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G报告：特朗普时代的挑战、机遇与中国应对
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将在白宫宣誓就职，成为第45任美国总统。这位具有强烈个性的候任总统在选举期间就因其“局外人”身份与反建制言论引发美国内外部的密切关注，各国观察人士普遍认为特朗普就任后对内、对外政策将与往届政府有很大不同，甚至开启“逆全球化”的过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通过本报告观察特朗普当选以来的 “推特治国”、充满争议的人事任命等一系列信号，从特朗普个人风格、内阁团队组成、中美经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等出发，提出了中美两国在“特朗普时代”的8大挑战与8大机遇，并给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的10大建议与对策。
“美国优先”政策下的“特朗普冲击波”对中国主要有以下8大挑战：
1. 特朗普宣布退出TPP，反对NAFTA和WTO等国际及区域自由贸易体制。
2. 指责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声称对中国征收45%的惩罚性关税。
3. 采取大幅减税政策及其他措施吸引美企回流。
4. 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一个中国”政策与三个中美联合公报。
5. 取消对页岩气和清洁煤生产的限制，考虑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6. 在朝鲜问题上加大对中国施压。
7. 暗示将允许日本、韩国发展核武器。
8. 不再为无明显短期利益或他国能“搭顺风车”的“公共产品”买单。
事实上，中美两国经贸、人文交往非常紧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毫不自损地切断这层联系。中美两国都应该明确认识到，在特朗普政府任内中美关系依然要延续过去近40年的互惠、共赢、共生，并且合作还将继续深化，中美依然充满巨大共同利益。本报告发现，在特朗普就任后，中美之间可以化挑战为8大合作机遇：
1. 中美双边贸易，是两国共同利益广泛又深度交集领域，两国经济在某些领域已经难分彼此。
2. 中美都需要类似亚太自贸区（FTAAP）的平台，共同倡导更公平的21世纪经济规则。
3. 中美双边投资在过去几十年中飞速发展，产生巨大的外溢效应，促进了两个国家的就业、技术进步、经济转型。
4. 跨国公司在中美关系中一直扮演了“稳定器”的角色，他们还将继续对中美两国决策者发出理性、克制的呼声。
5. 随着特朗普基础设施计划的出炉，基础设施合作有望中美未来合作新亮点。
6. 中美之间人文交流经过三十多年的孕育，正汇聚成流，旅游、留学、移民正突破太平洋的鸿沟，促成两国深入的文化融合。
7. 美国各州拥有州经济事务高度的决策权，并且与中国经济往来密切，将是中美关系强有力的支持者，将在特朗普联邦政府时期帮助稳固两国关系。
8. 中美两国的共识和通力合作可以创造全球治理的里程碑事件，以《巴黎协定》的签署为例，中美合作将成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新模式。
最后，本报告建议，中美双方应未雨绸缪、有针对性地准备应急预案，力求保持双边贸易、文化、外交总体平稳发展，并提出以下10项建议与对策迎接特朗普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1. 尽早启动中美首脑会晤，邀请特朗普团队访华。
2. 中美经济外交优先，加强中国对美经贸、投资领域的合作。
3. 重视与美方跨国公司合作，发挥美方跨国公司在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4. 加强中美在区域经贸合作，共同引领和促成亚太自贸区FTAAP启动和建设。
5. 强化中美人文交流，大力发展中美旅游，留学，合作办学与科教文卫等领域合作。
6. 在中美基础设施建设和第三国市场开展广泛合作，邀请美国加入亚投行。
7. 加强与美国各州政府合作，举办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与美国50个州的中美省州长年度峰会。
8. 提升中日韩合作和中国与东南亚合作，发挥儒家文化圈的凝聚作用，减少亚太地区摩擦。
9. 加强中美全球治理合作，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升级。
10. 积极开展“智库二轨外交”，为中美公共外交建言献策。
一、引言
随着1月20日总统宣誓日的临近，引爆世界的第45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即将迎来“伟大”的日子。届时，非裔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将和白人种族主义者特朗普一起，相邻而站，书写世界历史的传奇时刻。
2016年大选被认为是美国总统选举史上的“例外”。百多年来，政治的戏剧性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被生动地演绎。尽管特朗普胜选后表示要努力弥合党派分歧，但其在权力交接前后与奥巴马的殊异、与民主党的摩擦、与自由主义的抵牾……特别是其鲜明不拘的性格，无不预示着未来的美国将出现更撕裂的局面。特朗普政权的正当性如同全球范围的黑天鹅一样，它是二战后国际关系和政治秩序的“校正”,是一系列意识范式的“回应”，是对建制、资本、知识的“反动”，是强势的“身份政治”“民粹政治”，更是美国国内政策的洗牌与清算。
当然，特朗普自身的特性也加大了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中美关系的不明朗。中美再一次站到历史和未来的节点上。如何构建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如何应对特朗普的“内卷化”，如何营造21世纪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新秩序，如何开展有效外交并保卫国家安全，都将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紧迫又必须回答的命题。
2016年10月，即将卸任的奥巴马在《经济学人》杂志发表《美国前方之路》，他说：“对所有未竟工作而言，新的基石已经奠定。我们就要开始新的未来。”他回顾了在经济政策方面尚未完成而其继任者必须解决的四大关键问题，即生产率减速、贫富差距，就业和经济韧性（可持续）。
2017年1月10日他在告别演说中，细数自己任内留下的政绩。而在此前，特朗普的白宫发言人表示，特朗普计划在上任首日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废除奥巴马政府实行的一系列法案。并说“8年来，这些法案阻碍了美国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
正如大选结果出来时美媒评论：特朗普当选是对奥巴马执政8年的否定。奥巴马现在卸任的支持率仍维持在50%以上，卸任总统比在任更受欢迎，这在美国政治中也常见。但是，在特朗普就职典礼上，“政治正确”的奥巴马将和饱受争议的特朗普完成交接。历史出人意表。
我们都已知道数字毫无意义。在特朗普赢得总统后，支持率、大选预测、民意调查等，这些统统沦为背景。大多数的美国选民已经不认可奥巴马和他当初竞选时在种族问题上所代表的进步。不打仗、医改、无核世界倡议，三者构成奥巴马的政治和外交遗产。然而，一切都将被继任者特朗普推翻。这不禁使人思考民主党以及美国的未来。奥巴马长期以来主张的渐进式“变革”，不得不划上句号。
参选总统前，特朗普早已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而且从1970年代至今四十多年，曝光时间要长过微软的盖茨，苹果的乔布斯，精于投资的巴菲特，甚至任何一位在世的美国总统。他一路过关斩将，除了美国政治和社会的问题外，特朗普善于造势、制造话题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行事张扬，作风彪悍，熟悉媒体操作。他是娱乐的宠儿，也是商业和品牌的成就者，而精英们低估了他当选的可能性。
在特朗普当选之后，精英们又低估了他当选所折射的重大变革意义。特朗普的当选绝非偶然。他作为一个富豪，深切地感受到美国中下普罗大众对金融危机无力解决的失望，以及由此带来的整个社会的撕裂。每一次大的危机，大多数中产和底层民众都会成为牺牲品，在很多国家也会导致民粹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崛起。 特朗普看到了这种不满并且代表他们表达、抗议，不管能否带来真正的解决方案。
特朗普在大选中提出的很多政策都被放大了，他对中国的强硬表态，和过去每一次美国大选拿中国做文章没有区别。特朗普当选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是全球政治、经济正在酝酿变革的标志。中国应该积极应对特朗普及其新政府，应该看到大变革背后真正的机遇和挑战。
二、特朗普当选之后
1、推特治国
“美国应当大幅加强并扩张其核力量，直到全世界重新认真对待核武器的存在”“美国政府不应该继续从关塔那摩监狱“释放”囚犯”……通过推特拉选票、发布内外政策、公布人事任命，特朗普将社交媒体用到了“极致”，也因此被冠以“推特总统”的名号。他的推特账号开通于2009年3月，迄今6年9个月，拥有粉丝数达到1870万。截止2016年底，他一共发了三万多条推特，平均下来每个月近百条。
赢得大选后，他曾明确表示获胜的法宝是依靠社交媒体。有分析认为，特朗普上任后的“推特施政”还会继续下去，并成为与民众互动的一条备用选项。
“看看他又说了什么！”–研究特朗普的推特甚至成了投资者的“必修课”。量化研究公司FusionIQ据此创造了POTUS指数，借以分析特朗普表扬或批评过的公司之股票表现：
A.特朗普推特表扬过的公司（即公司高管被吸纳成内阁成员或顾问），表现都不错，被归于寡头指数（Oligarch Index）。
柯罗尼资本、 埃克森美孚, Facebook 、高盛集团、摩根大通、软银集团等十几个公司。
B.特朗普抨击过的公司，被归于耗尽沼泽指数（Drain the Swamp Index），表现不佳。
亚马逊、波音、通用汽车、家乐氏（Kellogg）、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梅西百货、《纽约时报》、百事集团与Twitter等10多家公司归于此类。
研究者宣布，特朗普“创造”的这两个群体拥有截然不同的前景。
据《纽约时报》统计，2015年6月以来，特朗普通过推特侵扰的人士多达三百多位。在当选总统后，他对精英大佬的攻击少了，但开始在外交上走钢丝，一个突出的例证便是与蔡英文的通话。在他冒失地破坏美中原则挑战“一中”底线之后，又在贸易和南海问题上懑对中国。特朗普的这种脾性，如果在白宫得不到改变，让世界对美国多了一些不安。推特治国，确实用错了工具。如果特朗普持续用推特激发民意并且和传统政治作对，美国就会陷入混乱和分裂。因为民生不是儿戏，政治和外交更非肥皂剧。要让美国“再伟大”的特朗普，靠攻击他国和政敌的油嘴滑舌，是无法领导美国乃至世界的。
三、挑战与机遇
（一）八大挑战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表示他的核心原则是“美国优先”（American First）。有观点认为，特朗普是通过反腐败、反精英、反全球化、反移民、反民权赢得了选举。代表了美国中产阶层对延续了30多年的传统施政方针的一次反抗。特朗普当选预示未来美国政策可能出现巨大转向，也为美国的中国政策带来不确定性。
在中国经济、军事、政治全方位崛起的背景下，世界第一大国美国的领先地位似乎随时可能被超越，这让特朗普那句“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具有别样的吸引力。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主义理念中，美国在国际博弈中的利益是唯一的检验标准，哪怕这意味着对以往的国际经济体系、军事合作体系做出重大改变。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认为，特朗普想要恢复美国的繁荣和力量，重回二战刚结束时美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美国优先政策”下的“特朗普冲击波”对中国主要有以下8大挑战：
1、特朗普宣布退出TPP，反对NAFTA和WTO等国际及区域自由贸易体制。
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在“百日新政”演讲中明确宣布美国将要退出12成员国组成的TPP，取而代之的是去协商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给美国带来工作和工厂回流。特朗普把中国和墨西哥描绘成美国最大的经济对手，并且是偷走美国的工作机会的罪魁祸首。他认为NAFTA和WTO体制让美国在贸易中承受了损失，威胁要退出两个贸易安排。
一般认为，美国推动TPP拥有很强的地缘政治意图，奥巴马曾表示，“美国不允许中国等国家来书写全球经济规则”。因此，美国若退出TPP，短期内将有助于减轻中国面临的区域自贸竞争压力；但从长期来看，却不利于中国参与的RCEP和亚太自贸区–RCEP在2011年后迅速推进态势，正式得益于TPP产生的“鲶鱼效应”，并且RCEP和TPP都被认为是达成亚太自贸区的建设性步骤。
2、指责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声称对中国征收45%的惩罚性关税。
特朗普在选举过程中宣称，美国公司通过制造业外包将工作机会流失到海外，中国、墨西哥等国家的崛起导致美国的衰弱美国成为全球化的输家，中国还通过人为压低汇率获取的非正常的贸易优势。根据1930年《贸易法案》第338条款，美国总统可以对被认为“歧视”美国的国家征收最高50%的进口关税。特朗普表示要遏制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课以45%的惩罚性关税，以保护美国的工人。
3、采取大幅减税政策及其他措施吸引美企回流。
为了吸引美国企业回流，特朗普准备实施大幅度削减企业税负政策，将最高联邦企业所得税率由35%降至15%，并对美国企业的海外利润一次性征税10%，所得用于投资经济困难的州。2016年9月19日，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宣布，如果美国提供“合理”税率，该公司将汇回海外持有的2000亿美元资金的一部分。2017年1月3日，美国车企福特宣布取消16亿美元在墨西哥建厂的计划，该厂将在密歇根州修建。美国是对华投资大国，美国对外投资的减少将对中国企业利用外资带来挑战。特朗普减税提议已经在欧元区引发了热议，德国、法国宣布无法接受特朗普这么大规模的减税。料减税提议若实施，全球恶性税收竞争的可能性将增加。
4、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一个中国”政策与三个中美联合公报。
2016年12月2日，特朗普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进行了电话通话，成为40多年来第一位打破了中美之间外交惯例的美国总统或候任总统。同月11日美国福克斯新闻播出一段对特朗普的采访，特朗普表示：“如果我们不跟中国在其他问题上做交易–这包括贸易–我不知道我们得受制于’一个中国’政策。”美国新安全中心高级顾问特里克·克罗宁表示，特朗普希望借此找到一个与中国谈判中的新的操纵空间，美国在与中国的谈判中地位将变得更复杂。
5、取消对页岩气和清洁煤生产的限制，考虑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特朗普认为奥巴马任内对页岩气和清洁煤炭开采、使用方面的限制扼杀了美国的工作，他将奥巴马的“清洁电力计划”成为“煤炭战争”，上任后他将取消该类限制。他还承诺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并任命了气候变化怀疑论者普鲁伊特作为美国国家环保局（EPA）局长。
6、在朝鲜问题上加大对中国施压。
特朗普及候任国务卿蒂勒森都表示，会加大向中国施压以促使中国对朝鲜采取进一步行动。特朗普还认为中国对朝鲜有足够影响力，掌握解决朝核问题的“金钥匙”，美国有必要使用贸易等手段逼迫中国“出手”。
7、暗示将允许日本、韩国发展核武器。
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美国在日、韩驻军的费用应完全由两国承担，而不是目前的50%，如果军费分担无法达成一致，美军或从日韩国家撤军。他认为，为了不在每次朝鲜采取挑衅姿态时驰援日韩，应允许两国发展核武库。专家认为，这可能引发危险的东亚核军备竞赛。
8、不再为无明显短期利益或他国能“搭顺风车”的“公共产品”买单。
政治风险咨询机构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莱默在日前发布的《2017年十大风险》报告中将“独立的美国”列为全球第一大风险–特朗普总统治下的美国将舍弃在国际事务中不可或缺大国的角色，甩下美国对于国际制度与盟友的责任，美国不再为无明显短期利益或允许他国“搭顺风车”的“公共产品”买单。军事上，美国在维护核心利益时更愿意诉诸武力而较少考虑对其他国家造成的后果，本届美国政府将比上届政府更为“鹰派”。经济上，特朗普政府将利用不对称的经济实力使双边贸易投资条约（特朗普宣称的贸易谈判方式）更向美国倾斜，并威逼利诱美国企业更多在国内投资与创造就业。“美国优先”的施政方针除了可能增加与中国在内国家发生磨擦的几率，还将因为美国放弃对现有国际体系的支持而危害其他国际体系“守法者”的利益。
（二）八大机遇
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和“务实主义”来振兴美国经济和提高就业。然而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和重新谈判WTO未必是符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选项。事实上，中美两国经贸、人文交往非常紧密，任何一方都难以毫不自损地切断这层联系。
例如，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并不像特朗普所说的会导致美国工作机会的流失。CCG高级研究员何伟文表示，2008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减少的年份是2009年，依照上述推断，制造业就业那年应该相应增加，而实际却出现了制造业就业减少。而且，美国制造业就业在1970至1976年间就已经减少了64.5万人，但美国贸易逆差总体上是80年代以后出现的。因此把美国就业问题简单归咎国际贸易有失偏颇。
导致美国就业减少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自动化的提高。2016年，美国优步公司在匹茨堡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应用了人工智能（AI）技术的围棋机器人AlphaGo打败棋王李世石。物联网、虚拟现实、大数据、云计算和3D打印等概念式新科技正越来越多进入日常和商业应用。这些新科技延续了技术进步一贯的破坏性力量：许多工作环节被自动化所取代。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据显示， 制造业提供的工作岗位自 1996 年到 2006 年减少了 300 多万，下降 18%，该期间美国制造业的产出却上升了 15%。
如果更仔细观察，不论美国是从中国进口还是出口，都为美国创造了就业岗位。据美国中国总商会名誉会长董建华引用的数据，美国商会2013年赞助的一项研究估计，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支持了美国270万份工作。另据美国国际贸易署统计，2015年美国中国的货物与服务出口达1650亿美元，是2005年的三倍，在2015年支持了91万个就业岗位。3荣鼎咨询2016年11月在CCG发布的报告指出，截止到2015年，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FDI）累计为中国带来超过160万的工作岗位。中国公司在美投资虽然发展较晚，但增速快，短短5年时间为美国创造了从不足2万到超过9万的就业机会。（如图1）
资料来源：荣鼎咨询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报告
因此，中美两国必须相信，即使在新一届政府的“美国优先主义”原则下，中美关系依然会延续过去近40年的互惠、共赢、共生，并且合作还将继续深化。本报告发现，在特朗普就任之后，中美之间可以化挑战为8大合作机遇：
1、中美双边贸易：共同利益广泛又深度交集领域
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贸易总量占世界五分之一。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活动构成了全球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
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同时中国是美国除加拿大和墨西哥外（NAFTA）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之际，中国能够超越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更进一步反映出经贸是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交集最多的领域。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何宁认为，贸易的持续增长反应的是两国在经贸上的互利需求，不是中国一方做得好，也不是美国一方做得好，而是双方按照自己的意愿互动的结果。总体形势不会因为两国领导人的变更而发生大的变化，因为大选并没有改变世界经贸总体的格局。
美国贸易代表（USTR）办公室于2017年1月发布的《中国执行世贸组织承诺2016年度报告》（2016 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显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年来取得很多积极的成效。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在2015年达到1160亿美元，自中国入世以来增长了505%，中国也由此成为美国在北美之外最大的货物出口目的地；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达到480亿美元，自2001年以来增长了802%。6据商务部统计，中美双边贸易额2015年达到5583.9亿美元，比建交之初不足25亿美元增长了200多倍。双边贸易给两国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带来巨大利益。
很难想象，如果美国停止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哪个国家可以填补1500多亿美元的出口贸易损失。事实上，随着中国继续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中美贸易给美国蓝领带来的竞争压力将减小，中国对美国服务进口和高端制造品的需求将增加，中美贸易将更有益于美国的就业与经济发展。
2、亚太自贸区FTAAP：倡导“更公平”的21世纪规则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一员。经过“入世”后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美国位列第二。与贸易格局日新月异的变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边贸易规则在1994年后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服务贸易、电子商务等贸易新领域尽管体量巨大，却没有统一通行规则。
当“全球价值链”成为越来越多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模式，单纯降低关税已经不足以改进价值链的效率。贸易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认为21世纪的供应链通过“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纽带”被编织在一起，适时地将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带到顾客家门口，有赖于货物、人员、创意和投资的不间断双向流动，对以上任何一种流动的干扰都会成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壁垒。
中美两国地处世界贸易最活跃的环亚太经济圈，这里既有最先进、规模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也有最活跃的科技创新中心，同时还是世界最大的区域市场。自2008年以来，中美两国都在本区域努力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由美国推动的自贸区，其12个创始成员分布在环太平洋的各个地区，同时包括了制造业大国和资源大国，TPP协定的30章文本内容包括了多个“边境后”规则和“21世纪议题”，同时在货物贸易领域设定了零关税最终目标。中国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RCEP）中最大经济体，RCEP自贸区有更明显的东亚特色，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东亚生产网络和本区域参与全球价值链，具有开放性、灵活性、循序渐进和照顾各方舒适度的特征。
TPP和RCEP都被认为是堪称“迷你WTO”的“超级自贸区”，在2010年的APEC横滨峰会上，TPP和RCEP两种模式都被认为是通往亚太自贸区的途径。根据彼得森经济研究所Petri等研究人员的建模分析，不论是RCEP还是TPP，释放的经济红利都远远小于亚太自贸区–对中国而言，FTAAP所带来的收益是RCEP的2.7倍，对美国而言，FTAAP带来的收益是TPP的2.5倍。7并且，亚太自贸区的模拟计算显示出显著的贸易量增加，其原因在于中美共同参与自贸区产生的溢出效应。因此，作为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美国和中国有巨大的共同利益来一同推动亚太自贸区，书写“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
3、中美双边投资：“外溢效应”
中美两国的投资往来也是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促进了中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为美国的全球化布局铺设了道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于2016年11月18日联合举办的“中美双边直接投资25年”研讨会回顾了这一历程，发现由于政府机构采用的国际收支统计方法与交易层面统计方法不同，中美之间的投资关系比想象中更紧密。
据《中美双边直接投资25年全景图》报告，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数据显示，1990年至2015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FDI）存量为750亿美元，中国商务部数据为700亿美元，荣鼎咨询通过对这25年间1200多笔交易统计，得出美国对中国FDI存量几乎超过了2300亿美元。同一时期，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分析，中国在美国的FDI存量为150亿美元（若按最终受益方的方法计算为208亿美元），中国商务部记录到的数据为410 亿美元，差异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商务部统计的FDI流出数据由不同单位汇编而来，但与美国官方的总趋势一致。而根据荣鼎咨询，中国在美国的FDI金额已达到640亿美元。（如图2）
美国来华投资早期寻求的是劳务、土地、环境保护等更低的制造业成本，现在随着中美两国投资实践愈加成熟，投资活动更多以消费者为导向。例如，苹果在中国组装手机再输入美国市场，沃尔玛在中国采购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满足美国民众生活需要。08年金融危机时一些在华美资企业的母公司遭遇困难，但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却获利丰厚，从而支撑了本国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华美资企业提供的服务业营业额近些年大幅度提高，最近可统计到的数据是2013年总额达到430亿美元。
中国对美投资相对起步晚，但近十年来迅速增长，2015年首次超越了当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如图3）201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年流量从2005年的不足3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15年的150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也发展为寻求技术、人才、提升品牌等无形资产，和与追求资金回报并靠近当地消费者以巩固市场相结合的多种战略价值组合。
中国投资促进美国就业的作用在近些年被美国各州政界人士认识到。2016年3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美国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来到当地一家中国人投资的工厂演讲–希望能将这家工厂在美国投资的做法进行推广，以此作为自己总统竞选的筹码。这家来自中国的福耀集团汽车玻璃制造商之所以如此收到重视，是因为2014年以来，该公司在美国投资了三处工厂，创造了数千个工作机会。
2014年初，福耀集团投资5亿美元用于在俄亥俄莫瑞恩市（Moraine）废弃的通用汽车厂房上新建的汽车玻璃制造厂，同年8月与美国PPG工业公司完成伊利诺伊州芒山市（Mt.Zion）的工厂产权交接，该项目总投资已逾4亿美元。目前已开始翻新的密歇根Plymouth的工厂预计2017年底启用，将会在那里投资1亿美元。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计划在2017年底以前完成总值10亿美元的投资。至此，福耀集团在俄亥俄的工厂已雇佣2000名员工，在伊利诺伊已有250名员工，在密歇根预计雇佣至少1000名员工。福耀的进驻不仅为美国汽车玻璃业金融危机后的产量不足缓解了燃眉之急，还对所在地区多家公司倒闭导致的连年高失业率带来了改变。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莫瑞恩市长Elaine Allison表示，这个有6300人的城市“正感受到福耀投资带来的好处……这对我们是件好事”。
4、跨国公司：中美关系“稳定器”
最近中国企业界的关键人物先后与特朗普上台前见面，涉及到的合作项目进一步表明中美经贸合作是两国关键利益所在。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2017年1月9日与特朗普会见时表示，阿里巴巴将在未来五年为美国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通过其平台帮助美国中西部的小型企业及农户把农产品和美国服务销售到中国和亚洲。随后阿里巴巴通过推特发文称将帮助美国向中国的3亿中产阶级出口商品。特朗普也表示将与马云将在美国一起做大事。马云侧重支持美国中西部的小企业的举措正好与特朗普希望增加美国就业的目标。
另据《纽约时报》报道，此前中国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吴小晖在特朗普胜选一周后同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会见，两人所议及的重建第五大道666号的项目6个月前就开始，目前正快谈成。12吴小晖在2017年1月12日晚举办的美国中国总商会的年度晚宴上指出，安邦自进入美国市场已创造1万个就业机会。在收购华尔道夫（Waldorf Astoria）时与美国私募基金巨头黑石（Blackstone）CEO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进行了很好的合作。
特朗普本人及其政治伙伴对中国商界认识友好、热情的态度，与其中国政策的咄咄逼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上，这早有先例。自1997年起，每年国会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进行投票前，都有一支规模庞大的力量为中国“摇旗呐喊”，帮助中国每年成功获得最惠国待遇，直到2000年获得永久贸易贸易地位。这支队伍由数百家美国跨国公司组成，包括三大汽车公司、嘉吉（食品）、通用电气、卡特彼勒，为首的波音公司甚至调动了近20万名员工参与其中。“公民”组织2000发表的一份报告估算，美国企业为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游说、政治捐款和广告花费超过1.1亿美元。不难猜测，中美两国的跨国企业在特朗普任内还将发挥“稳定器”的作用，帮助中美关系化解矛盾，促进互惠合作。
5、基础设施建设：中美未来合作新亮点
竞选过程中，特朗普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其施政框架主要内容之一。尽管还没有具体数字公布，普遍预计规模在5000亿-1万亿之间。中国作为世界领先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国，特朗普政府任内，基础设施合作有望中美合作一大亮点。
美国在二战后建成了规模巨大的州际高速公路网络、机场群、水运网络、大型港口设施，曾经是美国引以为傲的国家资本，特别是公路设施，让美国成为“车轮上的国家”。半个世纪后，其中许多设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老化，在运铁路里程则在不断缩短。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基础设施评级仅为“D+”，ASCE估测将美国基础设施改善至良（B）的花费为3.6万亿美元，较现有计划资金有45%的缺口。其中，仅“公路、桥梁交通设施”一项就有8500亿美元待提供资金，“学校”一项则还需额外的2700亿美元。（如图4和图5）
图4：美国公共基础设施资金缺口一览表
图5 ：州政府于本地政府资本支出占GDP比重（1945-2014）
美国公共资本包括来自联邦政府和州及当地政府的投资，但其中主要部分（93%）来自州政府和当地政府，近些年州政府与本地政府的基础设施开支已经下降到GDP的2%左右，仅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峰值的2/3。研究表明，美国经济增长有越来越大的一部分是在少量超连结的城市枢纽创造出来的，比如洛杉矶以及波士顿与纽约之间的走廊。基础设施老化、公共教育质量衰弱，蓝领工人技能退化，正是“铁锈地带”丧失发展机遇的部分成因。(It’s Time for States to Invest in Infrastructure By Elizabeth C. McNichol)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多层次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保持较高水平的固定资产投资，近年来中国形成了一批具有雄厚设计、施工、管理能力的企业。2015年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显示，共有65家内地企业入围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铁路建筑总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集团包揽了世界前四大工程承包商。15其次，中国拥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在近些年越来越多地用于境外基础设施投资。例如，2014年，中国为新设立的“丝路基金” 4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同年，中国认缴500亿美元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该行的宗旨在于促进亚洲区域的互联互通；2015年，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为东南亚的基础设施整备设立100亿美元的专用基金。此外，中国还有非常强大的建筑机械、装备制造行业和产量巨大的钢铁、水泥等建材行业。
事实上，中国企业希望进入美国基础设施市场为时已久。1990至2015年，中国对美在交通运输与基础设施行业的直接投资为1.79亿美元。中国远洋海运和中海集运最早进入美国市场，中国建筑总公司等也通过并购等方式扩大了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虽然受未能获得港口设施等资产的所有权以及国家安全的政治顾虑等影响，在此领域中国对美投资仅占同期总投资额的0.3%，但中国通过数以百计的基础设施项目积累的经验和技术为与美国未来的合作积累了实力。16 2015年，中国铁路总公司和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等几家铁路企业成立了中国铁路国际（美国）有限公司，准备参与美国加州高铁的竞标。
特朗普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将为中美两国带来很好的合作机遇，一方面为美国带来就业并改善基础发展问题，另一方面为中国的外汇投资和建筑、建材、工程装备带来新的增长点。
6、人文交流：跨越太平洋的深入文化融合
中美之间每天有两万多人跨越太平洋，旅游、留学、移民和华商等构成了中美之间全球规模最大的人文交流，形成了很大的集成效应。这些双边往来都为中美关系发展中的诸多不确定因素添加了稳定和成功的可能性。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境客源国和第一大境外旅游消费国。据美国官方数据，2013年共有180万中国公民前往美国，大部分为赴美旅游和留学，为美国经济做出了211亿美元的贡献，同时为其增加了10.9万个工作岗位。17其中，中国游客在美总消费达98亿美元，占美对华服务贸易出口总额近30%。18 2014年美国实行为商务和旅游活动的中国公民颁发有效期最长为10年的多次入境签证，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人赴美旅游。2015年中美双向旅游规模再创新高，超过450万人次。中美在旅游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与合作，尤其是在旅游资源丰富的省和州的二三线城市，对于特朗普所关切的提升就业有非常有效的推动作用。
随着教育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大，中国已连续七年成为美国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连续四年成为美国高中留学生第一大来源国。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显示，2014-2015学年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总数达304040人，占美国国际留学生总数的31.2%，比位居第二位的印度学生总量的一倍还多，这意味着大约每3个在美留学生中就有1个是中国留学生。（如下表）
为了加深两国在科技、教育和体育等方面的交流合作，美国于2009年在中国提出了“十万强计划”以鼓励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中国自2014年也明确提出“来华留学与出国留学并重”。2015年美国来华留学生人数为21975人，占中国全部国际学生比重的5.53%，仅位于韩国之后。特朗普提名的企业顾问委员会主席、黑石集团CEO苏世民先生先在清华大学设立了奖学金，以进一步增进中美交流和理解，改变过去“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的现象。可以预见，这将从长远上为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培养更多的熟悉双方经贸政策和文化的国际经营人才。
对于中美两国而言，把优秀的留学生留下来是解决人才短缺的便捷途径，尤其是高科技人才。事实上，国际留学生赴美留学对于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SFA）的数据，2014-2015学年国际留学生及其家庭为美国经济贡献了305亿美元，给美国就业市场创造了373381个工作岗位，相当于约每3个国际留学生来到美国，就能够为美国创造出7个工作岗位。
在移民方面，美国也是中国海外移民的首选目的国。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站数据，2013年美国共颁发绿卡990553张，中国在获得美国绿卡的移民来源国中（不含港澳台）排第二位（7.2%），即当年约有7万多人移民到美国。2000年至2014年，约有97.9万中国大陆公民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特别是，中国已连续六年为美国投资移民（持EB-5 visa）最大来源国。中国大陆公民申请通过EB-5签证人数占全球申请通过总人数的比例从2007年的15.5%增长到85%，近三年均保持在85%以上，其中2014年美国发放给中国公民的投资移民签证为8308份。（图6）这为人才与资金的跨国流动提供了一条顺畅的渠道。
图6 2007-2014财年EB-5签证发放情况
与迅猛增长的投资移民相伴生的是美国华商的增加。与全球六千万的华侨华人一样，共同的血脉、文化、语言和情怀让美国华商形成了巨大的商业网络。不同的是，美国华商更具有高科技和创新的优势，其中不少以硅谷为开创地的华商企业，这些优势也可以转化为中美在理念创新和科技研发等方面的合作。当前适逢特朗普推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随着华商企业在美国影响力的提升，美国华商在中美双边投资和合作方面纽带作用的发挥迎来了历史机遇。
此外，包括华商在内的美国华人在中美关系中也越来越注重通过多种互动，如举办国会议员的早餐会、州长晚宴和跟立法议员的见面等来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7、美国各州政府：增进中美关系的天然盟友
美国是一个由50各州组成的联邦制国家，州政府拥有包括公司法、州税、财产法规等许多经济政策的立法权。美国的州政府由于选民对华经济利益紧密，常常是中国的“天然盟友”。例如，中国是艾奥瓦州、俄克拉荷马州、北卡罗来纳州、伊利诺伊州、堪萨斯等州的最主要农产品出口目的地。
相对于联邦政府，关注对华经济往来的州政府更容易成为中美关系的“天然盟友”，来自于农业州的参议院也更倾向于支持中国。在美国总统选举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大卫·蓝普顿（David Lampton）于CCG作的题为《中美关系的挑战、机遇与大选预测》演讲中表示，“他们（州政府）关注经济关系，南海问题并不是他们的首要关注问题”，在投资审查等问题上，州政府、地方政府、国会中来自各友好州的议员都存在许多潜在的“亲华派”。24CCG特邀高级研究院霍建国也认为，美国在指责中国“不公平竞争”时应该看到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有支撑作用。联邦政府不够积极的话，美国的省州政府仍会很积极的拉拢企业一起来投资。
中美省州长论坛（China-U.S. Governors Forum）自2011年建立以来已经举行了三次。第三次中美省州长论坛在2015年9月举行，重庆市长黄奇帆、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等六位中国省级地方首脑与华盛顿州长周杰伦（Jay Inslee）、加州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等美国五位州长在西雅图进行了有关清洁能源的讨论。论坛为中美少数省州领导探讨投资、能源与环境、人文交流、旅游、教育、文化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提供一个务实合作的平台。类似的机制将为中美双边关系建立更稳固的根据。
8、中美合作：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新模式
2015年12月12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2015年联合国气候峰会（COP21）上，195个国家一致通过了《巴黎协定》，协议确定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2℃以内，并为1.5℃的目标而努力。2016年10月5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宣布《巴黎协定》将于同年11月4日正式生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称这是联合国以及人类大家庭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进展。
人们上一次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抱有如此大的希望已是在6年前–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192个国家的谈判代表最终没有达成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许多评论人士认为，2014年11月《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是《巴黎协定》得以成功的转折点。《声明》不但首次宣布了两国的2020年后气候变化行动目标，还体现了世界第一、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上的多项新共识：两国首次将气候变化视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首次将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减小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分歧，在政治层面达成了共识。
《巴黎协定》说明中美两国有合作意愿，将共同打造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尽管“美国优先”可能意味着美国将越来越少地为“搭顺风车”的行为买单，但是中国对参与全球治理意愿的提升，以及中国经济政治实力的提升，为中美共担全球事务的责任和代价提供了可能。中美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援助、维和行动等领域有良好合作基础，可作为探索未来合作的平台。中国应积极鼓励美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共同参与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
四、对策和建议
特朗普上台后，带来很多不确定性，极有可能将会在一些问题上发难。比如很有可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惩罚型关税、比如将台湾问题作为谈判筹码、比如开展更多的贸易诉讼，比如指控中国汇率操纵等等。中国必须做好应对各种冲突的准备工作，未雨绸缪，有针对性地实施应急预案，在力求保持双边贸易、文化、外交总体平稳发展的前提下，据理力争，维护和巩固现有成果，保卫国家的安全，CCG在本报告提出以下10项建议与对策迎接特朗普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1、尽早启动中美首脑会晤，邀请特朗普团队访华。
中美关系上半年应该是各自调整和逐步适应的过程。这样就给了我们一定的时间，避免出现突发事件的同时，积极与新政府建立起顺畅的联系通道。我们要发挥各方面的力量、尤其是学界和民间力量，加强与美国新政府方方面面的联系，摸清对方，了解对方，为中美关系打下好的基础。同时尽快促成“习特会”，启动首脑会谈。分析特朗普的言行和团队特征无疑会增加对其“孤立主义”、“实用主义”的认识，把握政策源头的走向，避免认知和判断上的失误。
2、中美经济外交优先，加强中国对美经贸、投资领域的合作。
中美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是推动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必须加强合作。中美地处世界贸易最活跃的环亚太经济圈，这里既有最先进、规模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也有最活跃的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同时还是世界最大的区域市场。中美对全球经济贸易合作的态度是一致的，也是双赢的。特朗普在阐述新政时表示，他将更注重协商公平的双边贸易规则。中美两国经济体量将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红利。虽然美国提出对中国征收更高的关税，要重新谈判WTO，但特朗普是商人–商人的特性决定他要追求美国的利益，就不可能忽视能够给美国带来最大利益的中美经贸关系。福耀玻璃投资美国带来几千个美国人就业机会，阿里巴巴要为美国中西部创造一百万个就业机会。所以，最后特朗普还是会回到现实中来，虽然双方会有一定的摩擦和争议，合作仍是主流。除了以实际行动加以解决，别无选择。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已经超过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而特朗普非常看重外来投资对美国制造业的带动，中国的经济外交实力会对特朗普有巨大吸引力。
3、重视与美方跨国公司合作，发挥美方跨国公司在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16年前，在中国加入WTO以前，中美企业每年都需要到美国去游说美国国会批准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其中美国的跨国公司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中美经贸合作推动巨大。今天，他们仍然可以起到协调和沟通的作用。还有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商会等。我们需要积极做好美国商界的工作，发挥他们对中美关系的积极作用。我们可以放宽企业和民间出口，加强和美国公司合作。中美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政府应鼓励这些大公司合作，适当放开一些政策。要通过美国当地的企业做美国政府工作，他们在这方面的游说能力肯定很强。这些跨国公司的态度和倾向往往能决定两国合作的未来，事半可以功倍。
4、加强中美在区域经贸合作，共同引领和促成亚太自贸区FTAAP启动和建设。
特朗普宣布要否定和退出TPP，这也可以视为为中美在区域自贸区合作带来新机遇。习近平主席在去年APEC峰会上提亚太自贸区FTAAP的建议，可以是中美合作的新机遇。FTAAP代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新发展，也代表中美合作的新方向。中美能否将原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实质性内容衔接在一起，涵盖两个多边机制下的所有成员国家，这是中美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加强合作的机会。TPP美国费了很大的劲，特朗普反对它还是形式大于内容，中美之间已经有了投资情况新变化，中国对美投资已经大于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不管是BIT还是FTAAP我们可以继续深化已有的合作，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促进FTAAP早日达成，从而向世界传递中美愿意推进新的更广泛的区域多边经济治理安排的信心，传递中美合作的正能量。
5、强化中美人文交流，大力发展中美旅游，留学，合作办学与科教文卫等领域合作。
我们需要更好地拓展人文交流，过去的这些年已经有很好的基础：包括双向留学、交换培训、孔子学院、燕京学堂等趋势进一步扩大，中美旅游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据国家旅游局统计，2016年1月至8月，中国公民境外游首站赴美为216.5万人次，同比增长15.5%；2016年1月至9月，美国来华166.04万人次，同比增长7.5%。中国已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第一大旅游目的地，美国位居中国入境旅游客源国的第三位。留学更不待言，CCG《留学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留学大国，2015年我国在海外留学生为126万，约占全球国际留学生的四分之一，也占到在美留学生的三分之一。旅游和教育极大地扩展了中美合作的民意基础，在现在以及今后更长的时间将成为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部分。
6、在中美基础设施建设和第三国领域开展广泛合作，邀请美国加入亚投行。
中国的“一带一路”愿景和政策为中美双方提供了无限的机遇。中美投资不仅局限于双方本土，在共同开发第三国市场上亦大有可为。特朗普提出规模庞大、耗费高达5000亿美元以上的重建美国基础设施的计划。这项可能要耗费10年的修补和重建工程，所需资金超过3.3万亿美元，如果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基础设施将严重拖累经济发展。而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发展了强大的基建能力，包括工程技术、成套设备、施工流程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美国重振基础设施结合起来是非常有益的，包括中美双方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合作，中国也可以邀请美国加入亚投行，双方在该领域合作潜力巨大。
7、加强与美国各州政府合作，举办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与美国50个州的中美省州长年度峰会。
联邦制的美国很多权力分布在各个州。不应一味重视两党或他们的代理–国会，也不应只重视总统。实际上，很多政策的制定、出台，州政府是有一票否决权的。要多花时间在各州上面、特别是中西部的农业州，它们是中国的天然盟友。在美国州政府，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可以交到朋友。中国企业在各州也有投资，并成为美国州政府的座上宾，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中国企业就业。美国州政府可以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变压阀”,要发挥州政府在中美关系中的独特作用。管理和加强双方联系有多条路可走，国家和地方层次都要交流，建议每年在中美两地轮流举办美国50个州长和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省级领导参加的中美省州长论坛。
8、提升中日韩合作和中国与东南亚合作，发挥儒家文化圈的凝聚作用，减少美方在亚太地区摩擦。
特朗普要让美国再伟大，向俄罗斯示好，在亚太、东南亚都会有一些新的地缘政治影响，这可能也是中国的一个机遇。一方面，中国可以加强和东北亚、东南亚、南海国家的关系，包括菲律宾、印尼等原本不十分密切的国家。另一方面，为了避免美国“联俄抗中”可能造成的风险，中国也需要提升与韩国、日本的双边关系，加强和东南亚合作，用儒家文化圈和东亚文化作为基础，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美国既然战略上要回归，减少对日韩等国的防御保护，中国则要尽快加强和东北亚自贸区和东盟自贸区的合作建设，在地缘和文化整合上放大格局。
9、加强中美全球治理合作，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升级。
中美作为世界最大发达国家与最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共同治理方面，如气候变化、能源、网络治理等多个领域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中美两国分享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企业，可以在G20的平台下建立一个互联网20（I20），加强中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促进互联网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全球治理与合作。中美作为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首当其冲应负起大国责任。《巴黎协定》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启示。中美应该重视并合理利用多边、区域、双边平台，打造全球治理的全天候、多平台参与机制。中美还可以在人才、反腐以及司法等多方面展开协作，共同打造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实现21世纪全球治理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10、积极开展“智库二轨外交”，为中美公共外交建言献策。
特朗普任上，中美智库可以开展“二轨外交”，积极推动双方各领域专业人士的沟通、交流，为消除经济和政治壁垒发挥作用。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报告，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智库，达1800多家，中国拥有近500家。美国智库中有大批原政府、原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他们具有丰富的政治、外交、经济治理经验和广泛的人脉，能够发挥较强的政策影响力。本届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中国新型智库建设，包括社会智库，重视发挥智库在大国外交中的独特作用。中美智库应该加强往来，定期举办中美智库峰会。中美智库可以加强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更好地为中美两国政策制定建言献策。
引用本报告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特朗普时代的机遇、挑战与中国应对》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