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发展的“软”件与“硬”件 | CCG研究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
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认真思考，自身未来的人才竞争优势在哪里。未来吸引全球人才的国家或许不是西班牙、意大利，也不是美国和加拿大，中国经济发展中体现出的活力将吸引全球的人才。那么，中国将如何吸引更多的国际人才到来呢？ ——加拿大公民及移民局国际大都市组织执行总干事霍华德•邓肯
（Howard Duncan）
前微软副总裁李开复喜欢引用一次经历来描述比尔·盖茨对中国的深刻了解。他来北京担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后，首次去向比尔·盖茨汇报工作，谈话接近结束时，盖茨突然问：“你在北京是怎么解决户口问题的？”“当时我被吓了一跳，几乎回答不出来，说你怎么知道什么是户口？！”后来，他又向比尔·盖茨介绍在中国招聘了20名很优秀的大学生时，盖茨又表示关心：“那他们的户口都解决了吗？”
这当中透露了一个信息：即使微软这样庞大的跨国公司，即使盖茨和李开复这样优秀的高管，都会因政府政策而受到影响。政府决策对于企业吸引人才至关重要。
当然，人才流入与发展的物质与硬件不可或缺。
多年前，我翻译过奥巴马总统亲笔授权的自传《奥巴马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其中一个故事令我印象深刻。
奥巴马的父亲是位留美的非洲肯尼亚留学生，后来回到了肯尼亚。奥巴马的弟弟马克，获得布朗大学学士、斯坦福大学物理学硕士和埃默里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2008年奥巴马旋风全球刮起，马克因为被英国《泰晤士报》曝光而引起关注。他选择到了深圳，在学校里教书，并去福利院连续做了多年义工。然而，这位富有社会责任心和爱心的马克却不愿意回归祖国肯尼亚，原因是：“在这样一个手机还未普及的国度，物理学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这是一个因为硬件缺乏而导致人才流失的典型事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流失，并不是“政府不尊重人才”或者“人才不爱祖国”，而是因为条件落后让人才“生不逢时”。当国家无力提供发挥才能的平台时，人才只能滞留海外。否则，回流于国家无益，于个人则有害。这时政府只能让人才继续留在海外，同时推动人才环流展开合作与兼职；并建立完善的高端人才数据库，与留学生、侨裔专业社团保持长期联系；另外保持方便海外人才恢复、保留国籍的政策，例如默认双重国籍，降低他们获得绿卡、长期签证的门槛，简化程序与手续，以保证将来在需要时，能在海外的“人才银行”取出自己的存款并获得利息。
当然，在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中心的今天，中国在硬件基础、物质基础上都已经非常发达，产业升级也成为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全球流失人才数量最多的中国已经到了从海外取出人才积蓄的阶段，而且我们也有实力吸引更多、更优秀的外国专家。
亚历山大·斯特鲁尼科夫（Alexandr Strunnikov）在美国工作了20年后，于2011年进入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所工作。“我一下就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广州），它的发展程度与美丽征服了我。除了城市之外，我喜欢研究所的大楼、实验室和我所遇到的人。”他入选了中国“千人科技骨干人才计划”，获得100万美元科研经费。“太多了！这项资助成了我留在中国的决定性因素，因为这样我能安心工作，不必再为财务问题分心”，而且他感觉“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完全独立，谁也不会对我说我应该做什么”，这让他在中国工作得很愉快。
人才制度与环境建设为根本，人才吸引更需要“软件”。
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科研投入最高的国家，但到美国的移民依然约有20%在到达10 年内又离开，就整个一生而言，则有1/3 的移民会最终离开美国。我国在2000年以后也出现了经济继续增长、留学生回归比例反而下降的现象。因此，人才战争不能被简单解释为“金钱游戏”，认为留学人才“穷则离开，富则归来”，而忽略国家政策与社会环境的重要性。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南部阳一郎因为创造“自发对称破缺”理论而获得2008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奖。由于南部阳一郎1970年已经加入美国籍，日本国内非常遗憾。许多人就问他为什么不回到日本，南部阳一郎就表示：主要是芝加哥大学能够提供可以同研究专业基本粒子物理学领域以外的人自由交换意见的研究环境。南部阳一郎的好友新加坡学者潘国驹教授则暗示：“南部阳一郎教授的真实顾虑是一旦回去就可能陷入行政和人事等诸多杂务中，无法专心从事科研。”
有儒家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普遍有这样的文化弊病：认为集体利益可以高于个人正当利益，重视等级秩序，企业盛行家族文化，官场有道不明的“人际关系政治”，即使在最需要注重自由的学术机构也往往像“官场”。一位中国的海归教授就曾抱怨道：“美国的朋友发email或打电话问：‘你回国以后在干什么？’我的回答经常是：‘在填表’。近五年左右的时间中，我一直把相当部分精力花费在填表上……我有时戏称自己为填表教授。”
可见，影响海外人才回归与发展的因素有很多，经济因素 只是其中的一个因子，其他如政治因素 、政策因素 、人文因素 、服务因素 、生活因素 、学术因素 等等都占有不小的权重。滞留在海外的人才，很可能因为本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初步改善、政府的承诺和决心、初显端倪的市场空白、做出成就的机遇，而做出回归的决定。所以，我国只有做到“软硬兼施”，方能在吸引海外人才回归之路上行稳致远。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人才战争 2.0》， 王辉耀、苗绿著，东方出版社。
