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G报告——中美贸易磋商前景：回归理性 重返阿根廷共识
本次中美贸易摩擦具有爆发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等特点，自去年3月中美贸易争端正式开始以来几经波折，屡次升级。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阿根廷举行的G20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达成了不再加征新关税的共识。然而，在第十轮中美贸易谈判后，中美贸易争端解决进程再现波折。自5月10日美国开始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后，特朗普政府又准备对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紧接着的第十一轮中美经贸磋商无功而返，双方互相阐明立场与分歧，一时间，太平洋两岸弥漫着悲观情绪。
■ 4、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法》实施细则，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并以此回应美国对中国法律问题的担忧。
■ 5、继续维护多边贸易机制，以多边合作推动WTO改革，建议中国加入CPTPP。
■ 6、深入研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以高层次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
■ 7、进一步加强中美商界合作，使双方无法“脱钩”。
■ 8、中国加强落实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加大打击侵权力度。
■ 9、大力开展“州级外交”主动加强与美国州级和市级政府的合作。
■ 10、加强中美两国人文往来渠道通畅，促进民间外交
本次中美贸易摩擦具有爆发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等特点。早在2018年3月23日特朗普政府对华启动“301调查”之前，中美贸易摩擦事件就已经存在，并且为本次大规模的贸易摩擦埋下了伏笔。自2018年8月美国根据“301调查”结果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开始，此次中美贸易争端正式开始，并几经波折，屡次升级。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阿根廷举行的G20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达成了不再加征新关税的共识。此后在第六和第七轮中美贸易谈判中，双方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以及汇率等方面有了实质性进展，当时中美各界普遍预期双方将很快达成协议，中美经贸关系将回归正轨。
然而，在第十轮中美贸易谈判后，中美贸易争端解决进程再现波折。自5月10日美国开始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后，特朗普政府又准备对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紧接着的第十一轮中美经贸磋商无功而返，中方期望取消加征关税、贸易采购数字要符合实际并在谈判文本上做到双语平衡，而美方在谈判中体现出两点焦虑：对中国高科技领域尤其是5G技术快速发展的担忧以及对中国的协议执行能力的怀疑。随后，特朗普政府发布华为禁令。面对美方步步紧逼，中方在明确立场的同时采取了反制措施作为回应。中国国务院《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批评美国在谈判中出尔反尔，在多个问题上“得寸进尺”。
在中美贸易磋商再次陷入僵局之际，太平洋两岸各界弥漫着悲观的情绪。投行高盛的最近一篇分析提出了中美经贸谈判前景的三种假设：最有可能出现双方立场僵持不下，协议前景渺茫，这种情境下，美国将在七月继续就关税问题施压，但出于对美国消费者的考虑，具体实施的关税执行标准会以10%执行，因为短期内某些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不可替代；在G20峰会前或期间不可能达成最终协议，但是双方会达成推迟执行关税、暂停报复行为的协议，这种情况也很有可能发生；最好的情形是近期达成协议并且取消之前加征的关税，但鉴于当前双方立场的分歧之大，此种情况也成为最难发生的。这种观点相当有代表性。
6月18日，中美两国元首通过电话交谈表明了将在峰会期间进行会晤并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交换意见。中美经贸磋商下一步怎么走？两国首脑会在即将举行的大阪G20峰会上达成协议吗？在高盛报告中，CCG理事长王辉耀则表达了审慎乐观，认为在“三条红线”的原则上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近期到访CCG北京总部参加圆桌研讨会时表达了相对乐观的观点。他认为，从结构层面上分析，中美两国都需要达成贸易协定。相比中国在11轮谈判后提出的三条原则中的第一条和第三条，即关税和文本平衡，特朗普总统更关注第二条，即中国向美国购买商品的金额。因为，特朗普总统希望能够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大选中将中国向美国购买商品的额度作为一项成就来赢得选民投票。而中国则需要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因为与美国相比，出口收益占经济发展的比例更大。因此，在未来的中美贸易谈判中，中国可以在坚持自己的三点原则的基础上，与特朗普政府就购买商品额度进一步协商，以此作为贸易谈判的突破口。
此次大阪G20峰会的首脑外交为中美亟待解决的贸易问题打开窗口，一方面，特朗普总统宣布参选下届美国总统选举为中美达成新贸易协定提供重要契机。另一方面，习近平主席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为中国在谈判中增加筹码。峰会召开之际，CCG根据对中美经贸关系的追踪调研认为此次中美首脑外交极大可能促成短期双边贸易协定，该协定也会成为特朗普连任竞选的重要成绩单，但中方同时需要做好特朗普对华贸易战持续的长期战略准备。
本篇报告在CCG于 2018年9月在美国发布的《中美贸易关系和挑战：过去、现在、将来与政策选项》的基础上，结合今年5月CCG两度访美“二轨外交”与美国华府知名智库、商务部、商会等各界精英人士访谈调研，就国内外舆论共同关注的目前中美双方存在的贸易误解、负面影响、反战呼声，以及中方努力四个维度进行梳理和分析，认为双方应把握大阪峰会的良机重返阿根廷共识，回到理性谈判轨道协商解决贸易争端，并针对性地提出改善中美贸易磋商的十条切实建议。
一、美对华贸易逆差数据统计存在分歧
商务部2019年6月发布的《关于美国在中美经贸合作中获益情况的研究报告》表明，按中方统计，2018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3233.3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485.0亿美元。按美方统计，2018年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4191.6亿美元，服务贸易(跨境模式)顺差405.3亿美元。根据中美两国商务部开展的联合研究，美方统计的对华货物贸易数据长期被高估，据推算，2018年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被高估880亿美元，应为3312亿美元。若减去价值903亿美元来自加工贸易的部分，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2409亿美元。此外，如按不同的服务贸易模式测算，2018年美对华总体贸易逆差应调减为约1536亿美元，比目前美方公布的贸易逆差数额降低37%。
中美双方算法的分歧主要原因在于双方对于转口贸易、加工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算法存在不同计算方式。在转口贸易、加工贸易方面，中国统计显示2018年自美国进口1551亿美元，比美国公布的数据多了300多亿。离岸和到岸价格差，以及转口贸易统计口径的不同，能解释中美统计上约1000亿美元的差距。此外，2018年中国赴美留学生约有36万人，事实上每年赴美留学生量都相当可观，每年为美国带来约 200亿美元收入；中国赴美游客每年也可为美国带来约300亿美元的消费额，而这约500亿并没有计算到美国对华贸易赤字中。因此，若将包括旅游和留学在内的服务贸易逆差算入，就等于实际上的中美贸易赤字只有约1000亿。
商务部报告通过中美贸易结构的分析指出，双边贸易顺差在中国但利益是两国共享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过半数来自加工贸易，中国仅从中赚取少量加工费，而美国从设计、零部件供应、营销等环节获取了大量的利润。传统的贸易差额计算方法将全部顺差都统计在终端产品出口国头上，这样算出来的贸易差额与中美贸易中实际分配到的价值严重不匹配。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7年在华美资企业实际销售收入约7000亿美元，远远超出贸易逆差的金额。德意志银行2018年3月的研究报告认为，考虑到美国在中美贸易中可以获取巨大的商业盈余，中美两国账面上巨大的贸易顺差实际可能很小。例如，2017年，通用汽车在华销售量达到400万辆，已经超过在美国本土360万辆的销售量；截至2016年，苹果手机在中国的使用量达到3.1亿，已经是苹果手机在美国使用量的两倍多。但这些产品并不体现在两国的贸易数据中，原因在于这些产品都是由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子公司生产销售的。若考虑增加值的概念和总销售额因素，则中美贸易逆差仅300亿美元。
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2019年各州对华出口报告》，2009年至2018年10年间，美国对华出口支撑了超过11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牛津研究院估计，廉价的“中国制造”商品在2015年帮助美国降低消费物价水平1%-1.5%。而中国对美国的各类投资，包括美国国债和美国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获利，截止2017年底，美国自华获得的资金流入总额达到1.37万亿美元。这些事实表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长期以来被高估，陈旧的贸易理念和统计方式已不能真实反映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贸易以及国家利益，两国对于贸易赤字和利益计算的缺乏共识也成为美中双边贸易最大的误区。
二、中美“脱钩”代价巨大，反对呼声越来越高
（一）贸易战伤害美国经济利益和人民福祉
经贸摩擦损害普通美国消费者的利益。根据税负转嫁原理，由于中国输美商品中很大一部分是普通消费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小，因此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最终大部分要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著名投行高盛的研究认为，美国政府去年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后，中国出口商并没有“为更好在美国市场竞争”而降低价格，因此，关税成本主要转嫁到美国企业和家庭身上，导致了消费品价格上涨，推升美国核心通胀率。经贸摩擦不利于美国劳动者的就业。加征关税会导致美国工人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增加，制约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就业的增长受到制约。美国企业也将不得不承受更高的原材料价格，并且由于经济中一些资源转移到被征税的领域而造成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瑞银集团（UBS）近期的一份研究预计，今年将有1.2万家美国零售商关门，而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零售商成本进一步升高。
国务院新闻办2019年6月2日发布的《中美经贸磋商中方立场白皮书》明确指出，贸易战没有给美国带来所谓的“再次伟大”，加征关税措施不仅没有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反而带来了严重伤害。关税提高美国企业生产成本，抬升美国国内物价，降低美国对华出口，影响美国经济增长和民生。2009年至2018年十年间，美国对华出口支撑了超过11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中国市场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在此十年中，美国48个州对华货物出口实现累计增长，其中44个州实现两位数增长，但在中美经贸摩擦加剧的2018年，美国仅有16个州对华货物出口实现增长，34个州对华出口下降，其中24个州出现两位数降幅，中西部农业州受损最为严重。
据美国工商组织“关税伤害美国腹地”2019年5月24日发布的估算数字，2018年关税令美国消费者损失250亿美元，相当于贸易战每秒钟让美国人损失810美元。美国智库“贸易伙伴”（Trade Partnership）2019年2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如美国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的关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1.01%，就业岗位将减少216万个，一个四口之家每年支出将增加2294美元。美国商会和荣鼎集团2019年3月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2019年及未来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可能每年减少640亿至910亿美元，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0.3%－0.5%。如美国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关税，未来1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累计减少1万亿美元。
5月22日，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一项最新联合调查显示，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深远，正在伤害美国在华企业的竞争力。高达74.9%的受访企业在调查中称，关税的增加对其业务产生消极影响。其中，制造业企业受到美国关税影响的比例最为显著，高达81.5%。调查结果显示，在华美国企业感受到的关税影响主要反映在产品需求的降低（52.1%）、制造成本的增加（42.4%），以及产品销售价格的提升（38.2%）上。
美国经济已经显露出弱化迹象。尽管2019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增速仍达3.2%，但其主要支柱个人消费开支和私人固定资产投资合计只贡献了1.09个百分点，低于2018年第四季度的2.20个百分点。这一趋势在4月份得到延续，零售销售下滑0.2%，工业生产下滑0.5%。反映美国工业产品产量的工业生产指数表明，经过季节调整之后，无论是整个工业部门还是制造业部门，2019年前4个月基本处于负增长状态，分别比2018年年末下降了1.3%和1.6%。而反映美国工业行业景气程度的工业整体和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在2019年前4个月则分别为77.9%和75.7%，分别低于1972年至2018年平均值的79.8%和78.3%。贸易保护政策并未促进美国制造业重新繁荣。
特朗普政府的华为禁令也对全球半导体研发、制造和应用的供应链造成巨大破坏。2018年，华为在全球有1.3万个供应商，采购了700亿美元设备和服务，其中110亿美元来自高通等美国供应商。美国领先的芯片制造商也有自己的全球供应链。禁令迫使华为执行B计划，即采用自己的芯片和系统，这破坏了国际供应链，并同样损害了美国高科技行业。中国市场的销量占美国前十大芯片厂商全球销量的比重很大，思佳讯的比重达80%，高通为63%，科尔沃为60%，博通为52%，美光科技为50%，英特尔为23%。如果丢掉了庞大中国市场的销售额，美国芯片巨头们将难以维持它们对研发的巨额投入来确保其国际领先地位。这也是为何美国科技股在特朗普政府打击华为后出现暴跌。
（二）美国国内呼吁停战的声音不容忽视
华盛顿最强大的商业团体美国商会日前正敦促特朗普政府结束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称其加征的关税有可能在未来十年让美国经济损失1万亿美元。包括耐克在内的超过170家美国鞋业企业5月20日发表联名信，要求美国政府把从中国进口的鞋具从拟加征关税清单中移除，称这一行为将伤害美国消费者和美国经济。他们一致认为，美国政府拟加征的关税最终会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而美国工薪阶层将是受伤害最严重的群体。联名信说：“美国对进口鞋平均征税11.3%，但最高可达67.5%。在这基础上加征25%的关税，意味着一些美国工薪家庭买鞋时要支付近100%的关税，所造成的影响难以估量。”联名信表示，关税的负面影响将波及方方面面，不仅损害消费者，也会威胁行业企业生存能力。联名信呼吁，现在已到了终结贸易战的时刻。
据彭博新闻社报道，包括美国最大零售商沃尔玛，以及Costco、Target、Gap、Levi Strauss、Foot Locker在内的600多家美国企业6月13日联名给特朗普上书，呼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停止与中国的贸易战，尽快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纠纷。他们在信中称，关税损害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将令美国消费者承受更高的物价。这份信件还警告说，如果特朗普还要继续给30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加征25%的关税，就会令美国再失去200万个工作岗位，并给一个美国四口之家平添2000美元的生活成本，还将令美国GDP下跌1个百分点。
苹果公司最近的公开信敦促白宫放弃对其产品使用的部件加征最高25%的关税，警告新增的关税将使苹果产品增加数百美元成本，对消费者造成巨大损害，并削弱苹果对美国经济的巨额贡献。美国消费者技术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对CNBC表示，关税“不是个好战略”。“它们是税，会伤害消费者，伤害美国企业。”华盛顿5月将华为列入美国的一份“实体名单”，限制这家中国电信巨头从美国公司购买商品的能力。虽然美国商务部已授予华为90天的临时许可，但中国已在加速发展自己的半导体产业——这可能最终损害到美国企业的收益。科技领域的限制性措施可能会升级至“失控”程度，导致消费者和美国芯片企业都受到“打击”。据路透社报道，高通、英特尔等美国芯片供应商正在悄悄游说美国政府，要求其放宽对华为的禁令，“这不是为了帮助华为，这是为了防止对美国公司造成伤害。”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从6月17日开始举行为期七天的、针对另外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听证会。据法新社披露，就在这场原计划300多位代表出席的听证会之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最终收到了1200多份书面意见和出席要求。从第一天起，来自美国工商界各行各业反对加征关税的声音不绝于耳。路透社报道指出，多个领域的美国公司都在听证会上表示，除了中国以外，它们在服装、电子产品和其他消费品的生产地上几乎别无选择。法新社将这场听证会形容为“迄今为止最响亮的警告”。最新的数字则来自戴尔、惠普、微软和英特尔四家厂商，这些公司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如果实施拟议中的关税举措，将使笔电与平板电脑在美国的售价至少上涨19%，或笔电平均零售价提高120美元左右。“这样的涨价幅度，甚至可能导致最在意成本的消费者完全不想购买笔电产品。”声明说。
随着中美贸易战态势的升级，自去年以来，美国国内不时出现有关中国学生学者“非传统间谍活动”的言论和随之美国政府收紧对中国学生和学者的签证发放。对此，美国高校和科研领域学者普遍感到忧虑。今年以来，美国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赖斯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和特拉华大学等多所高校通过公开信等方式公开发声，呼吁教育和学术交流自由。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以签证为武器打压中国学者会引发双重负面效应：一方面，美国将损失一批可以在科研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学者；另一方面，众多美国高校也将失去由中国留学生带来的可观收入。
（三）贸易战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率, 放缓经济结构平衡进程
作为中美贸易顺差国，加征关税首先冲击的是出口。根据海关统计，2019年1至4月以来，中国输美产品出口已连续5个月下跌，同比下降了9.7个百分点。美国荣鼎集团测算，如果美国对所有中国输美产品征收25%关税，到2025年美国的年GDP会减少0.9%，而中国的年GDP则会损失1.2%。处于下行趋势的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政府今年正式将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下调至6.5%至6%之间。中国计算出若贸易战全面爆发，每年经济增长率会减少1.4个百分点。为确保增速维持在6%以上，中国已经实施或准备实施一系列财政、货币和基础设施投资措施，其他措施也在酝酿当中。
南京大学刘志彪教授指出，今年5月份CPI持续攀升，达到2.7%，同期PPI仍然处于低位徘徊，回落到了0.6%。这是一个应引起高度重视的情况。经济下降的趋势，中美贸易战是原因之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总体来自于过去支撑经济增长的红利的消失，以及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其中，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失衡是重要原因，实体经济不够旺盛，亟待重振和振兴。另外，结构失衡还代表产能上的过剩、杠杆率过高、技术供给短板等一系列问题。这也是我们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原因。因此在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在国际环境中遇到中美贸易摩擦是非常不利的。
倘若贸易战升级必将影响实体经济，尤其是金融去杠杆领域。最近几年，“宏观冲击”对房地产业的影响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短。尤其是随着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进程，针对房地产业的政策定调几乎每三个月就会动态调整，增加“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难度。而宽松政策出台的结果则是资金进一步流入房地产领域。此外，房企受贸易战冲击最明显的可能就是境外美元债的发行。2016年在外汇储备下降、资金流出中国的过程中，曾发生过标普及穆迪集中下调中国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评级的事件，鉴于当前房地产业美元债的庞大规模，这次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房地产业并不意外，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不可不防。房企保持稳定对于整个贸易战进程都很重要，毕竟在GDP三架马车中的消费和外贸增速都在下滑背景下，投资还是要靠房地产撑住的，地方政府的负债压力也需要卖地来缓解，这也是房地产业体现的“压舱石”作用。贸易战升级，恐怕对于金融去杠杆长效机制的建立是一个不利因素。
长远来看，如果经贸摩擦继续，将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长期以来，我国通过合同制造、外包代工、外包组装、贴牌生产、跨国采购等方式嵌入全球供应链，我国企业主要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和低附加值环节。当前，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依然是全球供应链的主导者。美国切断全球价值链，扼杀中国高技术产业，逼迫民营企业短期之内寻求生存替代品，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也迫使美国私人企业终止合作，有损美国企业的信誉，也损害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良性发展。中国企业必须加大自主创新的投入，增强自主研发能力。目前虽然其增强了掌握核心技术能力，但却耗费了极大的开发成本,改变了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轨道。
（四）贸易战损害全球经济利益
贸易战可能会触发全球新一轮“特朗普经济衰退”。摩根大通报告中认为：过去2年的股票市场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预期财政改革的市场上升（促进经济和企业盈利），以及破坏价值的贸易战。到目前为止，贸易战已经抵消了财政刺激措施的所有好处，如果继续下去，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如果这场经济衰退成为现实，历史学家可能称其为“特朗普衰退”，因为它主要是由贸易战倡议造成的。
美国经济学者鲁比尼（Nouriel Roubini）6月18日在《澳洲金融评论》撰文列出10个能够引发2020年美国和全球经济衰退的潜在因素，其中很多因素涉及美国，美国同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战，还有限制移民，外国直接投资，技术转让等因素也可能影响到全球供应链，从而加剧了滞胀威胁（慢增长伴随着通胀）。
世界银行在2019年《全球经济展望》上发布报告：紧张局势加剧，投资放缓。报告称，全球经济势头脆弱，并承受重大风险。国际贸易和投资比今年年初的预期虚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预期》报告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由2018年的3.6个百分比下调到3.3个百分比，预示经贸摩擦将持续打击已然虚弱的全球投资，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复苏进程。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说：”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对世界经济的威胁。”
三、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以来，中方努力应受关注
（一）不断放宽市场准入
近年来，我国负面清单的“减法”力度一直在不断加大。2013年，上海自贸区实施的第一张负面清单共有190项限制措施，现行的2018版自贸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只剩下了45项，全国版负面清单也只有48项，一、二、三产业全面放宽市场准入，并且列出了汽车、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路线图和时间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2018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在22个领域推出新一轮开放措施。从2018年7月28日起，外资进入银行、证券、汽车制造、电网建设、铁路干线路网建设、连锁加油站建设等一系列限制取消。2019年新版的清单修订将在农业、采矿业、制造业、服务业领域开展。
在汽车领域，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以及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在金融领域，目前已经取消银行业外资股比限制，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的外资股比也放宽至51%，2021年取消金融领域所有外资股比限制。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近期表示，本月初银保监会宣布12条新的对外开放措施，进一步放开了外资的持股比例水平、大幅削减对外资机构设立的数量限制，进一步放开了外资进入的范围和领域。6月6日，证监会核准了摩根士丹利华鑫（简称“大摩华鑫”）的股权变更申请，外方股东摩根士丹利国际控股公司将会持有大摩华鑫(Morgan Stanley-HuaxinSecurities) 44%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大摩华鑫将成为国内第一家外资相对控股的公募基金。在券商方面，自从去年证监会正式发布《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以来，国内已经有3家外资控股券商，分别是瑞银证券、摩根大通证券（中国）和野村东方国际证券，瑞信方正则有望成为第四家外资控股合资券商。在外资私募基金方面，截至目前，已有富达利泰、瑞银资管、英仕曼、施罗德、桥水投资等19家外商独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38只基金产品，管理基金规模52亿元。
随着G20领导人峰会的日程临近，中国的开放进程也在持续加速。中国政府将发布新修订的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二）《外商投资法》保障外资在华利益
2019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外商投资法》通过，成为新时代我国外商投资领域新的基础性法律。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制定外商投资法，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外商投资的重要举措。该法不仅明确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全面确立对外资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还针对外国投资者普遍关心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等问题作出了明确的保护规定，这犹如一颗“定心丸”，向全球释放出中国继续推动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的信号。外商投资法草案表明中国全面开放、高水平开放的决心，预示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以更大力度、更积极的姿态融入到全球化发展进程中。该法律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实行主动的开放政策，正在快速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三）降低关税，扩大进口
2018年中国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进口增长15.8%，对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超过出口，达到56.6%。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数据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口占全球份额提高0.7个百分点至10.9%，中国进口增长对全球进口增长贡献率达到16.8%。未来15年，中国预计将进口30万亿美元商品。2018年，中国关税总水平由2017年的9.8%降至7.5%，一系列降关税举措释放扩大开放积极信号。目前，中国已成为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与20多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并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
在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留学、旅游等服务贸易之外，高技术服务业在第一季度大幅增长，实际使用外资406.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8%，其中信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方面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数字显著，分别是85%，52.9%，85.2%。主要投资来源地中德国、韩国、美国、荷兰等国家的投资保持较高增速。
四、关于改善中美贸易磋商的相关建议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并对世界和平与繁荣产生巨大影响。鉴于CCG多年来多次赴美的考察以及长期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关注，现从以下十个领域提出改善中美经贸磋商紧张关系，寻求互利共赢协议的建议。
（一）在G20中美两国首脑会面之际，加强双边贸易谈判的沟通，使中美回到“阿根廷首脑共识”
2018年12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G20阿根廷峰会上举行了会晤，双方首脑达成共识，停止加征新的关税，并指示两国经济团队加紧磋商，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达成互利双赢的具体协议。阿根廷共识为当时持续8个多月的中美贸易紧张关系迎来了一个重要转折契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发生贸易战升级乃至全面“脱钩”不仅是两个国家的灾难，更是对世界的不负责任。2019年G20峰会即将召开，中美两国元首已确认在大阪会面。在此之前，中美可抓住这一“窗口期”，加强双边贸易谈判的沟通，回到“阿根廷共识”，重申双反立场，推动缓解中美经贸领域相关问题，使双边经贸关系尽快回到正常轨道，实现合作共赢。并利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大阪会晤的时机，达成新的中美贸易协定，为中美“贸易战”踩下刹车。
（二）改善中美贸易统计方法，公平公正显示两国所获价值，包括服务贸易、旅游、留学
21世纪全球价值链下的中美贸易应该用最新的统计方法来反映真正的贸易价值。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数据会因运算方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而目前官方采用的数据统计方法还忽略了如旅游和留学等服务贸易领域，若将包括旅游和留学在内的服务贸易逆差计入，美中贸易逆差的实际数额约1000亿美元。未来，中美间的贸易要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来计算，这样不仅更加精准地显示两国所获得的真正价值，而且更加公正公平。通过运用更精准反映现代贸易本质的分析和统计框架讲述中美贸易真相，不仅能有力的破解美方在经贸磋商中咄咄逼人的美国吃亏论和中国占便宜论，还可以在未来国际规则的改革议程中争取话语权。
（三）中国可加大对美的贸易采购量，美国应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并解除对华高科技企业的打压，从而缓解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方在十一轮谈判后明确了三条原则。根据到访CCG的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前外交部长陆克文与多位美国官员分析指出，特朗普总统可能比他的谈判团队更关注第二条件，即中国向美国购买商品的数额。因为特朗普总统希望能够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大选中将中国向美国购买商品的额度作为一项成就来赢得选民投票。因此，中国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扩大内需、适当加大对美贸易采购量，来缓解目前的中美关系渐行渐远的趋势。此外，由于近期美国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封堵”，使得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受阻。因此，若美国能放宽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并解除对高科技企业的打压程度，定能减轻现行中美贸易摩擦逐步走向“科技战”，“标准战”，“人才战”和“金融战”以及其对两国经济可能带来的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
（四）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法》实施细则，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并以此回应美国对中国法律问题的担忧
加快《外商投资法》细则的制定和落实，不仅可以通过用法律的手段更好保护外商投资，加大吸引美国企业来华投资运营，拉近美国企业界与中国的联系，使中美企业无法“脱钩”，进而推动中美两国贸易协定的达成，使中美关系真正做到斗而不破。另一方面，利用《外商投资法》中的具体实施条例还可来回应美方在中美贸易谈判中提到的对中国法律问题的担忧。在制定《外商投资法》实施细则时，可邀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作为第三方监督，将美国担心的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移等问题做出更详细的规定，为保护外商在华经营投资的正当权利提供具体可依的法律监督，打消美国的疑虑，从而推动中美双方达成一个平等公正、符合两国利益的贸易协定。同时，也可考虑制作一个法律提升说明附录，放于协议正文后，将中美双方的疑虑均列出，各取所需对内解释，以此来打破双方在法律问题上陷入的谈判僵局。
（五）继续维护多边贸易机制，以多边合作推动WTO改革，建议中国加入CPTPP
WTO的边缘化是造成中美双边贸易不断出现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应联合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经济体，以多边合作的方式推动WTO改革，维护和创新发展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同时中国还可联合美国共同进行WTO改革。此外，中国加入CPTPP有助于中国参与国际多边合作，并向美国和世界释放积极信号，中国将以更高标准的国际规则来提高自身开放水平，以国际规则来化解中美经贸摩擦中的争议。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多边化，证明中国积极参与并维护多边经济秩序的意愿和能力。中国应抓住意大利作为首个G7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期，邀请更多发达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加强中英、中俄在全球治理领域合作，并创新亚投行与亚洲发展银行等多边发展融资机构展开合作。此外，中国应同时积极推动RCEP和FTAAP的达成，在亚洲自贸秩序的建立中维护多边主义原则。
（六）深入研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以高层次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美建交四十年紧密关联，中国是美国企业未来最大的全球市场，中国应对美国地缘政治竞争压力最好的举措就是继续大幅度扩大开放。另一方面，目前美国已与加拿大、墨西哥两国重新签订贸易协定，欧盟与加拿大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则与日本签署贸易协定，而近期特朗普对美日达成新贸易协议也表示乐观，“经济北约”已经形成。在保证中美不“脱钩”的情况下，同时中国还应加强与欧盟、日本、印度、东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经济体的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变化带来的挑战。据此，中国应深入研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优势应对当前世界贸易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推出更加开放的贸易政策，展示中国将扩大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决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也认为，中国如能做好“三零”，等于第二次“入世”，将为世界强国奠定基础。他表示，中国若实施零关税，在制造业、农业、能源矿产、消费品等领域均利大于弊；若实施零壁垒，将极大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而若实施零补贴，将补贴用在“刀口”上，有利于结构调整，倒逼国企改革，减少贸易摩擦与权力寻租行为。
（七）进一步加强中美商界合作，使双方无法“脱钩”
要完成这个目标就需要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对外开放，降低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加大对美招商引资力度，建议中国对美企业开放一批新的领域，表明开放、互利共赢的姿态。例如，尽快放开VISA、MASTER卡等美资企业在中国的落地和宣传，加大对美国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开放和引进力度等从而重建双方的信任。商界对中美合作前景有良好预期，例如，摩根士丹利报告指出，中美若达成贸易协议，将使美国在2025年前成为中国最大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国。此外，如果贸易敌对状态结束，由于液化天然气的出口，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每年可减少170亿美元。这一项贸易协议的达成对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中国的LNG进口，以及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都将是双赢的。
此外，中国可邀请美国加入亚投行（AIIB）以及给予美方有吸引力的股份，借助美国的跨国企业的资源，实现中美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开发；同时也可邀请美国参与“一带一路”发展计划，促进“一带一路”多边合作机制的形成。特朗普总统对美基础设施改造非常重视。在明年美国大选到来之际，可抓住机遇，争取中美在基础建设投资领域的合作。其次，通过加大进口农产品和能源，扩大电商和网络科技企业合作,加大赴美旅游等措施，不但能够有效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满足人民的需求，同时也能有利于平衡中美贸易的差额，减轻中方的政治压力。此外，中国可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企业属性，多强调企业竞争中立性，淡化外商概念，也可尝试举办中美企业家论坛等方式来进一步加深中国与美国企业的紧密联系。
（八）中国加强落实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加大打击侵权力度
在知识产权保护上，中美两国高层没有认识上的分歧，都希望保护包括中美企业在内的知识产权，反对强制技术转移。但是因为一些原因，美国现在仍对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有很大疑虑，为此，中国可抓紧增强落实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建议可以成立一个中美知识产权保护协商机制或协商委员会，或者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一个第三方监督机制。此外，中美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达成新的协议，建立知识产权方面的长效双边合作机制。同时，中美均为 WTO的成员国，两国应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框架下进行双边协商，在知识产权保护上进一步合作。
（九）大力开展“州级外交”主动加强与美国州级和市级政府的合作
美国联邦制的地方政府关系具有各成员政府是独立的主权政府，保持着内政和外交的独立性的特征。因此，中国各省市可以利用美国各级州市所具有的独立性和对外来投资的急迫需求，主动对接美国各州政府和市政府，积极谋求与他们的合作。例如，即使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饱含争议，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CRRC）设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春田市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厂仍然赢得了当地工人和地方官员的高度评价。春田市市长表示，“中国中车在北美的首座工厂极其成功，对我们这个城市和地区的经济非常重要，带来了制造业和技工的回归”。
2019年6月18日，美国纽约州通过议案，确立了“中国日”。6月20日外交部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陆慷指出，纽约、加利福尼亚、内布拉斯加、田纳西、艾奥瓦、犹他、伊利诺伊7个州议会也都通过了庆祝中美建交40周年或促进中美友好合作的议案、贺状等。他强调，“在近阶段的对美工作中，更要把对美地方交流的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可见，在美国地方依然有着一股对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有着强烈愿望和普遍共识的重要力量。未来可通过举办中美省州长/市长峰会等沟通机制，促进中美地方政府经济合作。
（十）加强中美两国人文往来渠道通畅，促进民间外交
留学、旅游等是中美两国加深联系的重要纽带，是促进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是两国人民加深理解和友谊的有效方式，也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增长点。在中美两国关系紧张的关键时期，更应加强中美间的人文交流，促进理解，通过有效沟通打破中美贸易谈判僵局。中日关系也曾经出现紧张，但中日人文交流不但没有因此得到削弱，反而得到加强，这些年来中国公民赴日旅游不断创新高，已接近1000万人次，对推动改善中日关系起到积极作用。中美人文交流也可以借鉴。中美两国若寻求更多在以旅游、留学和技术移民等为代表的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不仅能拉近两国关系，有效提升中美人文交流，满足人民的需求，同时也能有利于平衡中美贸易的差额。
中美双方均应重视二轨外交在两国交流中的重要价值。智库、贸易协会、NGO等组织之间的交流能帮助中美两国形成有效而灵活的沟通途径和对话机制，传递两方的声音，积极协助两国消除误解、弥合分歧并最终提出解决方案。中美两国智库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因此，中美两国智库应积极展开对话，推动双方各领域专业人士的沟通、交流，为消除经济和政治壁垒发挥作用，并为中美两国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有力的支持。
中国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后七十多年所建立的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正在重新洗牌。当前经济全球化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在贸易领域，随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不断攀升，中美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在减弱，竞争性在加强，不断发酵的中美贸易摩擦只是表象，其背后呈现出自21世纪初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的“战略机遇期”正在消失而新的发展红利尚未完全显现的现实困境，也反映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及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已经成为美国及其所代表的美式民主价值观的“战略竞争对手”的既成事实。在中美新冷战的阴霾之下，如何通过良好的沟通与合作最大化减少中美间的贸易摩擦，避免冲突升级给两国人民及世界带来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成为两国领导人必须选择的“帕累托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就开放政策达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即封闭走向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个共识到今天仍然没有任何变化。中国在以全方位的、更大规模、更深刻的开放政策迎战美国的对华经济战。正如政治学家郑永年所言，“只有理性才能保护和促成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也只有理性才能促成中国履行作为大国的区域和国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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