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中国管理学体系的国际话语权
2021年6月20日
吴晓波，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吴晓波教授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奇迹式发展。而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加强管理学的国际话语体系建设，打造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平等理性的研究和讨论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管理学者的重要任务。
一 3个基本观点
讲到哲学社会科学，其实离不开亚里士多德体系。现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知识体系的底层框架是古希腊学者们提出的。勤奋的中国人民各种实践智慧（Phronesis）非常多，但如何提炼成清晰表达的理论大智慧？智慧（Episteme）代表的不仅是认识物理世界、自然世界、人与人的关系，还要往上提升成为对事物客观性的认识论，变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科学理论。当下，国际会议上能听到的中国声音很多，但是涉及中国管理学体系的国际话语权还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兼顾“民族性”与“世界性”是一项重大挑战。语言是话语符号，话语是思想载体。如何能让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得到世界的理解和认可？我们做得不够的原因，不在于没有推出某种所谓的“世界通用语言”。国际话语权的产生，并不是简单地创造一组纯粹的符号，而是要有源自客观实践的认识体系。当下中国，既要避免“自说自话”，也要避免“亦步亦趋”，要理性地推动构建话语体系在兼顾“民族性”与“世界性”中前进。
其次，发展管理学术话语体系不等于“造新词”。管理话语表达的基础是“概念”，我们需要基于中国管理情境中的规律认识而开发新概念。然而，现今中国管理学术圈，有一种“攒造新词”以哗众取宠的不良风气。科学中对概念的定义不是源于文字界定，而是源于与之相关的客观观察。我们所构建的话语体系也并非空中楼阁，需要先辨析前人的理论的源头和假设前提，追根溯源，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否定他人并进行盲目堆砌。正如奥卡姆剃刀法则所说：“如无必要，应予舍去”。话语权要在继承前人基础上进行基于理性的创新和发展。
最后，要考虑语言之间的互文性。从语言的本质来看，汉语具有天然的独特性，富含“缄默知识”，许多汉语词汇难以找到准确的外文对应词，翻译很难完全准确和清楚。中华文化和汉语言给予了中国管理学体系发展的沃土，但如何在西方管理学体系中寻找与之呼应的思想和情境，并实现文字的借用和理念的传达？我们需要在思想和语言的循环和共鸣中下真功夫。
二 勿忘学者初心
回归本源，我们要问自己：学者究竟为何而研究？正如郭重庆院士所言，“当下中国管理科学界极需‘实践’冲动，改变中国管理理念、顶层设计、制度设计的滞后，这是我们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担当。”学者的责任和价值在于不断逼近真理，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质疑“常识”、挑战“常识”并建立新的“常识”。而管理学者的基本素养在于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竺可桢先生提出的“求是精神”和钱学森先生提出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当为表率。在此基础之上，有3个基本的管理问题值得思考和回应。
一是中国模式有普适性吗？2004年5月7日，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在伦敦《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但是，这给学者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这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只是一个特例，还是符合普适的市场规律？存不存在也适用于别国的客观规律？只有去芜存菁，才有普适的真理。
二是中国的实践是否有悖于经典的技术驱动经济论？诺奖得主罗伯特·索洛于1956年提出经济增长模型，其结论是经济增长的路径是稳定的，在长期只有技术进步是增长的来源。因此，人们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并建立起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市场制度体系作为一国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增长的核心要素。但中国的技术供给大多来自引进，而非原生，内源性的技术创新成果较少。是原有的发展理论存在偏差？还是由于中国仍处于追赶为主的特殊阶段所致？这需要中国管理学者们脚踏实地又能对接国际语境的研究来回答。
三是中国情景的企业治理的“特殊性”？英美有以股东为中心的企业治理，德国有“劳资同权”的企业治理，日本奉行以经营者为中心的企业治理。而中国具有国企、民企、混合所有制等多种产权结构的企业治理，有何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政企关系和公司治理体系应有其客观的合理性。
三 共同奋斗
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和回答问题，中国管理学体系的国际话语权建设需要从以下3个方面来进行共同努力。
一是大力发展扎根中国管理实践的质性研究。话语权不是简单的工具，而是思想、创新理论体系，而是扎根于实践、深华于思想。讲好中国管理故事，凝炼标识性新概念，离不开扎实的“定性研究”。近十几年来，中国在国际顶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偏于定量的对已有理论的实证，具有中国自己学术话语内容的却鲜有所见，尤其缺少基于扎根案例的深入分析和规范研究。我们需要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理性深入地进去”、“科学表达地出来”，大力提倡扎根中国管理实践的研究。
二是在学界形成理性批判风气。我国管理学界目前存在着较重的追求“网红效果”的“非理性批判倾向”。通过极端化的论点和观点吸引“流量”，往往会“一知半解“地对经典理论“大张挞伐”。但科学是一种思考和观察事物以使深入理解其运行机制的方法，我们需要纠正浮夸风气：既尊重权威，又不迷信权威；既尊重经典，又勇于创新。要相信“来自竞争的繁荣”，提供理性争鸣的平台，加大理性批判、促进争辩争鸣，才会有好的管理理论诞生出来。
三是大力发展“人文教育”，着力培养中国管理学术人才。站在科学与艺术交叉口的管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既涉及人文艺术，又需要科学修养。时代呼唤既具有人文关怀、悲悯情怀，又具有独立精神、创新精神的管理学者。培养青年一代的人文精神和素养非常重要。与中国当今的经济与社会的伟大变革相比，中国管理科学的理论研究显得苍白，管理科学研究滞后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实践，尚未起到指导作用。“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求是精神”是当今中国管理学界面临的最大挑战！
总之，构建管理学学术话语体系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学者要充分发挥更加积极主动深入实践的“科学理性”和“非功利性”作用；大学管理部门应改革机制，致力于塑造生动活泼、百花齐放的良性局面，允许有各种大胆的创新尝试和探索。我们要充分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重大发展机遇，抓住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全球性重构的重大“超越追赶”的战略机会窗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文章选自《管理世界》，202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