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十月惊变”提前到，美2020大选或很另类
2020年1月13日
刁大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2017年6月28日，《华盛顿邮报》刊出了一篇题为《我为什么竞选总统》的专栏文章，让很多刚刚被2016年大选折磨得精疲力竭的美国民众措手不及。这篇“自问自答”来自时任马里兰州国会众议员约翰·德兰尼（John Delaney），也正是这位当时国会中罕见的前CEO过早下手，提前开启了民主党挑战2020年大选的序幕。5个月后，准备带华盛顿政治“出圈”的杨安泽宣布参选；17个月后，奥巴马政府的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朱丽安·卡斯特罗正式组建试探委员会，成为首位下场一试的民主党主流参选人。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备受期待的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也踏上了竞选之路。
这样算起来，若以2020年11月3日大选投票日为美国总统大选周期的终点，民主党已提前28个月“开跑”！从数字上看的确是历史罕见，但似乎也构成了某种新常态。毕竟，不得不早做打算的民主党所面对的是一个在就职后第一时间就宣布谋求连任的总统。某种意义上，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几乎是美国政治日历上消失的年份：2016年之后就是2020年大选周期。于是，当2020年选举周期真正遇到2020年时，一切都将迎来一张更为清晰的时间表。
总统的时间表
从公开信息看，特朗普是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开始2020年连任竞选之旅的。随后，今年1月9日，特朗普将访问俄亥俄州北部城市托雷多，参加主题为“保持美国伟大”的竞选活动；5天里带着相同主题转战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造势。从蓝领中下层选民密集的中西部出发，其选举主线所在一览无余。
在特朗普忙于造势的同时，第116届国会参众两院第二会期也在1月6日、7日重新开会。届时，国会参议院的弹劾审判环节将有望被最终确认。虽然特朗普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毫无被罢免之忧，但更多证人出庭的可能性对他并非利好。特别是综合各家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支持特朗普因弹劾而去职的比例较为稳定地维持在47%到52%之间，甚至有将近10%的共和党人也表示了支持。如此民调虽然对特朗普过去三年来长期维持的基本盘构不成威胁，但如果被民主党人充分利用，对其连任特别是在某些关键州的选情也会造成一定影响。
在开启国会参议院审判程序之前或期间，特朗普已确定时隔两年在1月21日至24日出席达沃斯论坛。这应该是他在大西洋彼岸对国内喊话的好机会，所以讲话内容不出意外地会是充斥着自我标榜政绩的竞选调门。同时，正如在2018年达沃斯期间与当时的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双边会晤一样，此次达沃斯之行也必然会有“会外会”，而中东等热点议题自然会成为经济合作之外的高聚焦点。
回国之后，特朗普的下一个明确日程即2月4日到国会发表其第三份《国情咨文》。这将是21年之后又一次总统以“戴罪之身”出现在国会会场。按照预期，特朗普除了抓住一切机会宣扬政绩之外，可能还是会把重点放在经济和安全议题上：联邦支出控制、医疗改革、移民政策，甚至是伊万卡长期推动的“家庭带薪休假”等政策或被再次提及，并竭力将兑现不了的责任全部归罪给民主党国会。与上一位“戴罪”总统克林顿在戏剧性场面下并未提及弹劾半句相比，面见佩洛西必然分外眼红的特朗普到底能不能忍住，反而成了一个看点。
除了弹劾审判，复会后的国会参议院将需要对国会众议院放行的《美墨加协定》进行表决。按照目前参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的表态，占据多数的共和党人倾向于在完成弹劾审判即保特朗普过关之后再放行《美墨加协定》。这就意味着，大概最早在二三月份，特朗普将先后拥抱两个利好消息。这个时间段又恰恰是民主党总统初选的关键时期，特朗普这边的好消息或将确保其可与民主党对手分享媒体关注度。
2020年已确定的首场外交重头戏应该是6月10日到12日的“七国集团”（G7）峰会。这是G7峰会第七次在美国召开，但却只是第二次来到戴维营，唯一的相同点却都是：戴维营是第一选择被否之后的替代方案（今年G7峰会原本的第一选择是海湖庄园）。与2012年时西方领导人尚可共赏欧冠决赛的气氛相比，此次峰会因为特朗普所加深的跨大西洋裂痕而并不被外界抱以过高期待。特别是，那个时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将有可能基本确定，那样的话，特朗普的心思自然更不在峰会上了。
随后的明确安排算得上是专属特朗普的高光时刻，即8月24日至27日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将正式提名特朗普和彭斯为正副总统候选人，继续捍卫白宫宝座。
在大选投票日前后还有几场牵动世界的外交活动将邀请美国总统出席。马来西亚APEC峰会和越南东亚峰会大概会在10月到11月的某个时间举行。如果是选前，特朗普可能缺席。一方面他也不是第一次缺席，另一方面奥巴马在2012年就以选举为由缺席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APEC峰会，虽然外界普遍认为此次缺席完全是对普京缺席当年G7峰会的“回敬”。可以确定具体时间的是2020年11月21日到22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届时，世界各国领导人将面对两种情形。要么是胜选的特朗普，他一定会迫不及待地向世界描述第二任期对外政策规划；要么是选败的特朗普或他的代表。颇为值得玩味的是，利雅得是特朗普作为总统出访的首站，在总统特朗普的一个起点站迎接一个美国政治的新起点，巧合耐人寻味。
选举的路线图
2020年开年第二天，从未在选战中找到方向和空间的朱丽安·卡斯特罗宣布退出。这就意味着距离2月3日艾奥瓦初选揭幕战一个月之际，仍旧有14位参选人坚强地留在民主党初选中角逐提名。即便战场异常拥挤，但舆论普遍认为最终人选会在拜登、桑德斯、沃伦之间产生，如果再稳妥地扩大一些的话，还可以多观察一下布蒂吉格和布隆伯格这两位并不太切合现实的人选。
2020年1月14日，民主党参选人们将迎来第七轮电视辩论，地点在艾奥瓦州首府得梅因。按照已确定安排，第八、九、十轮电视辩论将分别在新罕布什尔（2月7日）、内华达（2月19日）和南卡罗来纳（2月25日）三州举行，时间都在当州初选（2月11日、2月22日、2月29日）之前，凸显了四场揭幕战的关键性。
虽然拜登目前在整体民调中持续领先、且平均优势可达到10%左右，但就艾奥瓦和新罕布什尔民调看，拜登似乎将无法守住这两个关键风向标。布蒂吉格更有机会赢得艾奥瓦，而桑德斯则更有可能在新罕布什尔胜出。依照不算长的两党初选历史经验，同时输掉艾奥瓦和新罕布什尔两州初选也未必不能逆袭获胜。比如1992年的克林顿就是在后续初选深入南方后反超的。如今，拜登在内华达和南卡罗来纳初选的优势仍坚固，如果可以稳住这两个州，的确还能将希望留到3月份“超级星期二”之后。同时，基于同时赢得艾、新两州初选者都最终锁定提名的事实，布、桑两人瓜分艾、新胜果，自然是对拜登的某种安慰。
这样看来，民主党初选的关键节点最早也要到3月3日包括加州、得州等大州在内的14个州同时初选的“超级星期二”才能出现。但这个关键节点大概率也只是将民主党初选战场简化为更为清晰的“二人转”状态或趋势。
目前民调的综合数据粗算为：拜登30%、桑德斯20%、沃伦15%、布蒂吉格10%、布隆伯格5%。换言之，拜登所代表的温和建制派盘面可达45%，超过桑德斯与沃伦身后激进派的35%，但却不具有绝对优势。“超级星期二”之后，随着更多参选人甚至是排位靠前者的退出，两派代表性参选人对决的态势将演化为民主党初选的路线图。
具体而言，桑德斯或沃伦的退出应该不会影响民主党激进派的有效整合，而如果拜登因为所谓“电话门”等特殊政治原因而不得不止步的话，布蒂吉格或布隆伯格几乎无法完成温和建制派的彻底整合，胜利的天平势必会倒向激进派一端。对比2016年初选中桑德斯以不足三成的民调支持面对着希拉里超过五成的明显优势，仍旧撑到了初选最后一刻，如今一个更强的桑德斯（包括竞选经费的更加充足）和更弱的对手，也就极可能会走完整个初选过程，杀到6月初的最后一站才会让世界知道民主党的最终人选。
7月13日至16日，即6月16日民主党初选最后一站（哥伦比亚特区初选）完成一个月之后，民主党将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及其自主选择的副手人选。由于共和党在任总统的确定性，大选阶段不必再等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而提前开启。其后的最基本标配包括了9月29日（印第安纳州圣母市）、10月15日（密歇根州安阿伯）以及10月22日（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三场总统电视辩论以及10月7日（犹他州盐湖城）的唯一一场副总统电视辩论。11月3日选民投票决定各州选举人团票归属、从而实质上确定当选总统之后，12月14日各州选举人团成员也将在各州州府集会投票，最终在形式上完成选举。
关于2020年大选能否如期完成，也存在着些许不确定性。客观原因是，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时选民票与选举人团的“倒挂”为2020年选举中出现极端势均力敌情况增大了概率；主观原因是，特朗普一定会使出浑身解数实现连任，这也许会增加某些州重新计票的可能性。
人为制造的“十月惊变”？
关于“十月惊变”的可能性在评估每次大选时都会被提及（编注：自从1980年以来，美国大选年的10月份总会发生影响选情的突发事件），但估计谁也不会想到2020年一开年就会发生。1月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的遇袭身亡无疑是近年来美国与伊朗对峙中的重大节点甚至是转折点。特朗普政府的此次行动显然具有一定选举考量，而其后续不可预期的后果也必然会造成不可小觑的选举影响。
面对当前伊拉克的局势，特别是近期美国驻伊拉克使馆被围攻的情况，进入大选年的特朗普当然很容易联想到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或者2012年“班加西领馆袭击事件”。前者成为卡特连任的梦魇，而后者则在三年多之后变为希拉里白宫之路上的“绊脚石”。于是，他必须采取措施以免自身选情重蹈覆辙，而这种历史紧迫感又好巧不巧地被眼前的弹劾压力加剧且升级。
1998年12月17日克林顿发起“沙漠之狐”行动拖延国会众议院弹劾表决，或者1999年3月克林顿在国会参议院罢免失败之后发动“科索沃战争”都被认为存在转移国内视线、彰显总统控制力的考虑。因而，先发制人、占据主动、转移压力……诸多动机交错之下共同推出了最终的这个决定。
某种意义上，这次被外界视为“捅中东马蜂窝”的行动在特朗普那里可能是别无选择。最大的前提是，伊朗方面在多次减少履行《伊核协议》承诺之后，留在协议内的空间已越来越小；且如果特朗普连任，对伊继续强硬甚至采取其他选项成为必然。在这个前提下，假设不是出手如此之狠的袭击，美国会认为伊朗在美国大选之前随时可以制造出足够牵动选情、令白宫陷入被动应付的“危机事件”。
与其颇为被动地等待靴子落地之后再行动，不如主动向伊朗发出最严厉的“邀请函”。其结果大概是两个：一个是伊朗有限“报复”甚至是在美国预期之中的进一步放弃乃至最终退出核协议、美国可控回应（比如反而符合美国国内民意的从伊拉克撤军），双方再次清晰彼此战略限度，再度回到僵持；另一个就是开战。而特朗普肯定会觉得，如果他静候属于自己的“中东危机”，结果估计也是开战，不同在于那时会极为被动，国内压力也会更大，不如先下手为强。
就好像美国历史上弹劾从未成为在任总统谋求连任选举的议题，谋求连任的在任总统也从未在选举年当年投票日之前发动过针对别国的战争……
上一次在选举年当年投票日之前进行军事行动的情况还只是在1912年塔夫脱政府决定参与镇压古巴人民起义。诚然，如果有人员伤亡，对特朗普肯定不是好消息，但一旦战火燃起，特朗普则可以彻底掌控舆论议程，谁还会关心可能同步进行的民主党初选呢？正如此前讨论过的小布什因“911事件”而迎来足以解决选民票不足困境的重大民意起伏，如今的突发事件会不会成为特朗普自导自演的“911”呢？
当前美国的国内矛盾无疑大于国际矛盾，但在不确定性意义上，国际矛盾可能给选举制造的影响一定大于国内矛盾。苏莱曼尼的遇袭身亡可以明确一点，即外部因素极可能会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扮演比以往更加重大的角色。由于特朗普政府在过去三年对外决策中留下了太多伏笔、隐忧乃至敌手，这些遗留问题很难说不会在2020年接连爆发。真若如此，就好像特朗普不是“另一位”而是“另一类”（足以让美国政治陷入巨大恶性循环的）美国总统那样，2020年大选也就不是“另一场”而是“另一类”了。
文章选自澎湃新闻网，2020年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