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如何竞争与合作，十大要点必须把握
2021年3月16日
2021年3月16日，由全球中国联接（Global China Connection）主办的主题为“习近平和拜登领导下的中美关系：从混乱中寻找秩序（US-China Relations Under Biden and Xi: Seeking Order From Chaos）”的线上论坛举行。会议结合时事，讨论了中美关系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和减少对立、化解分歧、恢复合作主旋律的路径。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应邀参与了该场讨论会。参加此议题讨论的还有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阿德莱·史蒂文森讲座教授Robert Jervis，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亚洲高级顾问、中国实力项目主任Bonnie Glaser。全球中国联接（Global China Connection）威廉玛丽学院分会创始人兼会长Alice Tianyi Li主持本次论坛。
以下为王辉耀博士发言全文：
我们今天这场线上论坛要探讨的焦点问题是中美关系在未来到底是会缓和还是会继续恶化。今年是基辛格博士访华50周年，也是“乒乓外交”破冰的50周年，我们看到了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关系的巨大变化。拜登总统上任不到100天，即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很多积极的方面。例如,他在中国新年的除夕和习近平主席通了两个小时电话，并且向中国人民以及全球华人致以新年祝贺。他还发布了以民族或国籍指称病毒的禁令——他并没有采取前总统特朗普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的说法，而是做出一些积极的新举措。我注意到，在跨大西洋的领导人参加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拜登总统在他的发言中称呼中国为“战略竞争者”，甚至说是“令人敬畏的竞争者”，但他避免使用特朗普的“对手”一词。我想这可能是个好兆头。竞争可以是良性的，中国并不害怕竞争，但我们可能会用一种更贴切的方式来解释它。习主席和拜登总统已经通了两个小时的电话，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也将于3月18日在阿拉斯加和中国高层领导人对话，这都是很好的迹象。我认为中方展现了非常良好的态度。上次中美在夏威夷会晤，这次中美又将在阿拉斯加举行会面——每次会面都是在美方领土上，展现了中方谈判的意愿和诚意。在前总统特朗普就职后，习近平主席曾不远万里乘飞机前往弗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和他进行会谈，以表达中方对中美高级领导人对话的重视。
今天我想针对中美关系提出十点建议，总体分为两个类别，第一类是双边关系，第二类是全球治理。
第一点，中美对话。高层对话对于培养和维持良好的中美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对话，就像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到的，各个层面的交流沟通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保持沟通。由于疫情，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面对面沟通过，且由于贸易战，中美之间的沟通也出现了隔阂。中美对话对于整个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信号，世界期待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和平对话。同时，我认为，中国正在采取新的立场，外交部长王毅也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说过，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竞争，但我们也要合作；拜登总统也有过类似的表达，在很多方面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也是合作对象。所以中美对话非常重要，在如朝鲜半岛、伊朗、核不扩散体系、网络安全等问题上。这些问题与中美双方都息息相关，因此双方政府高层应保持定期的交流与沟通。
第二点，我认为中美双方都应该缓和经济贸易问题上的冲突。美国商会发表的报告显示，中美贸易战导致美国损失了1%的国民生产总值，并且许多人丧失了工作。而另一份报告显示，大部分公司仍然想在中国继续发展，只有2%有意向转移到别的国家。由此不难看出，大部分公司已经厌倦了贸易战并且不想放弃庞大的中国市场。中美双方此时的对话，或许能够加快中止对双方无益的关税竞赛。中国每年都从美国进口大量农作物，这个数字在今年只增不减。中美可以通过对话达成很多这样的互惠，如美国可以取消对华为、抖音海外版、小米或微信的限制，相应地中国可以为谷歌、脸书、推特提供准入。中美在贸易上其实可以达到很多这样的互惠合作，这对双方经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点，中美其实在奥巴马前总统时期进行过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这项谈判随着他的离任被搁置，但是我们如今可以重启这项谈判。同时，去年习近平主席表达了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意愿，今年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也再次重申了这一考虑。CPTPP的前身TPP是由美国设计的一个为未来高质量全球贸易做准备的条约框架，如果中美能在这一框架下回归合作，那么这将为世界贸易树立一个良好的双边合作的榜样，为世贸组织改革助力。
第四点是基础设施建设。在取得1.9万亿美元的新冠病毒救助方案的胜利之后，美国众议院院长南希·佩洛西宣布了民主党控制的国会的下一个优先事项: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设是中美能够展开大规模合作的领域。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实际上重新定义了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如今高速铁路里程占全球的三分之二，世界十大港口独占七席，拥有世界最高的桥梁和最长的跨海大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非常有发言权。美国德克萨斯州很多的大油田都和中国有贸易往来，但运输成本非常高昂，中美可以在这方面合作以减少成本。
第五点，中美应对人才交流持更开放的态度。迄今为止，拜登总统并没有做出类似怀疑中国人才交流的动机和诚意、认为中国留学生进行间谍活动或是其他不恰当的表达，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美国现有四十万中国留学生，而中国仅有1万美国留学生，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值。在旅游上也是如此，中国每年有三四百万赴美旅客，但赴日旅客已达到了一千万，由此可见在旅游业上，还有很大发展空间。而最近美国的很多教育机构重启了中美的交流项目，我非常希望能有更多的交流项目能够进行。同时还有签证限制、媒体限制，或许中美应该放宽类似的管制。
第六点，从全球治理角度来说，美国是全球的领导者之一。现今世界仍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影响，我们刚庆祝了联合国成立75周年，美国也一直领导着二战后全球治理格局，在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举足轻重。这些组织架构防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但是它们并没能阻挡病毒的入侵。如今全球“战疫”如火如荼，这对人类的影响并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小。因此我们或许应该寻求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来提高全球治理应对能力。正如拜登所说，我们要重塑全球领导力，我们要回到多边主义。中国政府一定会全力支持多边主义，即使双方可能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会比前总统特朗普时期“美国至上”的观点好很多。中美的合作应该也必须从抗击疫情开始，这是当下最重要的议题，应该也会在阿拉斯加的会晤上提及。中美应致力共同探讨让世界摆脱疫情影响的办法。在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疫苗上的合作。或许我们应该有一个中国、美国、欧盟的“疫苗峰会”。我们应该动员所有工厂、企业，促进宣传、分发、技术流通等，甚至免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以快速切断病毒传播。在习近平主席于去年夏天拨款20亿美元向发展中国家发起援助之后，近期拜登总统拨款20亿美元用于抗击疫情是一项非常振奋人心的举动，对全球抗击疫情起了很大助力。从这里可以看到中美是有一定的合作前景的。
第七点，气候变化。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已经为自身带来了灾祸，新冠病毒就是自然对人类的惩罚。环境保护是至关重要的，而这其中也蕴藏着巨大的商机。既然已经有了G7集团，为什么我们不能将它扩大到G10，让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也参与呢？这样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G10气候变化峰会，这样世界各主要国家都能参与其中。只有建立一个像“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井然有序的体系，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才能有序进行。中美应在这一方面积极合作，促进这一体系的形成。拜登总统表示将在世界地球日(4月22日)主持气候峰会，中国应该也会参加这个会议。
第八点，经济发展。由于疫情的原因，世界经济发展在去年甚至到今年仍处于停滞的状态。世界很多国家都开始发行债券，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如何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就成为了一个急切的话题。中美必须携手解决这一问题，否则世界很多国家有可能会面临破产，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穷者愈穷的状况将会席卷全球，甚至在美国也会如此——华尔街1%的资产能够比得上美国40%至50%普通大众的收入，而中国常被当做这一贫富差距的替罪羊。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中国政府已经很好地解决了现实中的贫富差距问题。中国已经有八亿人口实现了脱贫，以此贫富矛盾在中国已基本销声匿迹。但是反观国际，民粹主义在其他国家越来越严重。中美应该合作，同时凝聚世界其他国家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
第九点，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过去七十五年里世界和平的支柱应该是繁荣的贸易，这也是不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贸易把世界联系起来，每个国家都有互相联系的利益关系。但是世贸组织的架构却出现了僵化。目前拜登总统已经认可了新的世贸组织总干事的任命，中国和欧盟也认可了这一任命。这意味着世贸组织的改革事业可以正式开始，让数字经济这一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支柱更好的囊括到世贸组织的管理中。数字经济是实际上是新冠疫情的产物，这场疫情刺激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世界应该把握这个机会，进一步推动其发展，中国可以和世界分享自己的经验。
最后一点，“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建设是现今各个国家的共识性议题，而中国早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成绩斐然，“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建立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合作的基础上。为了发挥更好的作用，更多的国家比如美国可以参与到类似的合作中。中国牵头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但我们可以把它扩大成一个世界基础设施银行，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中美必须竭诚合作，这对双方、乃至世界都是非常有利的。基础设施的革命为中美双方提供了巨大的合作空间，两国应该放弃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转向务实合作，“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推进世界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最终目的。
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新疆，中国的政治体系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体系设计，因为西方的政治体系实际上也会有很多问题。如果中国的体系能够为世界贡献三分之一的GDP增长，能够让八亿人摆脱贫困，那么这个体系就是一个好的体系，应该被世界认可。正如福山所说，这并不是历史的终结。世界应该接受百花齐放的局面，接受不同的体系。
我认为美国在过去的75年里的确成就斐然，我希望这能够延续下去，并且希望美国能够与中国合作而不是视中国为对手、敌视中国，我们每个人都对中美合作翘首以盼。
Q&A
听众：回看中美交往，美国对中国有哪些正确的认识？又有那些误解？
王辉耀：除了朝鲜战争，中美在历史上基本没有太多大型的正面冲突。美国在二战给中国很多帮助，包括派遣飞虎队。美国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创建了清华大学和协和医院等。从中国学生的流动数据来看，过去四十年里，中国有约七百万留学生出国留学，其中很大一部分，将近四五百万是前往美国留学，且有80%的理工科博士留在了美国，这对美国的科技创新发展也有很大的贡献。这种人才环流和人才流动以及学术发展能够使双方受益。回到问题上，产生误解的地方在于，20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美国和西方社会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了，那么有朝一日中国将被西方国家同化。但是他们忽略了中国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古老文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自己的文化体系、思考方式和行为准则。美国是一个以个人主义为支柱的国家，但中国自古以来都是集体主义的，所以两者之间必定会有差异。但是中国也有自己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和高效的宏观调控——如一个个“五年计划”是并存的。这样能够有效地应对政府重组和政策间隔。中国政府一直都在努力完成自己设立的目标，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且正在展望下一个百年。或许世界需要去了解这种“中国道路”“中国方法”，给予相应的认可。美国现在认为，中国和美国不一样，不是“美式民主”。但中美历史和文化导致这种差异是必定存在的。香港的暴徒被认为是民主自由的斗士，但美国国会山上暴乱的人群就被称作是恐怖分子，这种差别对待是让人感到困惑的。但我认为这种差别对待有改善的迹象，人们逐渐认识到不同的制度实际上不过是因地制宜。拜登政府实际上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好，他认识到了中美合作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并且呼吁和平竞争。世界就应该百花齐放，而不是只有一套模式，和平竞争是值得鼓励的，这将造福全人类，推动世界发展。另外，我认为中国会成为另一个美国或是其他西方国家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
我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已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中国经济的确是一个混合的体系，有着大约70%到80%的私营经济，10%到20%的、占据中国出口40%到50%的跨国企业，还有另外10%到20%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在政府的调控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例如中国电信业三大企业，一旦国家要求他们为贫困地区建设通讯设施，它们就会迅速地行动，为偏远贫困地区架设网络、提供优惠价格的产品。这种系统是非常有力而稳定的。中国的经济体系既不是全私营但也不是全国有，而是混合经济。这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改革之一，政府有自己的资源，同时也依赖私营来拉动经济增长。如今面对疫情这种大规模的问题，强有力的政府真的非常重要。美国人民之所以被疫情折磨，和前总统特朗普不无关系。我承认中国的确和世界其他国家有不同之处，但只要不会产生饥荒或者难民，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能从中国看到全球价值观，也不需要世界上每一个人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但人们应该认同中国对于世界繁荣、世界安全的贡献。差异的存在并不是中国的问题。
但是我的确认为我们需要创造新的叙事，新的思维，新的解释。我们应该进一步了解对方。我们可以通过媒体有更多的交流。现在的很多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时候并没有秉持公正公开的态度，而是制造了很多假新闻。我们双方需要更多客观可信的新闻报道。我们不应该像英国一样停播CGTN的节目。中国政府的确管控了很多东西，但那也是中国政府的能力之一，在信息量大爆炸的网络时代，需要一个有力的政府来调配管控信息。由于信息闭塞，自治和分权在过去或许很重要，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有限，但是现代社会人们能够获取大量的信息，高水平的经济更加重要。就像外交部长王毅说的那样，中国有自己的协商民主，有自己的“五年计划”，有来自全国各地一百多万的建议留言。我就是北京市的政协委员，中国政府有自己的反馈系统，也有关于人权的专门机构。中国现有全球最大的医疗保障系统，覆盖了全国十三亿人，还有十亿人拥有社会保险。这些难道不是对人权最大的保障吗？
所以世界并没有看到真正的中国。的确，中国还有不足之处，我们不掩饰这些不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的改革、更多的对话，我们需要阿拉斯加会谈。
听众：两国的青年人应该怎样获取更可靠的信息？
王辉耀：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中美年轻人之间应该有一座交流的桥梁。我们于去年设立了青年领袖对话机制，每年有20到30名实习生会到CCG来实习，大部分来自中国和美国。现在有很多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在美国生活学习，他们对美国非常的熟悉。但我希望能有更多的美国人来到中国，中国非常欢迎他们的到访。赴美的中国留学生约是赴中的美国留学生的40倍，相比三比一的人口差距，这是非常大的差距。因此我们应该鼓励美国学生到中国来学习生活。其次，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十四亿人口，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政府有过这种规模、这种复杂性的治理经验，所以世界应该去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了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了解老子、孔子，了解传统思想。来过中国的外国人，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大多都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都很和善，商业发达，现在中国也没有疫情……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们应该加强媒体交流。中国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国家，世界需要深入了解中国。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共同叙述和相互理解。
听众：对海外留学和学术交流，您有什么看法或建议？
王辉耀：前几天CCG发表了《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20-2021）》，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中国学生的留学地选择更加的多样化了，但美国仍然对大部分人有很大的吸引力。由于政策原因，下降率的确很明显，但是具体化到数字上，2019年仍然总共有七十万留学生，其中约有三十七万左右在美国学习。同时还有赴美的高中生，大约有四到五万，如果这些相加起来就将近五十万。但有所变化的是，往年留学人数每年大约会有10%到20%的增长率，但去年这一数据不到1%。还有一点就是大约有四五万的学生即使获得了录取，也无法取得签证，所以他们不得不在网上上课。人才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对中美有益，对其他国家也是有益处的，这种交流一定要保持下去。
听众：怎样看待中国不会输出中国模式的说法？
王辉耀：中国政府一向秉持着独立自主的原则，既不允许其他国家插手本国内政，也不会向其他国家强制输出自己的理念。现在国际社会上普遍采用“竞争”的说法，而竞争实际上是一件好事。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进行良性竞争、和平竞争、有秩序的竞争。中国并不畏惧竞争，只要我们不是对立而是竞争，并同时有合作的空间，就像格雷厄姆·艾利森和约瑟夫·奈所说的“有合作的竞争者”“有竞争的合作对象”。我们应该抛弃传统的零和游戏理念，而现在我们达成了共识——竞争是存在的，希望我们能够做到和平竞争。的确，美国是有优势的，它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就像已故的李光耀总理所说，美国从七十五亿人口中挑选人才，而中国从十四亿人中挑选人才。中国在努力提高自身，以吸引更多的人才。
听众：怎样化解人们对于新疆治理的偏见？
王辉耀：一位穆斯林国家的大使曾对我说，他从来没在别的国家见过像新疆各地如此多的穆斯林寺庙。既然外界对新疆治理有所怀疑，那就让他们到那里去看一看，去新疆实地考察，我们的确应该有更多这样的渠道。中国政府非常欢迎国际人士造访新疆。这对消除双方的分歧是非常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