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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章中提到，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为此，习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加强“国际理解教育”，以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促进中外语言互通，进一步深入推进友好学校教育深度合作与人文交流，在青少年心中打牢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热爱和平、维护正义、共同进步的思想根基，向世界讲好中国的教育理念，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基础。

　　国际理解教育最初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推动的教育理念，旨在增进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之间相互了解和宽容，加强合作，以便认识和处理全球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这一理念被引入中国后，越来越得到教育界重视，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有新的探索出现。中国国际学校自诞生以来，就与国际理解教育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然而国际学校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有何特殊之处，却鲜有报告加以分析。

　　本报告尝试通过呈现中国国际学校国际理解教育实施情况，以弥补这一不足。具体来看，报告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梳理了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起源与在中国的发展概况；第二部分为报告的主体，从理念建设、课程设置、主题活动、教师培训和对外交流与合作五个方面呈现并分析中国国际学校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现状；第三部分对报告主体部分进行了简要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于中国国际学校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展望与建议。

(一)国际理解教育理念溯源

　　二十世纪上半叶，传统教育很少关注国际事件以及不同民族、国家或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防止悲剧的重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提出了“国际理解”的理念。在随后的几十年中，UNESCO不断完善着国际理解教育的涵义、宗旨和方法。

　　1952年，UNESCO指出希望人们能够通过教育意识到一个全球性国际社会和组织的存在，促使人们承认各文明和民族的同等地位，加深对于不同民族间相互依赖的理解和认识，并且让人们为提升国际理解和合作尽到自己的责任。1964年，UNESCO表示，实现国际理解教育目标的方法包括推广最新的教育方法并且传播与联合国、普世人权以及其它国家情况相关的知识和信息。UNESCO认为没有国家或民族可以与世隔绝地存在，强调了国家间通过国际舞台寻求和解的必要性。同时，UNESCO也表示，世界各国不能够否认冲突的存在，否认这些事实是不负责任且危险的。在实践层面，UNESCO开始与别的联合国机构一起试着在不同阶段调整教育的目标和行为，同时在不断变换的世界环境中推动国际理解。

　　冷战期间敌对的意识形态给UNESCO的工作造成了挑战，但UNESCO仍试着通过教育消除仇恨，推动国际理解。1974年，UNESCO第十八届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的教育以及关于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教育的建议书》。该文件特别强调了国际理解对于国际社会的重要性，着重突出了包含“国际理解”、“合作”和“和平”在内的“国际教育”，这样的国际教育以发展人民与人民之间、拥有不同社会和政治系统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友善关系为原则，以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为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理解教育在近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与和平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全球公民教育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些理念一同在UNESCO的工作中被推广，相辅相成。

　　和平教育兴起于20世纪后期，这一理念认为，个人以及国家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应为了共同生存而团结在一起。和平作为为了实现社会发展和正义的动态社会-政治过程，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之一，而国际理解则是为和平打下基础的重要途径之一。冷战的结束和新世纪的到来见证了国际社会所经历的新改变，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宗教仇视、以及其它各类仇恨和暴力活动愈演愈烈。在这一背景下，UNESCO于1995年发布《和平、人权与民主教育行动宣言与综合框架》，倡导建立一个由多行为体组成的教育系统，以实现和平、人权、民主及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目标。同时，这一文件还指出，国家和全球层面的知识、理解以及对其他文化的尊重是促使全球相互依存、推动地方行动的重要力量。2001年，UNESCO大会通过了第39条决议，再次指出了国际理解的重要性，“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命的核心，宽容、普世性、相互理解、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以及促进和平文化等价值观，鼓舞了国际组织、国家、民间社会和公民个人采取更多行动”。

　　在最近的二十年里，国际理解教育与联合国推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2005-2014）的基本价值观是“尊重文化多样性，承诺在地方和全球构建一个宽容、非暴力以及和平的文化”。《宣布2016年为国际全球理解年（IYGU）》进一步解释了全球理解教育的内容，指出为了面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 等方面的全球性问题，遵循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倡导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便十分重要。因此，人们需要丰富他们关于不同社会化背景的知识，并且通过尊重文化多样性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弥补国家间、地区间以及地方间在行为和决策上的差距。

　　近年来，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还在UNESCO对全球公民教育的推动中得到了体现。为了实现2030年议程，全球公民教育在培养能够实现和平可持续发展的优秀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框架之下，所有国家和人民都正处于一个实现长期命运共同体的中间阶段。因此，培育有担当的全球公民成为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途径。可持续发展目标主张，全球公民教育旨在帮助人们获得能够解决全球挑战的认知和技能，以及构建一个更加和平、宽容、包容及安全的世界。全球公民教育包含认知、社会心理及行为等维度的教育。认知维度包括人们对全球议题及不同国家、人口之间相互联通和依存有关的知识、理解和批判性思考。社会心理维度则涉及人类的归属感、共享的价值与责任、心灵相通、团结以及对差异和多元的尊重。行为维度则倡导建立一个各层面上更加和平和可持续的世界。由全球公民教育的具体内涵可知，国际理解教育在世界公民教育发展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演变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国际理解教育理念渐入人心，不断地启发着社会各界思考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培养人的问题。这些思考在不同时代的教育政策中都有所体现。

　　我国国际理解教育政策的产生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并于90年代萌芽。1983年9月，邓小平在景山学校题词时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随后，于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将邓小平的“三个面向”作为未来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方向。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二部分第十四章指出，“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发展和管理教育的成功经验”。该政策的颁布拉开了我国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繁荣发展的序幕，为中国与世界的双向理解与交流做了铺垫。1995年，中共中央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进一步拓宽了国际理解教育导入我国的外部条件。

　　2010年，“国际理解教育”这一名词正式出现在国家政策文本中。《国家中长期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第十六章提出，面对国际化，我国应做到“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由此可知，我国政府推行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目的在于培养国际化人才。

　　与此同时，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开始积极推出多元化的国际理解教育政策。例如，2009年浦东新区出版了《世纪名片·国际理解教育系列读本》；2010年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之际，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在普陀区、浦东新区等地选定国际理解教育实验学校，对中小学各阶段国际理解教育课程量、教育内容做出了具体规定，闵行区于2012年开展了“多元·共生·融合”区域推进基础教育国际化的路径与策略研究；2012年5月，山东省淄博市教育委员会下发《关于实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指导意见》；同年10月，江苏省常州市教育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意见》；2014年9月，广东省东莞市教育委员会宣布全面实施中学阶段的国际理解教育；内陆地区的四川省成都市也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指导意见》，宣布自2016年开始在中小学普及国际理解教育。

　　2016年，受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委托，由北京师范大学牵头的课题组发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 标志着我国国际理解教育政策走向内涵式发展阶段。该框架由六大素养十八个基本要点组成，“国际理解”被归为六大素养之一“责任担当”中的一个要点。针对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该框架规定：“具有全球意识和开放的心态，了解人类文明进程和世界发展动态；能尊重世界多元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关注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价值等。”较之于《纲要》，该框架提出的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弱化了国际竞争力，更强调人类的和谐共生。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核心素养总体框架中，“国家认同”作为另一个要点，与“国际理解”相伴相生，印证了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通过梳理，本研究认为，“国际理解教育”本身是一个复杂且不断发展的概念。为了明确研究的边界，本研究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角度出发，综合以往研究成果，将“国际理解教育”初步定义为为了培养具有全球意识，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关注全球议题，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并理解、尊重和发扬本国、本民族文化的人而开展的教育活动。基于尊重实践的原则，该定义并没有对国际理解教育活动的形式进行预判。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秉持开放的态度，将定义教育活动形式的权利交由实践者手中，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研究的全面性、及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