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凡:加税和振兴制造业的关系,特朗普到年底才明白过来

2020年1月3日

专家简介

丁一凡: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

辞别2019,迎来2020,观察者网年末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前副所长丁一凡,解读一年来经济领域备受关注的话题。

6%只是一个心理关口,其实影响没那么大

观察者网:丁老师您好,临近年末大家都比较关心今年中国经济的状况,每一年媒体都会说这是“最难一年”,您认为今年中国的GDP是否会“破六”,对未来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丁一凡:经济新常态实际上就是指中国经济已经脱离了过去我们熟悉的那种高速增长的阶段,进入中速增长的阶段。所以是不是6%,只是一个心理关口。

按理说今年达到6%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前几个季度其实都是六点几,所以最后一个季度即使不到百分之六,全年平均下来应该也是百分之六以上,所以应该不成什么问题。

但是心理关口很重要,因为大家都在盯着这个事,就像过去我们曾经说经济增长不能低于8%——曾经也是一个神话,如果低于8%的话我们就会有若干问题,比如就业问题等等。实际经济增长调整到8以下之后,我们发现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影响,对就业、收入增长,对生活质量的改善都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6%其实也是一个心理关口,未必在6%以下我们就会有那么明确的感受。

但是因为大家觉得经济不能再慢了,从经济原理上来讲如果经济太慢的话确实也会有问题——因为经济如果增长太慢,你的债务就会显露出问题了——经济增长快的时候因为你有足够的利润,足够的增长空间,所以你的债务其实不成问题;但是经济增长慢了以后债务就会慢慢出问题。你看现在美国、日本这些发达经济体都是因为经济增长率放慢了以后,它的债务关系才迅速地增长。无论是企业债务,个人债务还是国家债务,其实都是在经济增长放慢了之后显得特别突出。

 

观察者网:关于GDP有一种说法,觉得现在GDP的统计方式可能不能够真实地反映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发展,有一部分人觉得需要重新的来考量或者评估。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丁一凡:GDP就是一种标准,其实每个国家的统计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你无法苛求GDP完全现实地反映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现在服务业比重越来越高,而服务业在中国我们都知道从来都是一个很难计算的单位。

为什么中国经济除了统计局每年都要做的GDP统计以外,每隔一段时间都搞一次经济普查?你会注意到每一次经济普查之后的GDP总量其实都是放大了,都会统计出一堆此前GDP统计没有统计到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主要来自于服务业,而服务业很多是统计不上来的。比如我们知道服务业有大量偷税漏税,在这种背景下你当然统计不上来了。

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因为服务业领域里很多事情是非常难统计进来的,而服务业在GDP里的地位又很重要,比如说美国的服务业在GDP里占的比重现在差不多将近百分之八十了,中国虽然没有那么大,但中国服务业的比重也是越来越大,现在已经超过了制造业,在中国经济里占的比重最大。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过去统计GDP很难把服务业这些方方面面都统计进去,有很多新兴的产业其实也没有完全没考虑进去。这些新兴产业基本上都属于服务业,比如我们的媒体特别爱讲的AI、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应用在各个产业里,以后会大大提高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从经济效率上讲会提高很大一块,但是它在GDP中的反映并不那么明显,所以有很多你是无法准确估价出来的。

效果怎么样?

现在我们所谓高质量发展,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特别是像数字经济等新兴的东西,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可能是最先涌现出来的,而这些数字经济里很多是服务业,不见得特别容易统计进去,而且特别是它的附加值那一部分,不是很能准确地表现出来。所以在统计中就会有一定的疏忽和疏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没有完全地统计出来。

观察者网:今年年初国家对民企有过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包括贷款上的优惠和减税,希望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能够帮助他们增加一些抵御风险的能力。年底又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对民企开放竞争性业务。从您的观察来看,这些政策效果如何?

丁一凡:当然,国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但是从民企的投资方向来看,还没有明显的增长。

其实并不是说国家要求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给你更多贷款你就自然去投资,其实民企对市场的反应更敏感。现在市场的问题就是市场的需求不大,这种情况下你要求私营企业去更多地投资,一般来说是不为所动的。相反,国企因为国家的需要,所以某种程度上国家说在市场需求不旺的情况下仍然应该在某些方面投资,国企会干民企大概就不会干。

所以,不光是货币政策可以决定他们的投资方向,特别是在市场需求不旺盛的情况下要增加市场需求,国企是必不可少的。这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早就论证过的问题,他说之所以有经济衰退还是因为市场需求不足,这时候国家就应该提供公共需求。提供公共需求靠谁,主要还是靠国企。

国企是要承担这份责任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总有人说“国进民退”,如果市场极其不旺盛的时候,国进民退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否则的话经济就进入衰退了。

特朗普不懂经济,他更相信自己的直觉

观察者网:也有很多人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引申到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危害,从另一个方面我们看美国的经济,特朗普希望利用中美贸易摩擦振兴美国经济,从2019年美国经济的表现来看,他做到了吗?

丁一凡:我觉得要衡量贸易战的结果不应该仅仅盯住经济增长数据,比如我们增长了6%,还是美国经济增长百分之二点几,实际上和贸易的关联并不太大。

美国经济学家对此做了很多测算,比如前一阶段特朗普政府对中国500亿、2000亿、2500亿的商品增收关税的时候,美国企业和美国消费者为此要多付出多少代价。他们的测算结果是,大概每个美国家庭的消费会多增加600美元到1000美元的支出。后来中国对美出口的2000亿产品如果被加征关税,后果就更加严重,根据这些美国经济学家的测算,大概每个美国家庭为此多付出的要超过每年1600美元。

对于美国的企业来说,加征关税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因为美国企业为了保持市场份额,不得不消化掉这一部分关税——把关税当做自己的成本来消化掉。因为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有将近一半多是中间产品,中间产品就是美国企业需要来完成最后生产的那一部分产品,如果没有中间产品美国企业是不能造出最终产品的。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间产品涨价,美国企业的成本上涨,如果要转嫁关税负担,美国企业就直接把关税费用摊在价格上面。可是他们面对着欧洲生产者、日本生产者的竞争,又不愿意放弃市场份额,所以不敢贸然涨价,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美国企业不得已只好自己消化掉这一部分关税上涨的成本,这样的话美国企业的利润就下降了,所以实际上受损的是美国的企业。

从微观经济上讲,贸易战真正受害的是美国的制造业企业和美国的消费者。特朗普总统号称贸易战是要帮助美国制造业回归,重新振兴制造业,可事实是因为有了这些关税,有了贸易战,结果美国制造业企业对本土的投资下降了38%-40%,也就是说美国的制造业企业因为有了这些关税的问题,美国政府跟所有的人打“贸易战”,他们不敢投资,因为如果不能从海外进口这些中间品,成本就太重了。

确实,在很多领域里美国制造业已经完全不生产了,比如很多原材料和元器件,让他恢复全部生产根本不可能,只能从海外进口来组装成他的产品在市场上销售。如果把这些进口的产品全加上关税,一些美国企业会觉得我得不偿失了,我干脆就不生产了吧,所以加关税的结果是对美国制造业的一个严重打击而不是帮助。

观察者网:所以说特朗普一开始讲得非常夸张,说“我要利用贸易战让我们重新获得利益,让美国再次伟大”,并且想把它作为自己的政绩,为他第二次当选添加一些筹码,其实从您刚才讲的角度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其实是起到了比较相反的作用。

丁一凡:特朗普总统并不懂经济。他在上任初期为了振兴制造业曾经组建了一个“美国制造业振兴委员会”,请了一些制造业企业的大老板去给他当顾问来解这个问题。后来因为搞“贸易战”导致他跟这些美国企业很不合,最后这个委员会就被他自己解散了。制造业振兴委员会主席是当年陶氏化工的老总,他来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一起吃早饭聊过这个问题,他说他认为特朗普是一个对现代制造业完全不懂,对全球产业链一无所知的人。他说他曾经苦口婆心地对特朗普讲,即使美国制造业要回归、要复苏也不能采取贸易战的办法,因为这是打破全球价值链,也是对美国企业极其不利的。

 

但是好像特朗普对这个事情根本没听懂,特朗普经常觉得他的直觉比所有的知识都可靠,他就信他的直觉,所以在这些决策方面他一意孤行,我觉得他是这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也就是说他会继续搞下去,直到经济衰退了他才会认识到“贸易战”的厉害。

实际上,10月份以来他开始有一些缓和的想法,想认真地去谈。因为美国各种各样的指数都证明很快经济有可能进入衰退,很多经济学家包括特朗普的白宫经济顾问都告诉他其中的风险,说如果继续搞下去的话美国经济就可能陷入衰退。

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才开始在贸易谈判上松了一点口,说我们可以谈。但是到现在为止他好像又开始犹豫来犹豫去了,因为他判断经济就看一个——股市。这是一个不太靠谱的标准,但是他也不懂别的。所以他看股市好像又有点回升了,其实股市回升还是跟他散出口风说中美快要达成贸易协议有一定的关系——凡是有消息说中美有可能或者分阶段终止贸易战的时候,股市就好一点;然后只要贸易战升级,那么股市就开始往下走。所以他其实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但是他又觉得不甘心,他觉得自己要想显示自己很强大,可以逼着中国做这个做那个,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其实要达成阶段性协议也不是那么容易。

英国一直是欧盟的“搅局者”

观察者网:所以说有网友开玩笑说特朗普是专职炒股兼职在做总统。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欧洲的局势。您是欧洲问题的专家,今年一欧洲有一件大事就是英国脱欧。是不是我们可以说脱欧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呢?欧盟现在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面对英国脱欧他应该如何去度过这场危机?

丁一凡:英国脱欧、这个问题来说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谜团。但是英国脱欧是不是对欧洲一体化的冲击,其实这个问题倒不一定那么绝对。

当年英国的全民公决结果一出来就引起了很大的动荡,这个事儿到底对欧洲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中国离欧洲比较远,而且我们对欧洲的关注不是那么细,所以中国人会产生一种印象,觉得英国都脱离欧洲了,是不是其他的地方也要脱离欧洲呢?但是如果你要去看一下主要核心欧洲国家的反应,比如说法国、德国、意大利或者荷兰、比利时这些国家的反应的话,他们的反应正好相反,认为英国脱欧可能是欧洲一体化加强的一个好迹象,因为他们就更加团结了。

因为英国在欧洲一直是个三心二意的伙伴,最开始搞欧洲一体化,成立欧洲共同体的时候英国并不在内,而且在整个的历史过程中英国一直想破坏欧共体,破坏欧洲一体化进程。因为英国不喜欢这个东西,英国希望的就是一个真正的自由贸易区。当时为了要破坏欧洲的一体化英国还故意拆台成立了另一套组织,把那些不是欧共体的那些国家拉起来组织一个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意思就是要跟你欧共体比一比,要证明其实我的吸引力比你还大。

结果后来欧洲自由联盟的发展不太好,但是欧共体的发展越来越好,参加欧共体的国家越来越多,然后这个时候英国坐不住了,英国说我也加入——英国从60年代末开始就不断地要求加入欧共体。然那个时候法国的总统还是戴高乐将军,戴高乐将军说你要进来肯定是来捣乱来的,所以法国曾经两次否决,不让英国加入欧共体。戴高乐总统去世后蓬皮杜总统上台,当时法国和美国的关系特别紧张,蓬皮杜总统为了缓解跟美国的紧张就放英国一马了,后来在下一次欧盟扩大把西班牙葡萄牙什么都吸进来的时候同时把英国也吸进来了。

所以70年代初的那一次欧共体扩大才把英国放进来,但是英国被放进来以后就开始处处给欧洲一体化设门槛,动不动就是“不行”、“我不干”“这个我反对”,导致后来在很大程度上欧共体都是最后没办法就把你英国放在一边,我们自己干。

 

这就是为什么欧洲推行统一货币,但英国不是欧元区;欧洲搞了一个申根协议,但英国又不是申根协议的成员——凡是欧洲一体化比较突出的领域英国都是例外,都不参加。其实英国原来不仅不参加,还坚决反对这些措施,后来是因为其他欧洲国家坚决要干,最后他只能说我就不干了,我例外,你们想搞你们就自己搞。

所以整个欧洲一体化后来发展的很多措施都是在没有英国的情形下实现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大部分欧洲国家认为如果英国退出以后他们下一步再继续推动一体化可能会顺利得多——因为没有了英国这个系统的反对派。从理论上讲这些欧洲国家现在少了一个麻烦制造者,少了一个不断提反对意见的人,所以他们在一体化道路上可能会比原来容易一点。

观察者网:感觉英国自古就有这样一种搞事情的体质。

丁一凡:从英国方面来讲,它脱离了欧盟的贸易体系是不是就意味着约翰逊政府或者说后面的英国政府它会全面倒向美国,和美国之间形成一个更加紧密的同盟呢?英国脱欧了是不是就没办法必须要跟美国走到一起了?其实这个事儿也值得怀疑。

英国跟美国从来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关系。因为英国人总觉得他是美国人的父亲,要不断地教导美国人做这个做那个。但是美国人又不吃这一套,美国人老想当英国人的老子,所以这种复杂的关系不是那么容易就解决了。

也就是说不是英国离开了欧洲以后会全面倒向美国,因为他不会甘心他的一个前殖民地现在来指挥他所有的事情,从心理上讲英国人其实比较傲慢,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现实。所以历朝历代英国人都是喜欢对美国人指手画脚的,喜欢教育美国人说你们应该怎么样,从这个背景上讲英国和美国形成紧密同盟没那么容易。

你看上次特朗普访问英国的时候,实际上整个英国的媒体完全都炸窝了,包括特朗普跟女王的这些举动被英国人认为是奇耻大辱。这些事情其实都体现出美英民众之间的关系,彼此心理上极不信任,所以也未必脱了欧的英国就会倒向美国。在前不久北约峰会上其实约翰逊就参与了调侃特朗普的那个小圈子,把特朗普搞得很郁闷。特朗普觉得我支持你上台,结果你现在怎么跟这些人一块来调侃我?所以特别不满意。好多事情都证明未来的美英关系也不会是那么顺利。

 

观察者网:感觉美国和英国两个国家之间到底是按血统喊爸爸还是按实力喊爸爸,双方到现在也没闹清楚。

丁一凡:一直就有这个关系。你想当年特朗普上台的时候因为什么事情跟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吵起来了,然后特朗普一高兴就骂特鲁多说,别忘了你还烧了我们的白宫呢!其实不是加拿大人烧的白宫,是当时英军占领了白宫然后把白宫给烧了。所以反过来如果哪一天特朗普急了要骂英国人,估计又要重新再骂一遍。而且特朗普又是属于那种口无遮拦型的,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香港会失去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吗?

观察者网:今年国家的一大战略就是粤港澳大湾区,但香港的“修例风波”会对大湾区建设带来哪些影响?

丁一凡:我觉得粤港澳湾区某种程度上是让香港和澳门能够受益于珠三角地区的发展。珠三角最近经济发展趋势非常猛,深圳现在从各个领域都超过了香港,所以从这些角度上讲粤港澳大湾区更多的是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机会。

我觉得未来不会那么容易。澳门和香港是特别行政区,首先人员就不能自由流通。作为大湾区,无论是东京湾还是美国的西海岸,这些大湾区的好处就是一个,流动性特别强,各种各样的要素能够聚集在一起,而粤港澳大湾区因为行政区的划分不同,很难把所有的因素都聚集在一起。

比如资本市场,他们也不能完全一样,但是可能未来会让珠江三角和他们搭出更多的轨道,让这边的金融更加开放一点。但其实这也是一种悖论,如果这边的金融更开放一点的话,那么是不是会吸收大量的香港的资本,因此香港也会慢慢地失去它的中心地位?我们都不知道,要慢慢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来看看到底有多少发展前景。

 

另外我们的制造业升级在深圳、在珠江三角洲是比较明显的,但香港和澳门的这些青年人是不是能够参与并受益于产业升级,还不太确定。因为实际上最近香港出问题以后,大家才发现其实香港的教育差得很远,香港的劳动力素质水平其实并不高。如果你的教育不行,你的劳动力素质也不行的话,即使我是开放的,你可能未来也未必能够受益于地区的一体化发展。

观察者网:香港的衰落也让国内其他城市看到了机遇,您觉得上海作为金融中心,未来有没有可能取代一部分香港的功能?

丁一凡:我觉得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和香港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是整个中国的金融中心很重要,有很多东西在上海产生。过去上海只是一般的意义上的银行中心,金融交易所的中心,可是现在上海确实金融的玩法花样越来越多,比如上海也成立了石油期货,人民币定价石油期货中心,未来很多期货的中心、保险交易等各种交易都会慢慢在上海产生出来。所以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潜力是未来她会成为以人民币为代表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部分。

但是香港还是一个对外的、自由的金融窗口。因为它没有资本管制,比如说没有汇率管制,它的汇率是浮动的,然而我们的汇率是有管理性的浮动,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还需要管理我们的资本流动,否则按照所谓不可能三角的道理——就是我不可能同时拥有资本流动自由和汇率自由以及独立的货币政策自由——所以我们选择的是要控制汇率。那么我们必须得对资本流动有一定的控制,才能够保证我们的汇率是有一定的可控的浮动,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不可能代替香港,而香港也不可能代替上海。

所以大家各有不同的功能,未来在发展中可能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作为人民币的国际交易中心,上海的地位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很快就会超过香港,但是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它还是跟上海有很大的差异。

文章选自观察者网,2019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