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炎:中国通过更好协同国际标准可应对技术“脱钩”挑战
2020年11月30日2020年11月11-12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京举行。CCG常务理事、戴姆勒大中华区执行副总裁冷炎在商会/CEO圆桌上发表以下观点:
我今天主要谈三点:首先,讲一下中国市场对戴姆勒的重要性,以及戴姆勒在疫情后中国市场的恢复情况。中国市场毫无疑问对戴姆勒集团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可能有些人听到戴姆勒的名字不一定太明白,但要说奔驰大家都知道。戴姆勒的业务分三大块:一块就是奔驰汽车,也就是我们说的奔驰乘用车,其中包括轿车、SUV和轻型商用车。第二块是戴姆勒卡车,包括大客车。第三块就是戴姆勒出行服务,这包括金融服务,即购车贷款、配套的金融服务。中国市场对戴姆勒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从2015年开始,中国就是戴姆勒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2019年我们在大中华区的奔驰车销量是67万辆,这个数字是相当于第二名美国和第三名德国销量的总和。
今年年初的新冠疫情对中国汽车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2月份、3月份整体行业产销量下滑70%左右,很多城市都短暂停止了销售活动。从4月份以后,得益于中国政府对疫情的有效控制,中国市场出现了V型反弹的轨迹,尤其是高端豪华品牌车市场恢复比较快。对戴姆勒来说,6月份开始我们的乘用车销量已经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水平。今年9月底,我们在国内共向客户交付了近57万辆新车,与前一年相比,增长了8.3%。进口卡车方面,今年前三季度牵引车的订单同比增长了2倍,底盘业务持续保持强劲的恢复势头,在进口卡车品牌中占领先地位。目前这个趋势要持续下去,我们对今年能完成预定的业务目标还是充满信心的。从我简要介绍的情况来看,这次疫情更凸显了中国市场对像戴姆勒这样的高端车品牌的重要性。我们对中国市场的长期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也致力于和中国共同发展。
第二,说到“双循环”经济战略。我们从汽车行业来看,这次疫情除了对中国及各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不便,对人民的生命安全带来了危险外,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疫情加速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和重构的趋势。因为疫情造成的各国之间交通不便,甚至飞机航班停飞,有些抗疫战略物资,如口罩、呼吸机等需要就地生产,实际上使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趋势加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双循环”战略,进一步保证本土经济有一定的独立性,是有道理的。双循环是应对全球化重构时代的中国选择:一方面,着重发展国内循环,提高国内市场的韧性;另一方面,国际循环也包含国内循环,为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向更高水平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撑。我们相信,随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不断推进,中国作为全球创新中心的地位会进一步强化,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提升速度也会进一步加快。“双循环”战略下一步的落实,具体对外资企业,尤其对这种生产、研发都已经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全球性供应的跨国企业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也很关注。我们认为,要推动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国需要更高水平的开放。同时,一个更加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会进一步促进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随着外商投资法和相关配套政策的实施,我们希望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能得到认真落实,使外资企业成为连接双循环的天然纽带和推动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力量。
第三,从汽车行业的角度看有什么建议?大家都讲机遇与挑战,但机遇与挑战要有一定的外在环境,如果没有优惠的或者良好的环境,要把挑战变成机遇也是有难度的。从汽车行业来看,电动化和数字化是行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尤其是在汽车电动化方面。得力于中国政府的政策力推,现在中国纯电动汽车的保有量已经占全球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这样的大趋势我们认为还会持续下去,尤其是现在中国汽车工业在电动化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迈向数字化、智能化,包括无人驾驶,这些我们认为会引领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我们在这方面的建议就是,推进数字化、自动驾驶的同时,加大国际合作并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标准协同。这一点很重要,大家都希望全球化能继续以一种更高、更合理的形式发展下去,全球通用的标准可以促进汽车行业在全球化方面更好地健康发展,对中国也有利,因为中国将来汽车生产多了也要出口,如果标准和其他国家不同,也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我们坚信,对于中国来说,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通过国际标准的协同,可以更好地应对技术脱钩的挑战,也有利于中国更多地融入全球体系和全球市场。
如何把挑战变成机遇,我们还有一个建议,这是我们企业切身感受到的。扩大开放、继续改革的着眼点,也要考虑现有的法规及政策是不是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比如中央政府现在大力提倡发展“循环经济”,更好地利用资源,甚至回收的资源,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我们汽车行业里面,也有一个“再制造”产业,“再制造”就是把汽车的主要旧部件再利用、再制造以达到和新件同样的质量。根据我们在全球八十多年再制造的经验,旧件可以通过专业的再制造达到和新件同样的水平,我们公司也都给予同样的质保。但这方面的业务遇到了一些政策瓶颈:如我们在国内上海临港投资了奔驰亚洲最大的再制造中心,目标是为国内和亚洲市场服务,需要从其他亚洲国家进口旧奔驰汽车部件,而国内现在的机电进口法规是不允许的,这实际上限制了再制造这种新兴行业在国内的发展。我们正在和相关主管部门进行探讨,看能否通过试点的方式先行先试来落实。现在的技术完全可以做到全程跟踪、检查再制造各环节是否符合环保要求,是否符合再制造的工艺要求。因此,我们建议,政府能酌情审核、突破现有法规对再制造产业的制约,允许符合环境保护、生产条件的企业,通过先行先试来进口旧机电产品,用于再制造,从而支持汽车行业环保转型。这样的试点最终可行的话,不仅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再制造产能转移到中国,带来更多的投资,而且再制造产业的发展也高度契合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目标,有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谢谢!
(本文根据CCG常务理事、戴姆勒大中华区执行副总裁冷炎在全球化智库(CCG)2020年11月12日举办的“第六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