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国家周刊】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比如美国工商界……
2021年7月18日文｜王辉耀（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主任） 苗绿（全球化智库秘书长）
2020年2月14日，在德国慕尼黑举办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美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在一次发言中提到：
1784年，刚刚赢得独立战争的美国，向中国派出了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商船。经过为期半年的漫长航行，这艘排水量只有360吨的小型商船到达广州黄埔港，并带去了数十吨花旗参和珍贵的动物毛皮。“这是中美之间最早的商贸往来。”克里在发言中说。
中方对“中国皇后号”也有深刻的历史记忆。1986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中国皇后号”纪念银币。2014年，正值这艘商船抵达广州230周年之际，中方还特意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仪式。
中美关系以“中国皇后号”抵达为起点，成为中美关系的遗传基因，而它起到的历史作用也让人无法忽视：自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以来，中美关系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危机四伏，但保持总体稳定、持续向前的发展态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逐渐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如今，中美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
商会作为美国民间非政府组织、美国工商界利益集团的代表，在促进中美经贸交流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是除政府、企业和公众之外的重要力量，是减少分歧的桥梁与深化合作的纽带，是经济外交与民间外交的有机结合。
但在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国商界对中国的观感逐渐趋于负面，在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维持中美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不受政治影响的能力和意愿减弱。这背后有复杂的商业利益考量，也跟中国经济多年的发展、进出口贸易出现结构性变化有关。
但是在大体上，美国商界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仍旧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相较于美国影响力不断增长的保守派智库，美国商界在看待中美关系问题上并未持有一致的强硬和保守观点。
在中美经贸摩擦的进程中，美国商业机构和企业积极正面的发声显得尤为重要。为此，中国官方应该重视与美国工商界人士的交流与沟通，增进彼此的理解与合作。
与中国保持相对密切的联系的美国商界非政府或者带有一定政府色彩的组织主要包括美国全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国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四个机构。
它们的共同点是囊括了许多商界和政界精英，并对美国政府高层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每年这些机构负责人会定期拜访美国国会山，与议员交流。有些机构跟中国已经有了上百年交往历史，曾为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做出较多的贡献。
美国全国商会
美国全国商会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12年，它还是美国最大的游说团体。当年推动美国全国商会成立的最著名的人士是时任美国总统塔夫脱，也由此奠定了美国全国商会与美国政治密不可分的历史传统。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美国全国商会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拥有万余家企业会员。其会员企业既有位列世界500强和美国500强的大企业集团，同时也有个人企业，其中96%是雇员在1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正如其前主席史蒂夫·温安洛所言，美国全国商会“对国会、白宫、政府常设机构法院、舆论界以及外国政府积极游说，力争有效维护企业的利益”。
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国全国商会中多个商业集团的精英通过“旋转门”机制进入政府，如美国大型石油企业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出任国务卿，高盛高管、沙丘资本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文·姆努钦被任命为财政部长，高盛集团首席运营官加里·科恩出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在特朗普政府最后几个月被解职的国防部长埃斯珀是美国军工企业雷声公司的高管，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则是一位投资家。
1979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美国企业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2019年，在华美国企业的数量超过7万家。美国全国商会在最惠国待遇、中国加入WTO谈判以及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支持中国相关政策，因此扩大了在华利益，也提升了它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地位和影响。
美国全国商会在中国内地有四家分支机构，分别是中国美国商会（北京）、上海美国商会、华南美国商会（广州）和西南美国商会（成都）。
位于北京的中国美国商会始于1918年，成立不久后因战争暂停活动。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破冰，1982年它恢复了活动，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会服务。中国美国商会由于注册地在北京，大多服务整个中国北方地区，在内地四个美国商会中居于权威地位，如今已连续22年发布《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每年5月，该商会组织企业高管赴美对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开展游说活动。
成立于1915年的上海美国商会是美国全国商会在华设立的第一个商会组织，也是在美国之外设立的第三家美国商会，1987年恢复业务。目前，其会员企业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85%以上是中小企业。上海美国商会的会员数量是在华美国商会中最大的，因此也被认为是在华美国商会中发展最快、最具企业精神和创新机制的美国商会。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是美国极具影响力的关于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和贸易的非营利性商业组织，成立于1973年，在华盛顿、北京和上海设有办公室。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致力于推动中美两国发展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代表美国财团和企业界利益，在日常活动中反映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其会员包括200多家在华经商的美国企业，既有亚马逊、艾波比、苹果、思科、可口可乐、福特、脸书等国际知名大型企业，也有一定比例的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公司。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使命是扩大美中商业关系，以惠及其成员乃至美国经济。它提倡与中国进行有建设性的、以成果为导向的接触，以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并发展一个基于规则，对各方来说都可预测和透明的商业环境。
近年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接待了中美两国领导人和高层人士，并定期与美国国会议员及政府部门和智库的中美事务专家会面。
美国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
美国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是专门处理国际贸易和投资问题的杰出商业协会，于1914年5月根据第一届美国对外贸易大会决议在华盛顿成立。其使命是通过以下方式促进全球商业：
1.倡导促进开放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制度的公共政策；
2.调集有关关键问题的专门知识和信息，例如世界贸易体系、税收、贸易金融、经济制裁和国际人力资源；
3.通过与决策者和意见领袖互动以及召开政府或私营部门对重要问题的讨论，影响公众辩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继续在代表美国企业的全球经济利益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它协助成立了美国经济联合会，支持《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支持美国在南非的商业利益，在WTO多哈回合谈判中继续代表美国出口商业利益。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还有一家带有一定商会色彩的非政府机构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其成立于1966年，最大的成就是推动了1972年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目前，其成员包括来自美国各地的700多位个人和近60家企业。
在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总统决定在对华政策上改弦更张的过程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起到了推动作用。1972年，其与美国商界其他机构一起促成中国乒乓球队历史性访美，之后还参与接待了邓小平等中方领导人。
该委员会每年还举办美国外交政策座谈会，为在美国各地大学学习的中国研究生提供深入了解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因素的机会。参会者能够与外交政策领域人员互动，拜访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政策制定机构。
随着中美经贸往来的日益密切，中国在美投资企业也建立了商会。成立于2005年的美国中国总商会是代表中国在美投资企业的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它在美国各地有6个分会，分别位于纽约（总部）、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和休斯敦，覆盖全美。美国中国总商会旨在为中美企业创造价值，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中美两国的商业交流与合作。它致力于加强全美中资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并为会员在美开拓业务提供服务。
美国中国总商会的会员企业在中美经济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成员覆盖金融、能源、运输、汽车制造等各个领域。目前，美国中国总商会拥有约1500家会员企业，包括中资企业及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跨国企业和美国当地企业。其中，54家位列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截至2019年，美国中国总商会的中资会员企业对美投资额累计超过1230亿美元，在美直接雇用员工超过22万人，间接支持超过100万个工作岗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商界在对华利益问题上并非总是一致的。
在改革开放早期，大量美国公司在中国建厂、投资，是因为中国具有人力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能够以较为低廉的成本生产出有竞争力的初级产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越来越强，美国自身的制造业实力则不断下降。整体来说，受到中国产品影响的美国纺织工业、钢铁工业等，在反对中美贸易关系上表现得比较积极。而在中国市场获得了高额利润的飞机、汽车制造、半导体以及软件服务等企业，则支持美国对华拓展贸易关系。
但是，自2016年以来，美国商界对华态度普遍由热转冷，主要因素是企业界普遍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国企补贴等政策问题上感到受限较多，其在华利润下降。另外，由于华为、中兴等中国数字科技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实力不断增强，部分美国科技公司也在不断游说白宫，对上述企业实施制裁。在这一背景下，与美国商会保持接触，维持其对华业务的信心，对于缓解中美贸易紧张关系是非常有益的。
这几年间，通过在各种场合与各大商会成员沟通交流，我们发现，尽管美国政府决定对华启动“301调查”、多次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但美国工商界人士考虑到利益关系，相比美国智库而言更加容易采取实用主义的立场，并不受十分具体的意识形态影响。由于企业的业务范围不同，美国工商界人士的具体诉求也不一致。
在一些传统的工业领域，美国的企业多半致力于推动反倾销调查，认为中国企业获得了政府补贴，通过倾销低价商品占据市场。例如，2017年3月1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决定，对中国铝型材做出反倾销和反补贴复审终裁，继续维持反倾销税33.28%和12.05%～374.15%的反补贴税率。这一反倾销案背后的推手是美国铝业协会。
但是，对科技企业和飞机、汽车企业而言，中国是其主要市场。以波音公司而言，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单通道飞机市场，波音每生产三架波音737飞机，就有一架是交付给中国用户的。2018年，通用汽车及其合资企业在中国售出364万辆汽车，而在美国售出汽车为300万辆左右。波音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因此对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措施并不满意。
美国工商界对于中美贸易关系同时持有赞同和反对的意见，这完全可以理解。不过，美国工商界人士在某些领域持有的态度是相对一致的。例如，在数字技术的安全问题上，美方一直对中国数字科技公司持有高度的警惕。
2020年下半年，美国政府试图强迫中国字节跳动公司短视频应用抖音退出美国市场。华为在美国屡遭制裁，也是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排挤中国公司。在与全球化智库交流的过程中，美国工商界人士也感到“国家安全”已经被泛化，对企业影响很大。
当年美国发表的《2017年度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说，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仍然受到不公平的限制，美国政府应“动用箭筒里的每一支箭”，以保证中国能提供公平的商业竞争环境。这份白皮书的数据显示，被调查的在华美国企业中有81%表示感到自己在中国“不太受欢迎”。
2018年，历时一年的美国对华“301调查”出台，从听证到最后成文，美国工商界表述了基本一致的态度。前文提到的四大美国工商界机构至少有三家对“301调查”行为和最后结论表示了支持。如果说与智库的强硬态度相比有什么不同，那么这些工商界机构多少还是做出了理性呼吁，希望中美两国政府能够继续保持交流和对话。
随着中美经贸摩擦的深入，美国工商界的态度又出现了较大的改变。美国全国商会在《2020年度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中称，接受调查的在华美国企业中有75%表示业务受到了关税的影响。同时，感到“不太受欢迎”的受调查美国企业占比降至38%。而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调查中，表示不会将企业搬离中国的受调查企业占比87%，与2019年（88%）基本持平。这表明，美国工商界在评估经贸摩擦的影响以及中国的营商环境变化后，对此前持有的对华贸易强硬态度做出了调整。
在交流过程中，我们与美国商界人士谈到较多的话题是有关全球多边贸易规则的问题。在WTO改革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上，美方普遍希望用规则“约束”中国，但这些规则必须是美国主导的规则。有些商界人士在政府任职或者提供政策建议时为美国重新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签署后改名为《美墨加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做了不少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也认为美国在全球性自贸协定中做了比较大的让步，不过他们并不排除美国未来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可能性。
中美之间长期密切的贸易往来，随着近年来双边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在供应链和价值链上也有所改变。随着中国在供应链和价值链实现上行，对美国公司的产品造成挤压。伴随着美国制造业萎缩和2015年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进入加息周期，中美投资状况也在发生逆转。美国对华投资额在经历了从2008年到2010年连续三年的快速平稳增长后，于2011年出现大幅下滑。而中国赴美投资激增，2016年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总额是2011年的10倍，在美中资企业突破3200家。美国工商界抱怨说，一方面中国在美投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中国在市场准入上越来越严格，导致美国在华投资无利可图。
如果说与美国智库打交道，需要解决的是智库专家们在认识中国问题上存在的偏差，那么和美国商界打交道时，重要的是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方案，使之认识到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实际上，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政府采取了更多开放措施，包括开放金融领域和汽车领域、实现能源领域的市场化、降低外资准入门槛等，对美国企业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在服务业领域，美国对华贸易存在顺差，美国的教育、旅游和文化交流对中国消费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只要认识到双边贸易的空白之处，就必然能找到填补的方式。这是我们和美国商界多次打交道的一个直观的感受。
本文摘编自《我向世界说中国》，本书两位作者通过回顾多年来在国际舞台上的交流经验，分析总结了影响中国形象在海外树立的根本原因，比如中西方体制的巨大差异、长期的信息误差、西方对中国快速发展产生的恐惧感，并且建言如何更好地构建中国的海外形象，如何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
文章选自财经国家周刊，2021年7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