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晶：着力推进新型全球化，带动全球经济走出十年萧条 | CCG研究

作者 | 周晓晶，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原所长

　　自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算起，全球经济已经经历了十年左右的经济萧条。传统全球化所遭遇的暂时挫折，严重迟滞了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既面临种种挑战也存在诸多机遇，抓住机遇积极推进经济贸易全球化进程成为所有新兴市场国家和西方主要国家的共同责任。而只有加大力度积极推进新型全球化，才能够真正带动全球经济走出十年萧条。

　　一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后，西方反全球化思潮，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英国和美国都是过去几十年经济贸易全球化的大力倡导并积极实践者，也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最大的获利者。特别是在金融全球化的大力推进和积极扩张中，美国英国都成为最主要甚至是排他的获利者。但是，在特朗普上台后，先是退出TPP，继而扬言退出美加墨自贸体系，甚至退出世界贸易组织。而英国则明确启动了脱欧进程。这些动作，无疑对本就因金融海啸后西方国家经济贸易萧条已经迟滞的全球化进程带来了进一步的伤害。而从根本上讲，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强劲增长，都直接得益于全球化。虽然新兴市场国家和欧元区主要西方国家仍在积极采取措施大力推动全球化，但如得不到以美国英国等西方主要金融强国的响应，推进力度和推进进程势必难尽如人意。

　　二是西方社会的政治右倾化和日益蔓延的民粹思潮，也将成为全球化推进进程中的重大阻力。虽然在2017年的法德意等欧洲主要国家大选中，西方社会的政治右倾化尚未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随着西方民粹思潮的蔓延，一旦全球再度遭遇经济暂时困难甚至经济衰退，势必会在政治上卷土重来。这种倾向，在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全球化推进进程中，都有可能成为重大的掣肘因素，制约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尤其值得注意。

　　三是2017年到2019年美联储加息及缩表，也是制约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负面因素。美联储加息及缩表，将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明显冲击和较大不确定性。使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难以复制本世纪初，也就是2001年到2010年间的强劲增长，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动全球化和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能力与动力。而从根本上讲，新一轮全球化的大力推进，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及在此基础上的积极参与。

　　四是地缘政治因素及局部战争风险，仍将对新一轮全球化带来较大制约。自本世纪以来，地缘政治冲突和局部战争就始终没有中断。即使是在西方因全球金融海啸普遍陷入经济衰退和持续萧条阶段，这种状况也没有多少改变。地缘政治冲突和局部战争风险的存在，极大限制了国际资本的跨国投资，特别是对一些从经济上看具有较大投资价值、但政治风险较高国家和地区的跨国投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对新一轮全球化的推进带来制约。而从根本上上讲，地缘政治冲突的话语权，又主要掌控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手中。所以，一方面，地缘政治冲突越激烈，矛盾越突出，越不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利于其提升自身积极参与和大力推动全球化的能力；另一方面，美英等国政府的反全球化立场及采取的种种动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其对地缘政治冲突的立场和方向。显然，这都将对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带来较大制约。

　　一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格局的力量对比所发生的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根本性改变，是新一轮全球化能够得以继续推进的重要物质基础。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高达70%以上。这种状况自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后开始发生重大甚至根本性变化。2010年，美国、西欧经济占全球比重首次降到不足50%。此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直朝着接近西方经济比重的方向前进。预计到2020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比重可达到50%，与西方基本持平。与这一趋势相适应是2009年以来，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始终超过50%，远超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贡献。

　　二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自本世纪以来，借助全球化的强势崛起，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和大力推进全球化进程，并进而改变不合理的全球治理模式和治理结构提供了重要支撑。从近年来国际治理体系的变化中，我们即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据此也能够进一步把握新一轮全球化的基本方向。这里有两个较大的载体，一是金砖国家合作的强势崛起和大力推进，特别是金砖国家合作的机制化趋势，彰显了金砖国家所代表的新兴市场力量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二是G20在全球治理中取代G7的趋势。长期以来，全球治理的主要载体是G7也就是西方国家集团。但自2008年起，G20峰会开始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载体。G20共有19个国家，其中11个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这11个国家的人口占了G20国家的四分之三左右。

　　三是西方国家中仍然存在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和积极推动力量。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的全面经济衰退，以及接下来的欧洲债务危机，导致西方民粹思潮的蔓延和反全球化倾向，虽然严重削弱了西方国家推动全球化的意愿及其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建中的领导能力，从而成为全球化的拖累因素。但同时，无论是欧元区，还是其他西方国家，甚至包括美国英国国内，也还存在着强大的支持全球化的力量。过去三十几年，美国始终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2009、2010年间，为推动美国走出经济衰退，美国国内曾有过究竟是通过重新振兴制造业还是重新推进金融全球化来带领美国走出经济衰退的争论。争论的结果，一是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重新振兴制造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二是奥巴马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推动TPP的相关举措。诚然，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TPP在很大程度上还有着遏制中国主导全球化进程的意图和考量，但不可否认的是，TPP首先是一个继续推进全球化的载体。即使在特朗普退出TPP的大背景下，断言美国国内就不存在主张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声音和力量也是不准确的。事实上，美国国内目前仍然存在着较强的主张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利益集团。至于德法两国主导的欧元区以及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更是西方国家中大力主张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四是新兴市场国家正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新兴市场国家近年来大力推进的一系列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经济发展和经济整合措施，正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继续推进的重要载体。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建设，东盟合作机制的深化，中亚五国合作机制的扩容，金砖+等发展新理念的提出与实践；以及其他一些区域性，甚至在整个洲际间的经济合作与整合，都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和大力推动全球化，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推动全球治理模式及治理结构的优化和改善，提供了重要机遇。可以预见，随着新兴市场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必将取代美国，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力量，并主导全球化的进程与方向。

　　过去三十几年的全球化基本上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2008年金融海啸后，西方国家陷入全面经济衰退和持续萧条，催生了西方社会日渐增大的反全球化声音，并使得过去几年的全球化进程事实上处于停止状态。特朗普竞选期间扬言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并在上任伊始即宣布退出TPP，更是使本就风雨飘零的全球化进程雪上加霜。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大背景下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的历史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新兴市场国家肩上。中国两年前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恰好顺应了这种时代要求，并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振全球化、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动能。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提出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最初更多的还是着眼于积极探索2.0版的中国改革开放战略。过去三十几年中国改革开放得以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中国自觉地将国内改革的推进建立在对外全面开放的基础之上，通过全面对外开放扩大自身的国际视野，为国内改革找到国际参照体系和国际坐标，从而全面推进国内改革进程。同时，中国始终把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作为改革的根本目的，而不是为改革而改革，这样也就避免了其他国家闯关式改革甚至所谓休克疗法式改革的教训。正是在这些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一带一路”战略，形成了2.0版的中国改革开放战略。但是，恰恰是在中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这几年里，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因应这种变化，中国的“一带一路”设想为新兴市场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抓手、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也就自然而然地升华为新兴市场国家重振全球化的内在要求和战略共识。中国商务部2015年3月发布的一带一路路线图明确，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从路线图的这一战略构想中不难看出，在这两条广袤而又雄伟的经济带中，人口超过20亿，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存在着一个个未来一段时间极具潜力的新兴经济体，存在着巨大的合作和开发潜力。这些区域和地带的崛起在未来几十年将有力地验证亚洲世纪的辉煌。现在看，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并辅之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其最大意义就在于不但为全球经济进入新的长波增长周期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经济增长极，同时也为重振全球化、为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提供了中国机遇、提供了新兴市场动能。

　　过去三十几年全球化具有三大基本特征，一是基本上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从根本上讲是从属于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既有经济秩序的；二是基本任务在于为国际资本开疆扩土，因而也就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际资本的逐利要求；三是金融全球化、金融资本过度扩张，结果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从这三大基本特征不难看出，在过去三十几年全球化进程中，获利最大的只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当然也不能不看到的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逐利行为，必然会在客观上将少数新兴市场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纳入到全球化中，作为全球化推进进程中特定的热点、节点或新的增长点，带动其经济成长并使其分享到较大的经济利益，如金砖五国、灵猫十一国等等。甚至不排除个别国家如中国收获了仅次于美国的最大利益。正由于此，加之西方国家没能处理好国际资本逐利与本国中产阶层利益递减以及下层利益受损等问题，才导致西方社会普遍出现反全球化思潮。

　　美国退出TPP以及特朗普的美国至上和反全球化立场，事实上也就终结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但这并不等于全球化本身的终结。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除美国以外的大多数西方国家仍然需要全球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世纪以来金砖国家的强势崛起，印尼、土耳其、越南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崛起，无一不是全球化推动的结果。目前，中国提出2020年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印度提出2032年进入10万亿美元俱乐部，俄罗斯普京豪言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这些目标的实现，均有赖于全球化的继续推进和强力推进。与过往不同的是，继续推进的新型全球化将会展现出全新的视角、突显出新的特征。

　　第一，继续推进的全球化将不再是美国主导，而是东西共治甚至新兴市场主导的全球化。其二，继续推进的全球化的主要着眼点是实体经济而不再是片面的金融扩张，因而将更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其三，继续推进的全球化将较好地处理好资本逐利与相关国家的自身发展问题、以及如何更好地惠及中下层民众的切身福祉问题。而这样一来，符合了更广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就为新型全球化的继续推进找到了方向。因而必将受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欢迎，并成为新兴市场的战略共识。

　　过去三十几年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既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又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实现了自身经济的强势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全球化受挫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多次明确而又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坚定推进全球化的立场和相关措施，并通过扩大开放、扩大对外投资等实际行动多视角地展示了中国在全球化问题上的自信、力量与担当。中国始终认为，自从2009年西方国家普遍陷入经济衰退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挫，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日益蔓延。其结果，直接导致近些年来全球贸易投资的停滞不前甚至持续下降，从而极大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和复苏力度。因此，提振全球经济，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重新振兴全球贸易与投资，就是进一步推进经济贸易的全球化。

　　从方向上看，中国继续推动全球化进程可以着眼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措施。

　　其一，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积极打造开放的高地、投资的热土，和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推动中国的发展，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但关起门来也办不好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开放大门会越开越大。去年，中国吸引外资在发展中国家仍居首位，达到1260亿美元。世界银行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评估，去年和2013年相比上升了18位。同时，我们推动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已经逐步扩大到11个省区市，而且还会把普遍适用的经验向全国推广。中国这么做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自身的积极开放，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共享中国机遇。

　　其二，加大力度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并通过各种机制协调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自从“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和亚洲投资银行启动以来，中国的倡议得到了全球最广泛的支持和赞成，相关举措也得到沿线国家的普遍赞誉。可以预见，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将会越来越深入，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将越来越广泛，这些国家经济将越来越受惠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其三，积极推动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和投资贸易协定谈判，用区域化来推动全球化。中国对已经达成或者希望达成的一些区域贸易安排一直持开放态度，也乐见其成。只要是有利于贸易自由化的，我们都会去参与、去推进，而且中国人明白，要用开放抓住全球化的机遇，不管有什么挑战都不能错过。而在过去若干年里，我们也和很多国家提议，建立自由贸易区或者进行投资贸易协定的谈判，这些都是有利于双向开放的措施。虽然目前中国与一些国家有一些经贸摩擦，但这不应该成为影响我们继续开放的理由。相反，我们应该明确一个道理，就是你的开放力度越大，开放程度越深，这里面的摩擦相应就会越多，但是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小。

　　最后，中方也愿意和世界各国一道来改善全球治理体系。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化进程中确实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如结构的失衡、分配不尽合理，以及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等方面出现的问题，但它们不是全球化本身的问题，而是发展中的问题、应对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利益分配失衡和发展结构失衡，所反映的最终还是全球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的失衡。因此，只有紧紧抓住全球治理这个根本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愿意和世界各国一道来改善全球治理体系，从而为新型全球化的继续推进保驾护航。

CCG新书《全球化向何处去：大变局与中国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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