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 从“发展”和“治理”的角度看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2019年10月23日
“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最近10年总是光顾“发展经济学”，有时甚至把“经济学奖”给了政治科学家。如果不能在“全球挑战”和“全球治理”上评论，我们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围观”就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许多人以为“贝尔经济学奖”(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也是“诺贝尔奖”，应该说，这样说也没有错，只是不精确。“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瑞典银行奖，奖励经济科学各门(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设立于1968年，1969年首次颁发。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Ragnar Anton Kittil Frisch）和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an Tinbergen）是该奖首届得主。瑞典曾是北欧强国，如今是世界上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有着各种各样面向世界的奖项（大多不是瑞典政府主导的），最有名的当然是“诺贝尔奖”，是瑞典在世界上代表性的“软实力”。
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Abhijit Banerjee, Esther Duflo和Michael Kremer三位经济学家，理由是他们“采用实验主义方法研究如何缓解全球贫困”。
“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给了“发展经济学”家（Development Economists），是可喜可贺也是可忧可思的事。
我是经济学出身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上过最好的“发展经济学”课程。给我们讲“发展经济学”的是享年百多岁的杰出经济学家杨敬年老师。以后，我尽管不属于“经济学界”，但是，一直与经济学分不开，一直在观察“发展经济学”在世界的演变。
在评论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我建议人们不要忽略了该奖评奖委员会给出的理由里面的“全球贫困”（global poverty）一词。尤其是不要忘了其中的“全球”。
当前的世界，确实面对着“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发展”在全球范围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全球贫困”本来就位列头号一批的“全球挑战”。在过去30多年，由于各种原因，来自“不平等”、“气候变化”、“不可持续性”等导致的世界贫困问题早已颠覆了传统的“贫困”问题。
世界范围内，“贫困”是“全球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用了“全球贫困”一词。对“贫困”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一个“发展”问题，更是一个“治理”问题。这里的“治理”也不仅是在国内范围（国内层次）上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层次上，即“全球贫困治理”。全球贫困治理是过去30年，即冷战结束后以来，包括“发展经济学”在内的整个“发展科学”（发展研究各门学科）的一个主要趋势。
我曾号召过自己所在的国际研究（全球研究）学科领域的“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学”（IPE或GPE）专业的学生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为题做学位论文。
“发展”与“治理”息息相关。这里讲的“治理”（governance）是与“统治”（government）很不同、相区别的概念。
“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最近10年总是光顾“发展经济学”，光顾与“发展经济学”密切的“治理”学科，有时甚至把“经济学奖”给了政治科学家（这可能使一些经济学家对该奖不满）。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William D. Nordhaus, 因为他研究“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当代世界最大（在全球范围）的“大变局”，即“天变”。“气候变化”是“发展”带来的问题，反过来又制约了“发展”，恶性循环，成为当今的头号“全球治理”问题。“气候变化”在非洲、南亚、拉美等已经带来了更严重的非传统贫困。没有气候变化治理，也不会有21世纪的发展。对“气候变化”的治理，目前主要依靠一个全球治理框架（UNFCCCC）和一个个联合国成员。未来的“发展”是在气候变化和气候年治理的条件下的。
2015年，苏格兰出生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Angus Deato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因为他研究“发展”问题，尤其是研究“消费、贫困和福利”之间的关系。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大激励了广大的其他社会科学学者，尤其是全球治理研究学者，研究如何治理“公域悲剧”（governin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政治科学家Elinor Ostrom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目前，全球范围内，“公域”（例如气候、海洋、极地等）面对的问题更加严重，在很多场合和层次，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却不是Ostrom主张的制度主义。强势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更不愿意采纳制度主义（“规则为基础”）。特朗普的美国退出了气候变化治理的《巴黎协定》，不少国家在抢占公海、深海、远海等国际法规定的“人类共同财产”，“全球公域”的私有化不断抬头。到头来，全球的“公域悲剧”更加恶化；到头来，世界发展中的“可持续性”更不乐观。
今日世界，呼唤“可持续发展”者很多，尽管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机构说的“可持续发展”不同。“发展”就是“可持续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的不能叫做“发展”。号称“发展”的东西太多，但这些东西未必是真正的“发展”。“增长”未必带来“发展”，缺少“可持续性”的快速“增长”可能带来的快速破坏，并产生“发展的悖论”和“发展的停滞”。“可持续性”是“发展”的根本或者中心标准。我们看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是以“可持续性”为核心标准的。
结语：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发展中”的中国自然引起了不少评论。我看到的论者主要来自“经济学界”和“经济政策界”。不出所料，有人对之的评论再次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狭隘民族主义，即为什么“发展成就这么大”的中国居然一直没有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光顾？为什么经济学科如此普及和发达的中国，为什么也有世界级的经济学家的中国，居然没有“中国经济学家”得到这一奖项？有人甚至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偏见，不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研究的成就。我认为大可不必如此反应。这个奖毕竟是目前最具有“全球”意义的、享有世界声誉的。我们还是好好地反思为什么我们缺少“诺贝尔经济学奖”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以及与发展相关的“全球（问题）研究”？进入本世纪，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一直在呼唤、号召“科学发展”和“有质量的发展”（高质量发展）；与美国特朗普政府不同，中国仍然留在《巴黎协定》，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贡献不小，但是，伴随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已经具有在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在回答全球“可持续性”挑战上的非凡答案？
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9年10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