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G研究 | “国际理解”内涵的确立是中国教育拥抱全球化的又一佐证
我国对国际理解教育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和系统的理论体系。但是,国际理解教育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国语》中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论语》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或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些都与国际理解教育所强调的文化理解、多元价值、全球共生的基本价值观相契合,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解国际理解教育内涵的本土化过程,笔者选择了中国国际理解教育政策变迁的视角。在过去的十年,“国际理解教育”一词多次出现在国家级政策文件中(见“表1”)。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要“加强国际理解教育”,由此确立了国际理解教育在过去十年的地位。随后,中央政府分别又在2011、2014、2016、2017、2020年重申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从相关政策表述来看,前五次“强调”是从促进“国际交流”的角度出发,而2020年这一次则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这两种视角的细微区别在于,“国际交流”的焦点仍是“民族国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站位更显“全球化”。由此可见,在过去十年之间,中国教育对于全球化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
表1. 国家级政策中的“国际理解教育”
虽然中央政府屡次强调要加强国际理解教育,但尚未出台专门指导意见,也尚未在政策文件中阐明“国际理解教育”一词的内涵。在这一点上,一些地方教育部门走在了前列(见“表2”)。但从其内容来看,“国际理解教育”常常与“教育国际化”、“国际化人才”、“国际素养”、“国家认同”相融合,使得“国际理解教育”无所不包,从而被误解为仅是一个“新瓶装旧酒”的名词,一项不得不应付的任务。
表2. 地方国际理解教育指导意见举例
时间 | 地点 | 政策文件名称 |
2014 | 东莞 | 《东莞市开展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指导意见》 |
2015 | 成都 | 《成都市教育局关于加强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指导意见》 |
2015 | 杭州 | 《关于在全市中小学校加快推进国际理解教育的通知》 |
2016 | 无锡 | 《关于在全市中小学加强国际理解教育的意见》 |
2016 | 青岛 | 《青岛市教育局关于加强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指导意见》 |
2017 | 苏州 | 《关于深入推进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意见》 |
2018 | 武汉 | 《武汉市国际理解教育示范学校建设指标体系(试行)》 |
2016年,受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委托,由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近百名研究人员组成的课题组发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以下简称“框架”)。该框架由六大素养十八个基本要点组成,“国际理解”被归为六大素养之一“责任担当”中的一个要点。框架完成后,还对全国的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及教育学会和相关分支机构意见进行了征求。因此,虽然《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并非政策文件,但框架对于“国际理解”的阐述,基本上能够代表中国学界、政界的看法。该“框架”将“国际理解”定义为:
具有全球意识和开放的心态,了解人类文明进程和世界发展动态;能尊重世界多元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关注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价值等。
该定义将“国际理解”界定为学生应该具备的一种素养。如果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规划发展纲要(2010-2020年)》中提到的“国际化人才”应该具备的素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体现了对于“全球竞争力”的重视,那么,“框架”定义“国际理解”时所使用的“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字眼则更具“全球共生力”的意味。因此,“国际理解”内涵的确立,是中国教育拥抱全球化的又一佐证。
相关研究:
文章节选自由全球化智库(CCG)、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南南国际教育智库研究院共同发布研究报告《新时代·再出发:国际理解教育行动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