变。先是施行单独二孩政策，到2015年开始全面二孩，2020年开始三孩政策以及一系列的辅助刺激生育政策。
然而，从实际效果上看，在单独二孩政策施行的第二年，即2014年，新增人口仅出现小幅上涨，到了2015年，即回落到单独二孩政策发布年的类似水平。
在全面二孩政策施行后，次年新增人口数量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2016年生育人口1786万），而这一年，也成为新世纪以来的生育人口峰值，此后，中国年生育人口数量进入了极速下降的通道，直到2021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1062万人。
从这些直观数据的反馈看，很显然，已有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未收到预期中的效果。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让中国的育龄人群如此抗拒生育？
首先，我们要看到中国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的不利因素，20—45岁的中国女性人口在2020年后同样进入了逐年减少的下降通道。
更重要的是，对于当代中国家庭而言，生育决策的制定已经不再像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前那样随意了。
以前的中国家庭，结婚生子是一种缺乏计划性、近乎自然性的结果。
今天，一个家庭在决定生育前，要考量的因素太多又太复杂，最重要的决策点是成本收益之间的权衡。
在养育收益层面，中国家庭每生育一个子女，在情感上有助于婚姻关系的维系，同时有一定的养老保障。
但与此同时，养育一个子女的成本又是巨大的：从女性在怀孕和生产期间所承受的身体、精神负担及相关经济成本开始，在生育后女性需要放弃或部分放弃工作而减少的家庭收入，直到教育子女的巨大开支……
综合考量，对于普通中国家庭而言，很显然，如果按照现有体制和社会运行法则，生育一个孩子，家庭的成本收益是失衡的。
归根结底，这才是各种鼓励刺激生育政策失灵的根源所在。
当一个家庭在准备生育子女前，如果发现新增家庭成员为这个原生家庭带来的负担过于沉重，以至于大幅度影响到原有生活质量时，从正常思维模式来考量，这个家庭很难做出积极的生育决策。
如果想要解决生育率持续低迷的问题，同样可以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入手，减轻家庭在生育决策中的顾虑因素。
比如，转变目前的家庭养老模式为社会养老体制，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减轻家庭房产成本负担，为女性提供更宽松的就业环境。
未来十年的新增劳动力人口有多少？
按照七普数据，到2020年末，10—14岁人口约8525.6万，15—19岁人口约7268万，这两个人口区间内的人群，将在2030年内陆续成为中国新一代劳动力人口。
目前20—24岁、25—29岁的人口分别约为7494万、9184万人。
而再看低龄人口的分布，中国0—4岁、5—9岁的人口分别仅为7788万、9024万人。
将三个年代的人群数量对比就能看出，中国至少在2030年前，在青年劳动力人口的层面上还不会出现太大缺口，不过到了2040年，缺口将出现迅速扩大。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可能还有至多十年的人口红利期！
往好的方面说，我们称之为红利，悲观一点，这是中国最后的窗口期，十年之后，如果生育率和人口趋势没有发生质变，那么，窗口关闭，一个深度老龄化的中国社会，将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创新动力不足、劳动力紧缺，从而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发展问题。
面对可以预见到的未来，我们必须要有所行动，尤其是政府决策层，必须要拿出一些尽量提升红利使用效率的产业政策和人才培训政策，让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在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衰减同样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职业教育体系的搭建上，德国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现实的教育结构是，大学教育的出口扁平化，缺乏立体化的职业教育规范。
这种教育结构所带来的结果是，大学生在本科毕业后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而一些亟需专业技术岗位的用人单位却持续出现用人荒。
同时，社会财富在企业用工分配上出现了严重不均衡，最简单的例证就是，同样是本科毕业生，选择大型互联网企业、证券公司、房地产公司为职业起点，或选择制造业企业为职业起点，二者的起薪点差距过大，直接导致中国家庭在引导子女选择学科方向时的倾向性。
如果中国没有人口老龄化的危机，那么职业发展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还没有这么大。而在当前的人口形势下，中国有必要采用政策手段，强化工程师文化、技术型人才的打造和专业技能培训体系的搭建。
写在最后
中国正在变老，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且将是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的大趋势。
诚然，老龄化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如何应对与解决，更多的是国家层面、政策层面的宏观决策问题。
但是，老龄化的细枝末节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就是发生在你我身上的变化。
中国人在一天天的变老，我们的父辈已经成为深度老龄化群体，我们即将或正在步入老龄化群体，我们的子女在不远的将来，也将成为老龄人口的一部分。
没有人能避免衰老，因此，也就没有人有资格和权力逃避老龄化社会的治理话题，这是一个属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全民命题，所有人既是命题者，同时也有义务成为破题者。
我们终将变老，我们不惧怕变老，怕的是没有为变老做好充足的技能准备、心理准备以及社会组织准备。
文章选自微信公众号“毛大庆”，2022年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