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G主任王辉耀对话哈佛学者约瑟夫·奈
2020年10月15日
2020年10月12日-15日，由欧洲之友（Friends of Europe）主办的“欧洲国家2020：用政治和思想转变欧洲的盛宴(State of Europe 2020: the festival of politics and ideas to transform Europe)”在线上举办。欧盟委员会委员，欧洲和全球现任和前任总理、部长，首席执行官，欧洲和国际机构的高级代表，欧洲议会和各国议会议员、市长，公民社会领导人和媒体影响力人士，共同探索欧洲的众多机会，讨论为可持续转型融资，实施大胆的欧盟工业战略，以及重新思考医疗体系。论坛还致力于了解欧盟-非洲-中国和美国关系及影响，并讨论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和新的增长方式、整体经济的数字化，以及欧盟人口结构对这些领域的影响。
10月15日，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应邀参加“独自行动是行不通的（Going it alone does not work）”主题讨论。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牛津大学学院院长男爵夫人Valerie Amos参与讨论。该主题讨论由欧洲之友高级研究员Jamie Shea主持。
王辉耀博士表示，美国总统大选即将到来，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他将会继续推进中美贸易协定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谈判，并且坚持单边主义。而如果拜登当选总统，他会推行多边主义，他还会重返巴黎气候协定，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甚至有可能重回CPTPP，中美将有更多双边对话的渠道。
王辉耀博士指出，今年是联合国建立75周年，美国发起建立了联合国，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我们成功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是我们现在正面临着全球疫情大战，我们需要加强这个多边主义系统。中国是全球体系的受益者，中国愿意拥护并且维持这个系统。习近平主席提出为发展中国家投入20亿美元助力其抗击疫情。当前面临的气候问题也需要全球一起面对，习近平主席也提出中国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我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在气候危机面前没有一个国家是孤岛，我们可以举办气候峰会，可以构建绿色多边主义，可以在G7的基础上将中国、印度、俄罗斯囊括进来。我们可以举行关于气候变化的G10峰会，让最大的六个污染排放国和其它国家加入进来。我们还可以举办疫苗峰会，让各国携手合作，使疫苗成为公共产品。我们需要改革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也有意愿加入CPTPP，我们有许多多边主义合作渠道。我们可以举办中美欧三方会谈或者峰会。约瑟夫·奈曾说过，我们需要世界抗疫基金。也许中美可以以此来为世界做出贡献，中国在尝试向这个方向发展。
王辉耀博士认为，中国需要加强传播能力，中国需要更好的叙事来讲述中国的故事，或许需要更为容易被人理解的或者网络化的语言来讲述。中国改革开放41年，从一个贫穷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到CCG访问时表示，中国让8亿人摆脱贫困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转型，这可以和两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如果以KPI来衡量中国的经济状况，中国在全球化方面的经济指标非常出色，中国以开放的姿态拥抱全球化大潮。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之一，与130多个国家保持贸易往来。中国拥有10亿智能手机用户，拥有超过全球三分之二的高铁营业里程，中国还为国民提供了覆盖13亿人口的医疗保障系统和养老金系统。中国人的人均寿命比在建国初期大大延长。中国没有向海外派出军队，也没有征服其它国家。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达3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1.9%，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今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中国现在只有少量的新冠肺炎病例。中国还受益于欧盟、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构成的多边主义国际体系。然而，中国却没有把成功的故事讲好。我能理解外国人有合理的理由担心中国的崛起，因为中国拥有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系统，但是却没有充分的依据来支撑这种担心。正如邓小平所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所以，现在并不是“历史的终结”。
在主题讨论中，约瑟夫·奈表示，如果国际体系中最大的国家没有带头提供全球公益产品，其他人很难做到这一点。这是美国最大的缺陷。在1930年代时我们就深受其害。那时我们成为了最大的国家，但我们选择向内发展，选择了孤立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斯福、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就意识到了我们不能重蹈覆辙。于是他们创造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基本来说，尽管这一秩序有缺点，但是它很大程度上带动了近半个世纪甚至70年来的繁荣稳定。现在，这一秩序面临着威胁。对于这一威胁，有人关注的是中国的崛起。对我来说，我更加担忧特朗普上台，而不是中国崛起。我担忧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民主国家的崛起。我们会回到20世纪30年代吗？那时美国人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能源和震撼人心的经济资源。那时美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可以通过吸引力获得想要的东西。危险的是，由于我们对国家利益的狭隘定义，是否会导致我们浪费我们的软实力，无法提供大国必须拥有的领导才能而且与其他人分享这种领导地位？我在我的新作中谈论了道德问题、自罗斯福总统到特朗普总统的对外政策。我们将不得不区分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和与他人共享的权力。因为没有国家能够独立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合力解决。这就是与他人共享的权力。我担心的是，在应该和他人共享权力的时候，我们却努力要凌驾于他人之上，而忽略了共享权力。
约瑟夫·奈指出，有一个好消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每两年对美国进行一次民意调查，调查表明，70％的美国人想要参与国际事务，支持外向型的合作外交政策。这意味着如果像拜登一样的总统上台，会有更好的合作政策。拜登已经说过他会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他将不会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所以我认为如果总统不是特朗普，很有可能会看到美国政策的改变，这将得到国内舆论的支持。一方面，美国无法独立完成一些事情，这一点比20年前更加突出。以前我写了一本书，叫做《美国权力的悖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不能独善其身。二十年前是如此，二十年后更是如此。如果要处理这些全球性的跨国问题，要在这些方面做成任何事情，可能美国会起领导作用，但是必须和中国、日本、欧洲国家等合作。我从欧盟身上看到了很强的主动性。就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而言，欧洲已经遥遥领先，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巴黎气候协定》。在其他议题上，欧盟也遥遥领先，比如在流行病方面。欧盟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创立的新冠疫苗实施计划。这些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我很高兴看到中国近来加入了新冠疫苗实施计划。而特朗普还没有加入该计划。我认为拜登可能会加入该计划。总的来说，现在比20年前更加明显的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无法独善其身。我们需要更多来自其他国家和组织，比如说中国、日本和欧盟的提议。
欧洲之友是一个位于布鲁塞尔的非营利性智库，专门进行欧盟政策分析和辩论。该组织成立于1999年，不为任何政党或国家效忠，并且独立于欧盟机构。它的目标是促进公开讨论，并激发对欧洲及其公民面临的问题的新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