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22 百位全球顶级意见领袖最关注的十大国际热点
2021年12月30日，全球化智库（CCG）发布重磅年度报告《CCG对话世界：2021/2022智库关注十大热点》，本报告根据2021年CCG国际对话、论坛交流、圆桌访谈、图书约稿等各类与世界沟通的思想成果，从600余位参与CCG活动、对话、交流和研讨及撰稿的专家中精选出120位具有代表性的全球意见领袖对于2021年度最受国际关注及2022年值得关注的十大话题的观点，旨在为官、产、学、研各界的研究和决策者提供第一手的国际观点，也为关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读者带来对2021年的思考和对2022年的启示。
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不仅对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对全球化的走向至关重要。2021年适逢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各方嘉宾在对话中重点关注的是拜登入主白宫后，中美关系在当前的定位、双边可能存在的合作领域、中美贸易战的走向以及中美关系对全球格局的影响。各方的共识是，中美当前处于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或者“合作式竞争”中，应避免走向对抗；中美彼此之间存在的合作领域包括a气候变化和全球公共卫生等领域，并应寻求在基础设施合作等方面的合作机会，如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B3W”之间的对接。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对双方都带来了影响，因此双边应该寻求逐步削减关税，设立解决中美矛盾，强化沟通的常设性办公室，加强双边智库沟通，增加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的合作等措施，以增进战略互信与关系协调。
《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CCG名家对话 “全球化的未来：一个更平，更深的世界？”上的发言
你只有一次机会留下第二印象，不是第一印象。中国和美国现在确实需要给彼此留下第二印象，双方都需要给彼此一个全新的第二形象…你不想被看作霸权者。没人喜欢霸凌，你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没人喜欢美国。冷战后，我们认为自己是超级大国，可以去任何地方，让各国做任何事情，他们认为我们是一个霸权者，没有人喜欢霸权。当人们看到你做了努力时，人们青睐并愿意作出回应。我们需要那么做，中国也需要那么做，这样我们都能够给彼此留下第二印象。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创始院长、“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 Jr.）在CCG名家对话“新时期的中美新竞合”上的发言
我认为“修昔底德”式的竞争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是疯狂的，对中美都是如此。所以现在的出路就是我们找到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办法。我们应该尽己所能去寻找，学习宋辽的“竞争伙伴”关系，从冷战中吸取教训，从美苏竞争中学习，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学习过去的经验教训，在所有的可能中寻找出路。如果我们一方攻击另一方，双方都会被摧毁，这是一种自杀行为。我把这比作不可分离的连体双胞胎，当有双胞胎有一方冲动行事时，它能毁灭双胞胎中的另一方，但同时也毁掉了自己。这就是核武器的例子，也是当今中美关系的现实。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CCG名家对话 “中美软实力与竞合未来”上的发言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中美关系看成是“合作式竞争”（Cooperative Rivalry）。中美之间会有竞争，有一个传统类型的竞争领域。但当涉及到生态问题时，例如气候问题或是疫情，我们必须能够实现生态上的相互依赖，这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必要的合作。软实力并不是零和的，软实力可以是正向的，双方可以同时受益，虽然不是总是，但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中国找到可以合作的领域是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在其他国家眼中会更有吸引力。大多数国家不希望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在这种程度上，当我们看到合作，特别是在全球公共产品的生产上，你可以想象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同时也在增强美国的软实力。
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特别线上论坛“中美智库对话-全球挑战下的新竞合：中美关系去向何方？”上的发言
2050年的世界人口将达到约100亿人，20多亿人来自非常贫穷的国家。难道大家认为，如果富国主要是争论甚至是相互争斗，而世界上其余绝大多数国家仍然陷于贫穷、营养不良、成为气候变化的受害者、成为移民和疾病及贫穷的来源，世界会变得更好吗？或者还是最富有的强国有责任共同合作，带领世界走向一个更安全、更繁荣、更和谐的地方更好？不管是什么原因，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肯定有较大的来领导世界的责任。… 因此，当我们谈论竞争和合作时，我可以理解国家之间的这两种想法。但我无法理解对抗。对抗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甚至不应该考虑这个概念。这个世界是无法承担对抗的。世界上的主要国家究竟应把时间用来争论或互相对抗，还是应把时间用来试图让世界变得更好？在我看来，答案是非常明显的。而我们越早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越有权利要求我们的领导人把这件共同发展的大事做好，就像50年前尼克松、毛泽东和基辛格他们做的那样。
CCG顾问、财政部前副部长朱光耀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特别线上论坛“中美智库对话-全球挑战下的新竞合：中美关系去向何方？”上的发言
中美两国今天的所处的情况及相互间的关系已经与50年前大有不同，其中很关键的不同在于，中美间的经济联系现在非常紧密。两国不仅每年有超过5000亿美元的贸易额，而且在投资和全球治理协调等领域也紧密相连。但是，我们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国内舆论都出现了民粹主义和其他一些不同的声音。因此，当下我们真的需要两国首脑的有力领导。我们必须遵循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的除夕通话精神。我们应该扩大我们的共同点，使我们的合作得到更广泛的扩展。两国社会，包括学术和人文交流必须得到真正的加强，以巩固我们的人民基础。中美也应加深相互了解与合作。
兰德公司主席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D. Hormats）在CCG、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RSIS）和兰德公司联合举办的“合作性竞争是否可能”线上圆桌会议上的发言
当美国与中国打交道时，我们其实是在与一个非常古老的文明，拥有3000到4000年的文明打交道。我们必须了解中国的社会。我们必须理解中国的公众舆论，理解中国确实有悠久的历史。要明白这段历史反映在中国人看待世界和政府的方式上。
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学中心主席许通美（Tommy Koh）在CCG、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RSIS）和兰德公司联合举办的“合作性竞争是否可能”线上圆桌会议上的发言
世界是足够大的，大到足以容纳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和正在崛起的中国。如果华盛顿和北京的理性能够占上风。那么冲突是可以避免的，而竞争也不会倾覆。然而，如果不能保证情况如此继续的话，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仍然是可能的。
前美国驻华大使、基辛格中美研究中心创始主任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特别线上论坛“中美智库对话-全球挑战下的新竞合：中美关系去向何方？”上的发言
我认为基辛格博士50年前对北京的访问非常值得纪念。因为它说明，当国家利益能够通过合作得到满足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就无法阻挡这种合作。制度的差异，已经成为美国思考中国的一个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影响了合作，但不应该在符合国家利益的时候阻止合作。尼克松和基辛格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两国间政治体系差别巨大时与中国恢复关系的。但当时，美国为了合力对抗来自苏联的威胁，把中美间的体制差异放在一边，选择了合作。因此，如果说当今世界对于中美作为大国有什么责任要求的话，从基辛格访华中我们就能得出，中国和美国的责任就是有必要进行合作。我们不应该让政治体系差异阻碍这种合作。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访问。从历史上看，它为中美合作创造巨大共同利益提供了可能性。而这些共同利益，在我看来，有必要继续维持且推进提升。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维·兰普顿（David M. Lampton）在CCG名家对话“展望‘一带一路’与‘重建美好未来’倡议: 竞争还是合作？”上的发言
在某种程度上，中美关系正处于自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以来最难以预料的时刻。对于这种史无前例的状况来说，没有人能自称专家。这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面对过的情况。因此，借用邓小平的一句话，我认为中美双方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我认为我们正在进行一种循序渐进的尝试，以了解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处理这种关系。此刻的处境与40年前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自然是中国经济实力的迅猛发展以及其在塑造区域经济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能力，军事力量的对比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想习主席和拜登总统已经达成共识，当前我们首要规避的是“灾难性的错误”。
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A. Thornton）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线上特对话“后疫情时代的中美关系与全球治理”上的发言
我认为，美国对华态度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转变，从特朗普时期对华的狭隘和敌视态度转为更具建设性的对华态度还需要一定时间。这只是政治心理学和媒体叙事方式导致的。所以你会发现污名化问题是需要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解决。 特朗普关于中国的叙述有助于在某种程度上激发国内对拜登计划某些部分的政治支持，当存在政党更迭时，竞选期间候选人都会对中国表示强硬。对华强硬态度我们可以在美国历任总统像里根、克林顿和布什身上都能找到影子，奥巴马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但看到美国总统上任后第一年总会对中美关系有所调整，所以拜登已经在这方面做了6个月。他有很多想法，也非常了解中美关系。在看到他与普京的会面以及与习近平主席见面的迫切希望。我觉得他认为自己是美国中美关系中的领导者，并希望推动这种关系良性发展。这要花更多的时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举行了几次会议，但这还远远不够。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ASPI）副总裁、前美国TPP谈判代表、前美国贸易副代表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特别线上对话“风云变幻国际局势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上的发言
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够找到一种方式逐步骤取消双方加征的进口产品有关关税，将会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哪怕这仅限于在医疗产品贸易，一部分环保产品，或只是对等地取消一些关税，我认为这都会是世贸组织向前发展的一剂真正的强心针。我们都知道这其中的历史，实话实说，这些关税对两个国家都没有帮助，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在彼此的进口之间设置了如此大量的贸易壁垒，也破坏了世贸组织的相关性和可信性。
CCG联席主席、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主席陈启宗（Ronnie C. Chan）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特别线上论坛“中美智库对话-全球挑战下的新竞合：中美关系去向何方？”上的发言
我们必须有一个基于规则的社会，但当你有一个国家大到可以自己制定“我制裁你”的法律，那还是基于规则吗？当一个国家大到可以完全拒绝规则的时候，却仍然给人一种我就是规则，我就是正义的感觉，但现实是，查看历史，美国破坏的国际规则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在过去的200年里，世界看到了亚洲的衰落，也看到了西方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领袖，它做了很多好事。但另一方面，虽然它做了很多好事，但如果不保持自律，而保持自己复杂的优越感，那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崛起了，就会认为（中国）扰乱国际体系。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商务和经济学高级顾问兼主管甘思德（Scott Kennedy）在CCG第六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特别线上论坛上的发言
现在，人们愈加认识到，地球的存续依赖于全球合作，但是这一点还没有成为坚定的信仰。当逼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做出其他选择。是双赢、竞争还是生存？在保护中美关系良性发展必要性的动机上，我们并没有达成一致。这也是我为什么担忧，中美各自的小小试探可能会累积成对彼此更大的挑战。智库需要研究如何才能阻止中美关系继续滑坡，以免世界更加分裂。
CCG理事长王辉耀在CCG第六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线上特别开幕对话“智库在公共外交中作用与交流”上的发言
我相信，随着中国的开放，脱钩不能够真正的存在。中国建立了21个自贸区，海南是其中最大的。金融领域保持完全开放。但是拜登政府仍然在谈论中国的技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中国现在和美国公司相比，申请了更多的专利。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量来自于中国。中国企业和全球其他公司一样，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非常重视。所以我认为事情可以被解决，并且中国目前想进入到曾经由美国主导的以TPP，现在是CPTPP这个更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去。知识产权、国有企业改革、环境保护标准、数据流通、劳动者权益等方面，中国并不惧怕改变并且愿意积极参与，也包括WTO改革。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在CCG第六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特别线上论坛上的发言
许多全球性议题都需要美国和中国合作应对，其他许多国家的参与也非常重要，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形成了共识。在这个时代，中型国家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正是这样一些国家让TPP得以落地。因此，我们不要再局限于中美“两国集团”的构想。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如果双方不能合作的话就很难想象全球发展能够有效推进。两国更有可能通过多边方式而不是双边方式合作。导致中美两国双边关系恶化的因素有很多，而且我认为未来几年这种情况不会改变。但在加强各种国际性机构上，中美双方仍存在共同利益。
美国对华关系委员会（CFR）高级研究员爱德华·奥登（Edward Alden）在CCG第六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特别线上论坛上的发言
贸易方面，美国对华战略见木不见林，过于关注细节而缺乏宏观战略。长期以来，美国希望通过贸易刺激中国进行经济甚至政治改革，从而使中国加入并且捍卫国际贸易体系及其规则。特朗普政府摒弃了这一系列积极议程，转而通过双边关系中的压力，例如高关税，试图迫使中国做出改变，但结果对于两国来说都不利。拜登政府基本继承了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但同时也做出改变，不再认为光靠美国就可以改变中国的行为。如今，拜登政府放弃利用双边接触改变中国，开始追求塑造一个对美国及其合作伙伴盟友有利的全球环境。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董事长斯蒂芬·罗奇（Stephen S. Roach）在CCG名家对话“变化中的中美关系：国际影响与未来发展”上的发言
我有一个建议是两个国家建立一个常设办公室。这将是一个由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大量高级专业人士组成的办公室。他们将在一个中立国家的办公室里共同工作，比如瑞士，他们全职工作，处理中美关系的所有方面，从贸易和关税问题到技术问题，到健康、气候、网络问题，他们为政策联合数据库制定联合建议。他们还管理两国之间因他们签署的协议而产生的争端。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George H. W. Bush Foundation for U.S.-China Relations）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方大为（David J. Firestein）在CCG名家对话“中美交流50年-半个世纪的回顾与展望”上的发言
我认为美国和中国作为在阿富汗拥有重大利益的参与者需要走到一起，真正互相交谈。了解各方的想法和对情况的评估。各个国家打算如何与阿富汗打交道，我认为可以做很多事情来交换意见。任何时候当全球性的危机或全球挑战来临时，中美两个国家都必须坐在谈判桌，美国和中国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成员，目前在全球经济和政治发展方面的主要全球参与者。阿富汗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坐下来谈谈双方对那里发生的事情有什么看法是有益的。
美国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首席执行官佩吉·亚历山大（Paige Alexander）在CCG名家对话“卡特总统与中美建交-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上的发言
中国现在有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我们希望，当阿富汗的局势稳定到可以接受外国直接援助和其他投资时，你们可以将喀布尔纳入 “一带一路”。目前来说，美中合作的关键是在联合国保持意见一致。我们的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中国的外交部长在8月有过两次电话通话。第一次通话讨论了在阿富汗的美国和中国公民如何和平撤离，第二次通话是关于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向塔利班施压，以允许想要离开的当地的阿富汗人可以持续撤离，并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的流入和停止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北京也促进了美国和塔利班之间的初步对话，中国可以继续发挥这一作用，因为在华盛顿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决定是否承认塔利班政府。因此，是的，我确实相信美国和中国可以在阿富汗合作，但细节决定成败。
全球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全球夺走超过500万条生命，“奥密克戎”新变种的出现使2021年疫情结束的愿望破灭，多个国家恢复封锁，经济复苏异常困难。对话嘉宾们认为疫情暴露出了全球卫生系统的脆弱性，并强调全球共同合作的高度必要性。解决路径包括两方面：其一，强化国际卫生条例和卫生组织机构的改革，如按照IMF等国际组织的资金筹集途径对世卫组织进行改革，设立全球公共卫生理事会，设法阻断病毒传播；其二，联合国框架内设立特别工作组加强疫苗注射，推动疫苗援助和疫苗相互认证，着手进行疫苗知识产权改革、举行全球疫苗峰会等。
CCG秘书长苗绿在第57届慕尼黑安全会议线上特别会议中作为慕安会青年领袖代表，也是本次慕安会唯一的中国代表开启2021慕尼黑安全会议第一问，对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
“在疫情成为最严峻的全球性挑战的当下，联合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能否引领欧盟、美国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努力，召开三边疫苗峰会，协调疫苗的生产、分销和新药研究的标准化，为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
“你的问题很重要，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问题，但我相信我们不仅需要团结所有的国家，还需要汇集拥有一定实力、科学技术、工业和物流能力的企业的力量，以确保能够制定和实施全球疫苗接种计划，从而使得世界上的每一个公民都能够接种疫苗。在我看来，将国家、公司和国际组织这些实体团结在一起的最佳场合正是G20峰会，联合国也将全力支持这一努力。我们必须动员全世界，以尽可能快的方式为世界上每个人接种疫苗。为此，我们需要一个特别工作组。”
《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CCG名家对话 “全球化的未来：一个更平，更深的世界？”上的发言
非典和新冠都出现在城乡结合部。基本上，这些病毒是从野生动物的身上传入城市的市场的。随着我们发展过程中的不断城市化，荒野面积会越来越小，比如巴西的森林砍伐。我们需要针对这些结合部进行全球性的讨论，讨论城市化，森林砍伐，荒野地区和野生动物。这样我们就不会将采伐森林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病毒传播到人类的居住地，进而传播到全球化体系中。我知道中国很关心这个问题，同时也在采取行动限制海鲜市场以及某些野生动物的售卖。我们一起找出新冠病毒的源头，找出埃博拉的源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确保有一个全球机制能够阻断病毒的传播。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开启全球对话，把中国，美国，非洲国家，欧洲国家等等都囊括进来。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和美国应该推动对话。
《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CCG名家对话“世界经济复苏时期的中国角色”上的发言
我们需要全世界加强疫苗注射，由此产生了两个问题，我们需要提升疫苗的产量，这个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也许要持续一年到明年初左右，疫苗产量可以达到十亿到十二亿剂。另外，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合理地分配给世界上每一个人疫苗以便控制疫情。在疫情完全被控制之前，没有人能真正幸免。否则，变异病毒会出现在中国、英国，以及其他任何地方。生产和分配疫苗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还有很多对是否注射疫苗犹豫不决的人。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愿意，我们有能力为世界接种疫苗。最关键的是大国之间需要有能力合作，以确保能真正落实。
前WTO总干事、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特别线上对话“风云变幻国际局势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上的发言
我认为目前南北之间的疫苗流通不畅，将很大程度上减缓世界从这场源于疫情的经济危机中恢复。我们正在努力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共同发挥领导作用，以更好解决南北疫苗生产和分配问题。我们正在与大卫·马尔帕斯、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伊维奥拉、谭德塞等人共同推进巴黎和平论坛与这些机制的合作，我们也在试图借助于G20承诺更多生产与分配。这真的是一个我们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新的南北结构将迅速分裂这个世界，不给主流谈判机制任何缓冲的余地，就像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那样。所以我认为疫苗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贸易问题不重要，只不过就目前而言，疫苗的生产和分配更加重要，这是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ASPI）副总裁、前美国TPP谈判代表、前美国贸易副代表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特别线上对话“风云变幻国际局势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上的发言
关于贸易和疫情，我想提出一个我们尚未涉及的问题，那就是对于出口的限制问题。这确实是需要我们审视、评估的。世贸组织允许实施出口限制，这没错，但有一些原则应该是透明的，包括这些措施应该是暂时的。如果你看一下圣加仑大学最近的研究，他们仔细记录了对医疗相关产品、药品以及食品的所有限制，他们注意到现在有数百项措施已经实施了一年多。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应该进行更多讨论和关注的领域，应该有更多的透明度，以确保一旦这些限制措施不会永远存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主席彼得·毛雷尔 （Peter Maurer）为CCG图书《共识还是冲突？ –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供稿
全球新冠疫情进一步暴露出世界卫生系统的脆弱性。也门等国的卫生系统运作能力不及所需的一半。随着各国将政策重点转向应对新冠疫情，其他卫生问题遭到忽略，例如儿童疫苗接种、慢性病治疗和精神卫生服务。解决这些高度复杂的问题需要一个正常运作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国并非仅仅作出空洞的承诺，而是共同努力商定规则和具体步骤。
我们还应认识到，未来建立共识的方式不仅必须是多边的，而且必须涉及多个利益攸关方，各个领域的行为者必须共同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确保政治胜利。
CCG理事长王辉耀在印尼外交政策协会（FPCI）主办，CCG合办的线上全球智库大会（Global Town Hall）上的发言
近期在格拉斯哥举办的COP26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未来举办一个针对疫情的国际峰会也可以成为可能，各国可以就如何分配疫苗、设立疫苗护照机制等关键问题进行协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世界大战危机，但现在却难以帮助各国有效摆脱病毒导致的全球危机。在未来，世界各国需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多切实的努力。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关汉（H.E. Graham Fletcher）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全球旅行重新启动。我们希望建立起彼此认可疫苗注射结果的双边关系，也希望能够满足不同国家关于疫苗不同要求。今年年末，澳大利亚将会在全国执行 “疫苗护照”。只要居民持有“疫苗护照”，那么一旦我们重新开启边界，他们就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和做生意。我们非常欢迎WTO的新的框架，也欢迎OECD框架。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前主席、前英国财政部商务部国务大臣吉姆·奥尼尔（Lord Jim O’Neill）在CCG名家对话 “前进中的20年：金砖国家与全球化的未来”上的发言
我们需要停止将健康问题视作边缘问题，不能只有当问题近在眼前时我们才关注到它。就像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的建立是为了尝试当全球金融体系在下一次全球金融问题来临时能够作出预警，使各方拥有足够的资本并做好准备。我们需要在卫生方面做同样的事。核心观点是在二十国集团下设立由卫生代表参加的全球公共卫生理事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拥有一个真正高效的世界卫生监控系统，同时为世卫组织提供充足的资金，而不是现在这个有些诡异的基于自愿的系统。
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H.E. Siyabonga Cwele）在CCG举办的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
疫情是一个全球性的大瘟疫，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这个病毒并不会有任何的政治偏好，因此需要全球共同反应。我们要团结起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被落在后面，作为一个全球社区的成员，我们必须要面临疫苗生产的问题，还有疫苗分配的问题，建立一个全球的“疫苗墙”来防止病毒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动国际疫苗知识产权的改革，推动疫苗的生产。如果大部分的地球人都不可以进行疫苗接种的话，是无法推动经济发展的。
阿联酋驻华大使阿里·扎希里（H.E. Ali Obaid Al Dhaheri）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
“疫苗护照”非常重要，会对经济复苏产生积极的影响。尽管病毒仍在很多国家蔓延，但是人们不能苦等病毒消失。“疫苗护照”和疫苗接种都是非常重要的手段。阿联酋航空在2021年4月份已经采用“疫苗护照”，这对客户而言是非常好的解决方案，我们在伦敦、巴塞罗那、巴黎和其他一些国家都采用了这种交易机制。“疫苗护照”也在阿布扎比和日内瓦、米兰和新加坡之间使用。阿联酋已经建立应急机制来应对紧急情况，我们的疫苗注射比例在世界范围内是目前为止最高的国家之一。国际交流和国际协作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当下要比之前更为重要。我们希望能够在各国政府之间搭建互利互信的机制来应对疫情。最后一点，中国的科兴疫苗和中国国药集团的疫苗在阿联酋深受欢迎。阿联酋同时也是中东和非洲重要的物流供货转折点之一，我们希望能够在2021年进一步促进中国疫苗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方大为（David J. Firestein）在CCG名家对话 “中美交流50年：半个世纪的回顾与展望”上的发言
新冠疫情和全球公共卫生是美国和中国应该合作的领域。这是一类国家不能独自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世界上所有主要参与者的合作。在美国这里，不要把新冠视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种楔子问题，我们应该把它视为一个合作的机会，不是因为这是一个温暖或利他主义的事情，而是因为我们的生死取决于我们合作的能力。当一所房子着火时，你做的第一件事是问谁在房子里，我们如何把他救出来。你不会问谁放的火。
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A. Thornton）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线上特对话“后疫情时代的中美关系与全球治理”上的发言
了解病毒发生的溯源对我们有帮助，但我认为这不是现在最紧迫的事情。不幸的是，它再次成为美国和中国之间一种政治足球。我不认为任何一方在这个话题上都表现得很好，我希望就像米歇尔·奥巴马曾经说过的那样，你知道，“当另一边走低时，我们走高”。我希望人们会想办法从这次谈话中继续前进。也许我们可以达成某种双边协议或发布世卫组织声明，在所有国家控制大流行之后，将进行彻底调查，每个国家都同意全力合作，我们再来采取行动。当前我们需要拿出所有疫苗并解决我们眼前的迫切问题。这对我来说是正确的优先级排序。
北京协和医学院卫生健康管理政策学院院长刘远立为CCG图书《共识还是冲突？–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供稿
任何对全球应对新冠疫情措施的开明分析和认真思考都能得出这些至关重要的结论。为了让全世界能够更好地应对下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新的流行病，所有国家必须学会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协同合作。这意味着要将改革国际卫生条例和国际组织结构等重要议题提上议程。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强化（而不是削弱）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合作机制。当然，任何新的合作精神都必须建立在各国深刻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基础上，而且这种认识必须扩展到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问题上，因为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
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随着中国在2020年提出“双碳”目标，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美联合发布应对气候变化宣言，应对气候变化已从理念化为各国实实在在的行动。与会嘉宾均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国际合作是必然的路径。但全球将合作落实到行动上需要大量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经济转型。为此，需要重新引导公共资金的投资，利用市场工具以及提供政策激励，鼓励各个区域发展银行合作提供相关投融资工具，例如推进亚投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建立世界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
如今，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重要共识。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的殷切期盼，也是当前国际发展合作的一个核心要务。在CCG就可持续发展与国内外官员大使及专家学者等进行研讨中，各方普遍认为中国已成为国际舞台上追求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国家，在经济发展、减贫、清洁能源及公共卫生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可在与南北国家就可持续发展合作中发挥重要积极作用。
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特别线上论坛“中美智库对话 – 全球挑战下的新竞合：中美关系去向何方？”上的发言
显而易见，在气候问题上的成功将再次证明，美国和中国的合作可以带领世界走向一个更安全、更健康、更和谐的生存环境。这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好处，还会带来希望，和一个具体的模式，即所有其他棘手的复杂问题都可以通过两个领先的国家与其他国家合作，为他们的国家和世界人民的集体利益合作而解决。
前WTO总干事、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特别线上对话“风云变幻国际局势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上的发言
我认为环境是未来的主要问题，就气候变化而言，现在是全球国际议程上的头号问题。这就需要采取紧急、大胆的行动。这必须转化为隐性或明确的碳价格上涨。只要能达成某种全球协议，隐性或显性地把碳价格控制在100或120欧元左右，这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负面影响的方法。但这取决于各国的选民。因此，有必要调整这些不同的系统。这就是为什么欧盟现在开始了CBAM计划（碳边界调整机制）。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软实力”提出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CCG名家对话“中美软实力与竞合未来”上的发言
另一个巨大的权力转移是——我称之为纵向的，而不是横向的，这就是权力从政府转移到非政府和跨国组织。这是由技术和经济变化驱动的，不是经济，而是生态全球化，像抗疫和气候变化，这些跨国界的议题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单独解决，而必须与其他政府合作。… 以气候变化为例，中国不能独自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美国不能独自解决这个问题。欧洲也无法单独解决这个问题，国家之间必须合作。如果喜马拉雅冰川融化，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危机，这将摧毁中国的农业；如果海平面上升，佛罗里达大部分地区将被淹没。但我们谁都无法独自解决，我们必须互相合作。这就是“共享”的权力的重要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华代表白雅婷（Beate Trankmann）在CCG与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举办的“中国与联合国：50年合作历程与未来发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2050年零排放的时候，就需要全球投资于清洁能源和清洁能效有4.4万亿美元/年才能实现转型。关于适应的气候融资还没有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只有21%的资金用于适应的融资，这对发展中国家是极为重要的，所以我们还差得很远。我觉得我们有几个手段：一是重新引导公共资金的投资，二是利用市场的工具，三是提供政策激励。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驻中国和蒙古代表康嘉婷（Justine Coulson）在CCG与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举办的“中国与联合国：50年合作历程与未来发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热浪非常有可能会影响到出生率，越来越高的热浪有可能会带来疾病，包括对还没有出生的人口或者婴儿的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热浪增加的话也有可能会导致欠收，同时也会使得营养不良的情况越来越恶化。热浪的增加也有可能会导致人们生计受到巨大的破坏，最后妇女、新生的儿童生计，以及他们生命和健康会遭受到伤害。
新发展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副行长兼首席财务官马磊立（Leslie Maasdorp）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
我认为开发银行之间已经有了很多合作，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议程的宣布这种合作也在进一步深入。最近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多边银行也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发展援助和风险贷款的政策文件，从中你可以看到无论是贷款还是股权几乎有一半都将用于气候环境相关项目的融资，并且大部分机构的目标是在2025到2040年之间推动实现所定计划。因此，深层合作正在开展，但我们还没有形成和巩固一个统一的系统。发展银行仍然作为独立的机构在运作，如果能建立一种更为互补的行事方式，银行之间就可以系统地合作。
佛得角驻华大使塔尼亚·罗穆阿尔多（H.E. Tania Romualdo）在 CCG与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举办的“中国与联合国：50年合作历程与未来发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相信气候变化对于小岛国来说确实是迫在眉睫的问题，非常地火烧眉毛，因为海平面的上升让小岛国家面临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而是非常极端的气候灾难，还有很多其它的损失，在COP26会议上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够或多或少提醒大家。习主席在联合国做出了庄严承诺，从中也看到了资金的体量是非常大的，尤其从全球的角度，或者从全球所面对的挑战所稀缺的资金缺口是相当大的，我们需要投资到绿色基础设施的发展，绿色经济发展和转型等等。
毛里求斯共和国驻华大使王纯万（H.E. Alain Wong Yen Cheong）在CCG与法语国家联盟联合举办的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的大使座谈会“法语国家、中国与可持续发展”上的发言
毛里求斯制定了很多政策，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减排，2030年将减少30%的排放。同时，毛里求斯将实施领土的综合治理与管理方式，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海岸线保护等等，进一步优化生物多样性，构建更好的生态体系，更好地减轻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
英国中部引擎计划主席、渣打银行、益博瑞及博柏利前主席庄贝思爵士（Sir John Peace）为CCG图书《共识还是冲突？——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作推荐语
世界并不是平的……要想在这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里取得成功和保卫自身安全，各国和各经济体就必须主动拥抱变化、对不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更加包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毫无疑问需要所有国家合作，才能保障未来世代的生存和生活……因此在这类重大问题上形成全球共识是至关重要的。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常启德（Siddharth Chatterjee）在CCG与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举办的“中国与联合国：50年合作历程与未来发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座谈会”上的致辞
面对全球的不确定性，中国在实现其宏伟的发展目标面前面临诸多的挑战，中国需要弥合城乡差距，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关爱薄弱群体，不让任何人掉队。此外，中国需要向新的发展模式转变，以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为目标的绿色、公平、可持续性的增长模式，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准备迅速采取行动来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在联合国随时准备与中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合作，风雨同舟，实现乡村振兴和2060年碳中和等目标。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国际合作司司长田林在CCG与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举办的“中国与联合国：50年合作历程与未来发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座谈会”上的主旨演讲
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我们当前的国际发展合作的核心要务。作为最具有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应该高举真正意义上的多边主义的旗帜，成为各个国家共同维护普遍安全、共享发展成果，以及共同把握世界命运的核心平台，中国将与联合国密切合作，迎接挑战，推动人类发展的事业。
法国驻华大使罗梁（H.E. Laurent Bili）在CCG与法语国家联盟联合举办的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大使座谈会“法语国家、中国与可持续发展”上的致辞
可持续发展是马克龙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每次交流时必谈的主题。特别是在2019年11月6日，两国元首共同发起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北京倡议。围绕相关对话，法中两国的机构展开了高效丰富的技术交流，两国官员缔结了友好关系，两国企业间、政府间开展了务实合作。《巴黎协定》的经验告诉我们，未来达成一项富有雄心的多边协议，我们需要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发挥勇于争先、不甘人后的表现作用。虽然国与国之间存在分歧，但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在气候问题上保持不可或缺的对话。
瑞士驻华大使罗志谊（H.E. Bernardino Regazzoni）在CCG与法语国家联盟联合举办的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大使座谈会“法语国家、中国与可持续发展”上的致辞
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追寻可持续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中国和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忠实自己的口号，考虑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性和特点来考虑可持续发展，实现联合国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我们需要找到解决方案，实现绿色的基础设施和投资，这不仅仅是一个问题，而且是属于我们找到的解决方案本身，让它们是真正绿色可持续的。
北京冬奥组委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万学军在CCG与法语国家联盟联合举办的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大使座谈会“法语国家、中国与可持续发展”上的发言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全球的重要共识，也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不懈追求。北京冬奥会是第一届从申办到筹办全面落实《奥林匹克2020议程》可持续性要求的奥运会。
黎巴嫩驻华大使贾布尔（H.E. Milia Jabbour）在CCG与法语国家联盟联合举办的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大使座谈会-“法语国家、中国与可持续发展”上的发言
在中东，黎巴嫩的社会团体的作用是非常积极的，每个行业都有相关组织和机构，以便能够协调跟政府的合作，减少不平等。发展高质量的教育，使所有人都有权利接受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黎巴嫩的全社会都要共同努力减少不平等，特别是消除贫富的鸿沟和男女之间的不平等。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驻华代表芮心月（Cynthia McCaffrey）在CCG与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举办的“中国与联合国：50年合作历程与未来发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儿童权利公约》，中国政府是最早签署和批准这个公约的国家之一，特别关注保护孩子的权利，这个《公约》是永不过时的。我讲这段历史是因为这是一个路线图，告诉我们如何向前走，我们有共同的理解，我们需要也正确的政策、指南、规划来真正地实现每一个儿童的权利，并且保护和推动儿童的权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驻华代表夏泽瀚（Shahbaz Khan）在CCG与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举办的“中国与联合国：50年合作历程与未来发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们现在有50多个世界遗产，我们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生态公园，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富裕的新发展模式，中国也的确可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相关的做出更多的贡献，同时也可以更好地让所有世界的文化遗产获益。
联合国妇女署（UN Women）中国办公室国别主任安思齐（Smriti Aryal）在CCG与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举办的“中国与联合国：50年合作历程与未来发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全球的发展是离不开妇女的发展，离不开家庭的发展，希望中国能够支持南南合作，以及通过南南合作，进一步能够将协调性的发展和资源禀赋积极调动起来，这样能够让男女真正得到平等，妇女得到真正的赋权。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驻华代表马泰奥（Matteo Marchisio）在CCG与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举办的“中国与联合国：50年合作历程与未来发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们认为在未来农民会有转型，当然不会一夜之间转型。我们看到中国在应对这个问题上有两个方面的政策：吸收或者允许小农户进入到商业农业领域，加强他们的能力，让他们根据市场的标准生产。我认为中国应该现在特别关注投资于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这样才能够推动乡村振兴。
多边贸易规则
今年是中国加入WTO20周年。中国的加入提升了WTO的合法性和包容性。但随着自由贸易形态的迅速发展，WTO既有规则已落后于当前的国际贸易现实，也带来了区域性自贸协定的不断出现，改变着全球贸易版图。对话者认为，WTO仍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WTO亟需改革，在补贴问题、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构建新的共识。可以考虑在坚持开放、包容和非歧视的原则下，首先在中美欧三方中就上述问题取得初步共识，找到维持多边合作的办法。RCEP、CPTPP和DEPA显示出了亚太地区维持多边自贸体系方面日见成熟的努力，希望未来这些体系能够相互协作，为全球贸易体系提供有效的参考框架。
CCG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在CCG举办的“世贸组织的改革前景与中国角色”研讨会上的发言
入世20年，中国有很多道理、经验值得总结，很多精神值得发扬，还有很多行动需要去实践。中国成功入世，是一个双赢、多赢，对世界都有利的结果。自加入WTO以来，中国恪守贸易规则，履行组织义务，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坚决支持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承认WTO是整个多边贸易体制机制的核心。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为“新常态”下的绿色、公平发展提供了很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
前WTO总干事、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特别线上对话 “风云变幻国际局势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上的发言
有关WTO上诉机构的问题，这其中有一个结构性问题，也有一个更容易解决的问题。结构性问题在于世贸组织是否能够调整、改革、以及采用更新的规则的问题。只要规则仍然是1990年代的样子，你就会发现现实和旧规则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我看来，如果美国愿意重新加入争端解决系统，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美国、中国和欧盟密切合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欧盟与中国和美国不同，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我们都知道。关于欧盟的主权取决于你考虑的区域，但贸易是一个在欧盟有权威、有主权、有规模的领域，就像美国和中国一样。我认为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有一些问题会在这个类似G3的组织里内部解决，不是说他们应该为其他人做决定，但如果美国、中国和欧盟之间能够产生共识，我将感到非常惊讶如果这不会转化为世贸组织的共识。
WTO副总干事安娜贝尔·冈萨雷斯（Anabel Gonzalez）在CCG、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NITIS）和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CIWTO）联合主办的 “中国加入世界贸组织20周年：从融入到互动”研讨会上的发言
改革世贸组织的运作方式需要多方协同努力，多边谈判在这其中将发挥巨大作用。中国一直是这一领域的积极参与者。与此同时，WTO还需要就争端解决问题取得进展，因为世贸组织拥有一个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争端解决体系，对于执行和实施商定的规则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改革世贸组织的体制框架也至关重要。中国方面作出了明确承诺。然而，还有其他一些关键领域需要我们注意。一些成员表示，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补贴领域的规则制定，这不仅包括工业补贴，还包括农业补贴。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各方会在这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WTO前副总干事易小准在CCG、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NITIS）和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CIWTO）联合主办的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从融入到互动”研讨会上的发言
如今世界贸易体系处于危机之中，WTO内部信任危机加剧，高水平沟通严重欠缺，多边贸易体系面临严重威胁。中国需要在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的基础之上坚持推动多边主义合作。在WTO的改革中，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并坚持开放、包容和非歧视的原则，推动新模式的集体领导和共同治理。当前的任务是找寻维持多边合作的方法，努力加强该体系，提出并推动新的改革。
西班牙前外交部长阿兰查·冈萨雷斯·拉亚（Arancha Gonzalez Laya）在CCG、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NITIS）和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CIWTO）联合主办的 “中国加入世界贸组织20周年：从融入到互动”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国与WTO的关系处于强健但同时又脆弱的阶段。强健源自于中国所代表的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赋予了WTO更多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此外，中国加入了WTO，经济在国际规则框架下运转，使其发展有了更高的可预测性。同时，中国入世给世界范围内带来了贸易和投资的机会，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的选择。最重要的是中国更加负责地参与了国际贸易体系的治理。脆弱性首先来自于中国的入世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劳动者有很大影响，更多国家需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来保证长期持续的开放贸易和投资。其次，世界贸易组织需要改革以应对中国加入WTO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巨大变化。最后一点来自于一些国家对于单边主义和“脱钩”政策的相信。
WTO前副总干事艾伦·沃尔夫（Alan Wm. Wolff）在CCG、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NITIS）和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CIWTO）联合主办的 “中国加入世界贸组织20周年：从融入到互动”研讨会上的发言
如今WTO陷入危机，有三个方面亟待改革。首先需要提出新的协议扩大贸易自由化和体系规则。同时要恢复公认合法的争端解决机制。最后，要使WTO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执行秘书处的机构来更有效地管理贸易体系。中国应该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领导改革，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改善WTO。世界贸易体系的创立是为了维持和平，而WTO需要积极推进该任务。全球化正在不断扩大，各国愈发相互依赖，而这利大于弊。各国领导人都需要清楚贸易的重要性和好处，但同时也要了解地缘政治等问题会威胁到全球贸易，并使其武器化。没有国家愿意看到世界贸易体系的失败，而中国在接下来的五年对维持多边贸易体系所做的努力会十分重要。
清华大学国际争端解决研究院院长、WTO上诉机构前主席张月姣在CCG、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NITIS）和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CIWTO）联合主办的 “中国加入世界贸组织20周年：从融入到互动”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首先，最惠国待遇原则在促进中国与其他国际伙伴的友好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美国和中国建立了正常的贸易关系。我还注意到最近关于国内服务业领域监管方面的积极谈判，这是一项引人注目的成就，它呼吁大国达成一致并建立信任。而在开放方面，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开放，中国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明显进展，如改善商业环境，简化贸易检查、申报、税收和其他程序。总的来说，市场在某些领域被赋予了更具决定性的作用。此外，中国的加入使世贸组织在世界上更具代表性。与此同时，通过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营商环境的透明度不断提高。总的来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双赢的明智之举。
东北亚经济研究所所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河合正弘（Masahiro Kawai）为CCG图书《共识还是冲突？–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供稿
上诉机构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常设机构，在听取世贸组织成员提出的上诉后，可以支持、修改或推翻专家组的法律调查结果和结论，但美国认为其越权裁决。美国和欧盟在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上存在重大的哲学分歧。分歧之处在于是否容许上诉机构在未获得所有成员体同意的情况下，解释规则和制定一套国际通用法律。欧盟支持这一想法，而美国则予以拒绝。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议程中，最紧迫的事项是恢复上诉机构的有效运作。为此，美国和欧盟必须调和双方在争端解决机制上的分歧。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关汉（H.E. Graham Fletcher）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
澳大利亚也非常支持WTO。WTO的自由贸易协定超越了不同国家的边界和规则，使货物能够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澳大利亚已经签署了本地区最为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并且在疫情期间一直坚持这些自由贸易协定。我们最新的一个贸易协定是与东盟国家签署的。东盟10国内部已经建设起了一种新的贸易规则和角色分工，他们建立了物流框架和电子商务平台，并且密切关注数字经济。可见，不同国家都在WTO的贸易框架之下履行贸易规则，并且进一步开放了本国经济。
斯洛文尼亚驻华大使苏岚（H.E. Alenka Suhadolnik）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
WTO希望能够更多地搭建部长级别的对话，并且希望涉及一些切实可行的目标。我们希望就贸易、健康和政策补贴做出更详细的讨论。WTO内部也需要进一步改革，并希望能在接下来几年之中做到落实。我们希望WTO能够在可持续发展、贸易和环境方面做出一些贡献，并进一步就工业补贴和国企补贴做出一些改革。同时WTO也应该促进农业领域的一些改革。
巴巴多斯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乍得·布莱克曼（H.E. Chad Blackman）在CCG和中华环保联合会（ACEF）联合举办的WTO公共论坛“新塑料经济：WTO为贸易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韧性”研讨会上的发言
塑料产业关联发展中国家许多人的就业，发展中国家也深受塑料污染危害。WTO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应该采取相关贸易控制措施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提供金融支持，各个国家也应该更多地发起针对塑料污染的对话。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所长亚当·波森（Adam S. Posen）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特别线上论坛“中美智库对话 – 全球挑战下的新竞合：中美关系去向何方”上的发言
在世贸组织方面，由于有这么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方法，所有关于世贸组织改革和世贸组织不起作用的讨论，尤其是在华盛顿，都是夸大其词，毫无道理的。贸易谈判、大规模贸易谈判的挫折感是现实的，世贸组织机构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但我非常钦佩新任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奥拉。我认为她的态度是正确的，那就是不要试图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不要受限于程序，要努力产生效果，向世界展示世贸组织可以给人们提供有意义的东西。因此，她对于贸易问题、大流行病、渔业、WTO上诉机制改革的处理都是正确的。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式。你只能从一个巨大的清单上选几件事先做。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印尼外交政策协会（FPCI）主办，CCG合办的线上全球智库大会（Global Town Hall）上的主旨演讲
亚太地区尤其是最富活力的东亚地区已经有了成熟的区域合作架构，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以东盟伙伴关系为主要载体的地区合作平台，其中中国和东盟的对话伙伴关系始终在区域合作中发挥着引领和示范作用。
马来西亚总理伊斯梅尔·萨布里·雅各布（YAB Dato’ SRI Ismail Sabri Bin Yaakob）在马来西亚金斯利亚太战略研究院（KSI）举办，CCG协办的2021全球华人经济与科技峰会（GCETS）上的致辞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22亿人提供了有利的市场准入。这不仅会为马来西亚企业带来新的机会，也让区域工商界可以通过RCEP获得更多机会进入马来西亚和东盟市场。马来西亚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潜力，在东盟成员中率先与中国开展外交活动，并于1974年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成员国。自那以后，两国的战略关系蓬勃发展，为双边关系史和东盟-中国关系史书写了数不清的新篇章。
CCG理事长王辉耀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特别线上对话 – “风云变幻国际局势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上的发言
10年前TPP刚刚开始的时候，TPP的标准很高，与中国还有差距。但现在，经过八、九年的时间，中国实际上正在追赶上来。例如，TPP关注的是知识产权问题，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利申请国。还有TPP有一个高的环境标准。而在中国，习主席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经深植到中国的发展理念中。还有，劳工权利必须得到尊重，现在中国呼吁共同富裕，正是试图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劳动报酬，还有数字经济，中国现在是最大的数字经济体之一，数字经济现在已经占到中国GDP的38%左右。国有企业是海外的一大担忧。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按照竞争中立的原则来对待？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ASPI）副总裁、前美国TPP谈判代表、前美国贸易代表处代理副代表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特别线上对话 – “风云变幻国际局势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上的发言
当特朗普决定退出TPP时，人们的感觉是TPP可能会就此默默终结，RCEP也不会再有任何后续发展。但现在情况显然不同，CPTPP仍在发挥作用，英国也在推动加入CPTPP的进程。而RCEP将在2022年初步生效，我认为这将对该地区的贸易、供应链和经济一体化等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因此，美国是时候回到亚太地区的区域贸易中了。但这并不排除我们也有能力参与和领导世贸组织。拜登政府有很多事情要做，特别是在疫情后经济复苏、基础设施竞争力提升等方面。但如果我们失去了参与该地区贸易的机会，事后我们可能会十分后悔，并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当重返TPP时，我们将发现这亚洲已经于之前完全不同，我们的参与能力和影响规则、规范和标准的能力将被最小化。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CSIS）总裁何慕理（John Hamre）在CCG第六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线上特别开幕对话“智库在公共外交中作用与交流”上的发言
在贸易领域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区域化发展而非全球化，我认为特朗普总统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很高兴看到日本在继续推进CPTPP。我希望拜登政府能抓住加入CPTPP的机会，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这么做。退出TPP是个错误，我们应该向前走，每个国家都必须找到提高自身经济生产率的方法以应对国内危机。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维·兰普顿（David M. Lampton）在CCG名家对话“展望‘一带一路’与‘重建美好未来’倡议: 竞争还是合作？”上的发言
实际上欧洲国家已经表达了一些——我不确定多少——对TPP或CPTPP有一些兴趣。我想说的是，越多的欧洲人表达了兴趣，越多的中国真正表达了对加入该组织的兴趣，你会发现美国人不会想被排除在外。因此，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让我们尽量修复过去的协议，或至少在未来不辜负它们，并恢复谈判。然后我认为，如果中国和其他国家走向多边主义，比如CPTPP，你会发现美国人会更感兴趣。这是我的预测。
新西兰驻华大使傅恩莱（H.E. Clare Fearnley）在CCG举办的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今年正式履行RCEP，虽然国际环境状况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非常好，但是我们希望未来CPTPP能够是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议。我们保持非常积极的态度，希望未来的大门仍然打开，能够有这样一些贸易的协议。所以我们是非常乐观的。
CCG秘书长苗绿在2021巴黎和平论坛上的发言
全球治理会继续发展，但可能会部分性地被区域合作机制——例如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所取代。事实证明，区域一体化是比全球治理更有效的方式，可以改善发展不平衡，同时最大程度地激发合作潜力。区域全面伙伴经济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让我们期待，所有这些区域合作机制都能相互协作，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体系。
中欧关系
尽管中欧在一年前签署了《全面投资协定》，但双边关系接下来出现了犹豫和徘徊。不过，双方在经贸领域、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国际秩序上仍有深厚的合作潜力。一部分嘉宾认为，欧盟对华政策还在演化中，一面觉得中国是竞争对手，一面又希望在经贸和全球治理问题上保持合作。还有观点认为，中欧之间无地缘政治冲突，合作远大于竞争。未来，中欧可以通过对话，特别是T20智库群体对话、在疫情与气候变化话题上建立中美欧三边对话机制、在数字经济领域建立中欧合作等方式，改变中欧关系徘徊的局面，推动继续深化合作。
CCG名誉主席、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致辞
中欧之间需要“对话”而非“对立”。2020年疫情之下，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欧盟与中国贸易总额达5860亿欧元；中欧班列全年开行1.24万列，同比增长50%。诚然由于某些分歧，历时7年、35轮谈判达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目前暂时被冻结，何时正式签署仍存不确定性。现阶段欧洲的民粹主义沉渣泛起，欧盟一些大国还将面临领导层更迭。但是，中欧长期合作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因为这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
中国政府欧洲事务特别代表、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吴红波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主旨演讲
中国和欧洲是世界两大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欧有共同的利益，双方市场高度互补、互利合作潜力巨大。中欧有共同的理念，都秉持多边主义理念，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欧有共同的责任，作为世界的稳定力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承担责任并发挥作用。中欧之间没有地缘政治冲突，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远大于分歧。希望中欧双方能通力合作，为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前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英国前首席国务大臣彼得·曼德尔森（Lord Peter Mendelson）在CCG与英国Global Counsel联合举办的线上研讨会上的发言
大多数欧洲国家，官方政府对中国态度还没有完全定下来，肯定在演化。我描述的对中国基调变化肯定更受关注。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可避免，部分原因是中国在国际上取得了惊人经济和贸易增长。欧洲肯定意识到有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但与此同时，又强烈希望成为中国增长故事的一部分……今年早些时候我们与李总理组织的欧洲首席执行官和主席之间的对话中，绿色技术、软件和金融合作讨论中非常突出。与对抗相比，合作潜力巨大。
前WTO总干事、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特别线上对话 – “风云变幻国际局势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上的发言
至于中欧的投资协定，我记得去年年底欧盟和中国之间签署的并不是一个贸易协议而是一个投资协议。这个协议能够允许中国在欧盟的开放达到欧盟在中国的开放程度。然而目前，因为香港的一系列事件，欧洲议会不会批准中欧投资协定？不过务实一点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认为这个协定对双方都有好处，那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中国和欧盟在这个协定没有被批准的情况下有效地执行这个协定。虽然协定目前不会被批准，也不会像条约那样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没有什么能阻止双方在现实中朝着这个协议的内容前进。我认为这才是出路。
欧洲政策中心高级顾问、前爱尔兰驻欧盟大使戴克澜（Declan Kelleher）在欧洲政策研究中心(EPC)-CCG-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盟课题“中欧智库交流”之“2021年中欧关系：新的机遇与挑战”线上圆桌会上的发言
我认为，中国和欧盟双方寻求合作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有可能在认识到双方之间差异的同时，理解产生差异的土壤不会阻止我们寻找共同点和加强合作，而后者看起来更重要。而且我认为我们应该将强调合作放在第一位。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尼可拉（Fran?oise Nicolas）在欧洲政策研究中心（EPC）-CCG-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CIIS）欧盟课题“中欧智库交流”之“2022年中欧关系前瞻”线上圆桌会上的发言
如果我们想要中欧关系重回正轨，就需要恢复双方之间基本信任。有善意是好事，但善意需要转化为实际行动。有时我们发现双方并不在同一频道，虽然有善意的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仍有鸿沟。信任需要先于合作而建立，信任是合作基础。对话可以帮助恢复信任，智库层面的对话十分重要。对话目的是消除误解，构建统一的叙事语言。
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ISPI）执行副主任、意大利T20主席马格利（Paolo Magri）在CCG第六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上发言
我觉得T20的智库群体，其实可以给国际合作提供一些好的建议，特别是中国和欧盟的智库。这个建议有哪些呢？有两个重要组成部分：1.应该有共同的基于证据的政策研究。2.要有包容性，而且要更好的传播信息，把各方面都融入进来。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的智库也积极地参与到T20的工作里边，他们可以说都是为建议作出了贡献，这些都是好的建议。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院长克里·布朗（Kerry Brown）在CCG名家对话“两会前瞻十四五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上的发言
中欧之间有高级别对话，探讨过美国话题。欧美之间也有关于中国的对话。我们缺少的就是三边对话。我认为在疫情和气候变化上构建三边对话机制还是比较可行的，但能不能达成共识又是另一回事了。对于美国而言，她还是觉得关系应该由美国主导，不是很在意欧盟同不同意。但美国也不是很喜欢欧盟提出反对意见。对于中国而言，中国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会在很多方面与美欧有分歧。所以我觉得现在开展三边特别对话还不是很可行。但是如果三边对话能够实施并达成共识的话，影响力将是巨大的，甚至会有其他国家加入其中。所以我希望三边之间可以有更多对话和协作来增进人民福祉。
葡萄牙驻华大使杜傲杰（H.E. José Augusto Duarte）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
作为葡萄牙驻华大使，我从来没有放弃尽全力重新建立双方之间的合作、信任，能够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再次建立起来，为中国和欧盟人民的利益做出努力。现在应该是中方表示欧洲方面怎么做才能推动双方重新建立起信任，而且欧洲也应该向中国表明他们希望中国怎么做才能够重新建立信任。《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并没有死去，但是现在是昏迷状态，如果昏迷时间太长，那是因为对于欧盟的制裁，如果制裁了，欧盟委员会就没有办法批准中欧投资协定，未来几年、几个月都无法批准的话，我们怎么做才能建立相互信任？
CCG理事长王辉耀在欧洲监管中心（Centre on Regulation in Europe CERRE）全球数字生态治理执委会发起会议上的发言
缺乏全球数据治理框架阻碍了各国从数字经济中获益的能力。欧盟在数据和数字服务监管方面采取坚定立场。在宣布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后，中国应寻求与欧盟建立合作，以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在成熟中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全球化与不平等
随着新冠病毒新变种的出现，2021年的世界仍未恢复跨境人员流动，全球供应链被扰乱，地缘政治摩擦加剧，民粹主义力量方兴未艾，加深了人们对全球化的焦虑。全球化的一个负面结果是导致了不平等的加剧，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嘉宾们认为，全球化正在重塑过程中，但全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2008年前全球化达到了高峰，但因为各国制度多元化与统一的全球化形成矛盾，形成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导致各国国内不满全球化的声音出现。为此，新的国际秩序应该更加人道、平等和包容，需要全方位改革，特别是在分配制度上进行改革，例如建立全球统一最低税率，创建新的跨国沟通规则和机制。
《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CCG名家对话“全球化的未来：一个更平，更深的世界？”上的发言
这个世界是快速的，融合的，深度的，开放的。我们来看看这四个词。当我说世界很快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在变化的速度上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技术变革的速度越来越快，随着芯片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世界发展得很快。现在的世界不仅仅是平的，它是融合的。我们不只是相互联系，我们还相互依存。一艘船被困在苏伊士运河，里面有我在等的东西。在北京的辉耀也受到了影响。我们不仅仅联系在一起，我们融合在一起了。我们也被气候融合在一起。世界变得越来越深刻。深刻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词。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在各处放置监测设备。多年来，几千年来，世界一直在对我们说话，我们只是听不见。
《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CCG名家对话“世界经济复苏时期的中国角色”上的发言
在全球化体系中，经济和政治逻辑之间产生了一个永恒的矛盾，经济体系是全球性的，但并非一国体系，但植根于一国。政治体系则非全球性，而是国家性的，其职责也是国家的。在民主国家，人民的选举赋予了政府治理国家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政府间的国际合作需要建立全球秩序、全球治理和全球规则——在贸易、金融领域，和应对气候变化或其他问题建立这样的秩序、治理和规则。
CCG理事长王辉耀在CCG名家对话“世界经济复苏时期的中国角色”上的发言
我认为全球化正在进行。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我们越是纠缠在一起，就越不能自拔。我们现在对抗的越多，我们就越不能建立信任。情况似乎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在过去的100年里，全球化现在或许已经达到了它的顶峰，但是它也带来了非常糟糕的情况。例如，美国富人顶尖1%的人口拥有的财富可能相当于近一半美国大众拥有的财富总和。财富分配不均，中国可能成为替罪羊。跨国公司在全球运营，全球化确实利润丰厚，但它不一定真正有利于总部国或者东道国。全球治理正落后于全球实践。我赞同拜登提出来的统一最低税的全球实践，还有处理数字税的问题，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这大家都可以参与、公平分享跨国公司全球运营的成果，而不是中国承担所有的责任。这样政客们就不会提出那些头头是道的预言来引发民粹主义的泛滥。当然，中国从全球化中受益了。但问题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加平等更具包容性的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Sir Angus S. Deaton）在CCG名家对话“21世纪的反思：全球化发展中的不平等问题”上的发言
应该谨慎区分不同的不平等。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工资不平等，想到前1%的人，会想到收入不平等。然后，我认为也是愈发重要的，美国一些政客，比如伊丽莎白·沃伦，更关注财富不平等而不是收入不平等，就像你说的，疫情期间，美国的财富不平等相较于欧洲更为显著，比如，美国股市看涨，大部分是由于大型科技公司在美国，正是它们疫情期间的巨大成功，推动了股市上涨。但在我们的书中，也写到了尊重的不平等，这在美国似乎是伴随教育出现的，因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被落在了后面，没有在政治上被代表，当今国际关系的主要推手在国内，这也恰恰是马丁·沃尔夫说的，民主是地区性的，但全球化是全球性的。今天全球化受到的最大威胁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家间，我们认为，如果你不尊重这种分离，或者抛弃支持民粹主义解决措施的人，那才是对全球化真正的威胁。如果特朗普再执政十年，全球化最终还有多少影响力就不得而知了。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韩森（Valerie Hansen）在CCG名家对话“千年前的世界：全球化如何改变人类社会”上的发言
在公元1000年时，在全球化伊始之际，全球化的力量要弱得多。而且对于全球化的制约，像是运输的风险，贸易的成本也要高得多，因此基本上没有太多陆路贸易。航运成本非常高，驼队也有迷路的风险，驼队成员在也有被抢劫杀害的风险，所有这些制约在过去都比在现在强得多。我认为随着我们继续进步，我们需要考虑未来要设置什么样的制约， 以及机构来平衡全球化的影响。这次疫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全球化进程上的一个制约，我们用了超过一年的时间来认真的思考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以及我们未来前进的方向。对此我认为也许一个未来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能给一个更好的答案。
美利坚大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跨国挑战与治理中心主席安明傅（Amitav Acharya）为CCG图书《共识还是冲突？–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供稿
分析人士和决策者考虑的不应是“全球化的终结”，而是全球化正在发生什么改变，全球化出现了哪些新的表现形式，以及如何让全球化进程在应对新冠疫情等挑战时变得更加公正、人道、包容和有效。在重塑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绝不能以西方的思想、规范和制度为标杆。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问题上，许多人先入为主地认为关于治理、发展、安全和公正的“良好”规范和有效机制均由西方国家首创，于是它们就自然地被认为要优于非西方国家的“低劣”思想和不健全的治理机制。
CCG联席主席、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为CCG图书《共识还是冲突？–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供稿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早在2014年就总结出了影响美国全球政治和经济走向的最大变数，他称之为“政治衰败（political decay）”。近年来，由于美国内部强大精英集团的操纵，政治衰败变得更为严重。美国的政治混乱和政治失序根源于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的不平等，这与全球化不无联系，但更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息息相关。
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A. Thornton）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线上特对话“后疫情时代的中美关系与全球治理”上的发言
实际上，1990年代是全球化的十年，我们可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达到了全球化的顶峰。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更新过全球化的机构，我们也从来没有真正坐下来，从根本上思考过全球化如何改变国际话语和国家共同运作的方式，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现在我们在这个国际体系中发展了，中国不断提到联合国宪章，但联合国宪章并不足以继续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为我们服务。我们必须创新这些跨国跨境现象的规则和机构。中美的系统相互难以兼容，所以我们要如何建立这种规则和体系？在我看来，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进行过这种对话。现在中国说美国制定了所有这些规则，所以不接受，而美国则说中国正试图抛弃所有的规则，并将其系统强加给所有人。如果你想想我们是如何建立现有的国际秩序的，就会发现现在双方的这种沟通方式都是无效的。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软实力”提出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CCG名家对话“中美软实力与竞合未来”上的发言
全球化的影响之一就是对国内社会的部分群体产生了挑战，这激起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每当破坏性的社会变化发生时，都会看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的参与。从很多国家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民族主义对国内的人民很有吸引力，但由于它将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来，并扮演敌对角色，所以它对其他国家没有吸引力。这对美国是一个问题，对中国来说也是个问题。例如，中国的“战狼”外交在中国很受欢迎，因为这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回应，在其他国家接受度却不高。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高级研究员玛丽·拉夫利（Mary Lovely）在CCG第六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特别线上论坛上发言
什么使世界各国脱离全球化？首先，对于国内再分配的需求。最近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富裕”理念，拜登总统讲“重建更美好世界”。许多人认为并没有享受到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创造的巨额财富。其次是快速科技发展和激烈社会变化带来的不安。人们想要主导这些变化获得更多这方面的安全感，希望它能够按照自己主导的方式发展。
CCG秘书长苗绿作为2021二十国集团T20联席主席在T20意大利启动视频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如何才能真正推动全球化2.0或3.0的发展？G20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应该发挥更多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实现了跨国流动，加剧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所谓的企业税收洼地导致分配体系不平衡，让很多发达国家中低收入群体感到没有从全球化中获益，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粹主义的崛起。如果G7能就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达成共识，对G20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启发。G20智库也应开展对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可能对投资、贸易、税收、预算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全面评估。如各方达成一致，实行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那么世界上的税收洼地将不复存在，有利于推动包容性的全球化发展。
“一带一路“与基础设施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八年来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核心。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具有奠基作用，当前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巨大，也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对此，CCG对话嘉宾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外交和发展倡议，美国基建需求巨大，中美可合作建设美国及第三世界国家等基础设施，推动“一带一路”与“B3W”等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对接合作，大力发展绿色基础设施等。
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特别线上论坛“中美智库对话-全球挑战下的新竞合：中美关系去向何方？”上的发言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2013年初次构思“一带一路”倡议时，习主席在一次二十国集团会议上会见了一位非常资深的美国人，他在奥巴马总统担任总统期间暂时代替他出席。在那次会议上，习主席讲述了“一带一路”的概念，这位资深的美国人对习主席说：“多么美妙的想法，也许我们可以合作？”习主席回答：“这将是一个很好的主意，让我们合作吧。”然后这位资深美国人回到了美国。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左右，这个想法因系统内官员们的否定态度而在方案送达奥巴马总统之前就在美国被否定了，所以合作从未落地。从那时起，如你所知，“一带一路”已经被美国的许多人定性为中国的某种邪恶的地缘战略计划，以接管世界。为了更好地发展“一带一路”，所有这些努力应该由富裕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协调，试图为世界其他地区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以便我们建立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世界。
CCG理事长王辉耀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特别线上论坛“中美智库对话-全球挑战下的新竞合：中美关系去向何方？”上的发言
我其实也在去年二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听到了类似的故事。CCG主办了一个圆桌会议，我们邀请了美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作为演讲者出席。他提到，当他遇到习主席时邀请了中国加入巴黎协定，习主席也邀请美国加入“一带一路”。当时，克里告诉我，这是一个积极的关注点，但不知怎的，官员们未能在体制内实现它。但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也许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以及所有这些国家可以一起为基础设施合作改变世界而努力，比如说对中国来说，这确实已经改变了。此外，中国还创立了亚投行，美国也被邀请。然而不知何故，美国没有加入。亚投行现有104个国家成员，包括所有欧洲发达国家，只是不包括日本和美国。我希望我们能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升级为世界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让美国和中国一起工作。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CSIS）总裁何慕理（John Hamre）在CCG第六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线上特别开幕对话 “智库在公共外交中作用与交流”上的发言
全世界都对基础设施建设有着令人吃惊的需求，有些地方需要全新的基础设施，而有些地方，比如美国，需要对现有的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说实话，虽然可能很尴尬，但美国很多州的桥、公路和机场十分令人失望，所以有很多我们需要做的事。世界范围内，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主要问题，所以我认为可能需要开始关注那些我们都希望解决的领域，比如如何建设可持续的有创收基础的基础设施，而不会使它们变得毫无价值，变得巨大但无法财政自给。我觉得我们需要设法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更好地管理复杂的招标。基础设施项目庞大且复杂。帮助其他国家更好地判断自身利益，了解什么是可持续的，我认为这些是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
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A. Thornton）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线上特对话“后疫情时代的中美关系与全球治理”上的发言
这种对基础设施的竞争，以及谁将通过建设一个项目在另一个国家获得影响力。我认为这不应该是那种竞争。我知道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有共同在非洲的合作。中国在非洲有很多项目，我们在非洲做了很多电力项目，我们试图相互协调合作。我的确认为我们很难一起工作，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做事方式，当然，在基础设施项目中，有文化和商业差异。但我认为，这些领域并不是疫情那样明确的情况，疫情是紧急的公共卫生危机，但在我看来，在第三国的发展项目上工作应该是相当容易和非政治性的。如果你能弄清楚比较优势是如何排列的，那么你就能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政治意愿，但现在还没有。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维·兰普顿（David M. Lampton）在CCG名家对话“展望‘一带一路’与‘重建美好未来’倡议: 竞争还是合作？”
我个人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应该同意世界需要基础设施这一观点。在许多情况下，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都有各自的专长，我们现在应该共同努力建设基础设施。我认为，东南亚离中国很近，中国现在几乎是所有东南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因此，我认为中国在这一系列基础设施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谈论美洲，例如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我想美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它离我们的家乡（美国）更近。当然，欧洲人将在欧洲的一体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我的观点是，我认为中国、美国、欧洲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会形成天然的经济共同体，因此你会看到中国在亚洲有更多的活动，美国在自己的领域，欧洲也是同样如此。
CCG理事长王辉耀在CCG名家对话“展望‘一带一路’与‘重建美好未来’倡议: 竞争还是合作？”上的发言
我注意到拜登已经就投资美国基础设施达成了两党共识。我认为不仅是美国，还有世界其他国家，都需要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可能是下一个最大的推动力，也是全球经济和全球化的动力。因此，我们能不能在这个领域一起合作？也许“B3W”计划，美国的“蓝点网络”计划，中国可以与之合作，与“一带一路”合作，与欧亚连接门户合作。因此，我们都在思考全球基础设施，也许我们在未来有一些大的工作，把每个国家都带入新的全球系统。我们甚至可以在美国的参与下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升级为世界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是我们需要在共同目标中真正努力的事情。
新发展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财务官马磊立（Leslie Maasdorp）在CCG名家对话“前进中的20年：金砖国家与全球化的未来”上的发言
基础设施建设是未来发展银行投资的重点领域，我们需要大量新的资金来巩固现有的基础设施并建设具有弹性和可持续性的新基础设施。传统上人们总是将基础设施归为经济基础设施，例如港口、机场、高铁、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但现在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也变得非常重要。我认为中国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对“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绿色发展给予更多关注。事实上，我希望更多人使用“绿色的一带一路”这个词，而不是“开展绿色一带一路”。因为前者发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即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推动“一带一路”的绿色发展了，例如中国宣布将不再在中国境外投资煤电项目。这一声明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之前发布的，可以看出基础设施建设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
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芮泽（Martin Raiser）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
当前，大部分有关基础设施的关注都聚焦于基础设施资金缺口的问题。我们经常说基础设施领域存在着几十亿资金的缺口，资金问题无疑是很有价值的问题。在这一点中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中国有资金资源。我们也已经看到中国在过去的40年之中充分承担了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不断优化自身项目规划。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从自己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大大获益，我们要把中国的经验复制到其他国家。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周浩黎（H.E. Djauhari Oratmangun）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
我们需要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我们要考虑基础设施是不是真的受惠于所有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区域经济模型之下，我们确实展示了东盟各国和中国的经济增长趋势，基础设施会进一步帮助我们促进经济繁荣，这个也会是东盟各国的一个重要的工作要点。
加蓬驻华大使波德莱尔·恩东·埃拉（H.E. Baudelaire Ndong Ella）在CCG与法语国家联盟联合举办的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大使座谈会“法语国家、中国与可持续发展”上的发言
基础设施是经济的支柱，是人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基础，所谓的灰色基础设施与绿色基础设施是不同的概念。绿色基础设施是一大利好，我们必须通过它来改善生活质量、生物多样性、反气候变化等等，其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更多的战略投入，政治层面要做出更多的行动与承诺。保护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大部分的问题都是与绿色基础设施问题相关。
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穆沙希德·侯赛因·萨义德（Mushahid Hussain Sayed）在CCG举办的“中国与巴基斯坦：展望携手共进的未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下增强区域稳定性与安全性”线上研讨会上的发言
亚洲不能再回到寻求控制别国、奉行集团政治、遏制其他国家这种冷战思维方式。亚洲世纪旨在通过经济、能源、港口、管道、公路和铁路实现互联互通，这正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意义所在。“一带一路”倡议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外交和发展倡议。
巴基斯坦前外交部长里亚兹·霍哈尔（Riaz Khokhar）在CCG举办的“中国与巴基斯坦：展望携手共进的未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下增强区域稳定性与安全性”线上研讨会上的发言
对于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这一点，显然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而在中亚和亚太地区局势发展中，无疑中国将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角色之一。但决定21世纪走向的将是美中关系，我们当然希望两国能避免冲突和对抗。双方的竞争有可能是激烈的，对此我们欣然接受。习主席认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应该建立在基于规则的良性竞争与和平共处上，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而且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本人欢迎美国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非常好的姿态。
世界经济与新发展格局
当前，全球不断出现的变种毒株致使新冠疫情延宕起伏，并呈现长期化、反复化态势，世界经济前景也笼罩上了一层阴霾。2021年世界经济经历了强复苏、不均衡、弱供给和高通胀，CCG对话嘉宾认为2022年全球经济涨势将依然强劲却不平衡，供应链的稳定、韧性和安全是当前需要进行国际协调的重要领域，而要恢复供应链前提是要控制住疫情。疫情之下，中国经济增长势头良好，对内将逐渐把以投资为主的内循环转以消费为主的内循环，对外继续扩大进口、扩大开放，使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市场准入和运行上获得同等待遇将是中国政府长期政策倾向。中国在着力实现共同富裕，而中国的内部市场对于其他国家的增长是非常重要的驱动力。
世界银行预测局局长阿伊汗·高斯（Ayhan Kose）在CCG与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2021年6月期《全球经济展望》线上发布暨研讨会上的发言
2022年全球经济涨势将依然强劲。但全球经济复苏劲头虽强势却不平衡。发达经济体增长在5.4%左右，中美欧三大经济体都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重要力量。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涨势在6%左右。但如果不把中国考虑在内，涨幅会明显下降。到2022年末，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将回归正常水平，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1/3能回归人均收入的正常水平，这与疫苗接种进度密切相关。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前主席、前英国财政部商务部国务大臣吉姆·奥尼尔（Lord Jim O’Neill）在CCG名家对话 “前进中的20年：金砖国家与全球化的未来”上的发言
《金融时报》选择了一个标题，即“金砖国家”令人失望，我认为这在某些层面上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在政策协调层面，当然，在过去20年里，很多涉及中国的东西显然离事实很远，因为当我反思20年前的经济发展时，中国的发展已经大大超过了我和我的团队在“金砖国家”概念提出早期的预期。总的来说，印度基本上实现了我们所概述的广泛的增长路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和印度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比20年前大得多。不幸的是，巴西和俄罗斯在经历了非常好的第一个十年，超过了我们所有的预期，但它们的第二个十年都非常糟糕，不幸的是，南非的情况也是如此。
CCG名誉主席、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致辞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发展历来以内循环为主。要逐渐把以投资为主的内循环转向以消费为主的内循环，必须修复消费力、消化失业率、降低企业“死亡率”，保持国际收支稳定。扩大进口，可以满足国内扩大生产和激励消费的需求，而这又需要扩大出口保持外汇的基本可供。继续扩大开放，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尤其是扩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是中国政府可预期的长期政策。
《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CCG名家对话 “世界经济复苏时期的中国角色”上的发言
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良好。美国，英国和欧洲这些国家对疫苗进行了大量普及，在未来几个月经济也会重新复苏。所以我认为今年和明年全球经济会重新产生巨大的复苏。大部分西方世界和中国的经济已经占据了全球大部分的经济体量，非常不幸的是，还有一些其他国家情况比较糟糕，也没有疫苗。它们的经济严重依赖于旅游业，比如说非洲国家和印度。最后的问题是危机会产生大量的负债，大量的美元负债。在我看来，发达国家很好的处理了负债问题。但是在新兴国家，这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新兴国家发展势头强劲，但是（发展）非常不平等。疫情产生了大量的敌对、愤怒的情绪和政治的不稳定，这些会影响未来的关系和局面。
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芮泽（Martin Raiser）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
中国对于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什么样的贡献？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内部市场对于其他国家的增长都是非常重要的驱动力。各个国家需要中国的产品，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但是现在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复苏也会成为其他国家复苏的重要的驱动力。其实我觉得中国自己接下来进一步的经济转型方向，就是把自己作为一种消费的驱动力，而且不仅仅是对外出口，更要重视消费品的内循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尤其对于很多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目前中国的经济更加低碳、绿色，朝着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零碳经济以及2060碳中和的目标不断进步，我们的整个经济发展模式会更加完善。
CCG顾问、财政部前副部长朱光耀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
要恢复供应链，前提是要控制住疫情，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是最先稳定住、控制住疫情的国家，经济迅速复苏，在稳定全球供应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也显示了中国同世界经济紧密融合的特殊韧性。供应链的稳定、韧性和安全是当前需要进行国际协调的重要领域。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S. Phelps）为CCG图书《共识还是冲突？ –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供稿
如果中国想从依靠追赶世界标准技术获得高增长率的中等收入国家跃入有能力进行自主创新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就必须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但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还需要培育民众的创造力、原创性、开拓力和企业家精神。要推进创新进程和转型，中国领导人需要继续保持对自主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视，出台政策支持那些拥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们。
爱尔兰驻华大使安黛文（H.E. Ann Derwin）在CCG第八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的致辞
金融服务是服务贸易的一部分，在中国引人关注。中国金融行业开放，近几年受到很多人关注。这是鼓舞人的进展，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包括取消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允许外资参与退休金基金管理、养老基金管理，亦显示中国希望鼓励更多外资进入中国，能够鼓励更多外国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希望中国能够继续改革开放，能够让中国和外资企业在市场准入和运行获得同等待遇。
印度驻华大使唐勇胜（H.E. Vikram Misri）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
我们需要先恢复供应链，使得未来供应链更加具有韧性。疫情为供应链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虽然每个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的经验，中国也有做双循环，能够减缓过分依赖于外贸所带来的风险，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先解决一下全球供应链相互依赖所带来的风险。此外，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合作来分享技术，特别是在疫苗、医疗、信息方面的合作。
荷兰驻华大使贺伟民（H.E. Wim Geerts）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
新冠疫情以来，中国的迅速增长和恢复令人惊叹。根据OECD的预测，我们认为在接下来十年过程中，世界经济增长的20%都会由中国贡献。同时，中国也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以确保其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经济复苏不是自然发生的，它需要我们共同努力。鉴于目前全球范围内面临的一些挑战，我们要进一步推进经济开放。
CCG理事长王辉耀在CCG名家对话“中国与世界及后疫情时代的多极世界”上的发言
中国在解决8亿人的极端贫困之后。现在他们在考虑劳工阶层的问题-那些滴滴司机、农民工或快递，以及所有那些在中国不同地区工作的2.5亿农民工。李总理已经提出要解决6亿人每月约仅有1000元人民币收入的生活。为了实现共同富裕，避免民粹主义何逆全球化，我们也在试图阻止对市场的垄断行为。同时也试图让社会更加公平，比如最近也在减少那些对小学生或高中生来说负担过重的课后额外补习。所以我认为，中国的领导者说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然后推动这些崇高的目标，并且试图实现2049年的另一个百年目标，即到2035年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49年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另外，中国现在可能会建立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并且实现共同富裕。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董事长斯蒂芬·罗奇（Stephen S. Roach）在CCG名家对话“变化中的中美关系：国际影响与未来发展”上的发言
中国经济也要开始着手解决新问题，中国第二大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恒大现有的外债高达3000亿美元。因此，中国政府的“减债运动”看似激进但也却合乎情理，因为降低债务强度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采取了多种行动以确保中国不会走上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衰落的老路。当时，日本已经进入了事实上的经济停滞状态。高强度的借债和爆发式的经济增长造成了资产泡沫化并且随后破裂，这将日本拖入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停滞期，甚至到今天日本也仍深陷其中。为了避免日本式的结局，“减债行动”对中国政府就变得极其重要。我希望中国对恒大的减债措施能有效遏制经济泡沫化的结局。
中国与发展中世界
2021年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50年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它走过的道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嘉宾们表示，中国在减贫扶贫、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以及区域深度融合方面均有建树。未来，应推动中国参与和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RCEP等区域合作机制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非盟《2063年议程》、法语国家联盟、太平洋联盟以及CPTPP等进行对接和融合，在适应区域发展特色的前提下，推动各方战略性的协作和共同繁荣。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在CCG与法语国家联盟联合举办的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大使座谈会“法语国家、中国与可持续发展”上的特别致辞
全球化的共识不仅涉及到各国政要，除了动员他们之外，还应该进一步动员民众，尤其是要充分动员年轻人，他们对这样一种情形非常敏感，因为它涉及到人类的未来。在各国的内部，包括公众舆论，都参与了这样一种思考，法语国家有共同的合作意愿。尤其是谈到非洲的发展问题，大家必须进一步思考，因为非洲是未来的关键话题。非洲是全球的首要战略，它应该是我们关切的，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我们要支持非洲的发展，更应该从多元主义的角度来看待非洲的发展、支持非洲的发展。
尼日尔前总理、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首席执行官卜拉欣·阿萨内·马亚基（Ibrahim Assane Mayaki）在CCG举办的“第八届中非合作论坛成果研讨会”上的致辞
在2010到2020年间，非洲劳动人口增加了1.22亿，这让关键部门有望实现重要的经济增量。因此，非洲具有巨大的投资和贸易机会，这十年非洲无疑可以通过中非合作论坛（FOCAC）实现包容性增长和繁荣，就像中国在1970年代经历的一样。通过中非合作论坛，非洲可以学习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转型经验。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前主席、前英国财政部商务部国务大臣吉姆·奥尼尔（Lord Jim O’Neill）在CCG名家对话 “前进中的20年：金砖国家与全球化的未来”上的发言
我希望在金砖国家体系内看到中国和印度能够进行更多的合作。如果你看看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发展在过去20年是如何崛起的，那么放眼未来20年的世界，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中国和印度有正确的贸易合作方式，这两国将改变全球贸易模式，也将为未来许多积极变化打下基础。
非盟驻华大使赫曼塔拉·默罕默德·奥斯曼（H.E. Rahamtalla Mohamed Osman）在 CCG 与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举办的“中国与联合国：50年合作历程与未来发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座谈会”上的主旨演讲
70%的脱贫的努力是由中国创造的，这惠及了全球人民。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中国在自身发展中将它的获益处向全球进行分享，这样的话可以极大促进全球消除贫困的议程，了解中国的经验，特别是减贫方面的经验将会提供一个参考，借鉴给其它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和南亚的国家，它们占世界贫困人口85%。
开普敦大学荣誉教授、原联合国副秘书长兼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卡洛斯·洛佩斯（Carlos Lopes）为CCG图书《共识还是冲突？–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供稿
挖掘非洲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消费市场潜力，意味着要对关键的支持性部门投资。尽管面临前述种种挑战，作为非洲主要贸易伙伴的中国，已经成为非洲主要的基础设施投资者和建设者。有人担忧非洲国家陷入对华债务，但需要记住的是，尽管近期债务激增，但非洲国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并没有显著增加，非洲的债务水平仍然是除富裕的海湾地区外全球最低的；如果考虑到外汇储备，非洲的负债有时还是负数。中国与非洲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曾经这种双边关系叙事是基于非洲销售初级商品来推动中国经济蓬勃增长，如今这一叙事正越来越由一个新兴的、自信的非洲来定义，而非洲也有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优先事项。
哥伦比亚驻华大使路易斯·迭戈·蒙萨尔韦（H.E. Luis Diego Monsalve）在CCG与太平洋联盟联合主办的“中国与太平洋联盟：区域合作的下一个十年”上的发言
太平洋联盟致力于繁荣发展的深度区域融合，主要目标包括建立一个深度融合区域以促进货物、服务、资本以及人员的自由往来；促进成员国实现更好更包容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努力成为经济贸易融合的平台，提升太平洋联盟成员国及整个区域在世界中的重要性。
墨西哥驻华大使施雅德（H.E. Jesus Seade）在CCG与太平洋联盟联合主办的“中国与太平洋联盟：区域合作的下一个十年”上的发言
庞大的人口、GDP总量以及繁忙的贸易使亚太地区在世界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更为全面和具有进步性的贸易协定。在这一背景下，太平洋联盟将在亚太地区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成员国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该地区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也将为整个世界提供更多合作交流的机会。
秘鲁驻华大使路易斯·克萨达（H.E. Luis Quesada）在CCG与太平洋联盟联合主办的“中国与太平洋联盟：区域合作的下一个十年”上的发言
在过去的10年中，无论政权的交替还是外交政策的改变，太平洋联盟成员国仍然保持着紧密有效的区域联合是最大的成就之一。在成立以来短暂的时间内，太平洋联盟在促进贸易发展、人员流动、科技共享等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智利驻华大使路易斯·施密特（H.E. Luis Schmidt）在CCG与太平洋联盟联合主办的“中国与太平洋联盟：区域合作的下一个十年”上的发言
为了持续促进与夯实太平洋联盟成员国之间的深度融合、激发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太平洋联盟将“更多融合”、“更多目标”、“更多联系”、“更多民间交流”作为2030年实现更加自由流通的货物、服务、资本以及人员的重要准则。与此同时，中国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太平洋联盟成员国也希望与中国协同合作，创造美好未来。
塞内加尔驻华大使马马杜·恩迪亚耶（H.E. Mamadou Ndiaye）在CCG与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举办的“中国与联合国：50年合作历程与未来发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座谈会”上的主旨演讲
自从建立中非合作论坛以来，中非合作有了一个新的动力，推动了南南合作的发展，基于平等、共同尊重、共同受益的原则，中国和非洲合作进入了新的领域，在我们准备第八次中非合作论坛部长会议的时候，我们要使中非合作论坛、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非盟《2063年议程》和中国和非洲国家国家发展战略之间协同增效，推动双赢合作和务实合作。
马达加斯加共和国驻华大使罗班松·让·路易（H.E. Robinson Jean Louis）在CCG与法语国家联盟联合举办的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大使座谈会-“法语国家、中国与可持续发展”上的主旨演讲
为了更好地思考南方国家的期待，尤其是从中国与法语国家合作中获取的利好与增加值，因为它们也应该名正言顺、名符其实地得到发展，快速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很重要的是必须将南方国家与联合国2030议程的期待挂钩进行思考。
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艾哈桑·布哈利法（H.E. Ahcene Boukhelfa）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阿尔及利亚的大使，我想强调，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需要找到非洲和中国共同合作的机会。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从抗击新冠疫情中学到的一个经验是，我们可以找到新的方法，能够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中国和非洲的发展可以给大家展示这样一种新的合作模式，非洲和中国需要持续推动双方的友谊和合作，能够加强团结，特别是在新冠之后经济恢复的过程当中。共同努力来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在研究、开发和管理医疗资源和疫苗方面进一步合作。
理解中国与青年力量
近年来，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与西方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及国家治理上的差异愈发凸显。新冠疫情下中国制度优势显著且对国际抗疫援助巨大，但中国国际形象污名化问题却也屡屡出现。新时代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在我国对外宣传中正前所未有得迫切，而如何理解中国也成为摆在西方国家面前的一道命题。在CCG对话嘉宾看来，中国叙事难以用当前世界主流政治话语精确表述，这导致世界对中国价值观产生误解甚至完全相反的解读。
当今世界，青年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力正在逐渐提升，青年领袖更是未来国际社会的决策制定者和主导者。面对诸多全球性挑战，推动世界向着更加包容、开放、和平、和谐方向发展需要凝聚更多青年力量。CCG对话嘉宾也指出，构建美好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呼唤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各国青年学者及商界领袖等进行有意义的互动有助于创造以多边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良好氛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特级教授王赓武在CCG、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RSIS）和兰德公司联合举办的“合作性竞争是否可能”线上圆桌会议上的发言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在经济和科技话语上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并不是发生在语言和术语的使用上，或者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上，但是一涉及到政治文化，基督教、希腊罗马式地中海价值观、伊斯兰教、印度教、中国文化等不同历史的深层差异就会显现出来。这些差异给沟通导致了相当多的困难。过去50到60年里，历史和政治被赋予了后启蒙主义现代性视角的解读，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描述现在逐渐转变为从全球视角描述的世界历史和世界政治话语，这使人们沟通起来更加容易。但在这种话语语境中，中国人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当他们试图借古喻今来解释他们到底想做什么时，那些塑造了中国和他们引以为豪的价值观与当前的主流话语格格不入。中国叙事难以用当前世界的主流政治话语来表述。对中国人来说，用源自希腊-罗马、拉丁或者闪米特等语言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叙事听起来不对味，事实上，中文几乎无法无损地翻译成这些语言。我能理解中国人想要表达什么，但中国叙事难以用当今世界的主要语言英语来全面的展现，处于这种不利地位的中国叙事给人可疑、模糊、蓄意欺骗的感觉，难以用恰当的词汇精确地传达，这导致世界对中国价值观的误解甚至产生相反的解读。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院长克里·布朗（Kerry Brown）在CCG名家对话“两会前瞻十四五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上的发言
西方世界不清楚用中国的价值观治理世界会是什么样。价值观的冲突是最难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欧美认为我们清晰地了解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但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开始对自己的价值观感到困惑了；第二个问题是，人们缺少对于中国价值观内涵的认知。这种理解缺失可能是因为有的人觉得中国的价值观不重要，也可能是有的人根本就不想了解中国。中国的价值观是杂合的。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融合了不同的民族、哲学以及宗教方面的观点，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现代信仰体系等等。这是一种非常灵活的世界观，很难在短时间内描述清楚。这是欧美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希望能够用一个简单的标签概括中国。但这并不现实。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软实力”提出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CCG名家对话“中美软实力与竞合未来”上的发言
软实力的理念可以追溯到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比如老子。我可能是使用了“软实力”这个词，但在中国哲学中，通过吸引力来获得他人影响的概念很早就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软实力的源泉。中国软实力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中国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在过去40年里，中国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这是广受赞赏的，并为中国的影响力提供了吸引力。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韩森（Valerie Hansen）在CCG名家对话“千年前的世界：全球化如何改变人类社会”上的发言
我认为欧美人依然有着一个非常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但是同样的，中国对于过去的看法也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美国人印刷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们也许不能说出古登堡的名字，但是他们一定会指向文艺复兴，而你知道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在公元700年左右，在武则天时期的唐朝就已经有印刷术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 CCG支持举办的“远离噪声，做聪明的决策者——对话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暨《噪声》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问题交流时，信息没有被清晰传输出去。这种情况，大家可能会产生误解，是非常自然的现象。我们只能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清晰传递信息以防止这种问题，后续过程中也要一直保持这个原则。当然，我们也要看一下媒体是不是误解了信息，如果出现误解的话，就要把这种情况纠正过来，否则大家对于这些信息的解读，对这些政策规定的理解，就会产生很多噪声，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之子、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尼尔?布什（Neil Bush）在CCG名家对话“中美交流50年-半个世纪的回顾与展望”上的发言
我在1975年去过中国，我和我的三个兄弟姐妹访问了中国五个星期。我们在北京呆了四个星期，然后和我母亲坐火车去了无锡、南京和上海。能够以旁观者的身份目睹中国在过去46年间经历的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想我与我的其他同事不同的地方之一是，我实地到访过中国，亲眼看到了中国在多年间的成长。我得出了一些深刻的结论：没有适用于每个国家的单一体制，每个国家都需要发展一个适合该国条件的体制。中国的制度对中国是有效的。如果你看一下自我到访中国的46年以来，还有自中美正式建交以来的四十多年的成果，结论不言自明。我相信美国的体制对美国有效，中国的体制对中国有效，我们需要尊重这一点。
《中国的选择》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前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在CCG名家对话“中国与世界及后疫情时代的多极世界”上的发言
西方在看待世界时最傲慢的假设之一，就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我认为西方必须接受这样一个概念：其他文明不会成为西方的复制品，这是西方必须学会接受的最基本的东西。中国肯定不会成为西方的复制品，因为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一样具有深厚的历史，甚至可能是比西方文明更古老的文明。因此，中国将是相当不同的。西方国家的东西不一定对其他社会有益。这中国需要以一种非常谨慎和细微的方式来解释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成功地向西方解释这样的一条道理，即中国永远不会成为西方的复制品。
CCG理事长王辉耀在CCG名家对话“中国与世界及后疫情时代的多极世界“上的发言
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文化也是有东方价值的。甚至你说，中国共产党可以成为中国文明为代表的政党，是因为它有马克思主义，但也有很多中国文化的特点。上周，习主席刚刚说，中国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全过程民主。因此，民主并不仅仅意味着你在投票的时候。而是事后，人们会得到反馈和协商民主，所有的代表都参会讨论。你有一个任人唯贤的制度。会挑选出最好的人才，实施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计划”。我们也生活在21世纪。比如在中国今天你有10亿智能手机用户，这其中存在着技术民主。人们到哪里去，在哪里买东西，在哪里购物，他们每天都在进行投票。然后也存在着市场民主，人们有自由选择旅行与工作的自由。所以你谈论民主，但同时我们也生活在一个民主的世界里。甚至可能中国最大的反对党是美国，针对中国的美国政府。所以当代中国人阅读、消化所有的一切，知道世界等最新发展，并且得到反馈。因此，领导人可以根据各方信息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这样就可以避免那种旧时代的难以获取信息的情况，你并不一定需要每个人都来投票来改变。
牛津大学施密特科学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席基思·伯内特爵士（Sir Keith Burnett）为CCG图书《共识还是冲突？–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供稿
若想对他人有所了解，首先必须对其恐惧和希望有所了解，而这些往往蕴藏在其民族语言中。正是通过语言，我们才能对彼此共同的人性、对未来的希望和梦想有所了解，而了解这些是实现和平的先决条件。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曾写道：“我在语言上的局限即我的世界的局限”，对于我们这些探索科学和艺术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有时，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需要采用跨学科的方法来解决，而有些挑战则需要我们通过借鉴体现不同文化和传统的国际经验来解决。
英国前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勋爵（Lord Philip Hammond）为CCG图书《共识还是冲突？——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作推荐语
正在崛起的中国与我们有着非常不同的价值观、历史和政治体系，但同时又有巨大的共同经济利益。对英国这样的中型西方民主国家来说，管理与这样一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很可能成为未来三十年里最大的挑战之一。这本文集将有助于理解相关争议。
英国皇家工程学院院士、恩智浦半导体公司董事长彼得·邦菲爵士（Sir Peter Bonfield）为CCG图书《共识还是冲突？——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作推荐语
要公正地理解当今世界，本书是必读之选——如果还有人质疑我们现在是否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全球化世界里，那就想想全球变暖、新冠肺炎疫情和社交媒体等造成的影响。要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下去，我们必须拥护民族和国家之间自由开放的对话。这本文集探讨了当前一些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杜占元在CCG与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国际青年英才对话（GYLD）2021年度论坛上的致辞
构建美好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呼唤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这不仅仅是代际更替上的必然，更意味着青年是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和全球治理的主人翁。青年们的拼搏意识、挑战精神、创新活力等特质，也必将更为深刻地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当代青年需要心怀天下、主动作为，肩负全球治理使命担当；需要合作对话、交流互鉴，传承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同时也需要勇于探索、热情创新，推动时代社会发展进程。
首任欧盟理事会主席、比利时前总理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为CCG与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国际青年英才对话（GYLD）2021年度论坛致贺信
欧盟和中国已准备好为一个更加健康、更加清洁、更加繁荣的世界贡献全力。我们确信，中国青年学者和商业领袖与来自欧盟、美国和其他经济体的同伴进行有意义的互动是有益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创造一个以多边形式应对当今全球性挑战的有利氛围。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常启德（Siddharth Chatterjee）在CCG与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国际青年英才对话（GYLD）2021年度论坛上的致辞
今天的这个倡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使得我们更加关注政策制定者、领导者、成年人他们的重要性和中心性，他们必须要重塑世界未来的发展，让世界未来的发展真正以年青人来引导，他们必须要有资源，因为他们足智多谋，他们将成为“建筑师”，重新定义我们所面临的气候危机，而且他们也越来越多地为消除不平等，比如性别不平等而奋斗，他们想要建设更加可持续的世界。所以，我们要能确保他们要被纳入进来，他们的声音要被（我们）听到。
欧盟驻华大使郁白（H.E. Nicolas Chapius）在CCG与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国际青年英才对话（GYLD）2021年度论坛上的致辞
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一共有18亿年轻人，这18亿年轻人之中的90%都是在发展中国家生活和发展。为了在年轻人之间搭建起交流沟通的桥梁，为了在这样一个新的世界中没有人因为经济的条件而落后，为了使现代世界朝着更加包容、更加开放、更加和平、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在2020年6月，部分欧盟领导人达成了一份对外青年合作宣言。这是一份在欧盟发展共识指导下产生的一新的交流合作的文件。在这份宣言中，我们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希望能够进一步促进年轻人的交流和合作。我们希望为年轻人赋能，让年轻人参与到整个世界的领导过程之中，使青年作为我们的核心参与行动。欧盟欢迎“国际青年领袖对话”活动（GYLD）介绍更多的中国杰出青年以便将欧盟的青年和中国的青年结合在一起，使他们建立互信、实现共同的目标。
埃及驻华大使穆罕默德·巴德里（H.E. Mohamed Abd El-Sattar Elbadri）在CCG与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国际青年英才对话（GYLD）2021年度论坛上的致辞
未来的领袖并不意味着成为政府官员或者是一个政党的主席，而是说不管青年选择在哪一个领域发展，都需要不断地努力，成为这个行业最重要的人物。埃及和中国一样都是开明的政府，为青年赋能是一个开明的政府应该做的工作。
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特别线上论坛“中美智库对话-全球挑战下的新竞合：中美关系去向何方？”上的发言
我希望那些对自己国家在国际上的长远未来有既得利益的年轻人能够成为中美间关系积极推动者。举例来说，当我们考虑中国时，我们要想到中国有大约4亿的千禧一代，我们要考虑他们是如何成长的，如何思考未来以及中国的领导层是如何对这一群体的需求作出回应的。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如此。这些群体之间的联系绝对是中美关系前进的核心。因此，我很高兴看到拜登政府，在恢复开放、推动人口流动及沟通上改善上届政府的迅速措施。我们都知道，年轻人之间的这种联系是深刻而广泛的，它们包含国家间、高校间、非政府组织间、个体间等多个层次。还未建立起来社会上的相互信任，需要也十分有必要被建立起来。这可能是防止领导层采取不良政策的唯一最好的保险措施。我认为在某些方面，人民大众的智慧或常识可以作为一种对抗精英群体的某些不明智决策的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