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西方有能力实施“一带一路”替代方案吗？
2021年7月16日
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自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一直在竭力诋毁和妖魔化中国。现在，他们终于有了所谓的“行动计划”。这些行动计划的主题词就是：与中国竞争。
6月13日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宣布了一项协助中低收入国家兴建基础设施的计划，旨在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这项名为“重建更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的倡议的目的是利用现有发展和融资机制，并动员私人企业来满足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同时满足劳工、环境和透明度的标准。这项计划被认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首次提出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G7领导人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向世界展示，除了中国以外，富裕的民主国家也可以提供“另一种选择”。
紧接着，7月12日，欧盟27国外交部长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会议上正式通过启动连接欧洲和全球基础设施的战略。会后发表的声明显示，欧盟将从2022年开始实施名为全球联通欧洲的战略，构建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网络。这将增强欧盟竞争力，有助于实现价值链多元化并减少战略依赖。这项计划虽未明确提及中国，但新计划毋庸置疑是要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抗衡的。因此，一位参与起草该战略的欧盟外交官说，这份文件当中“写”满了中国。
如何看待七国集团的B3W计划和欧盟的这些新战略？它们会如西方和国内所说的成为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威胁吗？B3W计划会如西方所说的“替代”中国的“一带一路”吗？美国及其盟友有能力实施这项计划吗？我们应如何回应这项针对我们的计划？
第一，七国集团和欧盟新动议的产生不是中国的失败，而是中国“一带一路”的胜利，是西方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回应。
第二，这些新动议表明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有可能把中美之间潜在的军事竞赛转移到经济竞赛。
第三，这些新动议表面上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成竞争，但在落实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中美、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合作。
因此，我们可以把此等动议视为中国的国际机遇，应当认真考量和对待，并相应地改进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
一、避免军事竞赛，直面经济竞争
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中美全面竞争态势已经形成，并且在不断展开。但对中国来说，需要严肃地回答：我们需要和美国进行什么样的竞争？应当回避什么样的竞争？拜登把中美竞争界定为“民主”与“专制”的竞争，但这是“虚”的层面。拜登很清楚，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劣最终表现为在经济、技术和军事上的实力。拜登所谓的和中国体制之争的实质面就是经济、技术和军事等方面的竞争。这和以前美苏冷战期间的竞争一样，在意识形态（制度）之争的表象之下进行经济、技术和军事竞争。
那么，中国如何回应美国的这种竞争方法？我们必须避免和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竞争，因为这是美国的强硬派和冷战派所希望的。中国应当把竞争的焦点置于和美国的经济竞争上，并且努力把军事竞争转化成为经济竞争。客观地说，中国的竞争优势在经济，而不在意识形态或者军事。
可以说，中国最大的理性、最优的策略就是把中美竞争从军事上转移开而进行经济竞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军事竞争是零和博弈，结局往往是战争，而经济竞争则是一场非零和博弈，结局可以是双赢的。避免和美国的军事竞争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进行军事现代化了；相反，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需要加强和加快军事国防现代化。强调经济竞争而非军事竞争意味着我们强调的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在此基础之上的军事国防现代化。
经济竞争可以是双赢的，这也是我们自己的经验。20世纪90年代，当中国和东盟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时，东北亚的日本和韩国就加入这场经济竞争，因此形成了三个“10+1”，即中国、日本和韩国各自和东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这三个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可谓不激烈。不过，经济竞争必然导向合作，因为经济竞争的核心就是减少各方面的“成本”，而这需要合作。于是在三个“10+1”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东北亚三国和东盟之间的集体合作，即“10+3”机制。
今天，中美之间实际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美国一直视其为“中国另组世界秩序”的企图，是对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挑战。美国一直在带头妖魔化、破坏和阻碍中国的“一带一路”行动，体现在各种所谓的“中国新帝国主义”“新殖民地主义”“债务帝国主义”等理论上。当然，这些并不能够阻止中国实施“一带一路”计划。
二、针对中国的新动议
七国集团通过的“重建更好世界”计划显然是西方联盟针对中国的。这项计划主要在四个领域实施，包括气候变化、健康和卫生安全、数字技术以及性别平等。白宫6月12日发布的情况说明提出了这一计划实施的五项指导原则：价值驱动、良好治理和严格标准、气候优先、强大的战略伙伴关系、通过发展金融动员私营部门资本以加强多边公共金融机构的影响力。
白宫的情况说明也指出，“这是一个由主要民主国家领导的以价值观为驱动的、高标准和透明的基础设施合作伙伴计划，旨在帮助满足发展中国家超过40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需求。新冠大流行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的这种需求”。
这一计划是在拜登提出的全球民主与专制较量的大背景之下提出的。拜登说：“制定‘重建更好世界’伙伴关系的努力旨在动员全世界民主国家，以迎接世界面临的挑战，并帮助我们的人民，更确切说，是帮助各地的人民。”
无疑，这项计划针对中国的意图是赤裸裸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说，“‘重建更好世界’计划的积极之处在于，这是美国首次真正提出了应对‘一带一路’的措施”；“美国上届政府在很长时间里做出的回应只是‘不要拿中国的钱’，‘拿中国的钱会很糟糕’。但是，他们并没有任何替代计划”。萨克斯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独立特别工作报告《中国‘一带一路’：对美国的影响》的两名作者之一。
萨克斯认为，在中国实施“一带一路”计划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对中国的贷款做法有很多不满，“一带一路”被批评为“债务陷阱外交”。他声称：“所有建设项目的工人都是中国自己带来的，他们不把技能传授给当地公司和当地工人。有些甚至不能提供通常以商业利率提供的贷款。此外，‘一带一路’项目还出现了很多腐败丑闻。”
萨克斯指出，在以往很多情况下，中国是愿意为有巨大基建需求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的唯一国家。现在，七国集团承诺进行合作，可以填补全世界存在的重大基建空白，终于有了中国“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萨克斯表示，“多年来一直有人在说，‘我们只是想要有选择，而中国是唯一的选择’。现在一个另外的选择终于来了。美国将提供的是一个透明的替代方案，它具有更高的标准，希望还可以培训当地工人和转移技能”。
就欧盟的方案，德国外交部长马斯在布鲁塞尔欧盟外长会议上说：“中国利用经济和金融手段在世界各地提高政治影响力，对此抱怨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提供其他选择。”他强调，重要的是欧盟将与美国进行非常密切的合作。马斯也呼吁欧盟委员会促进私营部门的投资，并最迟在2022年3月前提交一份具有重大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基础设施项目列表，其中可能包括铁路线、港口扩建计划，或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数据和电力网络建设等。卢森堡外交大臣艾索柏恩则警告说，不要把中国当成对手。
三、西方新动议的执行难度
我们不应当根据字面来理解七国集团和欧盟的这些针对中国的新动议，而是要作出理性的判断。我们需要意识到几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第一，尽管这是G7的集体计划，但是在到底该如何对抗中国的问题上，G7在策略上有严重的分歧。拜登政府一名匿名高级官员在G7峰会全体会议结束后向记者介绍情况时说，“有一些有趣的讨论，存在一点意见的分歧”。这位官员指出，G7领导人都认为一个愈发“咄咄逼人”的中国是真正的威胁，但在应该如何进行积极回应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意大利、德国与欧盟似乎不愿意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而宁愿集中构建“合作性质的关系”；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法国希望在不同程度上更为“以行动为导向”（action-oriented）；日本对此的态度则最为模棱两可（ambivalent）。
第二，美国在这项计划中扮演了主角，但这项计划的执行则需要美国盟友的紧密合作。萨克斯认为，“落实‘重建更好世界’计划的关键在于美国与盟友进行合作。坦率地说，很多东西是中国可以提供而美国无法提供的。例如，美国没有一家在5G方面具有竞争力的公司，唯一可以跟中国5G技术竞争的是三星、爱立信和诺基亚。因此美国需要找到与盟友合作的创造性方式，来提供替代华为的方案。看起来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信号。又如，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出口高铁，而美国没有高铁产品。因此，美国需要考虑如何与日本合作，来提供替代中国高铁的方案。这就是说，并不是在所有方面，美国都有替代中国的方案，这就是与我们盟友合作如此重要的原因。”
此外，萨克斯指出，要与“一带一路”竞争、与中国竞争，除了实施“重建更好世界”计划，还需要在其他领域采取措施。例如，在国际标准制定领域，中国投入了大量资金，例如在国际电信联盟中制定国际标准。其中在制定5G的标准方面，人们就确实担心5G标准会倾向于华为，而这又会对6G产生影响。因此，他认为，“美国应该与盟友和合作伙伴一起，在标准制定过程中重新发挥领导作用”。
但是，G7之间进行合作谈何容易。美国要协调所有成员国的经济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些国家，经济行为基本是公司行为，行政当局很难主导这些公司的行为。此外，即使是G7的行政当局也有分歧，因为各国国家利益不同。G7各成员国对于援助哪一个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出现巨大的分歧。美国透过EXIM进出口银行机制，支持拉美国家兴建发电厂、炼油设施；法国及意大利更看重在北非的旧殖民地；而日本与印度基于“自由走廊”，则认为东南亚国家的增长才最快。说穿了，各国都希望能在就近本国的地区投资，从而形成经济腹地来反哺本土发展。各国财政捉襟见肘，加之盘算不同，要G7同意付出实质金额来筹组资金池，以支撑“清洁绿色倡议”，相信难度极高。
第三，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问题。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仅立场不同，更令人怀疑的是它们的能力问题。白宫表示，美国将寻求充分发挥发展融资工具的潜力，包括发展金融公司、美国国际开发署、进出口银行、千年挑战公司、美国贸易发展署，以及诸如此类的补充机构。此外，“我们还将与国会合作，增加我们的发展融资工具，希望与私营部门、其他美国利益相关者，以及G7合作伙伴一起，让‘重建更好世界’在未来几年里共同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数千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
这项倡议被视为将“集体驱动基础设施的数千亿美元”，但美国对此承诺的时间表、结构和规模尚不清楚。美国的能力连美国人本身也是质疑的。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说：“可以合理地问，这实际上是在该地区建设基础设施的新资金、新能力，还是对现有资源的再利用和重新包装？”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萨克斯也认为，这项计划的不足之处在于还未明确更多资金来源。他说，“我相信，政府已经表示将寻求国会为这项工作提供额外资金。这是值得关注的事情。但我很难看出这怎么能真正成为对‘一带一路’计划的强有力回应，除非后面有更多资源”。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计划所展示的道德虚伪性。这个计划主要从道德和意识形态层面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区分开来，即拜登所说的“民主”与“专制”的区别。这很快被证明为虚伪的。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一直试图用所谓的“高标准”（人权、环境和技术等方面）来妖魔化中国资本（即指责中国资本达不到这些标准）。这种做法在第三世界有点影响，但已经不是主流了。
因此，这个计划只能从内容上和中国区分开来。萨克斯说：“我们不会提供与中国完全相同的东西，因为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他认为，“美国的计划是真正投资到有比较优势的地方，例如可再生基础设施(renewable infrastructure)这样高质量的项目，而且是能够将技能转移给当地工人的项目、有这种资质的项目”。他说，美国不应该把对“一带一路”的反应“看作我们是不是花了跟中国一样多的钱，我们是不是跟中国有一样多的项目。这不是美国应有的行事方向”。
但是，这种区分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中国在这些领域同样具有优势。实际上，就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中国在这些领域较之美国（和西方）更具有优势。
美国的做法已经引起了质疑。《亚洲时报》6月14日刊发署名为德尼亚内什·卡马特的评论文章问道：“‘重建更好世界’资金将附加有关人权、气候变化、腐败和法治的条件。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会选择与侵入性条件相结合的融资计划进行合作，而不是继续寻求中国的简化和无附加条件的‘一带一路’融资？”美洲协会副主席埃里克·法恩斯沃思在接受访问时表示，“这不仅仅是现在的融资和债务偿还之类的问题，而是有关战略叙事、西方国家能否做出回应，或者中国是否实际上已成为各国未来的最终贷款国的问题”。
四、中国欢迎竞争者
首先应当意识到，这些计划如果实施的确会对中国的“一带一路”产生一些压力。在这项计划下，美西方国家在一些问题上的确可以达成一些基本共识。例如，它们都认为中国为了扩大其影响范围，向一些被有国际声望的银行认为是信用不佳的项目提供“一带一路”贷款。再如，它们也可以发表共同声明，反对它们所谓的“中国使用强迫劳动”，利用人权问题破坏中国的国际声誉和中国企业的国际营商环境。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计划刚好说明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二战之后，美苏之间的竞争很快演变成为军事竞争，但中美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聚焦在经济竞争，无论就双边而言还是在全球范围内。这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之间发展形成的经贸高度依赖有关，也和中国有意识地主动规避两国的竞争走向军事竞赛有关。西方的这些动议刚好说明了，中国正在成功地把中美之间的竞争界定为经济竞争。
第二，中国完全有信心和美国（西方国家）进行竞争。与G7财政资源紧绌不同，即使在2020年疫情之下，中国的海外投资步伐也没有大幅减慢的迹象。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统计，中国过去5年累计海外非金融投资额已超过6000亿美元，其中约一成，即超过700亿美元是投放于“一带一路”国家及地区。中国资金已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吸纳目标，因此尽管西方舆论铺天盖地警告“一带一路”为“债务陷阱”，承诺参与的国家数目依然连年增加。
据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 援引路孚特数据库（Refinitive）的报告，截至2020年上半年，与“一带一路”计划相关的2600个项目价值3.7万亿美元。尽管中国外交部2020年6月说，大约20%的项目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但“一带一路”项目仍然在推进。
观察2020年中国在海外的企业合并收购，与中国关系紧张的美国及英国，相关金额年跌幅达16%甚至接近八成。相反，与中国关系相对较好的德国及意大利，合并收购则大幅增加超过1倍。这表明，当一国与中国关系较好时，中国企业更热衷于往这个国家走。这说明，国际经济永远是政治经济学，而非单纯的经济学。
第三，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对中国而言，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是西方国家很难将“重建更好世界”落实为“一带一路”的“替代品”，也就是说，这个计划很难真正替代中国的“一带一路”。二是即使这个计划被不断落实了，最终也会导向“10+3”那样的双赢局面。正因为这样，我们完全可以对这些新计划表示欢迎和支持。我们欢迎任何一个有助于世界经济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计划。这也是中国“一带一路”的初衷。我们并不认为，西方的这些动议和中国“一带一路”具有竞争性，更不用说是“替代方案”了。相反，这个计划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在标准问题上，我们也不用否认西方的计划。中国的“一带一路”也是高标准的。在考量标准的同时，我们也要考量如何有效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些国家贫困太久了，迫切需要发展。
对西方的计划，我们秉持开放的态度，寻求合作机会，和世界各国共同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同时，我们也需要密切关注西方的计划，仔细研究这些计划，并把一些有用的东西吸纳到“一带一路”之中。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接受了一些教训。我们应当抱着开放的态度，随时改进我们的行动计划。
文章选自IPP评论，2021年7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